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陷入新冷战，凸显欧洲对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外长王毅完成了对欧洲五国的访问。王毅此行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欧洲本身，而是欧洲作为中美关系的平衡筹码，中国真正关心的是中美关系。美国不可能联欧抗中，中国也不可能联欧抗美。

　　中欧关系取决于中国的行事方式，以及欧洲对中国行事方式的反应。冠病疫情恶化了中美关系，也对中欧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中美贸易战、冠病疫情、香港国安法、新疆问题等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欧关系正在经历考验。以下两个考验都通不过，中欧关系倒退的趋势在所难免。

　　第一个考验是中欧能不能达成投资协定?笔者曾在2019年4月24日《联合早报》发表了题为《签署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刻不容缓》的文章。时间过去一年半载，中欧投资协定仍不见踪影。欧洲对中国的感觉是“承诺疲劳”，中国不断承诺，但没有看到下决心敲定投资协定。中国的迟疑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欧洲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今年5月份刊登题为《终结欧洲的中国梦》一文。文章指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范式转变。冠病疫情引发了欧洲内部需要加强供应链的多元化的讨论，从而有计划地从中国脱离。这并不容易，也不会很快实现。但是，很明显，欧洲已经放弃了之前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双边经济关系的雄心壮志。”

　　8月31日在法国经济部的牵头之下，法国公共投资银行开始接受企业有关“战略工业回流扶助”的申请，鼓励重点行业的生产回归法国本土。9月1日德国宣布树立印太地区政策准则，寻求经济伙伴多元化，避免单一依赖。法德出台这样的举措名义上虽然不是针对中国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客观上就是与中国部分脱钩。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在今年5月份刊登题《中国在欧盟市场上的不公平优势》一文。该文指出，中国企业的规模造成了巨大的扭曲。得到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支持的中国国企与欧洲企业，不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欧洲企业在欧洲市场和中国市场上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得到融资优惠措施支持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绿地投资在欧洲展开竞争，也是对欧洲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同样在第三方市场上，欧洲企业与中国企业是处于不公平竞争的。

　　中欧投资协定或许能部分解决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瓶颈，部分解决企业竞争的不公平问题。如果中欧还不达成投资协定，发展中欧合作都是空话。王毅在访欧时说，中欧今年内要达成投资协定。在此基础上，双方开展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启动自贸进程，尽早达成《中欧合作2025战略规划》。但愿王毅不再给欧洲“承诺疲劳”。

　　第二个考验是中国能不能解决欧洲对中国的信任感?美国政府是赤裸裸地讲对中国不信任，欧洲对中国也一样，但没有在政府层面赤裸裸地表达。美欧的价值观决定了它们对中国的认知是一致的，差异在处置的方式。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曾在今年6月针对中国，强调中国是制度性竞争对手。博雷利在王毅访问欧洲之际，在法国和西班牙出版物上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他在法国的《迪曼奇日报》(Le Journal de Dimanche)上给中国贴上了“新帝国”(new empire)的标签。

　　他在西班牙《政治外部》(Politica external)杂志上的文章说，中国的目标是将国际秩序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选择性多边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经济和社会权利优先于政治和公民权利之上。

　　博雷利对中国的不满能否代表欧洲呢?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就在王毅访法前发表讲话时称，“中国就是我们的伙伴，也是竞争者及体制上的对手。”今年7月份“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调查显示，48%的欧洲人认为疫情让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恶化，其中，法国及丹麦的数字高达62%，德国则为48%，意大利近80%的人对中国的看法不乐观。

　　欧洲对中国不满情绪主要来自价值观的冲突。对许多欧洲人来说，冠病疫情改变了欧洲对中国的认知。欧洲对中国把控制疫情归结为制度优越性，和避免病毒起源调查的做法很不满，中国的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也都撕裂了中国与欧盟的认知。

　　4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不同意在此次欧洲抗击病毒暴露西方民主制度弱点的说法。为了抗疫而放弃自由，将对西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的三名议员，在王毅抵柏林前给德国外长马斯写信，声称中国已经丧失了“成为值得信赖伙伴的资格”。他们认为，中国当局的行为与“和睦共处”原则相抵触，不论在国内、地区还是国际层面上都加剧了紧张态势，对国际秩序构成了威胁。

