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1日，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授洪朝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和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中美印象》主编刘亚伟在题为“中美两国的故事——美国怎么失去了中国、中国怎么弄丢了美国?”的纽约聊斋第七期沙龙上先后发言。他们比较了1950年代与2010年代两大“丢失”的历史背景，分析两大“丢失”的深度原因，探讨中美关系未来的可能走向和选择。中美印象网站首先发布洪朝辉博士发言的文字记录。

　　在谈到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时候，洪朝辉说，“我是不想、不能、也不敢对未来中美关系算命，因为我们历史学者只相信结果，不讨论如果。但学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

　　中美要和平共处，必须寻求“信仰外交”(faith diplomacy)：中美关系从1972年到1979年的基础是“共享的敌人”(shared enemy);1979年到2013年的基础是“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但是敌人与利益随时变化，只有将两国关系建立在“共享的价值”(shared values)，才能長治久安。

　　——编者按

洪朝辉

　　首先说明一下，请大家不要纠结这两个丢失(who lost China 和 who lost America)的问题是否是伪问题、烂问题、傻问题，或是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坏问题。是的，这两个问题本身就带有一种傲慢、偏见、无知和冷战旧思维，但我们今天只是借壳下蛋、借题发挥而已。

　　直白地说，我们就是想与大家探讨三大真实的大问题：第一，中美关系在近年为何突然恶化?第二，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谁、哪个机制、哪个主义或哪个事件必须对此恶化负主要责任?第三，我们是否还有人为努力的空间，来阻止这种恶化?

　　(一)

　　1948年以来，由于共产党在国共战场中的节节胜利，美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雷问题：是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谁必须为此背锅?三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犯了战略性错误。在二战中，罗斯福做出了三大决定：一是坚决支持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二是坚决维护蒋在中国战场的绝对领袖地位;三是确定在战后，以蒋为首的中国政府与美苏英平起平坐，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结果，罗斯福的赌注下的太大、太早、太猛，导致美国深陷二战后中国政治的泥坑里，不可自拔。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由于蒋介石的无能、腐点败、堕落。这种甩锅蒋介石的观来自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1949年8月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后的三个半月，美国国务院发布1054页、长达100多万字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由美國總統杜魯門及國務卿艾奇遜主導發表。他们主要强调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的失敗，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美國在戰後中國，已盡力而為，最後失敗應由无能、腐败的蒋介石和國民黨負全責。白皮書中收錄的《艾奇遜致杜魯門的信》，是全書的核心。《中美關係白皮書》的發表，標誌著美國退出國共內戰，属于美国式的第一次脱钩行为。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由于美国国务院内部共产党势力的作用，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个锅甩得惊天动地，祸害至今。当时一批亲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对《白皮書》和杜魯門的對華政策提出強力抨擊。尤其是在1950年后发生了四件大事：其一，1950年6月25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韓戰爆發;其二，杜魯門政府在6月27日下令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宣布台灣海峽中立化;其三，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出兵朝鲜，中美直接发生热战，情势完全逆转;其四，在1952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共和黨的艾森豪憑藉反對杜魯門的三个词获胜：“韓國!共產主義!貪污!”。

　　在这个反共、反华的大背景下，一个新观点和一只新大锅被隆重推出：即如果美国尽力援助蒋介石的话，中国的丢失是可以避免的，于是，这就为麦卡锡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动力。当时，麦卡锡和他的伙伴们需要寻找丢失中国的替罪羊，在1950年2月7日的西弗吉尼亚的演讲中，麦卡锡又找到一只大羊和一群小羊：“大羊”是国务卿艾奇逊，还列举了205只“小羊”，他们大多是国务院官员里的共产党党员或间谍成员。

麦卡锡主义

　　但一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who lost China 是一个伪问题，因为要提失去，必须先拥有，“It is only possible to lose something that one owns”，但美国从来没有拥有或殖民过中国，何谈失去?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解释：第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强大，而且是太出乎意外地强大;第二，斯大林和苏联暗助中共的作用，不可低估;第三，日本人太不经打，如果日本天皇顶住不投降，中共就很难有机会。

　　(二)

　　与刚才提到的who lost China 相关联，2019年10月22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出席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午餐会时，第一次提请大家思考：who lost America? 谁丢掉了美国?我将他称为“沈大伟问题”(the Shambaugh question)。对此，首先需要了解中国是如何渐渐“得到”美国的背景。

　　第一，自从1972年以来，在一批美国学者和记者的努力下，中国形象逐渐得到美国社会的接受和认同。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都是反苏联，但在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中却有一大批亲华和知华派。这些美国学者的影响千万不能低估。

　　第二，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长期的中美交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民心，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文化、教育全方位融入美国各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第三，由于中国形象的改变，导致美国各界对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繁荣、多元的未来，出现了许多美好的想像，他们对民主中国、自由中国充满期待，深具信心。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和友好战略，是一种必须而且是唯一的正确战略。当然，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很明显，沈大伟的问题，也可以是个伪问题，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美国，何谈失去?

