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萧功秦：中美两国应避免恶性互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上）

         美国如何选择敌人：实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价值叠加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当中国人不得不进入与美国人对峙的博弈大格局之中，就必须对美国的战略文化有所认识。

　　所谓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就是当一个国家一旦把对手视为战略博弈对象，这个国家为应对这个对手而显示出来的的思维方式与反应方式。这种战略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相对稳定的。特定的战略文化，就会不自觉地支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影响着他们所作出的重要历史性判断与选择。

　　根据我的研究与观察，美国人的战略文化具有 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美国确定战略敌人的标准，是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更具体地说，只要一个国家具备了美国认定的两个条件，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上的敌对国家。

　　第一个条件是，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地位与核心利益受到了对方的挑战。

　　第二个条件是，美国人认为对方在意识形态上是所谓的“违反人权”、“专制主义”、“法西斯”、“反人类的暴君”之类的“邪恶者”。面对这样的敌人，美国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国人有强烈的传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因为，美国是新教移民组成的国家，他们的宗教化的理想主义，远比我们想像得强烈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我访问过美国民主党竞选总部，记得一位女工作人员曾激动地指着世界地图对我说，“上帝对美国太好了，我们不能单独享受上帝的恩惠，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恩惠带给全世界苦难中的人民。”她说的这些话，就是受这种“传教士理想主义”的驱使。

　　概括地说，美国人在选择敌人时，会是实利主义动机与与“传教士式的理想主义”动机的叠加。只要美国人把对方国家看作是挑战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时，它就在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

　　一般而言，共和党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强调第一条件，民主党与左派更多地强调第二条件，一个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成为它的敌人，要成为它的敌人，必须具有上述的“双条件性”。即使如此，对方还必须有足够的体量，体量太小，战略影响力不大，即使美国看不顺眼，美国也不会认真对待，例如爱沙尼亚，黑山共和国，都被认为“配不上”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

　　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的互动过程来看，美国正是认定日本符合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就把日本视为必须打垮的敌人。 1940年7月以前，美国虽然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当时的日本只符合美国人认为的道义上的侵略者这一条件，美日经济关系仍然基本良好，美国仍然每年以大量废钢铁卖给日本，并把日本所需要的海外石油的90% 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 然而，日本在此后犯了两个战略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加入了德意同盟，成为邪恶轴心的一员。日本的第二个错误是，日本海军在1941年年中进驻了越南金兰湾，客观上对美国殖民地菲律宾构成威胁，日本的这两个举动，被美国认定是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于是把日本视为直接的敌人。(相关内容，可参见我的公众号文章《太平洋战争是如何爆发的》)

　　一旦两种价值重叠在一起，就会进一步引发这两个动机之间的彼此强化效应，更具体地说，明明是美国利益至上而产生的敌对，被附丽上“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道德光环。后者掩盖了前者的自私动机，美国在打击对方时，自己看上去也成了人道主义的“卫士”与“英雄”，新教传教士般的替天行道的使命感，与美国人自我中心的利益至上主义，两相结合，从而可以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的政治动员力与同仇敌忾的号召力。

　　这两种价值叠加在一起，以至于连美国人自己到后来也搞不清楚，自己发动一场战争，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还是出于它的“自由理想主义”的使命感。美伊战争就是一个例子。

　　为什么美国出手没有分寸感

　　美国战略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当美国把某国视为敌国，美国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凶猛，且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日常理性应有的分寸感。

　　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旦准备对日本下手，就会向对方提出很高的要价，1941年11月，美国发出了《赫尔备忘录》作为最后通牒：如果日本不满足美国提出来的从中国全境撤军的要求，美国将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在美国巨大的施压下，发动了妄图死中求生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珍珠港事件

　　其实，当美国总统下达极端施压的最后通牒时，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出手实在太重，远远超过谈判对手日本的承受力，更何况当时的美国全国都又并没有做好对日战争的准备。当时日本可以动员近五百万军队，而美国只有二、三十万从来没有打过仗、甚至从来没有整师演习过的的军队，美国军人数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只是第十九位。现有的历史档案资料证明，罗斯福事先完全意料不到日本会发动珍珠港偷袭。

　　美国为什么要么不出手，一旦出手往往出手太猛，没有分寸感?甚至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极限施压?这与美国战略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关。 首先，美国决策层总是习惯于认为，自己作出任何选择，都有着强大的国力支撑。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以前，美国国力与军工生产力是日本的十三倍以上。这就是美国决策层自认为的底气。国力强大，使美国人认为不必为任何失策付出代价。

