2020年以来，莫迪政府对华示强举措的范围、频率、力度均大幅上升，使中印双边关系陷入紧张。虽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疫情扰乱全球经济等外部因素可能催化印度对华强硬，但莫迪政府一系列举动的根源在于其迫切的内政需要。

　　一、印度人民党传统政治议程趋于饱和，亟需发掘新议程

　　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烈的宗派议程和聚焦发展的经济议程是印度人民党的两大招牌，两者互为补充、交替施力，为莫迪2014年以横扫之势胜选登台及2019年继续以压倒性优势连任立下头功。自连任以来，在印度经济增长率不断走低的背景下，莫迪为巩固选民基本盘，以空前力度推进宗派议程，在极短时间内连续取得宗派主义政策突破。然而，印度经济当前未见起色，还因新冠疫情出现断崖式下跌，同时宗派政策取得众多突破后趋于饱和。两大“引擎”同时失速，迫使莫迪为获取增量政治支持寻找内政新议程。

　　(一)莫迪经济议程乏善可陈，无法提供足额绩效支持长期以来，莫迪凭借在古吉拉特邦的出色政绩，以“发展代言人”的身份主打“经济发展牌”。莫迪赢得2014年大选后，随即推出诸如“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新印度2022”等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除了“废钞令”和“GST税改”两项准备仓促、执行草率、影响复杂的改革以外，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并未有效改革积弊多年的征地、用工法规。受结构性、周期性因素双重影响，莫迪治下的印度经济不仅未能实现跨越式增长，2019年下半年增速反而骤跌至4%左右，其制造业的GDP占比甚至下滑到近50年来的最低点。虽然莫迪2019年连任后仍推出“5年内将印度打造为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的目标，但鉴于增长动能缺失、结构性问题难以根除，莫迪的经济议程难有起色。此外，鉴于印度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就已滑入经济衰退，而疫后又需要更多财政资源纾困疫情和经济的双重危机，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余下时间内，将很难筹集足够财政资源推出强有力的经济发展计划。正是因为经济议程难以提供足够政治绩效支撑，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内极度重视宗派议程。

　　(二)莫迪集中突破重大争议问题，宗派议程走向饱和莫迪领衔的印度人民党及其背后的国民志愿团(RSS)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代言人，目标是将多元、世俗、宽容的印度重塑为“印度教徒的印度”，而统一民法问题(Uniform Civil Code)、宪法370条款问题和阿约提亚罗摩庙 (Ram Mandir in Ayodhya) 问题则是宗派议程的三大焦点。为追求经济绩效并获取更多中间派选民，莫迪政府在第一任期淡化了宗派问题。然而，由于经济议程难见起色，且莫迪政府第二任期又扩大了议会席位，2019年以来其推动宗派议程力度空前加大：先是推动“穆斯林三声离婚法”入刑，促进统一民法问题;再通过废除宪法370条款，剥夺了穆斯林占主体的印控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又推动于清真寺遗址上重建印度教阿约提亚神庙;还推出严重歧视穆斯林的公民法修正案。尽管莫迪政府在极短时间内连续突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长期渴望解决的焦点问题，但这也意味着宗派议程短期内已接近饱和，很难为印度人民党再提供足额绩效支持，可能还将消耗更多资源以维护社会稳定。鉴此，印度人民党面对疫情、经济双重危机，不得不寻求推进新议程。

　　二、面对疫情、经济、边境三重压力，“中国牌”成首选项

　　在传统的宗派议程和经济议程都再难提供足额政治支持的背景下，打对华示强的“中国牌”已成莫迪政府最优选项——当前印度遭遇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被“甩锅”中国。这一方面帮助莫迪政府在反对党面前推卸责任，缓解迫在眉睫的执政危机;另一方面通过塑造强大外敌形象，帮助莫迪政府继续动员民意支持。事实证明，在当下印度政坛，反华既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更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且这并不以中国的所作所为为转移。

　　(一)疫情蔓延，莫迪政府视中国为疫情来源国截至2020年9月中旬，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500万，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确诊病例第二大国，且日新增量近10万例，疫情防控前景不容乐观。尽管莫迪政府于2020年3月下旬匆忙推出全球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严苛的疫情封锁措施，但鉴于印度医疗卫生条件简陋、城乡人口密集、发展现状落后，疫情仍对印生产、生活造成尤为严重的冲击。面对新冠疫情危机，虽然印度政府并未像特朗普一样直接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但却纵容和默许对华“抹黑”和“甩锅”，并以“疫情来源国”为口径描述中国。印度大量媒体、智库、亲政府意见领袖、乃至地方政府领导人，仍广泛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甚至不少报道将疫情描绘为“中国生化武器攻击”。目前，将疫情危机归咎于中国已成印度社会主流看法。印度一项民调数据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应为全球疫情负责。可以说，印度疫情越严重，反对党越质疑，莫迪政府就越倾向于“甩锅”给中国。