　　但是，事实是，上述三个中美友好的背景，突然在过去几年逐渐消失。这就是沈大伟问题值得我们学者认真探究的一大原因。其实，沈大伟问题还有一个意思，中国曾经拥有成千上万的机会赢得美国，为什麽中国就不能好好利用这些机会呢?他的背后深意是，中国手上曾经有很多牌，不仅没有使用，而且将一手好牌，硬生生地打烂、打臭、打死了。

沈大伟

　　沈大伟问题有学术含金量，但“沈大伟转向”更是具有标杆作用。沈大伟长期非常亲中，八、九十年代当过英国著名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主编，多年来在中国上层和官场游走自如，在中国学界也是长袖善舞。但是，在2015年3月6日，沈大伟突然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轰动的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他在文章中惊人地预测：中国即将裂了、断了、崩溃了，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沈大伟表示，目前中美关系恶化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的摩擦、竞争和压力将会成为“新常态”。这篇文章代表了美国知华派从左到右的大转向，“沈大伟转向”也许还产生了三种著名的后续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蝴蝶效应和寒蝉效应。自此以后，很少有美国的亲华派、知华派学者公开、单独地出来，为中国的政策进行强有力地辩护和背书，因为这样做就政治不正确了。

　　有关何时何事何人导致美国社会上下对中国、中共甚至中国人出现反感，大致也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2008年。这种观点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起点，因为从那时起，西方世界深陷金融危机，中国却一花独放，逆向发展。不到两年，在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西方世界和美国社会深深地感受到了危机，有点类似1964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成功，美国上下感到震惊一样。

　　第二，2012年。2012年中国走进新时代，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放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的动作，包括南海、香港、台海、新疆、修宪、一带一路，都是美国民众改变对中国看法的动因。

　　第三，2018年或2020。2018年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恶化了中美紧张局势，一大标志是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的重大政策演讲，意味着美国对中国自1994年克林顿以来的接触政策的终结，也意味着中美全面脱钩的开始。随后的一系列冲突，强化了这种脱钩战略的实施，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防疫战、区域战，甚至民航战等，十面埋伏，全面发难。美國對華的接觸戰略正式終結。

　　总之，自2008年或2012年或2018年以来，中国逐渐失去了部分美国的民心。

　　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20年4月，是美国民意在过去41年来对中国最不友好的一年，不喜欢中国的比例突破历史最高纪录，从1989年3月的13%，到今天的67%;喜欢的比例从1989年3月的72%，降到现在的33%。即使1989年8月也只有53%不喜欢，喜欢的也有35%，形势很严重。

　　于是，两国逐渐从合作者，变成了竞争者，甚至是敌对者。其中的要素不外六个：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实力消长(老大与老二之争)、经贸冲突、区域冲突、以及领导人因素。

　　这里，我想把这“两个丢失”的问题做一个逻辑的连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地良心用苦，把这“两个丢失”放在一起讨论。首先，1949年美国觉得丢掉了中国，于是中美脱钩、冷战开始;1972年以后，中美慢慢恢复接触、合作甚至友好关系，美国以为中国迷途知返，又回来了，对中国的失而复得感到十分兴奋。但这几年来的关系恶化，美国又觉得，这次是中国失去了美国。于是，中美又该脱钩、再度冷战了。

　　历史就是这么如此往复地出现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冷战、接触、再冷战。所以，对于具有历史感的人，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义。我们更希望中美双方的智库都能理性、平衡、客观地分析今天两国再度面临新冷战的原因、案例、后果，尤其需要假设，如果中美博弈的牌局还能再来一次，双方是否可能少出或不出哪些臭牌、烂牌、蠢牌?

　　(三)

　　我是不想、不能也不敢对未来中美关系算命，因为我们历史学者只相信结果，不讨论如果。但学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现在让我们看看从历史中能得到什麽样的启示。

　　第一，中美关系改善的几大节点，主要靠人为努力。长期在美国读史，导致我越来越倾向于认同一些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过于迷信唯物主义的一大后果是相信宿命论，以为一切由客观、经济、战略、制度决定，人是没有什麽努力的空间。成也客观、败也客观。其实，我研究历史的心得是，个人、众人在历史发展中，经常发生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完全由客观环境、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制度文化所决定。

　　中美关系历史发展都证明了许多关键的节点是由个人所决定，与客观环境没有必然联系。例如毛泽东在吃了安眠药、昏昏欲睡之时，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于1971年4月访华，从此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一句“台湾事小，世界事大”，就将美国在台湾的存在这一本质性问题，云淡风轻地一句带过;1979年，邓小平在决定中美建交时，也不再坚持美国必须停止军售台湾，尤其对此后美台签订的《台湾关系法》，也是眼开眼闭，但这可是当年毛、周定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大底线之一：断交、撤军、毁约，毁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2001年4月11日，王海的南海撞机事件，克林顿死活不说apologize，只是将一句sorry, 变成了very sorry而言，结果也就雨过天晴了。