　　其次，美国认为自己对付挑战者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失败过，自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他们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英国、德国、日本与苏联这五大挑战者，他们自认为有充分自信，也并不担心由此会产生的后果与代价。

        第三，美国强势的外交文化，与美国的基督教伦理有关，一旦把对方视为自己的“邪恶对手”，认定自己是受“上帝拯救苦难生灵的神圣使命”所召唤。本国的实利主义、自由民主理想主义、宗教意识形态使命意识的叠加，会让这个民族在国力的支持下，使他们的精英，完全可以不考虑由于对外部实情了解的缺失所造成的决策疏忽。

　　他们后来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也很少去反思以往分寸感缺失产生的经验教训。美国大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不如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了解，也造成美国决策思维的背景知识缺陷。

　　美国两党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三年以前，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历史学教授，就深怀忧虑地对我说，美国对华友好的情绪正在发生逆转，一旦转过去，就基本上不可能转变过来了。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疫情的全球蔓延，由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种种低级错误还在不断发生，美国已经有数百万新冠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上一种怪罪中国的非理性的情绪也民众中蔓延。美国民粹主义政客向中国“甩锅”，把责任推向中国，就会极大地迎合美国民间对华的非理性情绪。从而获得选票。

　　特朗普因疫情处理不力，对其选情极为不利，出于对2020年11月大选前的特殊政治需要，使这位具有冒险性格的另类总统认定，那怕冒一点风险，强化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对他的选情是有利的。美国太需要一个敌人了。即使爆发一场有限的战争，趁机宣布中美之间进入战时状态，都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

　　千万不要小视一个民族非理性心态在特定条件下对历史选择的影响力，新冠疫情在美国引起社会人群对中国不满情绪，包含着许多无法言明的非理性因素。它将在一定的情况下，极度膨胀发酵，一定要防止这种“负能量”心态被美国反华派利用，引发的仇华心理在美国社会的蔓延。

　　众所周知，罗斯福连任四任总统，不都是每次大选选出来的，而是由于宪法赋予总统在战争时期有自然连任的特权。中美关系不但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正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而正在急剧增加。

　　自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正在进入1941年9月太平洋战争以前几个月那种状态。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强大的因素，在扭转这种趋势。

　　就在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苏里军舰上发表演说，称“美国对世界的承诺如同1941年，美国将随时准备与任何敌人作战。并捍卫任何朋友。”“当今需要以实力求和平，”“自由国家不能坐视法西斯夺权”。

　　美国当权者的这些高调言论，强烈的暗示着美国那边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美国国防部并于2020年9月1日公布中国军力报告，美国副助理防长表示，美军随时做好准备，听命美国总统指挥。摆出了一副马上要与对手打仗的样子。

　　按照中美关系中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速度，有人说，中美之间的战争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流血事件了，一旦出现流血冲突，中美之间出现断交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双方高度不信任条件下要防止陷入两国直接战争

　　自从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使馆以来，当下美国保守的当政者已经处于主动找事的进攻阶段。 一般人都认为，中美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确实是按照常理来判断，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人类的决策理性经常会犯不自觉的错误，而在双方高度敌对的条件下，这种决策理性错误还会因对方反应的过度而进一步叠加，最后在谁也控制不了的情况下双方被迫进入战争。

　　历史上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双方都原以为战争打不起来，但却由于双方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互动而意外地发生的。作者不久前新发布的公众号《太平洋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就是分析这样一个典型战争个案。

　　在中美之间，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威胁美国利益与安全”的“红色帝国化”的危险国家的前提下，由于双方控制不当，而从局部冲突爆发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千万不能低估。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从美国掌权精英的背景来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务次卿布拉托，国务院参谋参赞布雷克布，国防部长埃斯珀，几乎都是青一色的“西点军校派”出身。美国最重要的国务院与国防系统，已经都换上了超级大鹰派人物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概率正在进一步增加。这一点一定要引起严重关注与警惕。

　　恰恰正是这几年，国内“战狼式”的公共话语变本加厉，大行其道。中国那些高调派名嘴，并不是洞悉国际复杂问题的战略家，他们只是同仇敌忾的宣传家，鼓动家。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高调派名嘴对时局的判断是十分浅薄的，有是非常可笑的。

