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名校长论坛”上的发言

　　大家好!诚惶诚恐来参加这个全球名校长论坛。

　　我其实没有资格谈教育，更没有资格谈国际教育，但是有时候我也在想，外行没有窠臼，也许会说一些别出心裁的观点，不管对还是错。

　　我算是研究历史的，同时我也有孩子在国外留学，所以我从历史和家长的角度来讲国际教育。所以我讲的题目是《国际教育要与时俱进》。

　　第一个话题，我想从比较远的历史来看。

　　这个比较远的历史主要是讲三个代表。

　　容闳

　　第一个代表是容闳。1847年1月，在美国传教士布朗的资助下，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是从珠江口的黄埔港乘船出发到美国留学。他先进了中学补习，后来考入了著名的耶鲁大学，毕业后成为文学学士，成为中国受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个人。后来他回国以后，他深深感到了在美国受教育给他带来的好处，所以他就推动中国的官派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1872年，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运动开始，一共有120名幼童赴美国，这是容闳数十年如一日推动而取得的最大的功业，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篇章。

　　这里出了很多人才，这里面我们说第二个代表就是詹天佑。为什么说詹天佑呢?因为在北京的八达岭铁路旁边竖着詹天佑的塑像，我小时候经常路过那里，所以对这个名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从科技的角度来看，其实远远不只詹天佑，包括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周培源、吴有训、叶企孙，包括有化学家像杨石先、侯德榜，像生物学家钱崇澍，还有建筑学家，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茅以升和梁思成，还有气象学家竺可桢。这样一些人，他们用他们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开创了中国科技新的里程碑，所以他们是非常有功绩的人，也是国际教育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1872年詹天佑(左)和潘铭钟(右)在到达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后的合影

　　当然，依我看，那个时候的出国留学，首先是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一个在大清国生活的扎着长辫子的小孩，到美国剪掉了辫子，穿上了西装，受到了国际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我想说看不太远的历史。

　　说不太远的历史也有一个代表就是邓小平，其实这个代表也有很多，比如说周恩来、李富春、刘少奇等等。为什么说邓小平呢?因为邓小平在我们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非常光辉的一页。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有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了七年刘少奇，刘少奇当时就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班里，这个村是在河北的高阳县，后来在法国开了豆腐坊的那个李石曾，他在那儿做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班，大家在这儿学手艺，刘少奇学的就是木匠。当然邓小平的出国更是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邓小平的父亲当时在四川得罪了当地的军阀，到处逃难，逃到重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广告，说招收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就想起自己十六岁的儿子，那时候叫邓希贤，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出国去留学，所以邓小平就去了法国。实际上去法国的这批人，当时他们学到了多少文化知识或者科学知识呢?我不好说，但是据我了解，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改变中国，他们学的更多的是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本领。

　　1921年3月，邓小平在法国

　　邓小平在法国的时候，主要是干活的，勤工俭学，我记得我编过一本《邓小平画册》，里面有一张照片，是邓小平在雷诺工厂的一张照片，但是这里面没有邓小平，只是说邓小平在这儿工作过，因为有一个打工的证明，证明他在这儿工作过，所以我当时给这个照片写了一个图片说明，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这是当年邓小平在这儿工作的地方，但是邓小平在哪个工位上工作我们不知道。

　　这批人出国，我认为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中国。

　　第三个话题，我们再看很近的历史，所谓很近的历史，我想说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新中国1949年建立以后，前面进行了很多运动，不管是镇反、土改还是工商业改造还是反右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运动。到了1959年，各项东西都已经搞定了以后，那时候的政府决定要更好地融入世界，他们就开始要培养外事人才。当时1959年的时候，在周恩来和陈毅的直接指导下就办了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我就是这个学校的。这个中学从1959年开始办，1962年的时候教育部发了通知，全国要建14所类似的外国语学校，其中包括四川、陕西、吉林、上海、北京等等，一共要办14所。而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也改名成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培养人，小学三年级、初中、高中这样做一个一条龙式的培养外交人才和外语人才的学校。我是1965年进入这个学校的，我记得我们入学的时候，1965年的中国，还是比较穷的，但是请了外教，而且有全国最好的电教室，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派遣了第一流的外语人才到这儿来当教师，外交部的很多重要的干部派到北外附校来做领导。当时外交部的好几个部长，像陈毅、韩念龙、王炳南，他们的孩子都进入了这个学校去读书。到了文革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更是派了很小的上小学的一批“红小兵”到美国去学英语，像洪晃、章启月都是这一批派过去的。