　　第二，中美关系恶化的节点也大多是人为的因素决定。今天，人为因素是从正面向反面运作，是不断向脱钩方向发展，形成负反馈效应，出现所谓的加速度分离的趋势。

　　目前，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和美国国内的脱钩力量，表面上是逆向而行，势不两立，但实际效果是殊途同归、相向而行，中国的左和美国的右，都是追求自力更生、独立自主、闭关锁国的方向，美国鹰派需要中国民粹的友好“配合”，进一步激化中美矛盾，才有可能长期推行脱钩政策，华为就是一块引诱中国民粹这头公牛发怒的“红布”。所以，极左与极右经常是惊人的相似，线的两端，一旦成为圆形，就自己不自觉地拥抱在一起。历史就是这么讽刺与哭笑不得。

　　众多危机集合的结果，正在导致中美关系向自由落体的趋势下滑，尤其是美国对华四派出现惊人的一致：接触派、务实派、民粹派和强硬派，前面三派共同向强硬派或鹰派靠拢。

　　記得在2013年5月13日，我在卡特中心的一次中美關係的研討會上，我針對信仰外交(faith diplomacy)做了一個發言，其中提出了一個看法，竟然被不幸而言中。我當時說，中美關係從1972年到1979年的基礎是共享的敵人(shared enemy);1979到2013的基礎是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但敵人與利益隨時變化，只有將两国關係建立在共享的價值(shared values)，才能長治久安。共享的價值就是来自《圣经》、《论语》、《道德经》等中美文化经典的三個精髓：和、愛、忍(peace, love and toleration)。我當時說，如果中美兩國不能立刻致力於建設共享的價值，兩國關係可能不進則退。

　　第三，从未来而言，中国还有人为的空间，推动中美友好。我们失望，但还不至于绝望。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是该想一想不可想像的事情了”(It is time to think the unthinkable)。毛泽东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光明。只有多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和动力，我们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我们人力难以控制的因素。

　　目前而言，中美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正面的机会与窗口还剩几个。

　　其一，是美国的地方因素。All politics is local。美国所有的政治都是与地方有关。这个地方主要是指州、市、县和社区。至今，美国地方支持中美合作的根基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动摇。以前中国只关心白宫，后来开始关心国会，然后关心跨国大企业，现在必须与美国的地方建立命运共同体，潜力极大。这次防疫大战，中国与加州和纽约进行了很有效的合作，就是明证。

　　其二，是普通民众的因素。美国向来是先有公众舆论，后有外交政策。对于民意调查，建议大家要结合盖洛普和皮尤两大民意调查机构，比较分析。盖洛普的长处是同一个问题，持续几十年地问，形成趋势;皮尤的长处是具有深度与分类。今年3/29皮尤进行的民调有四大数据值得分析，有助于寻找阻止中美关系恶化的思路。

　　一是美国5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待中国不友好的比例较少(蓝色)，53% vs 72%” 。

　　二是美国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对中国不友好的比例相对较低，62% vs 72%。

　　三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比中国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59% vs 30%。这能帮助美国人不断增加自信，减少危机感和焦虑感。

　　四是8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绝对的自信。

　　所以，民意的波动真正应验了民意如流水的真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民意立即出现正向或反向波动。所以，希望大家密切关注民意的趋势，过去41年，哪些年出现波动?为什麽这些年会出现波动?什麽具体事件导致这些波动?有了这些实证数据以后，再去研究如何防止美国民意的波动?又如何拉抬美国的民意?我们学经济史的不仅相信理性，更相信演化理性，一定要观察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民意。

　　其三，550万美国华人的因素。我们这批人是中美关系友好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改革了，我们上大学;开放了，我们留学美国。所以，面对中美关系的危机，大家千万不要幸灾乐祸、置身事外、隔岸观火、互相甩锅，要多多提倡550万美国华人命运共同体。

　　我们需要多多告诫美国各界，要王道，不要霸道，王道是do what you should，美国要多做自己应该做的，这就具有道德标杆，追求一个道德的上限，不要比烂，更不要用劣币驱逐良币;霸道是do what you can，美国只做自己能做的，比如类似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因为能力有限，就放弃不做了，只想美国优先。尤其是，霸道意味着：只要我能做，就做，于是就可能出现：只要我的实力决定我能放火，只要我能阻止你点灯，我就做!这就会导致美国的世界地位不断地向下沉沦。

　　其四，中国还是需要低调行事。美国在19世纪的GDP水平，几乎不被人注意，其排名一直躲在很难被发现的位置，长期排在中印英法德的后面，如1820年的GDP。

　　但在美国于1877年完成美国南部战后重建、1890年完成西部边疆开发，内功大增，突然弯道超车，在1890年，其GDP成为世界老大，使英法德三个欧洲强国，防不胜防。见1890年的GDP。

　　尤其是美国成为GDP老大后，一直韬光养晦到1945年，装“孙子”的时间长达整整55多年。还有，你看美国在1930年的GDP，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各国，但无论参加一战还是二战，美国开始都不想秀肌肉，都是被逼无奈、情非所愿。

　　例如，当苏联1917年10月革命后退出一战，美国才加入一战;同样，二战打了二年多，珍珠港事件才逼着美国没有退路，被逼上阵，因为美国当时一直信奉孤立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一直到了战后，实在没法遮遮掩掩了，才雄赳赳、气昂昂地成为真正的老大。只是在2016年后，在现任美国总统的努力下，美国的外交战略再度从全球主义拉回到民族主义。