　　然而，高调派在美国保守派最需要与中国决裂的时候，为后者源源不断地提供授人以柄的“炮弹”。美国反华保守派可以更坚决地认为，把中国看作自己的“头号敌人”是做对了。

　　另一方面，美国保守派由此做出的强烈反弹，对中国的不断干扰与施压，又会不断在中国民间大众中，激发起受迫害的历史悲情，普通朴素的老百姓毕竟信息与知识有限，纷纷成为高调派的铁杆支持者，而受广大“民意”支持的优势，又不断被高调派用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何等鲜明正确。为获得更多的粉丝，甚至置国家政策于不顾，煽动民粹情绪，让中美对立水涨船高。

　　高调派正在做的事，正是美国致力于中美“脱钩”的保守派希望中国做的。美国保守派的漫天要价与打压，又进一步让高调派在民间如鱼如水。明智理性温和的的声音，都在国内被视为“亲美派”而被边缘化。中美之间在近年来已经陷入如此恶性循环。这种双方强强互动，温和理性派被边缘化的情况，与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两国互动的情况已经相当接近。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最危险的，还不是台湾问题，而是南海问题。如果应对不慎，在局势发生进一步突然恶化的条件下，美国有可能会就南海问题向中国进一步发起挑衅。

　　要警惕美国极端鹰派可能在美国大选前采取一些极端举措。例如，美国直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求中国从南海岛礁上撤离所有的军事设备，否则对其进行清除。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以海牙法庭的“仲裁”为依据。并以此拉拢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对付中国。

　　一旦美国悍然炸毁我们扩建的南海岛礁，中国可不可以通过以牙还牙的强势反应，来解决问题?中国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极限施压”来反制美国的“极限施压”?

　　不久前，作者在影响很大的某视频上，就看到一位颇具权威的军事学教授公开表示，如果美国悍然轰炸我南海新建岛，我们可以直接轰炸关岛美国军事基地，作为对等性报复。

　　如果这真的成为中国的选择，那么，让我们通沙盘推演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中国一旦轰炸关岛，那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进入战争状态，这正是美国正在执政的反华保守派求之不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轰炸关岛基地，必将刺激整个美国民意，美国政府就会像当年珍珠港事件后一样，或者像小布什当年攻打伊拉克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国会高票通过对华战争授权。

　　由于如前所分析的，美国人一旦把某个国家视为敌国，它所作出的反应，从来就是没有分寸感的，他如何出手，决不能根据我们一般的“对等反应”的常识推论来判断。正因为如此，下一步，美国极有可能不顾代价地把中国现有的航空母舰与主力战舰直接作为攻击对象。并妄图一举把中国海军力量在短时期里打垮。 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这势必激发中国人百年以来的民族主义的悲情与义愤，中国必须作出最强烈的反应，才能满足社会大众在民族危机时代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国的国力也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支持这种民族心理。中国此后作出的任何强烈反应都是可以想像的。

　　如果美国进一步攻击我们，我们该怎么办?这位视频上的军事学教授在视频里表示，我们将趁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去准备武统台湾。一举实现中国的大一统。 如果我们开始全面准备武统台湾这一步，美国极有可能采取以下极端措施：趁机撕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直接建立外交关系。甚至故意煽动台湾独立，刺激中国进一步对台湾动武。 如果我军进入台湾岛，下一步的可能性是什么?美国方面会出兵与中国直接打仗吗?

　　在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最大的可能是，它本身并不参战，但却利用美图的高科技优势，有限封锁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用无人机控制的水雷，阻断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石油通道。以迫使已经登陆的我军退出台湾。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70% 左右的石油必须从中东输入，一旦供给中断，后果堪忧。根据美国现在的科技能力，美军无人机完全具有自动识别中国油轮的能力，用自动识别器制导的水雷攻击中国商船与油轮，不炸其他国家通行船只，在技术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中国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是否可以用原子弹去炸美国本土?中国有600枚呢。然而现实情况是，美国至少有6000枚。比中国多十倍。

　　再下一步呢?可以调侃说，再下一步就是双方需要用石头和木棍了。不过是可能在50万年以后。

　　这种赌国运的前景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

　　这位军事学专家不知是不是想到过这些问题。但愿这位专家仅仅代表他个人不成熟的意见。

　　有人说，美国连朝鲜这样的有核小国家都不敢碰，他们怎么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呢，其实这又是错误的判断。过去几年里一些高调派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的。

　　实际情况是，朝鲜国力太弱，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美国的自认为的霸权地位与实际利益构成真正意义的挑战。

　　其实，美国对于朝鲜的存在，实际上是无感的。正如一个哪怕疲惫的大象，对于有刺的蜜蜂，也不会有多大兴趣一样。

　　中国则不同，中国被认为是一个 “刚断奶的战狼”，却不自觉地唤醒了一只“沉睡的老虎”， 在美国看来，中国有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的野心，威胁现行世界秩序，虽然这只“老虎”早已经没有过去的年轻态。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看来，在真正强大起来以前的中国，才是它必须对付的敌人。

