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周最让国际舆论热炒的事，就是中国外交部重申台湾海峡“没有中线”了。国际舆论及专家据此认为：这意味着台湾海峡战争风险的上升。

　　笔者仍然坚持周一发表的观点：在台湾不公开宣布独立、美国与台湾不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下，中美为台湾问题开战的可能性很小。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在台海之外还有一个极可能被美国利用的、更棘手的南海问题，以及在美国总统选举投票前特朗普可能对中国挑起的其他爆炸性议题，当前中美间的麻烦事情远没结束。同时，如果再往新总统产生之后看，前景将更不乐观，而不管是否是特朗普当选。有鉴于此，中国必须结束当前对美国就事论事、见招拆招的战术性防御方法，而应开拓一个双边关系的新思路。

　　中国需要站在历史的、全球性的视野上，在顶层设计一个中美关系的新框架，以定性和规范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两国关系矛盾的根源。中国应该在奥巴马访华时提出的“G2”模式的基础上，为中美关系提出新的规范性框架和定性，即：通过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当。其中责任的担当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双方事前先划定底线。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新G2”，而不是原来奥巴马提出的定义不清、表述不当的所谓“中美共管世界事务”概念。

　　“新G2”是客观力量的现实反应

　　在历史上和现实状况下，各国外交无一不是为现实主义理念所主导，并成为全世界认同的法则。“新G2”是客观实力使然，世界不会反对，即便反对也很无力。

　　中美新“G2”关系的这种客观性，为高度尊重现实主义原则的美国传统盟友欧洲所尊重。早在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向中国提出这一概念时，欧洲国家内部就已经对此准备自己的立场了。一位驻华欧洲高级外交官当时就告诉笔者：我们承认并尊重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的现实;其次是，这种双边关系不应该损害第三方利益;欧洲应该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平衡角色。

　　中国周边国家的认知就更是如此。一位非常重要的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官当时也对笔者评论说：我们东南亚国家当然希望中美两个大哥搞G2。因为被迫在两个大哥之间选边站队，是我们最大的忌讳。而且现在的客观情势也是在朝这个方面在走，道理是这个道理。

　　而目前的基本现实是：中国在军事上无法主动威胁美国;不输出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对全球的带动作用明显，在特朗普实施“美国优先”政策的背景下就更是如此。因此，美国也需要“新G2”，尤其是在特朗普要使“美国伟大”的背景下，而与中国全面敌对，“美国伟大”的前景就难以乐观。一切的关键是，要把彼此之间的利益界定清楚。

　　另一方面，实力也是决定国家关系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最重要的因素。领导性的国家，不是想当就可以当，想不当就可以不当的。实力到了一定程度，想不当都不行。第二，当领导是有付出的，甚至有的时候，在一定具体问题上可能还会失大于得，但这是领导国家的基本国际义务，美国也不能幸免的，但从投入与产出的总比值上看，最终一定是产出大于投入。

　　实施“新G2”，中国肯定有得有失，但综合来看，在涉及中国顺利地进一步崛起、发展国内经济和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根本利益上，肯定得大于失。一旦中国实施“新G2”，起码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会比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甚至“一带一路”的实施，都会顺利的多，同时，中国对外经贸的麻烦也会比现在少得多。这也是国家关系中最重要的实力因素变化的必然结果，而美国从来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如果中美两国能够确立一个“新G2”框架，哪怕是初步的、地区性的，则双边矛盾起码能得到很大的缓和。毕竟决定国家关系的是国家利益;再则，只要在同一个框架内，中美双方的差异和矛盾不会导致毁灭性的冲突，而是会沿着“冲突—妥协—进步”的轨道发展，这就是个磨合问题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已经无法推卸地变成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家，世界格局已经因此发生革命性演变的现实下，用另起炉灶的办法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崛起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在与美国和世界发达国家自我“脱钩”。而在经济和金融已经与世界连成一体的背景下，这样做无疑会给综合国力带来重创，最终不仅无法实现复兴，更会给民族和国运带来重大挫折。中国的崛起，只能在现有的国际格局框架内实现，而绝不可能有其他的路径。

