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渔民在海上激进的，有时甚至非法的捕鱼行为将成为与美国最新的冲突点。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捕鱼船队。中国政府声称将派出约2600艘渔船到全球各地捕鱼，但一些海事专家称，这支远洋捕鱼船队的船只数量可能达到近1.7万艘，而美国的这个数字还不到300。

中国渔船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可以控制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资源;外面则是国际水域。虽然美国从未签署该条约，但它也宣布了一个200海里的海上专属经济区。

　　在丰厚的补贴下，有时还受到中国海警的保护，中国渔民一直在朝鲜半岛附近和南中国海捕鱼。南中国海是一片饱含争议的海域，周边六个国家声称对其拥有主权。通过对这些海域的开发，中国已经主宰了国际鱿鱼市场，渔获量的近一半出口了到亚洲其他国家、欧洲和美国。

　　中国渔船的活动范围甚至已经远及非洲和南美，据悉，到那里的渔民会移除他们的旗帜以避免被发现。2017年，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厄瓜多尔在加拉帕戈斯海洋保护区抓捕了20名中国渔民，并判处他们4年监禁，因为他们捕获了数千条鲨鱼。鲨鱼是制作中国佳肴鱼翅汤的主要原料。

　　今年8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掠夺性捕鱼行为”侵犯了“沿海国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外交部则回应称，蓬佩奥只是试图“给其他国家制造麻烦”。

　　但是蓬佩奥的指责不仅仅只关乎渔业。各国政府经常利用渔业来推进他们的外交议程，作为一名研究捕渔业和美国外交关系的历史研究者，我能够做此判断。从美国建立一直到二十世纪，美国直接或间接地利用渔业建立“帝国”的地位。现在，中国也在这样做。

　　渔业扩张：从建国到“帝国”

　　在尚未有国际法界定各国海洋权利的19世纪以前，对捕鱼的限制完全取决于相关国家的执法力度。

　　这就是为什么在1783年结束独立战争的巴黎谈判中，此后将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当时坚持要英国承认美国人在北大西洋捕鱼的权利。那片富饶的水域有着很多鳕鱼和鲭鱼，但还不止这些：亚当斯在1783年赢得的捕鱼权将这个新独立国家的势力延伸到了海洋。

　　根据我的研究，由于美国的捕鱼权是与美国的国家地位同时得到承认的，几代美国外交官都将二者结合在一起。1797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称美国的渔业是“建国以来结出的最美好的果实”。

　　即便如此，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英国仍在国际渔业问题上争议不断，此后两国达成了许多新的协议，也重新谈判了不少条约。在每一个回合，美国人都团结一致捍卫他们在北大西洋捕鱼的权利，甚至不惜以开战相威胁。

　　到19世纪60年代，海上捕鱼已经成为美国新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50年到1898年间，美国吞并了许多海外领土，其中包括阿拉斯加、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今天，这样的“帝国伟业”给了美国渔船和美国军队全球影响力。

　　1867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苏厄德在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领导下购买了阿拉斯加及其富饶的北太平洋海域，他也曾试图购买格陵兰岛和冰岛，希望进一步扩大美国在北大西洋的捕鱼权，但以失败告终。在档案研究中，我了解到与苏厄德目标一致的继任者汉密尔顿·菲什曾有过购买靠近非洲西北部的加那利群岛的念头，打算将其作为海军仓库和美国渔民的基地。

　　冷战时期的“渔业外交”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一段时间里，在美国的国际实力投射方面，渔业曾一度退居军事力量之后。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盛顿再次将海洋资源用于其外交政策议程。这次，政府使用了我称之为的“渔业外交”来帮助建立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世界秩序。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外交官使用“最大可持续性产量”(即在不损害渔业长期发展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捕捞鱼类)这一概念来扩大美国的海洋影响力。

　　正如历史学家卡梅尔·芬利追根溯源后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概念与其说是基于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工具。但美国利用这种虚伪的“可持续性产量论”，通过了限制外国人进入美国水域的法律和协议，同时给予美国渔民在世界海洋上更自由的捕捞权。

　　1945年，杜鲁门政府以“最大可持续性产量”为由，宣布设置保护区以保护某些渔场。这一举措基本上禁止日本渔民在阿拉斯加的布里斯托尔湾捕鱼。几年后，美国国务院则以“最大可持续性产量”为由反对限制美国渔民在拉美海域捕捞金枪鱼。

　　随着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发展，渔业外交帮助美国巩固了盟友关系以对抗苏联。

　　华盛顿为扩大各国的捕鱼船队提供了丰厚的补贴，尤其是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日本的经济是通过美国的造船补贴而复苏的，这些补贴使日本曾对其建立帝国至关重要的渔业得以复苏。美国还降低了冰岛等具有战略地位的渔业国家的关税，使它们的主要出口水产——鳕鱼——可以更便宜地出口到美国。

　　当然，美国也通过共同防御联盟、向友好国家出售武器和直接军事干预来对抗共产主义的苏联，但渔业政治也是其冷战策略的一部分。

　　这段历史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现在把中国庞大的捕鱼船队和海上拖网捕捞视为威胁。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将其渔民派往世界各处，已经是追随了美国走向“帝国”的脚步。

　　作者系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reboot/how-fishing-spots-are-becoming-next-battleground-china-us-competition-169381

　　中国渔民在海上激进的，有时甚至非法的捕鱼行为将成为与美国最新的冲突点。

　　中国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远洋捕鱼船队。中国政府声称将派出约2600艘渔船到全球各地捕鱼，但一些海事专家称，这支远洋捕鱼船队的船只数量可能达到近1.7万艘，而美国的这个数字还不到300。