　　还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从这次疫情来看，美国社会内部分裂得很严重，一旦与中国开战，美国社会内就会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像美国这样一个分裂的多元社会，是无法形成统一的战争意志的。

　　这又是对美国战略文化的不了解，珍珠港事变后的美国就是明证，一旦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中国是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红色帝国”这样一种社会偏见，一旦进入中美战争状态，美国所具有的内部聚结力与战争动员力也会异常发挥，这是值得警惕的。

　　正如当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的美日太平洋战争一样。美国战争鼓动者正需要一场战争来重振美国经济，正如1929年经济危机后，认为太平洋战争重振了一次大战以后的美国经济一样。

　　柔性冷战也并非好的选择

　　直接军事对抗对于双方来说，都充满风险与巨大的成本代价，大型战争对抗的概率，如果有意识地控制，毕竟较低，那么，轻度的软对抗将会如何?

　　这种冷战式的软对抗，将在军备竞赛中极大地消耗中国的财力与物力，苏联就是在冷战时代的长期软对抗过程中被拖垮的。

　　这种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实施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目的。也恰恰正是美国反华保守派通过低成本遏制中国发展所希望的。

　　另外，美国还可以在“软对抗”过程中借刀杀人，例如鼓动印度充当马前卒，与中国进行边境上的的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印度是大国，其国力在近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与印度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与冲突，由于双方都有巨大的战略纵深、资源与人口，双方都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那种战争将是持续许多年的，甚至没完没了的。中印战争是美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甚至可以通过中印之间持续多年的消耗国力的战争，来不断削弱中国力量，印度一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吃亏，由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军优势，美国还有可能鼓动印度对中东地区的霍尔姆兹海峡到印度洋的中国石油船只进行封锁与威胁，美国将由此渔翁得利。

　　美国还有可能利用它的资源，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曾经有过的矛盾，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包围。除了印度以外，俄罗斯、朝鲜、蒙古、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拉拢对象。实际上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成熟的中国面对挑战要有足够的定力

　　在上篇中，作者分析了中美恶性互动的各种原因，本文是中篇，作者旨在于对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进行解析，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博弈对象的特点与反应方式，在本文里，作者还指出，直接发生中美硬碰硬战争与全面冷战，都不是合理的选择。

　　所有这些分析，都是为下篇中提供的建议，作一些分析准备，在下篇中，作者将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提出一些个人建议。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中国是一个久经苦难并坚忍不拔的民族，我们爱好和平，珍惜二百年来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这四十年来的长足发展的国运，四十年来的发展，也让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充分的自信与足够的定力，来迎接未来的挑战。

 　　上篇：萧功秦：中美两国应避免恶性互动——中美关系的新思考（上）

         美国如何选择敌人：实利主义与“理想主义”的价值叠加

　　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当中国人不得不进入与美国人对峙的博弈大格局之中，就必须对美国的战略文化有所认识。

　　所谓一个国家的战略文化，就是当一个国家一旦把对手视为战略博弈对象，这个国家为应对这个对手而显示出来的的思维方式与反应方式。这种战略文化，是在长期历史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是相对稳定的。特定的战略文化，就会不自觉地支配着这个国家的政治精英与社会大众，影响着他们所作出的重要历史性判断与选择。

　　根据我的研究与观察，美国人的战略文化具有 以下两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是，美国确定战略敌人的标准，是实利主义价值与“理想主义”价值的叠加。更具体地说，只要一个国家具备了美国认定的两个条件，就会被美国视为战略上的敌对国家。

　　第一个条件是，美国认为自己的霸权地位与核心利益受到了对方的挑战。

　　第二个条件是，美国人认为对方在意识形态上是所谓的“违反人权”、“专制主义”、“法西斯”、“反人类的暴君”之类的“邪恶者”。面对这样的敌人，美国就要“替天行道”，行使上帝的使命。美国人有强烈的传教士式的“道德理想主义”，这是因为，美国是新教移民组成的国家，他们的宗教化的理想主义，远比我们想像得强烈得多。

　　二十多年前的1998年，我访问过美国民主党竞选总部，记得一位女工作人员曾激动地指着世界地图对我说，“上帝对美国太好了，我们不能单独享受上帝的恩惠，我们一定要把上帝的恩惠带给全世界苦难中的人民。”她说的这些话，就是受这种“传教士理想主义”的驱使。