　　所以，中国应该深深体会在国际舞台上，懂得低调、谦卑的种种好处。应该多强调中国还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或140美元而已;多强调我们现在只能搞地毯经济，才能生存下去;多强调第二波疫情在北京反弹的悲情，而不是高姿态地发表什麽抗疫白皮书，少在别人还在受伤的心口上撒盐，多亮亮自己的伤口和多晒晒自己的弱点，在此时此刻，非常有用。

　　尤其是，在行动上不要争老大。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一旦国力大涨，更需要在内外政策上谦虚谨慎不张扬，减少与老大正面对撞的力度。过去130年的美国发展史表明，当美国在1890年成为GDP老大后，已经完败了四个老二强国(不一定以GDP为标准的老二)：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对手既有不同的制度和信仰，如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共产主义;也有不同人种的盟友，如日本;更有同文同种同制度同战友的英国，统统碾压没商量。所以，美国整老二的战略和战术已经整得炉火纯青。

　　(四)

　　最后，我想与大家分析一下如何在中美关系中玩博弈。我们需要多研究大国博弈的奥秘。借此机会介绍一下2005年经济学诺奖得主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两本名著：1960出版的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和1966 出版的Arm and Influence.

　　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威慑意味着准备好一切手段，但永远不要使用这些手段;第二，威慑是弱国对付强国的手段，没自信、没力量的时候，才去威慑;第三，军事战略类似一门强制的艺术，孙子兵法也被译成art of war，与谢林的思想不谋而合;第四，打败对手不再足够，关键是必须抓住合作的机会。合作而不是对抗，是威慑真正和全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这一观点也被重复博弈的实验证明。有一位著名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自197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计算机模拟、人机对抗等科学实验证明：在连续和重复博弈中，胜算最大的要素是善良和宽容，这种善良在短期博弈中，也许会吃亏，但长期一定得利，他们会输掉一场短暂的战役，但一定赢得一次长期的战争。

　　什麽叫重复博弈中的善良呢?从不首先背叛。这就是著名的“针锋相对”(tit-for-tat)战术的特点，基本行为准则：在第一回合，不管对手是谁，都会默认选择合作，之后，每一回合的行动则取决于对手上一回合的表现，对手背叛，我背叛;对手合作，我合作。这犹如一个老实人的策略，初次见面，就选择信任对方，只有被骗，才会报复，对手一旦认错，立即翻篇，憨厚、不记仇、吃亏是福。但在概率上，这种老实人最后在连续博弈游戏中，遥遥领先。结论是善良比狡猾有效，宽容比复仇更有机会获胜。

　　问题是，西方政治体制决定总统只关心短期得利，我下台后，管他洪水滔天?于是，就有可能乱出牌，非理性出牌，在混战中，将对手打败，君子往往输给流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今日中美关系值得用重复博弈论观察，需要提倡“长期主义”对冲世界的不确定性，用连续博弈来对抗领导人的不确定性。

　　再引用一下谢林在论述博弈的时候一句名言：谈判双方都可以举枪，但一旦谁先开枪，谁就输了。同樣道理，逼對方開槍也是一個高招，目前美國鹰派正在千方百计地逼中國“開槍”，已经发现最好的逼中国开枪的一招就是台灣問題。美台建立一定程度的官方关系，將是一隻灰天鵝事件，既不是白天鵝也不是黑天鵝，其功能猶如一塊逼公牛發怒的紅布。希望中美之间的激烈交锋只是互相举枪而已，但还没有扣动扳机。双方都得重温谢林的高见和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精髓。

　　最后，我要说，一旦中美彻底翻脸、中美断交、中国再度回到闭关锁国时代，美国上下又要讨论：who lost China again，又需要追究到底是哪个美国政客放弃了中国这个无价、无限的市场?是谁逼迫中国走向闭关锁国的时代?历史总是这么梦幻、奇葩和循环不已。

 　　6月21日，美国福坦莫大学(Fordham University)教授洪朝辉、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项目联席主任孙哲和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负责人、《中美印象》主编刘亚伟在题为“中美两国的故事——美国怎么失去了中国、中国怎么弄丢了美国?”的纽约聊斋第七期沙龙上先后发言。他们比较了1950年代与2010年代两大“丢失”的历史背景，分析两大“丢失”的深度原因，探讨中美关系未来的可能走向和选择。中美印象网站首先发布洪朝辉博士发言的文字记录。

　　在谈到中美关系未来走向的时候，洪朝辉说，“我是不想、不能、也不敢对未来中美关系算命，因为我们历史学者只相信结果，不讨论如果。但学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

　　中美要和平共处，必须寻求“信仰外交”(faith diplomacy)：中美关系从1972年到1979年的基础是“共享的敌人”(shared enemy);1979年到2013年的基础是“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但是敌人与利益随时变化，只有将两国关系建立在“共享的价值”(shared values)，才能長治久安。

　　——编者按

洪朝辉

　　首先说明一下，请大家不要纠结这两个丢失(who lost China 和 who lost America)的问题是否是伪问题、烂问题、傻问题，或是居心叵测、别有用心的坏问题。是的，这两个问题本身就带有一种傲慢、偏见、无知和冷战旧思维，但我们今天只是借壳下蛋、借题发挥而已。

　　直白地说，我们就是想与大家探讨三大真实的大问题：第一，中美关系在近年为何突然恶化?第二，恶化的主要原因是什么?谁、哪个机制、哪个主义或哪个事件必须对此恶化负主要责任?第三，我们是否还有人为努力的空间，来阻止这种恶化?

