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美新冷战的可能性也成为各界争论的热点。我们首先不应当对如此重大的战略问题轻率下结论性判断，因为这会制造出自我实现预言的困境。笔者认为，这个漏洞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对时代的宏观定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冷战”时代，而不是“新冷战”，尽管有滑入新冷战的危险。当前新冷战论相关讨论的一个重大漏洞在于过度聚焦中美两方，忽视广大第三方认知的决定性作用，而广大第三方认知的重要性正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笔者认为，只要第三方不认同、不支持、不参加，中美新冷战论就不会成立。

　　首先，后冷战时代区别于冷战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已被激活，各国参与全球政治的意识大觉醒。而这意味着广大中小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自主。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双方拥有大量核武器造成“恐怖平衡”的战略稳定之外，很重要一点在于广大的第三方基本没有参与国际政治的意识和机会。两大阵营的全面对抗，让冷战中的战略稳定架构变得特别简单明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认知不重要，因为大多数国家必须选边，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后冷战时代，国际力量和财富开始从过去西方的绝对垄断朝非西方方向弥散，有人将此称为世界扁平化。这种历史性的全球力量变动，意味着原来没有意识、机会和能力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广泛参与国际政治，而它们对国际关系的认知主要以本国利益为主线，不会像冷战那样盲目选边。例如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尽管美国不参加，但其欧洲盟友、东盟国家仍选择加入。还有，尽管美国退出TPP，但日本仍然坚持没有美国参加也继续。

　　其次，后冷战时代的第三方对于中美关系认知，不会按照冷战时代的非黑即白简单模式来进行。经济上，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主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在这个秩序中得到了大发展。尽管中国已经是第二经济大国，但中国经济定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语是市场经济，即在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加上政府调控。而且，中国发展进程主要是以融入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为基调，“开放”是关键词，而不是搞封闭式发展。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中国特色”这个形容词，意味着中国没有将其作为普世模式到国际上推广的意思，第三方能理解中国没有与美国搞意识形态竞争的意图。军事上，中国思考的出发点主要基于民族国家尚未完成的现状，以及对可能出现外部力量干预的担忧。在中国看来，军力建设是因为过去能力滞后缺课，现在有必要补课，把长期以来的不平衡扳回来。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未完成的危机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全社会共有的想法，而非意识形态推动。

　　第三，中俄战略关系并非结盟反美，而是由在全球政治中寻求战略平衡的共同利益驱动。冷战时期，全球战略平衡主要支柱是美苏核力量，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依靠美苏两家构建战略平衡已经不可能。后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稳定实际上依赖于各地区战略稳定的叠加。在欧亚两个大陆，中俄两国可以说是构建地区战略平衡的主要大国。这并不是说中俄分别在欧亚地区与美国构建一对一的地区战略平衡，而是一个与实现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的广大第三方的互动进程。冷战后，经济地区主义在欧亚两大地区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亚洲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而未来，新的地区秩序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安全领域地区主义的进展，这个进程需要广大第三方中小国家的参与。

　　笔者认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定义应该是“后冷战”而不是“新冷战”，用后者代替前者作为关键词会让相关讨论和认知误入歧途。而且，“后冷战”时代要避免滑向“新冷战”，不仅仅取决于中美两国，也取决于第三方的认知。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

　　随着中美关系持续紧张，中美新冷战的可能性也成为各界争论的热点。我们首先不应当对如此重大的战略问题轻率下结论性判断，因为这会制造出自我实现预言的困境。笔者认为，这个漏洞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混淆了对时代的宏观定位。我们所处的时代是“后冷战”时代，而不是“新冷战”，尽管有滑入新冷战的危险。当前新冷战论相关讨论的一个重大漏洞在于过度聚焦中美两方，忽视广大第三方认知的决定性作用，而广大第三方认知的重要性正是后冷战时代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之一。笔者认为，只要第三方不认同、不支持、不参加，中美新冷战论就不会成立。

　　首先，后冷战时代区别于冷战时代的最大特点，在于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政治已被激活，各国参与全球政治的意识大觉醒。而这意味着广大中小国家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战略自主。美苏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之所以能够成立，除了双方拥有大量核武器造成“恐怖平衡”的战略稳定之外，很重要一点在于广大的第三方基本没有参与国际政治的意识和机会。两大阵营的全面对抗，让冷战中的战略稳定架构变得特别简单明了，在这种情况下，第三方认知不重要，因为大多数国家必须选边，无论主动还是被动。后冷战时代，国际力量和财富开始从过去西方的绝对垄断朝非西方方向弥散，有人将此称为世界扁平化。这种历史性的全球力量变动，意味着原来没有意识、机会和能力的非西方世界开始广泛参与国际政治，而它们对国际关系的认知主要以本国利益为主线，不会像冷战那样盲目选边。例如在加入亚投行问题上，尽管美国不参加，但其欧洲盟友、东盟国家仍选择加入。还有，尽管美国退出TPP，但日本仍然坚持没有美国参加也继续。

　　其次，后冷战时代的第三方对于中美关系认知，不会按照冷战时代的非黑即白简单模式来进行。经济上，冷战结束后包括中国在内的原计划经济国家基本上主动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并在这个秩序中得到了大发展。尽管中国已经是第二经济大国，但中国经济定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语是市场经济，即在市场发挥主导作用的基础上加上政府调控。而且，中国发展进程主要是以融入现有国际经济秩序为基调，“开放”是关键词，而不是搞封闭式发展。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了“中国特色”这个形容词，意味着中国没有将其作为普世模式到国际上推广的意思，第三方能理解中国没有与美国搞意识形态竞争的意图。军事上，中国思考的出发点主要基于民族国家尚未完成的现状，以及对可能出现外部力量干预的担忧。在中国看来，军力建设是因为过去能力滞后缺课，现在有必要补课，把长期以来的不平衡扳回来。包括台湾问题在内的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未完成的危机感，可以说很大程度上是中国全社会共有的想法，而非意识形态推动。

　　第三，中俄战略关系并非结盟反美，而是由在全球政治中寻求战略平衡的共同利益驱动。冷战时期，全球战略平衡主要支柱是美苏核力量，冷战结束和苏联解体后，依靠美苏两家构建战略平衡已经不可能。后冷战时期，全球战略稳定实际上依赖于各地区战略稳定的叠加。在欧亚两个大陆，中俄两国可以说是构建地区战略平衡的主要大国。这并不是说中俄分别在欧亚地区与美国构建一对一的地区战略平衡，而是一个与实现全球政治意识大觉醒的广大第三方的互动进程。冷战后，经济地区主义在欧亚两大地区都取得了长足发展，特别是亚洲提出了开放的地区主义理念。而未来，新的地区秩序建构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治安全领域地区主义的进展，这个进程需要广大第三方中小国家的参与。

　　笔者认为，我们现在的时代定义应该是“后冷战”而不是“新冷战”，用后者代替前者作为关键词会让相关讨论和认知误入歧途。而且，“后冷战”时代要避免滑向“新冷战”，不仅仅取决于中美两国，也取决于第三方的认知。

　　作者系日本国立新潟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