　　概括地说，美国人在选择敌人时，会是实利主义动机与与“传教士式的理想主义”动机的叠加。只要美国人把对方国家看作是挑战了美国的根本利益，并在道德上被判定为“邪恶者”时，它就在被美国视为战略敌人。

　　一般而言，共和党的保守派更多地是强调第一条件，民主党与左派更多地强调第二条件，一个美国不喜欢的国家，并不一定就成为它的敌人，要成为它的敌人，必须具有上述的“双条件性”。即使如此，对方还必须有足够的体量，体量太小，战略影响力不大，即使美国看不顺眼，美国也不会认真对待，例如爱沙尼亚，黑山共和国，都被认为“配不上”成为美国的战略敌人。

　　从美国在太平洋战争中与日本的互动过程来看，美国正是认定日本符合了这两个条件，所以就把日本视为必须打垮的敌人。 1940年7月以前，美国虽然抗议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但当时的日本只符合美国人认为的道义上的侵略者这一条件，美日经济关系仍然基本良好，美国仍然每年以大量废钢铁卖给日本，并把日本所需要的海外石油的90% 源源不断地供给日本。 然而，日本在此后犯了两个战略错误，第一个错误是加入了德意同盟，成为邪恶轴心的一员。日本的第二个错误是，日本海军在1941年年中进驻了越南金兰湾，客观上对美国殖民地菲律宾构成威胁，日本的这两个举动，被美国认定是自己的核心利益受到挑战，于是把日本视为直接的敌人。(相关内容，可参见我的公众号文章《太平洋战争是如何爆发的》)

　　一旦两种价值重叠在一起，就会进一步引发这两个动机之间的彼此强化效应，更具体地说，明明是美国利益至上而产生的敌对，被附丽上“人道主义”的理想主义的道德光环。后者掩盖了前者的自私动机，美国在打击对方时，自己看上去也成了人道主义的“卫士”与“英雄”，新教传教士般的替天行道的使命感，与美国人自我中心的利益至上主义，两相结合，从而可以在美国国内形成广泛的政治动员力与同仇敌忾的号召力。

　　这两种价值叠加在一起，以至于连美国人自己到后来也搞不清楚，自己发动一场战争，到底是为了自己的私利，还是出于它的“自由理想主义”的使命感。美伊战争就是一个例子。

　　为什么美国出手没有分寸感

　　美国战略文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当美国把某国视为敌国，美国一旦出手，往往十分凶猛，且没有我们所理解的日常理性应有的分寸感。

　　例如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总统罗斯福一旦准备对日本下手，就会向对方提出很高的要价，1941年11月，美国发出了《赫尔备忘录》作为最后通牒：如果日本不满足美国提出来的从中国全境撤军的要求，美国将对日本进行石油禁运。日本在美国巨大的施压下，发动了妄图死中求生的珍珠港事件，太平洋战争由此爆发。

珍珠港事件

　　其实，当美国总统下达极端施压的最后通牒时，美国根本没有意识到自己出手实在太重，远远超过谈判对手日本的承受力，更何况当时的美国全国都又并没有做好对日战争的准备。当时日本可以动员近五百万军队，而美国只有二、三十万从来没有打过仗、甚至从来没有整师演习过的的军队，美国军人数量在世界上的排名只是第十九位。现有的历史档案资料证明，罗斯福事先完全意料不到日本会发动珍珠港偷袭。

　　美国为什么要么不出手，一旦出手往往出手太猛，没有分寸感?甚至在没有做好战争准备的情况下，就对日本极限施压?这与美国战略文化中的一些特殊因素有关。 首先，美国决策层总是习惯于认为，自己作出任何选择，都有着强大的国力支撑。众所周知，太平洋战争以前，美国国力与军工生产力是日本的十三倍以上。这就是美国决策层自认为的底气。国力强大，使美国人认为不必为任何失策付出代价。

　　其次，美国认为自己对付挑战者时，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失败过，自美国建国以来到现在，他们先后打败了西班牙、英国、德国、日本与苏联这五大挑战者，他们自认为有充分自信，也并不担心由此会产生的后果与代价。

        第三，美国强势的外交文化，与美国的基督教伦理有关，一旦把对方视为自己的“邪恶对手”，认定自己是受“上帝拯救苦难生灵的神圣使命”所召唤。本国的实利主义、自由民主理想主义、宗教意识形态使命意识的叠加，会让这个民族在国力的支持下，使他们的精英，完全可以不考虑由于对外部实情了解的缺失所造成的决策疏忽。