　　(一)

　　1948年以来，由于共产党在国共战场中的节节胜利，美国社会就出现了一个雷问题：是谁丢掉了中国(Who lost China)?谁必须为此背锅?三大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由于美国总统罗斯福犯了战略性错误。在二战中，罗斯福做出了三大决定：一是坚决支持蒋介石为首的中华民国政府;二是坚决维护蒋在中国战场的绝对领袖地位;三是确定在战后，以蒋为首的中国政府与美苏英平起平坐，成为世界四强之一。结果，罗斯福的赌注下的太大、太早、太猛，导致美国深陷二战后中国政治的泥坑里，不可自拔。

　　第二种观点认为，是由于蒋介石的无能、腐点败、堕落。这种甩锅蒋介石的观来自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1949年8月5日，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打过长江后的三个半月，美国国务院发布1054页、长达100多万字的《中美關係白皮書》，由美國總統杜魯門及國務卿艾奇遜主導發表。他们主要强调中華民國在國共內戰的失敗，与美国政府没有关系，美國在戰後中國，已盡力而為，最後失敗應由无能、腐败的蒋介石和國民黨負全責。白皮書中收錄的《艾奇遜致杜魯門的信》，是全書的核心。《中美關係白皮書》的發表，標誌著美國退出國共內戰，属于美国式的第一次脱钩行为。

　　第三种观点认为，是由于美国国务院内部共产党势力的作用，导致美国失去了中国。这个锅甩得惊天动地，祸害至今。当时一批亲台湾的美国国会议员，对《白皮書》和杜魯門的對華政策提出強力抨擊。尤其是在1950年后发生了四件大事：其一，1950年6月25日，朝鮮人民軍越過三八線，韓戰爆發;其二，杜魯門政府在6月27日下令第七艦隊巡防台灣海峽，宣布台灣海峽中立化;其三，10月25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出兵朝鲜，中美直接发生热战，情势完全逆转;其四，在1952年美國總統大選時，共和黨的艾森豪憑藉反對杜魯門的三个词获胜：“韓國!共產主義!貪污!”。

　　在这个反共、反华的大背景下，一个新观点和一只新大锅被隆重推出：即如果美国尽力援助蒋介石的话，中国的丢失是可以避免的，于是，这就为麦卡锡主义的崛起提供了历史动力。当时，麦卡锡和他的伙伴们需要寻找丢失中国的替罪羊，在1950年2月7日的西弗吉尼亚的演讲中，麦卡锡又找到一只大羊和一群小羊：“大羊”是国务卿艾奇逊，还列举了205只“小羊”，他们大多是国务院官员里的共产党党员或间谍成员。

麦卡锡主义

　　但一位美国外交政策专家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认为，who lost China 是一个伪问题，因为要提失去，必须先拥有，“It is only possible to lose something that one owns”，但美国从来没有拥有或殖民过中国，何谈失去?

　　除了上述三个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还有三个比较重要的解释：第一是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强大，而且是太出乎意外地强大;第二，斯大林和苏联暗助中共的作用，不可低估;第三，日本人太不经打，如果日本天皇顶住不投降，中共就很难有机会。

　　(二)

　　与刚才提到的who lost China 相关联，2019年10月22日，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教授沈大伟(David Shambaugh)在出席香港外国记者协会午餐会时，第一次提请大家思考：who lost America? 谁丢掉了美国?我将他称为“沈大伟问题”(the Shambaugh question)。对此，首先需要了解中国是如何渐渐“得到”美国的背景。

　　第一，自从1972年以来，在一批美国学者和记者的努力下，中国形象逐渐得到美国社会的接受和认同。美国研究苏联问题的学者都是反苏联，但在美国的中国问题学者中却有一大批亲华和知华派。这些美国学者的影响千万不能低估。

　　第二，1978年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长期的中美交流活动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美国民心，中国的经济、贸易、金融、文化、教育全方位融入美国各界，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格局。

　　第三，由于中国形象的改变，导致美国各界对中国走向民主、自由、繁荣、多元的未来，出现了许多美好的想像，他们对民主中国、自由中国充满期待，深具信心。多数美国民众认为，美国对中国的接触战略和友好战略，是一种必须而且是唯一的正确战略。当然，期望越高，失望也就越大。

　　很明显，沈大伟的问题，也可以是个伪问题，因为中国从来没有得到过美国，何谈失去?