　　(二)经济低迷，莫迪政府视中国为经济祸根近年来，印度经济严重依赖信贷债务驱动，再加上结构性改革滞后，印度经济在莫迪第一任期后半段已现疲态。新冠疫情暴发前，印度经济增速出现连续六季度下滑，从2018年一季度的8.92%击穿到2019年三季度的4.55%。印度社会各界都在寻求解释，急于找到“罪魁祸首”。恰好近几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工程承包企业、经贸企业蜂拥进军印度市场，在不少领域都取得出色成绩。在印度经济困境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在印企业表现越好，导致的反华氛围就越浓厚。因此，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莫迪顺势接连推出限制中国直接投资、限制中资企业招投标、封禁中国背景APP、阻挠中国产品通关等一系列力度空前的反华经济政策，对中国在印利益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对莫迪政府而言，这些政策一方面是为凋敝的印度经济“找一个说法”，并以牺牲中资利益迎合印国内各方的经济民族主义，从而博得国内支持;另一方面主动与中国“划清界限”，意在呼应美西方国家提出的对华“脱钩”“断链”，以博得国际支持。

　　(三)边境吃紧，莫迪政府视中国为安全威胁2020年中印边境地区局势骤跌至1962年以来最紧张的局面。先是6月15日印军非法越境，遇中国有力反击，造成两国几十年来第一起流血事件;而后8、9月之交双方又在班公湖南岸地区对峙，印军开枪打破双方不动用火器的惯例。边境对峙和摩擦客观上有助于莫迪政府在危机状态下获取国内民意支持并设置议程。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实力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印度政坛耻于与巴基斯坦等量齐观，希望与更强大的中国平起平坐，因而更加自觉地将中国视为头号安全威胁，这使反华成为一种政治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反华态度明确，但莫迪政府在印军受挫后，不顾反对党强硬呼声，反而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和审慎。这说明执政的莫迪政府“吃硬不吃软”，不愿在边境问题上过度刺激中国导致局势失控。

　　三、结论与建议

　　(一)印度国内政治议程决定对华示强正在成为其政治正确和政治需要，宜及时调整对印行为模式的判断即使印度疫情好转、经济复苏，印政坛疑华、排华、反华的情绪依然可能在一定范围内留存。目前看，印度人民党凭借意识形态和组织能力优势，即使在疫情、经济、边境三重压力之下，仍在印联邦和地方两级难逢敌手，今后将长期占据印政坛主导地位。印度人民党不断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进程，对国力明显弱势的巴基斯坦示强已难满足其国内动员需要。这一思路下，对华示强当前已成为印度人民党对外强硬的标志。鉴此，中国应深入剖析印度人民党的大国雄心，充分考虑印度崛起在其国内导致的认知和心态变化，准确判断其对华示强背后的国内政治逻辑，为中印关系可能发生的质变做好思想和工作准备。

　　(二)印度对华示强是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的“自变量”，宜从印度内政角度深入分析研判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中印两国互动情况视为“自变量”，而把印度对华政策视为受前者影响的“因变量”。然而，莫迪政府近期系列动作表明，当前对华示强动作的主要动力源于其内政需要，具有独立逻辑过程，并不与中印互动情况直接挂钩。因此，宜将印度对华动作视为不以中国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变量”，更多地从印度内政情势而非中印互动的角度研判其行为逻辑。下一步，建议对印度国内政治加强研究，更好实现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有效应对。

　　(三)准确把握莫迪政府和印度人民党政策短视及不连贯的特点，顺势而为、以静制动、获取主动

　　凭借意识形态和组织能力优势，印度人民党体现出远超其他印度政党的竞选能力，莫迪政府也体现出远超历届政府的行动能力。但是竞选能力和行动能力并不等于执政能力，莫迪政府“废钞令”、GST税改、废除宪法370条款、公民法修正案等举动都体现出“开头轰轰烈烈、过程马马虎虎、结尾草草收场”的特征，留下众多棘手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隐患。印度人民党在对华问题上也不例外，为追求短期政治目的破坏中印两国来之不易的双边信任和经贸联系，必将严重迟滞印度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因此，在中印经贸联系已遭受重大打击且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国宜充分利用印度人民党政策短视及不连贯的特点，以静制动，防止显得过于热切而招致印方轻视、误判。

　　2020年以来，莫迪政府对华示强举措的范围、频率、力度均大幅上升，使中印双边关系陷入紧张。虽然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疫情扰乱全球经济等外部因素可能催化印度对华强硬，但莫迪政府一系列举动的根源在于其迫切的内政需要。