　　他们后来取得胜利之后，他们也很少去反思以往分寸感缺失产生的经验教训。美国大众对外部世界的了解，远不如其他国家对美国的了解，也造成美国决策思维的背景知识缺陷。

　　美国两党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三年以前，一位对华友好的美国历史学教授，就深怀忧虑地对我说，美国对华友好的情绪正在发生逆转，一旦转过去，就基本上不可能转变过来了。

　　雪上加霜的是，由于疫情的全球蔓延，由于美国政府应对疫情的种种低级错误还在不断发生，美国已经有数百万新冠病人。在这种情况下，美国社会上一种怪罪中国的非理性的情绪也民众中蔓延。美国民粹主义政客向中国“甩锅”，把责任推向中国，就会极大地迎合美国民间对华的非理性情绪。从而获得选票。

　　特朗普因疫情处理不力，对其选情极为不利，出于对2020年11月大选前的特殊政治需要，使这位具有冒险性格的另类总统认定，那怕冒一点风险，强化中美之间的敌对关系，对他的选情是有利的。美国太需要一个敌人了。即使爆发一场有限的战争，趁机宣布中美之间进入战时状态，都是可以考虑的政策选项。

　　千万不要小视一个民族非理性心态在特定条件下对历史选择的影响力，新冠疫情在美国引起社会人群对中国不满情绪，包含着许多无法言明的非理性因素。它将在一定的情况下，极度膨胀发酵，一定要防止这种“负能量”心态被美国反华派利用，引发的仇华心理在美国社会的蔓延。

　　众所周知，罗斯福连任四任总统，不都是每次大选选出来的，而是由于宪法赋予总统在战争时期有自然连任的特权。中美关系不但已经进入多事之秋，中美之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正由于美国国内的政治原因而正在急剧增加。

　　自今年以来，中美关系正在进入1941年9月太平洋战争以前几个月那种状态。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还看不出有任何强大的因素，在扭转这种趋势。

　　就在最近，美国国防部长埃斯珀在夏威夷珍珠港的密苏里军舰上发表演说，称“美国对世界的承诺如同1941年，美国将随时准备与任何敌人作战。并捍卫任何朋友。”“当今需要以实力求和平，”“自由国家不能坐视法西斯夺权”。

　　美国当权者的这些高调言论，强烈的暗示着美国那边已经把中国视为珍珠港事件以前的日本。

　　美国国防部并于2020年9月1日公布中国军力报告，美国副助理防长表示，美军随时做好准备，听命美国总统指挥。摆出了一副马上要与对手打仗的样子。

　　按照中美关系中的这种恶性循环的发展速度，有人说，中美之间的战争什么都不缺，唯一缺的就是流血事件了，一旦出现流血冲突，中美之间出现断交也并不是不可能的事。

　　在双方高度不信任条件下要防止陷入两国直接战争

　　自从美国宣布关闭中国驻休斯顿使馆以来，当下美国保守的当政者已经处于主动找事的进攻阶段。 一般人都认为，中美直接战争的可能性很小，这确实是按照常理来判断，然而我要指出的是，人类的决策理性经常会犯不自觉的错误，而在双方高度敌对的条件下，这种决策理性错误还会因对方反应的过度而进一步叠加，最后在谁也控制不了的情况下双方被迫进入战争。

　　历史上大部分战争，都是在双方都原以为战争打不起来，但却由于双方决策过程中出现的恶性互动而意外地发生的。作者不久前新发布的公众号《太平洋战争是如何爆发的》就是分析这样一个典型战争个案。

　　在中美之间，在美国已经把中国定位为“威胁美国利益与安全”的“红色帝国化”的危险国家的前提下，由于双方控制不当，而从局部冲突爆发为全面战争的可能性，千万不能低估。

　　这里特别要强调的是，从美国掌权精英的背景来看，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国务次卿布拉托，国务院参谋参赞布雷克布，国防部长埃斯珀，几乎都是青一色的“西点军校派”出身。美国最重要的国务院与国防系统，已经都换上了超级大鹰派人物的情况下，中美之间爆发战争的概率正在进一步增加。这一点一定要引起严重关注与警惕。

　　恰恰正是这几年，国内“战狼式”的公共话语变本加厉，大行其道。中国那些高调派名嘴，并不是洞悉国际复杂问题的战略家，他们只是同仇敌忾的宣传家，鼓动家。稍有知识的人都可以看出，这些高调派名嘴对时局的判断是十分浅薄的，有是非常可笑的。