　　不实施“新G2”，政策选择空间不大

　　不G2，会有什么结果呢?客观地讲，政策空间和选择余地都不大。

　　笔者曾经认为，在当前中美对立、“脱钩”风险巨大的态势下，考虑到特朗普与世界对立的特性，中国还有几块地域仍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分别是东盟、欧盟和日本。理论上讲，只要这几块地区能够与中国保持正常关系，中国的国际环境就能够维持。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地区的国家与中国关系并不稳固。

　　在东盟国家中，那些和中国有着领土争端的国家，很可能成为美国此轮挑战中国的合作者，至少会让自己在中美严重对立的状态下保持着对华暧昧态度，并给予一定压力，以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例如9月22日菲律宾领导人公开支持2016年的南中国海仲裁案，称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张违反了国际法。这样的国家，未来应该绝不可能只有菲律宾一家。

　　在欧洲，目前主要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中国态度克制，并坚持主张发展中德经济关系。但问题是默克尔在任只有一年的时间了，明年下半年后她将辞去欧盟轮值主席国和德国总理的位子，而且声言永不返回政坛，而除了默克尔，德国主要政党、民间团体和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十分复杂，不少甚至对中国的一系列重大立场持对立态度，例如香港、台湾、西藏、新疆和穆斯林问题。持上述立场的，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绝非德国一家。与此同时，前不久中欧对话峰会上，欧洲一些力量又对中国的人权立场持有异议。目前中欧之间最主要的是经济联系，而欧盟对此的解读是——竞争性经济关系;而且根据笔者对欧洲的观察，对欧洲人只讲挣钱是不行的，欧洲人最爱讲意识形态，因此这种商业关系是不稳定的。

　　至于日本，目前因为经济利益的需要，新任首相菅义伟会维持中日关系现状，但不能忘记：日本是小国，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则使得其最终一定要傍大边的，它也只能如此;而且即便是安倍，也不喜欢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一些对外政策。

　　在上述基本态势下，如果不用“新G2”来规范中美关系，中国基本上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在周边的亚太地区和美国及盟友公开为敌，而且最终很难回避;同时，欧盟和日本也将逐步和中国拉开距离，可能也会最终部分脱钩。东南亚国家的官员近日就南海局势和中国的发展形势告诉笔者：“我担心中国最后会越来越走向保护主义”，根据大概就在这里。

　　二是以经济上的让步吸引美国，以中国的市场为牌，努力改善双边关系。这样做可以一时地、部分地缓和双边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双边关系的问题。因为中国作为美国客观上最大的竞争者地位没有任何改变，这是中国国力的现实决定的。而且，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必然就成为了被勒索者，而且勒索者会贪得无厌，这会引发国内政治问题并波及国内稳定。

　　上述两点，都不可取，惟有用“新G2”来规范中美双边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目前以及可以看得到的未来看，“新G2”是一个现实可行的做法，至少方向上应该是这样的。中国是大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是客观现实，中国客观上具有的实力和影响力，无疑具备与一心要“让美国伟大”的商人总统特朗普进行交易的本钱。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对外关系一定程度的紧张有利于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反之亦然。但对中美关系而言，这样做在操作上难度很大，不好把控，须慎之又慎。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原题《中美是不是该想一个“新G2”了?》

　　本周最让国际舆论热炒的事，就是中国外交部重申台湾海峡“没有中线”了。国际舆论及专家据此认为：这意味着台湾海峡战争风险的上升。

　　笔者仍然坚持周一发表的观点：在台湾不公开宣布独立、美国与台湾不建立外交关系的前提下，中美为台湾问题开战的可能性很小。但另一方面，考虑到在台海之外还有一个极可能被美国利用的、更棘手的南海问题，以及在美国总统选举投票前特朗普可能对中国挑起的其他爆炸性议题，当前中美间的麻烦事情远没结束。同时，如果再往新总统产生之后看，前景将更不乐观，而不管是否是特朗普当选。有鉴于此，中国必须结束当前对美国就事论事、见招拆招的战术性防御方法，而应开拓一个双边关系的新思路。