　　一、印度人民党传统政治议程趋于饱和，亟需发掘新议程

　　印度教民族主义色彩浓烈的宗派议程和聚焦发展的经济议程是印度人民党的两大招牌，两者互为补充、交替施力，为莫迪2014年以横扫之势胜选登台及2019年继续以压倒性优势连任立下头功。自连任以来，在印度经济增长率不断走低的背景下，莫迪为巩固选民基本盘，以空前力度推进宗派议程，在极短时间内连续取得宗派主义政策突破。然而，印度经济当前未见起色，还因新冠疫情出现断崖式下跌，同时宗派政策取得众多突破后趋于饱和。两大“引擎”同时失速，迫使莫迪为获取增量政治支持寻找内政新议程。

　　(一)莫迪经济议程乏善可陈，无法提供足额绩效支持长期以来，莫迪凭借在古吉拉特邦的出色政绩，以“发展代言人”的身份主打“经济发展牌”。莫迪赢得2014年大选后，随即推出诸如“印度制造”“数字印度”“新印度2022”等雄心勃勃的计划，但是除了“废钞令”和“GST税改”两项准备仓促、执行草率、影响复杂的改革以外，莫迪政府第一任期并未有效改革积弊多年的征地、用工法规。受结构性、周期性因素双重影响，莫迪治下的印度经济不仅未能实现跨越式增长，2019年下半年增速反而骤跌至4%左右，其制造业的GDP占比甚至下滑到近50年来的最低点。虽然莫迪2019年连任后仍推出“5年内将印度打造为5万亿美元的经济体”的目标，但鉴于增长动能缺失、结构性问题难以根除，莫迪的经济议程难有起色。此外，鉴于印度在新冠疫情暴发前就已滑入经济衰退，而疫后又需要更多财政资源纾困疫情和经济的双重危机，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余下时间内，将很难筹集足够财政资源推出强有力的经济发展计划。正是因为经济议程难以提供足够政治绩效支撑，莫迪政府在第二任期内极度重视宗派议程。

　　(二)莫迪集中突破重大争议问题，宗派议程走向饱和莫迪领衔的印度人民党及其背后的国民志愿团(RSS)是印度教民族主义代言人，目标是将多元、世俗、宽容的印度重塑为“印度教徒的印度”，而统一民法问题(Uniform Civil Code)、宪法370条款问题和阿约提亚罗摩庙 (Ram Mandir in Ayodhya) 问题则是宗派议程的三大焦点。为追求经济绩效并获取更多中间派选民，莫迪政府在第一任期淡化了宗派问题。然而，由于经济议程难见起色，且莫迪政府第二任期又扩大了议会席位，2019年以来其推动宗派议程力度空前加大：先是推动“穆斯林三声离婚法”入刑，促进统一民法问题;再通过废除宪法370条款，剥夺了穆斯林占主体的印控克什米尔的自治地位;又推动于清真寺遗址上重建印度教阿约提亚神庙;还推出严重歧视穆斯林的公民法修正案。尽管莫迪政府在极短时间内连续突破印度教民族主义者长期渴望解决的焦点问题，但这也意味着宗派议程短期内已接近饱和，很难为印度人民党再提供足额绩效支持，可能还将消耗更多资源以维护社会稳定。鉴此，印度人民党面对疫情、经济双重危机，不得不寻求推进新议程。

　　二、面对疫情、经济、边境三重压力，“中国牌”成首选项

　　在传统的宗派议程和经济议程都再难提供足额政治支持的背景下，打对华示强的“中国牌”已成莫迪政府最优选项——当前印度遭遇的几乎所有问题都被“甩锅”中国。这一方面帮助莫迪政府在反对党面前推卸责任，缓解迫在眉睫的执政危机;另一方面通过塑造强大外敌形象，帮助莫迪政府继续动员民意支持。事实证明，在当下印度政坛，反华既是一种不容置疑的政治正确，更是一种迫在眉睫的政治需要，且这并不以中国的所作所为为转移。

　　(一)疫情蔓延，莫迪政府视中国为疫情来源国截至2020年9月中旬，印度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已超过500万，是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确诊病例第二大国，且日新增量近10万例，疫情防控前景不容乐观。尽管莫迪政府于2020年3月下旬匆忙推出全球范围最大、持续时间最长、也是最严苛的疫情封锁措施，但鉴于印度医疗卫生条件简陋、城乡人口密集、发展现状落后，疫情仍对印生产、生活造成尤为严重的冲击。面对新冠疫情危机，虽然印度政府并未像特朗普一样直接将新冠病毒称为“中国病毒”“武汉病毒”，但却纵容和默许对华“抹黑”和“甩锅”，并以“疫情来源国”为口径描述中国。印度大量媒体、智库、亲政府意见领袖、乃至地方政府领导人，仍广泛使用“中国病毒”“武汉病毒”，甚至不少报道将疫情描绘为“中国生化武器攻击”。目前，将疫情危机归咎于中国已成印度社会主流看法。印度一项民调数据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中国应为全球疫情负责。可以说，印度疫情越严重，反对党越质疑，莫迪政府就越倾向于“甩锅”给中国。