中国渔船

　　根据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各国可以控制200海里的“专属经济区”内的海洋资源;外面则是国际水域。虽然美国从未签署该条约，但它也宣布了一个200海里的海上专属经济区。

　　在丰厚的补贴下，有时还受到中国海警的保护，中国渔民一直在朝鲜半岛附近和南中国海捕鱼。南中国海是一片饱含争议的海域，周边六个国家声称对其拥有主权。通过对这些海域的开发，中国已经主宰了国际鱿鱼市场，渔获量的近一半出口了到亚洲其他国家、欧洲和美国。

　　中国渔船的活动范围甚至已经远及非洲和南美，据悉，到那里的渔民会移除他们的旗帜以避免被发现。2017年，以环境保护的名义，厄瓜多尔在加拉帕戈斯海洋保护区抓捕了20名中国渔民，并判处他们4年监禁，因为他们捕获了数千条鲨鱼。鲨鱼是制作中国佳肴鱼翅汤的主要原料。

　　今年8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批评中国“掠夺性捕鱼行为”侵犯了“沿海国家的主权权利和管辖权”。中国外交部则回应称，蓬佩奥只是试图“给其他国家制造麻烦”。

　　但是蓬佩奥的指责不仅仅只关乎渔业。各国政府经常利用渔业来推进他们的外交议程，作为一名研究捕渔业和美国外交关系的历史研究者，我能够做此判断。从美国建立一直到二十世纪，美国直接或间接地利用渔业建立“帝国”的地位。现在，中国也在这样做。

　　渔业扩张：从建国到“帝国”

　　在尚未有国际法界定各国海洋权利的19世纪以前，对捕鱼的限制完全取决于相关国家的执法力度。

　　这就是为什么在1783年结束独立战争的巴黎谈判中，此后将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亚当斯当时坚持要英国承认美国人在北大西洋捕鱼的权利。那片富饶的水域有着很多鳕鱼和鲭鱼，但还不止这些：亚当斯在1783年赢得的捕鱼权将这个新独立国家的势力延伸到了海洋。

　　根据我的研究，由于美国的捕鱼权是与美国的国家地位同时得到承认的，几代美国外交官都将二者结合在一起。1797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蒂莫西·皮克林称美国的渔业是“建国以来结出的最美好的果实”。

　　即便如此，在独立后的几十年里，美国和英国仍在国际渔业问题上争议不断，此后两国达成了许多新的协议，也重新谈判了不少条约。在每一个回合，美国人都团结一致捍卫他们在北大西洋捕鱼的权利，甚至不惜以开战相威胁。

　　到19世纪60年代，海上捕鱼已经成为美国新的扩张主义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1850年到1898年间，美国吞并了许多海外领土，其中包括阿拉斯加、波多黎各、夏威夷、关岛和菲律宾。今天，这样的“帝国伟业”给了美国渔船和美国军队全球影响力。

　　1867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苏厄德在总统安德鲁·约翰逊的领导下购买了阿拉斯加及其富饶的北太平洋海域，他也曾试图购买格陵兰岛和冰岛，希望进一步扩大美国在北大西洋的捕鱼权，但以失败告终。在档案研究中，我了解到与苏厄德目标一致的继任者汉密尔顿·菲什曾有过购买靠近非洲西北部的加那利群岛的念头，打算将其作为海军仓库和美国渔民的基地。

　　冷战时期的“渔业外交”

　　在19世纪和20世纪之交的一段时间里，在美国的国际实力投射方面，渔业曾一度退居军事力量之后。

　　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华盛顿再次将海洋资源用于其外交政策议程。这次，政府使用了我称之为的“渔业外交”来帮助建立一个对美国更有利的世界秩序。

　　20世纪40年代的美国外交官使用“最大可持续性产量”(即在不损害渔业长期发展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捕捞鱼类)这一概念来扩大美国的海洋影响力。

　　正如历史学家卡梅尔·芬利追根溯源后所指出的那样，这种概念与其说是基于科学，不如说是一种政治工具。但美国利用这种虚伪的“可持续性产量论”，通过了限制外国人进入美国水域的法律和协议，同时给予美国渔民在世界海洋上更自由的捕捞权。

　　1945年，杜鲁门政府以“最大可持续性产量”为由，宣布设置保护区以保护某些渔场。这一举措基本上禁止日本渔民在阿拉斯加的布里斯托尔湾捕鱼。几年后，美国国务院则以“最大可持续性产量”为由反对限制美国渔民在拉美海域捕捞金枪鱼。

　　随着20世纪50年代冷战的发展，渔业外交帮助美国巩固了盟友关系以对抗苏联。

　　华盛顿为扩大各国的捕鱼船队提供了丰厚的补贴，尤其是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日本的经济是通过美国的造船补贴而复苏的，这些补贴使日本曾对其建立帝国至关重要的渔业得以复苏。美国还降低了冰岛等具有战略地位的渔业国家的关税，使它们的主要出口水产——鳕鱼——可以更便宜地出口到美国。

　　当然，美国也通过共同防御联盟、向友好国家出售武器和直接军事干预来对抗共产主义的苏联，但渔业政治也是其冷战策略的一部分。

　　这段历史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美国现在把中国庞大的捕鱼船队和海上拖网捕捞视为威胁。无论有意还是无意，中国将其渔民派往世界各处，已经是追随了美国走向“帝国”的脚步。

　　作者系德克萨斯州农工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本文译自《国家利益》网站，原文链接：https://nationalinterest.org/blog/reboot/how-fishing-spots-are-becoming-next-battleground-china-us-competition-1693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