　　到了文革以后，因为文革中停了一段时间，文革以后就开始大量地派留学生，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那时候刚刚恢复工作，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以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说我赞成派更多的留学生去，主要是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而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要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

　　这时候的留学生，我认为主要的就是为了融入世界，所以我上面讲了，从很远的历史看，是从1847年开始看，从比较远的历史看，是从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看，看很近的历史是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看。这三个阶段我认为国际教育解决了改变自己，为了改变国家，为了融入世界，所以这三个阶段，我认为是我们国际教育上值得我们好好总结的三段。

　　第四个问题是当下的一些麻烦。国际教育当下其实存在着比较多的麻烦，这个比较多的麻烦，首先是中美关系，大家也都知道中美关系最近比较紧张，紧张表现在各个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国际教育方面。特朗普首先是对中国派在美国学科技的学生下了禁令，很多学校不再收中国去的学习高科技的学生。最近又开始对非高科技的学生也开始了，比如说他们提出来，凡是百分之百上网课的，不能再在美国留，要驱除出境。当然，现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他们都起诉了政府，认为政府这么做是不对的，法院也会临时停止这样一个命令，但是这样一个迹象说明了对国际教育，对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是非常不利的。这个也会有连带作用，会带动其他很多国家起来效仿。

　　前不久，我们在网上和美国一些学者做了两次网上论坛，第一次主要是讲经济问题，第二次是讲中美关系和当前中美关系应该解决的问题，请来的都是美国一些比较大的学者，比如说美国法学界的泰斗科恩，比如说奥巴马政府亚洲事务主任麦艾伦、CSIS的葛莱仪、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易明等等，还有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这些人除了谢淑丽以外，其他人都是不断地对中国提出意见的人，尤其是科恩和葛莱仪，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在这次论坛上，这些对中国平时意见很多的人，反而表现得很理性，比如说葛莱仪提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美国现在要加强和世界各国的联系，而不是相反，美国要发挥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是要切断和大家的联系，而且她认为中美关系现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不可逆的，是可以逆的，可以改变的，而且他提出来，要增加两国民间的交往。当然也有中国学者提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美国提出来政治上、经济上都要和中国脱钩或者某种程度的脱钩，但是中国学者提出来，无论怎么脱钩，人文交流不能脱钩。如果人文交流脱钩了，两个就真的彻底断了关系，这样对两国的关系是非常不利的。中美两国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都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所以我认为眼下虽然在中美交流方面出现了问题，在国际教育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时间不会太长，我认为会慢慢恢复，这种恢复的程序应该是人文的交流、人文的教育应该是会慢慢恢复到一定程度，逐渐再来恢复科技的和其他的交流，其他的教育。所以当下的麻烦，我认为虽然是麻烦，但是不是说不可逆的，只要我们都努力。

　　前不久王毅外长在一个网络论坛上提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和美国都不要想改变对方，都要尊重对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想加一句，不是说不要求改变对方就可以了，重要的是要改变自己，美国也要改变他自己，中国也要改变自己，这样中美关系才能做好，中美之间的国际教育才能继续往前推进。

　　第五个话题是需要解决的误区。这点我是作为学生家长来讲的，我有一个儿子，2000年生的，今年20岁，他在国内读的是国际学校，2018年底考大学，他自己觉得考得不好，考上了波士顿大学。最近他转学转到了纽约大学。我有一个体会，家长会有几个误区：