　　但是，事实是，上述三个中美友好的背景，突然在过去几年逐渐消失。这就是沈大伟问题值得我们学者认真探究的一大原因。其实，沈大伟问题还有一个意思，中国曾经拥有成千上万的机会赢得美国，为什麽中国就不能好好利用这些机会呢?他的背后深意是，中国手上曾经有很多牌，不仅没有使用，而且将一手好牌，硬生生地打烂、打臭、打死了。

沈大伟

　　沈大伟问题有学术含金量，但“沈大伟转向”更是具有标杆作用。沈大伟长期非常亲中，八、九十年代当过英国著名的《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主编，多年来在中国上层和官场游走自如，在中国学界也是长袖善舞。但是，在2015年3月6日，沈大伟突然在《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轰动的文章：“The Coming Chinese Crackup”。他在文章中惊人地预测：中国即将裂了、断了、崩溃了，倒计时已经开始了。沈大伟表示，目前中美关系恶化是“系统性”和“结构性”的，在可预见的未来，两国的摩擦、竞争和压力将会成为“新常态”。这篇文章代表了美国知华派从左到右的大转向，“沈大伟转向”也许还产生了三种著名的后续效应：多米诺骨牌效应、蝴蝶效应和寒蝉效应。自此以后，很少有美国的亲华派、知华派学者公开、单独地出来，为中国的政策进行强有力地辩护和背书，因为这样做就政治不正确了。

　　有关何时何事何人导致美国社会上下对中国、中共甚至中国人出现反感，大致也可以归纳为三种观点。

　　第一，2008年。这种观点认为，2008年金融危机是起点，因为从那时起，西方世界深陷金融危机，中国却一花独放，逆向发展。不到两年，在2010年，中国的GDP超过日本，成为世界老二，西方世界和美国社会深深地感受到了危机，有点类似1964年中国研制原子弹成功，美国上下感到震惊一样。

　　第二，2012年。2012年中国走进新时代，以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放弃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战略的动作，包括南海、香港、台海、新疆、修宪、一带一路，都是美国民众改变对中国看法的动因。

　　第三，2018年或2020。2018年美国政府的一系列动作，恶化了中美紧张局势，一大标志是2018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的重大政策演讲，意味着美国对中国自1994年克林顿以来的接触政策的终结，也意味着中美全面脱钩的开始。随后的一系列冲突，强化了这种脱钩战略的实施，包括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防疫战、区域战，甚至民航战等，十面埋伏，全面发难。美國對華的接觸戰略正式終結。

　　总之，自2008年或2012年或2018年以来，中国逐渐失去了部分美国的民心。

　　美国盖洛普民意调查显示：2020年4月，是美国民意在过去41年来对中国最不友好的一年，不喜欢中国的比例突破历史最高纪录，从1989年3月的13%，到今天的67%;喜欢的比例从1989年3月的72%，降到现在的33%。即使1989年8月也只有53%不喜欢，喜欢的也有35%，形势很严重。

　　于是，两国逐渐从合作者，变成了竞争者，甚至是敌对者。其中的要素不外六个：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实力消长(老大与老二之争)、经贸冲突、区域冲突、以及领导人因素。

　　这里，我想把这“两个丢失”的问题做一个逻辑的连接，帮助大家理解我们为什么要如此地良心用苦，把这“两个丢失”放在一起讨论。首先，1949年美国觉得丢掉了中国，于是中美脱钩、冷战开始;1972年以后，中美慢慢恢复接触、合作甚至友好关系，美国以为中国迷途知返，又回来了，对中国的失而复得感到十分兴奋。但这几年来的关系恶化，美国又觉得，这次是中国失去了美国。于是，中美又该脱钩、再度冷战了。

　　历史就是这么如此往复地出现否定、肯定、否定之否定，冷战、接触、再冷战。所以，对于具有历史感的人，今天的讨论非常有意义。我们更希望中美双方的智库都能理性、平衡、客观地分析今天两国再度面临新冷战的原因、案例、后果，尤其需要假设，如果中美博弈的牌局还能再来一次，双方是否可能少出或不出哪些臭牌、烂牌、蠢牌?

　　(三)

　　我是不想、不能也不敢对未来中美关系算命，因为我们历史学者只相信结果，不讨论如果。但学历史能帮助我们产生四大功能：记忆、敬畏、谦卑和宽容。现在让我们看看从历史中能得到什麽样的启示。

　　第一，中美关系改善的几大节点，主要靠人为努力。长期在美国读史，导致我越来越倾向于认同一些历史唯心主义的观点，因为过于迷信唯物主义的一大后果是相信宿命论，以为一切由客观、经济、战略、制度决定，人是没有什麽努力的空间。成也客观、败也客观。其实，我研究历史的心得是，个人、众人在历史发展中，经常发生决定性作用，而不是完全由客观环境、经济发展、战略格局、制度文化所决定。

　　中美关系历史发展都证明了许多关键的节点是由个人所决定，与客观环境没有必然联系。例如毛泽东在吃了安眠药、昏昏欲睡之时，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于1971年4月访华，从此小球转动了大球;1972年尼克松访华，毛泽东一句“台湾事小，世界事大”，就将美国在台湾的存在这一本质性问题，云淡风轻地一句带过;1979年，邓小平在决定中美建交时，也不再坚持美国必须停止军售台湾，尤其对此后美台签订的《台湾关系法》，也是眼开眼闭，但这可是当年毛、周定下的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三大底线之一：断交、撤军、毁约，毁掉美台“共同防御条约”;2001年4月11日，王海的南海撞机事件，克林顿死活不说apologize，只是将一句sorry, 变成了very sorry而言，结果也就雨过天晴了。