　　中国需要站在历史的、全球性的视野上，在顶层设计一个中美关系的新框架，以定性和规范两国关系，从根本上解决或缓解两国关系矛盾的根源。中国应该在奥巴马访华时提出的“G2”模式的基础上，为中美关系提出新的规范性框架和定性，即：通过权力的转移和分享，实现利益共享、责任共当。其中责任的担当可以是议题，也可以是地区性分片包干;双方事前先划定底线。这种状况可以称之为“新G2”，而不是原来奥巴马提出的定义不清、表述不当的所谓“中美共管世界事务”概念。

　　“新G2”是客观力量的现实反应

　　在历史上和现实状况下，各国外交无一不是为现实主义理念所主导，并成为全世界认同的法则。“新G2”是客观实力使然，世界不会反对，即便反对也很无力。

　　中美新“G2”关系的这种客观性，为高度尊重现实主义原则的美国传统盟友欧洲所尊重。早在2009年奥巴马首次访华向中国提出这一概念时，欧洲国家内部就已经对此准备自己的立场了。一位驻华欧洲高级外交官当时就告诉笔者：我们承认并尊重中美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中美两国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国家关系的现实;其次是，这种双边关系不应该损害第三方利益;欧洲应该成为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平衡角色。

　　中国周边国家的认知就更是如此。一位非常重要的东南亚国家的外交官当时也对笔者评论说：我们东南亚国家当然希望中美两个大哥搞G2。因为被迫在两个大哥之间选边站队，是我们最大的忌讳。而且现在的客观情势也是在朝这个方面在走，道理是这个道理。

　　而目前的基本现实是：中国在军事上无法主动威胁美国;不输出意识形态;中国自身经济的发展对全球的带动作用明显，在特朗普实施“美国优先”政策的背景下就更是如此。因此，美国也需要“新G2”，尤其是在特朗普要使“美国伟大”的背景下，而与中国全面敌对，“美国伟大”的前景就难以乐观。一切的关键是，要把彼此之间的利益界定清楚。

　　另一方面，实力也是决定国家关系发展和国际格局演变最重要的因素。领导性的国家，不是想当就可以当，想不当就可以不当的。实力到了一定程度，想不当都不行。第二，当领导是有付出的，甚至有的时候，在一定具体问题上可能还会失大于得，但这是领导国家的基本国际义务，美国也不能幸免的，但从投入与产出的总比值上看，最终一定是产出大于投入。

　　实施“新G2”，中国肯定有得有失，但综合来看，在涉及中国顺利地进一步崛起、发展国内经济和保持国内政治稳定的根本利益上，肯定得大于失。一旦中国实施“新G2”，起码中国周边的安全局势会比现在有一个很大的改善，甚至“一带一路”的实施，都会顺利的多，同时，中国对外经贸的麻烦也会比现在少得多。这也是国家关系中最重要的实力因素变化的必然结果，而美国从来是非常现实主义的。

　　如果中美两国能够确立一个“新G2”框架，哪怕是初步的、地区性的，则双边矛盾起码能得到很大的缓和。毕竟决定国家关系的是国家利益;再则，只要在同一个框架内，中美双方的差异和矛盾不会导致毁灭性的冲突，而是会沿着“冲突—妥协—进步”的轨道发展，这就是个磨合问题了。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国已经无法推卸地变成世界经济总量第二大国家，世界格局已经因此发生革命性演变的现实下，用另起炉灶的办法实现民族和国家的崛起是行不通的，因为这本身就是在与美国和世界发达国家自我“脱钩”。而在经济和金融已经与世界连成一体的背景下，这样做无疑会给综合国力带来重创，最终不仅无法实现复兴，更会给民族和国运带来重大挫折。中国的崛起，只能在现有的国际格局框架内实现，而绝不可能有其他的路径。