　　第一，成绩是不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家长往往非常重视SAT成绩，希望他考的分越高越好。但是作为美国的学校来说，他们看成绩，也注重看，或者说更注重看他的实践，比如你参加过什么公益活动，你在公益上有什么建树，参加过什么社会实践，这些非常重要，而我们的家长常常会忽略这点，我觉得这方面我们也是有教训的。

　　第二，家长的鞭长能不能够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在美国，家长在中国，他的衣食住行你要关心，他的学习你要关心，有的时候其实你是够不着的，鞭长莫及。鞭长莫及怎么办?就是要让孩子有很强的自理能力，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是比较自豪地说我儿子的自理能力很好，最近疫情期间我儿子一直住在华盛顿，因为我在华盛顿有家，他就在华盛顿家里自己做饭，自己看书学习，一切都自理得很好，而且学会了很好的厨艺。

　　但是家长也会有很多想够着的，比如说找人给自己的孩子写推荐信，希望大家能够帮写推荐信，但是，如果人家不认识你，其实美国人是不愿意给你写推荐信的。

　　第三个误区就是全面，什么叫全面?我认为每个人想各方面都全面是不可能的，体育也要好，学习也要好，人品也要好，还要有能力，我觉得是某一方面的全面，比如你哪怕是体育不好，你其他方面很好，也不能说不全面，全面的好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全面是做一个完整的人，人格上的全面，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国际教育希望推进的一个目的。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在“全球名校长论坛”上的发言

　　大家好!诚惶诚恐来参加这个全球名校长论坛。

　　我其实没有资格谈教育，更没有资格谈国际教育，但是有时候我也在想，外行没有窠臼，也许会说一些别出心裁的观点，不管对还是错。

　　我算是研究历史的，同时我也有孩子在国外留学，所以我从历史和家长的角度来讲国际教育。所以我讲的题目是《国际教育要与时俱进》。

　　第一个话题，我想从比较远的历史来看。

　　这个比较远的历史主要是讲三个代表。

　　容闳

　　第一个代表是容闳。1847年1月，在美国传教士布朗的资助下，中国的第一个留学生容闳，是从珠江口的黄埔港乘船出发到美国留学。他先进了中学补习，后来考入了著名的耶鲁大学，毕业后成为文学学士，成为中国受美国高等教育的第一个人。后来他回国以后，他深深感到了在美国受教育给他带来的好处，所以他就推动中国的官派留学生到美国去留学。1872年，中国最早的官派留学运动开始，一共有120名幼童赴美国，这是容闳数十年如一日推动而取得的最大的功业，开创了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篇章。

　　这里出了很多人才，这里面我们说第二个代表就是詹天佑。为什么说詹天佑呢?因为在北京的八达岭铁路旁边竖着詹天佑的塑像，我小时候经常路过那里，所以对这个名字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但是，从科技的角度来看，其实远远不只詹天佑，包括有著名的物理学家周培源、吴有训、叶企孙，包括有化学家像杨石先、侯德榜，像生物学家钱崇澍，还有建筑学家，就是我们很熟悉的茅以升和梁思成，还有气象学家竺可桢。这样一些人，他们用他们在美国学到的知识，开创了中国科技新的里程碑，所以他们是非常有功绩的人，也是国际教育给我们带来的好处。

　　1872年詹天佑(左)和潘铭钟(右)在到达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后的合影

　　当然，依我看，那个时候的出国留学，首先是改变自己的命运，每一个在大清国生活的扎着长辫子的小孩，到美国剪掉了辫子，穿上了西装，受到了国际教育，改变了自己的命运。这是第一个题目。

　　第二个题目我想说看不太远的历史。

　　说不太远的历史也有一个代表就是邓小平，其实这个代表也有很多，比如说周恩来、李富春、刘少奇等等。为什么说邓小平呢?因为邓小平在我们近现代历史上留下了非常光辉的一页。上世纪二十年代，中国有一个留法勤工俭学的热潮，我在中央文献研究室研究了七年刘少奇，刘少奇当时就是在留法勤工俭学班里，这个村是在河北的高阳县，后来在法国开了豆腐坊的那个李石曾，他在那儿做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预备班，大家在这儿学手艺，刘少奇学的就是木匠。当然邓小平的出国更是有意思的一个事情，邓小平的父亲当时在四川得罪了当地的军阀，到处逃难，逃到重庆的时候发现了一个小广告，说招收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他就想起自己十六岁的儿子，那时候叫邓希贤，他就让自己的儿子出国去留学，所以邓小平就去了法国。实际上去法国的这批人，当时他们学到了多少文化知识或者科学知识呢?我不好说，但是据我了解，他们主要的目的是要改变中国，他们学的更多的是改变中国、改变世界的本领。