　　然而，高调派在美国保守派最需要与中国决裂的时候，为后者源源不断地提供授人以柄的“炮弹”。美国反华保守派可以更坚决地认为，把中国看作自己的“头号敌人”是做对了。

　　另一方面，美国保守派由此做出的强烈反弹，对中国的不断干扰与施压，又会不断在中国民间大众中，激发起受迫害的历史悲情，普通朴素的老百姓毕竟信息与知识有限，纷纷成为高调派的铁杆支持者，而受广大“民意”支持的优势，又不断被高调派用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是何等鲜明正确。为获得更多的粉丝，甚至置国家政策于不顾，煽动民粹情绪，让中美对立水涨船高。

　　高调派正在做的事，正是美国致力于中美“脱钩”的保守派希望中国做的。美国保守派的漫天要价与打压，又进一步让高调派在民间如鱼如水。明智理性温和的的声音，都在国内被视为“亲美派”而被边缘化。中美之间在近年来已经陷入如此恶性循环。这种双方强强互动，温和理性派被边缘化的情况，与太平洋战争前的日美两国互动的情况已经相当接近。

　　对于中美关系来说，最危险的，还不是台湾问题，而是南海问题。如果应对不慎，在局势发生进一步突然恶化的条件下，美国有可能会就南海问题向中国进一步发起挑衅。

　　要警惕美国极端鹰派可能在美国大选前采取一些极端举措。例如，美国直接向中国发出最后通牒，“限期”要求中国从南海岛礁上撤离所有的军事设备，否则对其进行清除。他们可以振振有词地以海牙法庭的“仲裁”为依据。并以此拉拢南海周边国家共同对付中国。

　　一旦美国悍然炸毁我们扩建的南海岛礁，中国可不可以通过以牙还牙的强势反应，来解决问题?中国人是否可以用自己的“极限施压”来反制美国的“极限施压”?

　　不久前，作者在影响很大的某视频上，就看到一位颇具权威的军事学教授公开表示，如果美国悍然轰炸我南海新建岛，我们可以直接轰炸关岛美国军事基地，作为对等性报复。

　　如果这真的成为中国的选择，那么，让我们通沙盘推演来看看会发生什么。

　　中国一旦轰炸关岛，那就是中美之间直接进入战争状态，这正是美国正在执政的反华保守派求之不得的。可以肯定的是，在目前中美处于敌对状态的情况下，轰炸关岛基地，必将刺激整个美国民意，美国政府就会像当年珍珠港事件后一样，或者像小布什当年攻打伊拉克那样，轻而易举地得到国会高票通过对华战争授权。

　　由于如前所分析的，美国人一旦把某个国家视为敌国，它所作出的反应，从来就是没有分寸感的，他如何出手，决不能根据我们一般的“对等反应”的常识推论来判断。正因为如此，下一步，美国极有可能不顾代价地把中国现有的航空母舰与主力战舰直接作为攻击对象。并妄图一举把中国海军力量在短时期里打垮。 如果美国这样做的话，这势必激发中国人百年以来的民族主义的悲情与义愤，中国必须作出最强烈的反应，才能满足社会大众在民族危机时代对政治合法性的要求。中国的国力也能在相当一个时期内支持这种民族心理。中国此后作出的任何强烈反应都是可以想像的。

　　如果美国进一步攻击我们，我们该怎么办?这位视频上的军事学教授在视频里表示，我们将趁此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去准备武统台湾。一举实现中国的大一统。 如果我们开始全面准备武统台湾这一步，美国极有可能采取以下极端措施：趁机撕毁中美三个联合公报，与台湾直接建立外交关系。甚至故意煽动台湾独立，刺激中国进一步对台湾动武。 如果我军进入台湾岛，下一步的可能性是什么?美国方面会出兵与中国直接打仗吗?

　　在这种情况发生时，美国最大的可能是，它本身并不参战，但却利用美图的高科技优势，有限封锁中东的霍尔木兹海峡、印度洋、马六甲海峡，用无人机控制的水雷，阻断中国与中东地区的石油通道。以迫使已经登陆的我军退出台湾。

　　众所周知，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70% 左右的石油必须从中东输入，一旦供给中断，后果堪忧。根据美国现在的科技能力，美军无人机完全具有自动识别中国油轮的能力，用自动识别器制导的水雷攻击中国商船与油轮，不炸其他国家通行船只，在技术上是完全有可能做到的。