　　不实施“新G2”，政策选择空间不大

　　不G2，会有什么结果呢?客观地讲，政策空间和选择余地都不大。

　　笔者曾经认为，在当前中美对立、“脱钩”风险巨大的态势下，考虑到特朗普与世界对立的特性，中国还有几块地域仍有发展的机会和空间，分别是东盟、欧盟和日本。理论上讲，只要这几块地区能够与中国保持正常关系，中国的国际环境就能够维持。但现在的问题在于，这些地区的国家与中国关系并不稳固。

　　在东盟国家中，那些和中国有着领土争端的国家，很可能成为美国此轮挑战中国的合作者，至少会让自己在中美严重对立的状态下保持着对华暧昧态度，并给予一定压力，以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例如9月22日菲律宾领导人公开支持2016年的南中国海仲裁案，称中国在该地区的主张违反了国际法。这样的国家，未来应该绝不可能只有菲律宾一家。

　　在欧洲，目前主要是德国总理默克尔对中国态度克制，并坚持主张发展中德经济关系。但问题是默克尔在任只有一年的时间了，明年下半年后她将辞去欧盟轮值主席国和德国总理的位子，而且声言永不返回政坛，而除了默克尔，德国主要政党、民间团体和媒体，对中国的态度十分复杂，不少甚至对中国的一系列重大立场持对立态度，例如香港、台湾、西藏、新疆和穆斯林问题。持上述立场的，在欧洲主要国家中绝非德国一家。与此同时，前不久中欧对话峰会上，欧洲一些力量又对中国的人权立场持有异议。目前中欧之间最主要的是经济联系，而欧盟对此的解读是——竞争性经济关系;而且根据笔者对欧洲的观察，对欧洲人只讲挣钱是不行的，欧洲人最爱讲意识形态，因此这种商业关系是不稳定的。

　　至于日本，目前因为经济利益的需要，新任首相菅义伟会维持中日关系现状，但不能忘记：日本是小国，国际政治的基本规则使得其最终一定要傍大边的，它也只能如此;而且即便是安倍，也不喜欢中国的意识形态和一些对外政策。

　　在上述基本态势下，如果不用“新G2”来规范中美关系，中国基本上只有两种选择：

　　一是在周边的亚太地区和美国及盟友公开为敌，而且最终很难回避;同时，欧盟和日本也将逐步和中国拉开距离，可能也会最终部分脱钩。东南亚国家的官员近日就南海局势和中国的发展形势告诉笔者：“我担心中国最后会越来越走向保护主义”，根据大概就在这里。

　　二是以经济上的让步吸引美国，以中国的市场为牌，努力改善双边关系。这样做可以一时地、部分地缓和双边矛盾，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美双边关系的问题。因为中国作为美国客观上最大的竞争者地位没有任何改变，这是中国国力的现实决定的。而且，在这种状态下，中国必然就成为了被勒索者，而且勒索者会贪得无厌，这会引发国内政治问题并波及国内稳定。

　　上述两点，都不可取，惟有用“新G2”来规范中美双边关系，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目前以及可以看得到的未来看，“新G2”是一个现实可行的做法，至少方向上应该是这样的。中国是大国，经济总量和综合国力是客观现实，中国客观上具有的实力和影响力，无疑具备与一心要“让美国伟大”的商人总统特朗普进行交易的本钱。

　　还有一点也很重要：对外关系一定程度的紧张有利于解决国内政治问题，反之亦然。但对中美关系而言，这样做在操作上难度很大，不好把控，须慎之又慎。

　　作者为察哈尔学会国际舆情研究中心秘书长、半岛和平研究中心研究员。原题《中美是不是该想一个“新G2”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