　　1921年3月，邓小平在法国

　　邓小平在法国的时候，主要是干活的，勤工俭学，我记得我编过一本《邓小平画册》，里面有一张照片，是邓小平在雷诺工厂的一张照片，但是这里面没有邓小平，只是说邓小平在这儿工作过，因为有一个打工的证明，证明他在这儿工作过，所以我当时给这个照片写了一个图片说明，我是这么说的，我说这是当年邓小平在这儿工作的地方，但是邓小平在哪个工位上工作我们不知道。

　　这批人出国，我认为他们主要目的是为了改变中国。

　　第三个话题，我们再看很近的历史，所谓很近的历史，我想说从新中国建立以后开始。新中国1949年建立以后，前面进行了很多运动，不管是镇反、土改还是工商业改造还是反右等等，有很多这样的运动。到了1959年，各项东西都已经搞定了以后，那时候的政府决定要更好地融入世界，他们就开始要培养外事人才。当时1959年的时候，在周恩来和陈毅的直接指导下就办了第一所外国语学校，就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中学，我就是这个学校的。这个中学从1959年开始办，1962年的时候教育部发了通知，全国要建14所类似的外国语学校，其中包括四川、陕西、吉林、上海、北京等等，一共要办14所。而北京外国语学院附中也改名成了北京外国语学院附校，从小学三年级开始培养人，小学三年级、初中、高中这样做一个一条龙式的培养外交人才和外语人才的学校。我是1965年进入这个学校的，我记得我们入学的时候，1965年的中国，还是比较穷的，但是请了外教，而且有全国最好的电教室，从北京外国语学院派遣了第一流的外语人才到这儿来当教师，外交部的很多重要的干部派到北外附校来做领导。当时外交部的好几个部长，像陈毅、韩念龙、王炳南，他们的孩子都进入了这个学校去读书。到了文革中，七十年代的时候，就更是派了很小的上小学的一批“红小兵”到美国去学英语，像洪晃、章启月都是这一批派过去的。

　　到了文革以后，因为文革中停了一段时间，文革以后就开始大量地派留学生，1978年6月23日，邓小平那时候刚刚恢复工作，邓小平在听取教育部工作汇报以后就说了这样一段话，说我赞成派更多的留学生去，主要是搞自然科学，要成千成万地派，而不是只派十个八个，教育部要研究一下，花多少钱，值得。

　　这时候的留学生，我认为主要的就是为了融入世界，所以我上面讲了，从很远的历史看，是从1847年开始看，从比较远的历史看，是从上世纪的二十年代开始看，看很近的历史是从上世纪的五十年代开始看。这三个阶段我认为国际教育解决了改变自己，为了改变国家，为了融入世界，所以这三个阶段，我认为是我们国际教育上值得我们好好总结的三段。

　　第四个问题是当下的一些麻烦。国际教育当下其实存在着比较多的麻烦，这个比较多的麻烦，首先是中美关系，大家也都知道中美关系最近比较紧张，紧张表现在各个方面，同时也表现在国际教育方面。特朗普首先是对中国派在美国学科技的学生下了禁令，很多学校不再收中国去的学习高科技的学生。最近又开始对非高科技的学生也开始了，比如说他们提出来，凡是百分之百上网课的，不能再在美国留，要驱除出境。当然，现在哈佛大学、麻省理工他们都起诉了政府，认为政府这么做是不对的，法院也会临时停止这样一个命令，但是这样一个迹象说明了对国际教育，对中国在美国的留学生是非常不利的。这个也会有连带作用，会带动其他很多国家起来效仿。