　　第二，中美关系恶化的节点也大多是人为的因素决定。今天，人为因素是从正面向反面运作，是不断向脱钩方向发展，形成负反馈效应，出现所谓的加速度分离的趋势。

　　目前，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力量和美国国内的脱钩力量，表面上是逆向而行，势不两立，但实际效果是殊途同归、相向而行，中国的左和美国的右，都是追求自力更生、独立自主、闭关锁国的方向，美国鹰派需要中国民粹的友好“配合”，进一步激化中美矛盾，才有可能长期推行脱钩政策，华为就是一块引诱中国民粹这头公牛发怒的“红布”。所以，极左与极右经常是惊人的相似，线的两端，一旦成为圆形，就自己不自觉地拥抱在一起。历史就是这么讽刺与哭笑不得。

　　众多危机集合的结果，正在导致中美关系向自由落体的趋势下滑，尤其是美国对华四派出现惊人的一致：接触派、务实派、民粹派和强硬派，前面三派共同向强硬派或鹰派靠拢。

　　記得在2013年5月13日，我在卡特中心的一次中美關係的研討會上，我針對信仰外交(faith diplomacy)做了一個發言，其中提出了一個看法，竟然被不幸而言中。我當時說，中美關係從1972年到1979年的基礎是共享的敵人(shared enemy);1979到2013的基礎是共享的利益(shared interests);但敵人與利益隨時變化，只有將两国關係建立在共享的價值(shared values)，才能長治久安。共享的價值就是来自《圣经》、《论语》、《道德经》等中美文化经典的三個精髓：和、愛、忍(peace, love and toleration)。我當時說，如果中美兩國不能立刻致力於建設共享的價值，兩國關係可能不進則退。

　　第三，从未来而言，中国还有人为的空间，推动中美友好。我们失望，但还不至于绝望。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是该想一想不可想像的事情了”(It is time to think the unthinkable)。毛泽东说：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要看到光明。只有多从主观方面寻找原因和动力，我们才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等我们人力难以控制的因素。

　　目前而言，中美推动两国关系走向正面的机会与窗口还剩几个。

　　其一，是美国的地方因素。All politics is local。美国所有的政治都是与地方有关。这个地方主要是指州、市、县和社区。至今，美国地方支持中美合作的根基还没有出现根本性的动摇。以前中国只关心白宫，后来开始关心国会，然后关心跨国大企业，现在必须与美国的地方建立命运共同体，潜力极大。这次防疫大战，中国与加州和纽约进行了很有效的合作，就是明证。

　　其二，是普通民众的因素。美国向来是先有公众舆论，后有外交政策。对于民意调查，建议大家要结合盖洛普和皮尤两大民意调查机构，比较分析。盖洛普的长处是同一个问题，持续几十年地问，形成趋势;皮尤的长处是具有深度与分类。今年3/29皮尤进行的民调有四大数据值得分析，有助于寻找阻止中美关系恶化的思路。

　　一是美国50岁以下的年轻人，对待中国不友好的比例较少(蓝色)，53% vs 72%” 。

　　二是美国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对中国不友好的比例相对较低，62% vs 72%。

　　三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认为美国比中国更有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龙头，59% vs 30%。这能帮助美国人不断增加自信，减少危机感和焦虑感。

　　四是83%的美国人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比中国强，绝对的自信。

　　所以，民意的波动真正应验了民意如流水的真理，只要一有风吹草动，民意立即出现正向或反向波动。所以，希望大家密切关注民意的趋势，过去41年，哪些年出现波动?为什麽这些年会出现波动?什麽具体事件导致这些波动?有了这些实证数据以后，再去研究如何防止美国民意的波动?又如何拉抬美国的民意?我们学经济史的不仅相信理性，更相信演化理性，一定要观察历史演进过程中的民意。

　　其三，550万美国华人的因素。我们这批人是中美关系友好的既得利益者，也是改革开放的最大受益者，改革了，我们上大学;开放了，我们留学美国。所以，面对中美关系的危机，大家千万不要幸灾乐祸、置身事外、隔岸观火、互相甩锅，要多多提倡550万美国华人命运共同体。

　　我们需要多多告诫美国各界，要王道，不要霸道，王道是do what you should，美国要多做自己应该做的，这就具有道德标杆，追求一个道德的上限，不要比烂，更不要用劣币驱逐良币;霸道是do what you can，美国只做自己能做的，比如类似维护世界和平与正义，因为能力有限，就放弃不做了，只想美国优先。尤其是，霸道意味着：只要我能做，就做，于是就可能出现：只要我的实力决定我能放火，只要我能阻止你点灯，我就做!这就会导致美国的世界地位不断地向下沉沦。

　　其四，中国还是需要低调行事。美国在19世纪的GDP水平，几乎不被人注意，其排名一直躲在很难被发现的位置，长期排在中印英法德的后面，如1820年的GDP。

　　但在美国于1877年完成美国南部战后重建、1890年完成西部边疆开发，内功大增，突然弯道超车，在1890年，其GDP成为世界老大，使英法德三个欧洲强国，防不胜防。见1890年的GDP。