　　(二)经济低迷，莫迪政府视中国为经济祸根近年来，印度经济严重依赖信贷债务驱动，再加上结构性改革滞后，印度经济在莫迪第一任期后半段已现疲态。新冠疫情暴发前，印度经济增速出现连续六季度下滑，从2018年一季度的8.92%击穿到2019年三季度的4.55%。印度社会各界都在寻求解释，急于找到“罪魁祸首”。恰好近几年中国制造业企业、互联网企业、工程承包企业、经贸企业蜂拥进军印度市场，在不少领域都取得出色成绩。在印度经济困境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中国在印企业表现越好，导致的反华氛围就越浓厚。因此，新冠疫情发生以来，莫迪顺势接连推出限制中国直接投资、限制中资企业招投标、封禁中国背景APP、阻挠中国产品通关等一系列力度空前的反华经济政策，对中国在印利益造成了重大负面影响。对莫迪政府而言，这些政策一方面是为凋敝的印度经济“找一个说法”，并以牺牲中资利益迎合印国内各方的经济民族主义，从而博得国内支持;另一方面主动与中国“划清界限”，意在呼应美西方国家提出的对华“脱钩”“断链”，以博得国际支持。

　　(三)边境吃紧，莫迪政府视中国为安全威胁2020年中印边境地区局势骤跌至1962年以来最紧张的局面。先是6月15日印军非法越境，遇中国有力反击，造成两国几十年来第一起流血事件;而后8、9月之交双方又在班公湖南岸地区对峙，印军开枪打破双方不动用火器的惯例。边境对峙和摩擦客观上有助于莫迪政府在危机状态下获取国内民意支持并设置议程。在印度与巴基斯坦实力差距日益扩大的背景下，印度政坛耻于与巴基斯坦等量齐观，希望与更强大的中国平起平坐，因而更加自觉地将中国视为头号安全威胁，这使反华成为一种政治需要。值得注意的是，虽然反华态度明确，但莫迪政府在印军受挫后，不顾反对党强硬呼声，反而表现出一定的克制和审慎。这说明执政的莫迪政府“吃硬不吃软”，不愿在边境问题上过度刺激中国导致局势失控。

　　三、结论与建议

　　(一)印度国内政治议程决定对华示强正在成为其政治正确和政治需要，宜及时调整对印行为模式的判断即使印度疫情好转、经济复苏，印政坛疑华、排华、反华的情绪依然可能在一定范围内留存。目前看，印度人民党凭借意识形态和组织能力优势，即使在疫情、经济、边境三重压力之下，仍在印联邦和地方两级难逢敌手，今后将长期占据印政坛主导地位。印度人民党不断推进印度教民族主义进程，对国力明显弱势的巴基斯坦示强已难满足其国内动员需要。这一思路下，对华示强当前已成为印度人民党对外强硬的标志。鉴此，中国应深入剖析印度人民党的大国雄心，充分考虑印度崛起在其国内导致的认知和心态变化，准确判断其对华示强背后的国内政治逻辑，为中印关系可能发生的质变做好思想和工作准备。

　　(二)印度对华示强是不以中国意志为转移的“自变量”，宜从印度内政角度深入分析研判长期以来，我们习惯将中印两国互动情况视为“自变量”，而把印度对华政策视为受前者影响的“因变量”。然而，莫迪政府近期系列动作表明，当前对华示强动作的主要动力源于其内政需要，具有独立逻辑过程，并不与中印互动情况直接挂钩。因此，宜将印度对华动作视为不以中国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自变量”，更多地从印度内政情势而非中印互动的角度研判其行为逻辑。下一步，建议对印度国内政治加强研究，更好实现有的放矢、精准施策、有效应对。

　　(三)准确把握莫迪政府和印度人民党政策短视及不连贯的特点，顺势而为、以静制动、获取主动

　　凭借意识形态和组织能力优势，印度人民党体现出远超其他印度政党的竞选能力，莫迪政府也体现出远超历届政府的行动能力。但是竞选能力和行动能力并不等于执政能力，莫迪政府“废钞令”、GST税改、废除宪法370条款、公民法修正案等举动都体现出“开头轰轰烈烈、过程马马虎虎、结尾草草收场”的特征，留下众多棘手的经济风险和社会隐患。印度人民党在对华问题上也不例外，为追求短期政治目的破坏中印两国来之不易的双边信任和经贸联系，必将严重迟滞印度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因此，在中印经贸联系已遭受重大打击且退无可退的情况下，中国宜充分利用印度人民党政策短视及不连贯的特点，以静制动，防止显得过于热切而招致印方轻视、误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