　　前不久，我们在网上和美国一些学者做了两次网上论坛，第一次主要是讲经济问题，第二次是讲中美关系和当前中美关系应该解决的问题，请来的都是美国一些比较大的学者，比如说美国法学界的泰斗科恩，比如说奥巴马政府亚洲事务主任麦艾伦、CSIS的葛莱仪、美国外交事务委员会的易明等等，还有前助理国务卿谢淑丽。这些人除了谢淑丽以外，其他人都是不断地对中国提出意见的人，尤其是科恩和葛莱仪，但是我想告诉大家的是，我们在这次论坛上，这些对中国平时意见很多的人，反而表现得很理性，比如说葛莱仪提了这样一个观点，认为美国现在要加强和世界各国的联系，而不是相反，美国要发挥自己的硬实力和软实力，不是要切断和大家的联系，而且她认为中美关系现在这种情况下，不是不可逆的，是可以逆的，可以改变的，而且他提出来，要增加两国民间的交往。当然也有中国学者提了这样一个观点，就是说美国提出来政治上、经济上都要和中国脱钩或者某种程度的脱钩，但是中国学者提出来，无论怎么脱钩，人文交流不能脱钩。如果人文交流脱钩了，两个就真的彻底断了关系，这样对两国的关系是非常不利的。中美两国的学者不约而同地都表达了这样一些观点，所以我认为眼下虽然在中美交流方面出现了问题，在国际教育方面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但是时间不会太长，我认为会慢慢恢复，这种恢复的程序应该是人文的交流、人文的教育应该是会慢慢恢复到一定程度，逐渐再来恢复科技的和其他的交流，其他的教育。所以当下的麻烦，我认为虽然是麻烦，但是不是说不可逆的，只要我们都努力。

　　前不久王毅外长在一个网络论坛上提了这样一个观点，中国和美国都不要想改变对方，都要尊重对方。我非常同意这个观点，但是我想加一句，不是说不要求改变对方就可以了，重要的是要改变自己，美国也要改变他自己，中国也要改变自己，这样中美关系才能做好，中美之间的国际教育才能继续往前推进。

　　第五个话题是需要解决的误区。这点我是作为学生家长来讲的，我有一个儿子，2000年生的，今年20岁，他在国内读的是国际学校，2018年底考大学，他自己觉得考得不好，考上了波士顿大学。最近他转学转到了纽约大学。我有一个体会，家长会有几个误区：

　　第一，成绩是不是最重要的。中国的家长往往非常重视SAT成绩，希望他考的分越高越好。但是作为美国的学校来说，他们看成绩，也注重看，或者说更注重看他的实践，比如你参加过什么公益活动，你在公益上有什么建树，参加过什么社会实践，这些非常重要，而我们的家长常常会忽略这点，我觉得这方面我们也是有教训的。

　　第二，家长的鞭长能不能够着自己的孩子，因为孩子在美国，家长在中国，他的衣食住行你要关心，他的学习你要关心，有的时候其实你是够不着的，鞭长莫及。鞭长莫及怎么办?就是要让孩子有很强的自理能力，我觉得这方面我还是比较自豪地说我儿子的自理能力很好，最近疫情期间我儿子一直住在华盛顿，因为我在华盛顿有家，他就在华盛顿家里自己做饭，自己看书学习，一切都自理得很好，而且学会了很好的厨艺。

　　但是家长也会有很多想够着的，比如说找人给自己的孩子写推荐信，希望大家能够帮写推荐信，但是，如果人家不认识你，其实美国人是不愿意给你写推荐信的。

　　第三个误区就是全面，什么叫全面?我认为每个人想各方面都全面是不可能的，体育也要好，学习也要好，人品也要好，还要有能力，我觉得是某一方面的全面，比如你哪怕是体育不好，你其他方面很好，也不能说不全面，全面的好是不可能的。我认为最重要的全面是做一个完整的人，人格上的全面，这是最重要的，这也是我们国际教育希望推进的一个目的。

　　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