　　尤其是美国成为GDP老大后，一直韬光养晦到1945年，装“孙子”的时间长达整整55多年。还有，你看美国在1930年的GDP，已经远远超过世界各国，但无论参加一战还是二战，美国开始都不想秀肌肉，都是被逼无奈、情非所愿。

　　例如，当苏联1917年10月革命后退出一战，美国才加入一战;同样，二战打了二年多，珍珠港事件才逼着美国没有退路，被逼上阵，因为美国当时一直信奉孤立主义，而不是国际主义。一直到了战后，实在没法遮遮掩掩了，才雄赳赳、气昂昂地成为真正的老大。只是在2016年后，在现任美国总统的努力下，美国的外交战略再度从全球主义拉回到民族主义。

　　所以，中国应该深深体会在国际舞台上，懂得低调、谦卑的种种好处。应该多强调中国还有6亿人的月均收入只有1000元或140美元而已;多强调我们现在只能搞地毯经济，才能生存下去;多强调第二波疫情在北京反弹的悲情，而不是高姿态地发表什麽抗疫白皮书，少在别人还在受伤的心口上撒盐，多亮亮自己的伤口和多晒晒自己的弱点，在此时此刻，非常有用。

　　尤其是，在行动上不要争老大。历史事实早已证明，一旦国力大涨，更需要在内外政策上谦虚谨慎不张扬，减少与老大正面对撞的力度。过去130年的美国发展史表明，当美国在1890年成为GDP老大后，已经完败了四个老二强国(不一定以GDP为标准的老二)：英国、德国、苏联和日本，对手既有不同的制度和信仰，如德国法西斯和苏联共产主义;也有不同人种的盟友，如日本;更有同文同种同制度同战友的英国，统统碾压没商量。所以，美国整老二的战略和战术已经整得炉火纯青。

　　(四)

　　最后，我想与大家分析一下如何在中美关系中玩博弈。我们需要多研究大国博弈的奥秘。借此机会介绍一下2005年经济学诺奖得主谢林(Thomas Schelling)的两本名著：1960出版的The Strategy of Conflict和1966 出版的Arm and Influence.

　　他的主要观点是：第一，威慑意味着准备好一切手段，但永远不要使用这些手段;第二，威慑是弱国对付强国的手段，没自信、没力量的时候，才去威慑;第三，军事战略类似一门强制的艺术，孙子兵法也被译成art of war，与谢林的思想不谋而合;第四，打败对手不再足够，关键是必须抓住合作的机会。合作而不是对抗，是威慑真正和全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

　　这一观点也被重复博弈的实验证明。有一位著名美国科学家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Robert Axelrod)自1970年代开始，通过一系列计算机模拟、人机对抗等科学实验证明：在连续和重复博弈中，胜算最大的要素是善良和宽容，这种善良在短期博弈中，也许会吃亏，但长期一定得利，他们会输掉一场短暂的战役，但一定赢得一次长期的战争。

　　什麽叫重复博弈中的善良呢?从不首先背叛。这就是著名的“针锋相对”(tit-for-tat)战术的特点，基本行为准则：在第一回合，不管对手是谁，都会默认选择合作，之后，每一回合的行动则取决于对手上一回合的表现，对手背叛，我背叛;对手合作，我合作。这犹如一个老实人的策略，初次见面，就选择信任对方，只有被骗，才会报复，对手一旦认错，立即翻篇，憨厚、不记仇、吃亏是福。但在概率上，这种老实人最后在连续博弈游戏中，遥遥领先。结论是善良比狡猾有效，宽容比复仇更有机会获胜。

　　问题是，西方政治体制决定总统只关心短期得利，我下台后，管他洪水滔天?于是，就有可能乱出牌，非理性出牌，在混战中，将对手打败，君子往往输给流氓，导致劣币驱逐良币。今日中美关系值得用重复博弈论观察，需要提倡“长期主义”对冲世界的不确定性，用连续博弈来对抗领导人的不确定性。

　　再引用一下谢林在论述博弈的时候一句名言：谈判双方都可以举枪，但一旦谁先开枪，谁就输了。同樣道理，逼對方開槍也是一個高招，目前美國鹰派正在千方百计地逼中國“開槍”，已经发现最好的逼中国开枪的一招就是台灣問題。美台建立一定程度的官方关系，將是一隻灰天鵝事件，既不是白天鵝也不是黑天鵝，其功能猶如一塊逼公牛發怒的紅布。希望中美之间的激烈交锋只是互相举枪而已，但还没有扣动扳机。双方都得重温谢林的高见和孙子兵法中的“不战而屈人之兵”之精髓。

　　最后，我要说，一旦中美彻底翻脸、中美断交、中国再度回到闭关锁国时代，美国上下又要讨论：who lost China again，又需要追究到底是哪个美国政客放弃了中国这个无价、无限的市场?是谁逼迫中国走向闭关锁国的时代?历史总是这么梦幻、奇葩和循环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