　　捷克参议院议长访台事件再次显示价值观的冲突。正在德国访问的王毅表示：“一定要让其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深重代价”。随后捷克议长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我是台湾人”。他此举模仿了前美国总统肯尼迪，肯尼迪在1963年发表了“我是柏林人”的演说。捷克议长的演讲主题是：“民主国家团结一致，致力捍卫共同价值”。

　　德国外长马斯以欧盟的名义表示，不接受王毅对捷克议长访台的表态，并说，在外交政策上，欧盟团结一致并尊重其伙伴。“威胁恫吓不合适”，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欧关系必须建立在对话、互惠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这是加深我们伙伴关系的必要条件。”他还补充说：“因此不能接受中国对欧洲联盟成员国的任何威胁，我们表示声援捷克共和国。”

　　马斯为捷克辩护遭到王毅的驳斥，王毅的欧洲之行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表明中欧价值观冲突不可调和，第二个大考的答案有了。但愿中欧投资协定还有希望达成。只要中国高层决策者下决心，中欧投资协定可以立马达成。

　　中欧投资协定的意义等同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美关系如此糟糕，中美贸易关系已平静如水。中欧投资协定可以推动中欧经贸关系，价值观退居第二。如果欧洲把价值观至于经济利益之上，中欧之间将会有大麻烦。欧洲不是美国，它没有认为必须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原题《中美新冷战 中欧关系正在经受大考》

　　中美陷入新冷战，凸显欧洲对中国对外关系的重要性。在这个背景下，中国外长王毅完成了对欧洲五国的访问。王毅此行的真正目标并不是欧洲本身，而是欧洲作为中美关系的平衡筹码，中国真正关心的是中美关系。美国不可能联欧抗中，中国也不可能联欧抗美。

　　中欧关系取决于中国的行事方式，以及欧洲对中国行事方式的反应。冠病疫情恶化了中美关系，也对中欧关系产生了负面影响。中美贸易战、冠病疫情、香港国安法、新疆问题等各种因素结合在一起，使中欧关系正在经历考验。以下两个考验都通不过，中欧关系倒退的趋势在所难免。

　　第一个考验是中欧能不能达成投资协定?笔者曾在2019年4月24日《联合早报》发表了题为《签署中欧双边投资协定刻不容缓》的文章。时间过去一年半载，中欧投资协定仍不见踪影。欧洲对中国的感觉是“承诺疲劳”，中国不断承诺，但没有看到下决心敲定投资协定。中国的迟疑对中欧经贸关系产生了消极影响。

　　欧洲智库“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在今年5月份刊登题为《终结欧洲的中国梦》一文。文章指出：“欧盟与中国的关系正在发生范式转变。冠病疫情引发了欧洲内部需要加强供应链的多元化的讨论，从而有计划地从中国脱离。这并不容易，也不会很快实现。但是，很明显，欧洲已经放弃了之前与中国建立更紧密的双边经济关系的雄心壮志。”

　　8月31日在法国经济部的牵头之下，法国公共投资银行开始接受企业有关“战略工业回流扶助”的申请，鼓励重点行业的生产回归法国本土。9月1日德国宣布树立印太地区政策准则，寻求经济伙伴多元化，避免单一依赖。法德出台这样的举措名义上虽然不是针对中国的，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国家，客观上就是与中国部分脱钩。

　　欧洲智库“布鲁盖尔”(BRUEGEL)在今年5月份刊登题《中国在欧盟市场上的不公平优势》一文。该文指出，中国企业的规模造成了巨大的扭曲。得到补贴和其他优惠措施支持的中国国企与欧洲企业，不是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欧洲企业在欧洲市场和中国市场上都处于不利的地位。得到融资优惠措施支持的中国企业，可以通过绿地投资在欧洲展开竞争，也是对欧洲企业的不公平竞争。同样在第三方市场上，欧洲企业与中国企业是处于不公平竞争的。