　　中国在被迫无奈的情况下，为了生存，是否可以用原子弹去炸美国本土?中国有600枚呢。然而现实情况是，美国至少有6000枚。比中国多十倍。

　　再下一步呢?可以调侃说，再下一步就是双方需要用石头和木棍了。不过是可能在50万年以后。

　　这种赌国运的前景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到

　　这位军事学专家不知是不是想到过这些问题。但愿这位专家仅仅代表他个人不成熟的意见。

　　有人说，美国连朝鲜这样的有核小国家都不敢碰，他们怎么可能与中国发生战争呢，其实这又是错误的判断。过去几年里一些高调派正是以此为立论基础的。

　　实际情况是，朝鲜国力太弱，根本不可能像中国那样，对美国的自认为的霸权地位与实际利益构成真正意义的挑战。

　　其实，美国对于朝鲜的存在，实际上是无感的。正如一个哪怕疲惫的大象，对于有刺的蜜蜂，也不会有多大兴趣一样。

　　中国则不同，中国被认为是一个 “刚断奶的战狼”，却不自觉地唤醒了一只“沉睡的老虎”， 在美国看来，中国有在未来取代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的野心，威胁现行世界秩序，虽然这只“老虎”早已经没有过去的年轻态。正因为如此，在美国看来，在真正强大起来以前的中国，才是它必须对付的敌人。

　　还有人认为，美国是一个多元社会，从这次疫情来看，美国社会内部分裂得很严重，一旦与中国开战，美国社会内就会分成主战派与主和派，像美国这样一个分裂的多元社会，是无法形成统一的战争意志的。

　　这又是对美国战略文化的不了解，珍珠港事变后的美国就是明证，一旦美国国内已经形成“中国是挑战美国核心利益的红色帝国”这样一种社会偏见，一旦进入中美战争状态，美国所具有的内部聚结力与战争动员力也会异常发挥，这是值得警惕的。

　　正如当年“珍珠港事变”以后的美日太平洋战争一样。美国战争鼓动者正需要一场战争来重振美国经济，正如1929年经济危机后，认为太平洋战争重振了一次大战以后的美国经济一样。

　　柔性冷战也并非好的选择

　　直接军事对抗对于双方来说，都充满风险与巨大的成本代价，大型战争对抗的概率，如果有意识地控制，毕竟较低，那么，轻度的软对抗将会如何?

　　这种冷战式的软对抗，将在军备竞赛中极大地消耗中国的财力与物力，苏联就是在冷战时代的长期软对抗过程中被拖垮的。

　　这种战略最有利于美国实施让中国与世界“脱钩”的目的。也恰恰正是美国反华保守派通过低成本遏制中国发展所希望的。

　　另外，美国还可以在“软对抗”过程中借刀杀人，例如鼓动印度充当马前卒，与中国进行边境上的的局部战争或军事冲突。印度是大国，其国力在近十年来已经有了很大的提升，中国与印度之间一旦爆发战争与冲突，由于双方都有巨大的战略纵深、资源与人口，双方都具有极其强烈的民族主义，那种战争将是持续许多年的，甚至没完没了的。中印战争是美国人心目中最理想的代理人战争。

　　美国甚至可以通过中印之间持续多年的消耗国力的战争，来不断削弱中国力量，印度一旦在中印边境战争中吃亏，由于印度在印度洋上的海军优势，美国还有可能鼓动印度对中东地区的霍尔姆兹海峡到印度洋的中国石油船只进行封锁与威胁，美国将由此渔翁得利。

　　美国还有可能利用它的资源，利用周边国家与中国曾经有过的矛盾，形成对中国的全面包围。除了印度以外，俄罗斯、朝鲜、蒙古、越南、日本都有可能成为美国对华战略中的拉拢对象。实际上现在美国已经开始有所动作了。

　　成熟的中国面对挑战要有足够的定力

　　在上篇中，作者分析了中美恶性互动的各种原因，本文是中篇，作者旨在于对美国的战略文化的特点进行解析，目的是为了更深入地理解这个博弈对象的特点与反应方式，在本文里，作者还指出，直接发生中美硬碰硬战争与全面冷战，都不是合理的选择。

　　所有这些分析，都是为下篇中提供的建议，作一些分析准备，在下篇中，作者将对如何处理中美关系，提出一些个人建议。

　　岁寒而知松柏之后凋。中国是一个久经苦难并坚忍不拔的民族，我们爱好和平，珍惜二百年来好不容易才获得的这四十年来的长足发展的国运，四十年来的发展，也让中国不再是一个弱国，我们完全有理由保持充分的自信与足够的定力，来迎接未来的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