　　中欧投资协定或许能部分解决中欧经贸关系发展的瓶颈，部分解决企业竞争的不公平问题。如果中欧还不达成投资协定，发展中欧合作都是空话。王毅在访欧时说，中欧今年内要达成投资协定。在此基础上，双方开展自贸协定联合可行性研究，启动自贸进程，尽早达成《中欧合作2025战略规划》。但愿王毅不再给欧洲“承诺疲劳”。

　　第二个考验是中国能不能解决欧洲对中国的信任感?美国政府是赤裸裸地讲对中国不信任，欧洲对中国也一样，但没有在政府层面赤裸裸地表达。美欧的价值观决定了它们对中国的认知是一致的，差异在处置的方式。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Josep Borrell)曾在今年6月针对中国，强调中国是制度性竞争对手。博雷利在王毅访问欧洲之际，在法国和西班牙出版物上发表了两篇评论文章。他在法国的《迪曼奇日报》(Le Journal de Dimanche)上给中国贴上了“新帝国”(new empire)的标签。

　　他在西班牙《政治外部》(Politica external)杂志上的文章说，中国的目标是将国际秩序转变为具有中国特色的选择性多边体系，在这个体系中，经济和社会权利优先于政治和公民权利之上。

　　博雷利对中国的不满能否代表欧洲呢?法国外长勒德里昂就在王毅访法前发表讲话时称，“中国就是我们的伙伴，也是竞争者及体制上的对手。”今年7月份“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调查显示，48%的欧洲人认为疫情让他们对中国的态度恶化，其中，法国及丹麦的数字高达62%，德国则为48%，意大利近80%的人对中国的看法不乐观。

　　欧洲对中国不满情绪主要来自价值观的冲突。对许多欧洲人来说，冠病疫情改变了欧洲对中国的认知。欧洲对中国把控制疫情归结为制度优越性，和避免病毒起源调查的做法很不满，中国的新疆问题和香港问题也都撕裂了中国与欧盟的认知。

　　4月16日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表示：他不同意在此次欧洲抗击病毒暴露西方民主制度弱点的说法。为了抗疫而放弃自由，将对西方民主制度构成威胁。德国联邦议会人权委员会的三名议员，在王毅抵柏林前给德国外长马斯写信，声称中国已经丧失了“成为值得信赖伙伴的资格”。他们认为，中国当局的行为与“和睦共处”原则相抵触，不论在国内、地区还是国际层面上都加剧了紧张态势，对国际秩序构成了威胁。

　　捷克参议院议长访台事件再次显示价值观的冲突。正在德国访问的王毅表示：“一定要让其为自己的短视行为和政治投机付出深重代价”。随后捷克议长在台湾立法院发表演说：“我是台湾人”。他此举模仿了前美国总统肯尼迪，肯尼迪在1963年发表了“我是柏林人”的演说。捷克议长的演讲主题是：“民主国家团结一致，致力捍卫共同价值”。

　　德国外长马斯以欧盟的名义表示，不接受王毅对捷克议长访台的表态，并说，在外交政策上，欧盟团结一致并尊重其伙伴。“威胁恫吓不合适”，法国外交部发言人说：“中欧关系必须建立在对话、互惠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这是加深我们伙伴关系的必要条件。”他还补充说：“因此不能接受中国对欧洲联盟成员国的任何威胁，我们表示声援捷克共和国。”

　　马斯为捷克辩护遭到王毅的驳斥，王毅的欧洲之行以这样的方式结束，表明中欧价值观冲突不可调和，第二个大考的答案有了。但愿中欧投资协定还有希望达成。只要中国高层决策者下决心，中欧投资协定可以立马达成。

　　中欧投资协定的意义等同于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中美关系如此糟糕，中美贸易关系已平静如水。中欧投资协定可以推动中欧经贸关系，价值观退居第二。如果欧洲把价值观至于经济利益之上，中欧之间将会有大麻烦。欧洲不是美国，它没有认为必须维护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

　　作者是上海师范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原题《中美新冷战 中欧关系正在经受大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