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遗憾的是，近年来，虽双方上层极为重视，世界各国特别关切，但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经贸甚至全面关系“脱钩”的阴影在双方的相互高调指责和惩罚性、报复性关税的不断加码中越发浓重。几近绝望之际，人类社会受天遣般遭遇新冠病毒的袭击。疫情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贸易交流减速、咨询服务业停滞等巨大损失令人震惊。中美关系全面脱钩的后果与任由疫情肆瘧全球可能产生的前景，在阴暗的灰度上难分伯仲。

　　新冠病毒是人类社会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和考验。抗疫的首要目标是阻止疫情蔓延、减少生命损失、降低次生经济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减缓疫情冲击给各国、国际治理体系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的严重打击。这是各国和国际社会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也是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前最优先的政治议题。

　　两个处在全球抗疫中心、不得不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家，在共同面对重大威胁时可以做些什么?在G20达成压倒性政治共识基础上应当怎样开展实际工作?

　　首先，要认识到信息透明对抗疫的重要性。新型冠状病毒是新病毒，人类对它知之不多，何况病毒还在不断变异过程中。科学家、医生和政府管理者都像做拼图一样，试图更多了解实际情况和摸索规律，以便在防疫、治疗、检测及社会组织方面推出更科学更有效的对应措施。现在各国还在“盲人摸象”，一些数据的缺失使大家得不到一个较完整的图像。而掌握决策权的政治家、政府管理者在只了解部分信息的情况下加入臆断做出决策难免进退失据，导致社会更加恐慌。

　　到目前阶段，各国的抗疫都不能说是没有瑕疵的，各国目前都还没有交出满分的答案。现在对病患的基本统计还在不断调整，检测技术的进展也让人们对已有数据进行再思考。各国都需要根据本国和其他国家对疫情的新认识，来对现行隔离和行政管理措施不断进行调整。

　　第二，追责与索赔是对人类共同抗疫的负面干扰。国家间的追责和经济索赔、个人的跨国集体诉讼动议对应了人们面对疫情的焦虑心理，形成不小的舆论漩涡。国际公法似乎为各国处理国家间的责任纠纷提供了一个平台，但其举证则没有多少成熟的案例可资借鉴。在国际私法方面，集体侵权诉讼管辖的个人与他国主体之间的纠纷，有些是“可诉”的，有些则比较明确是“不可诉”的。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是一些国家在处理二战遗留的个人跨国求偿诉讼时，由民间为主设立赔偿基金，对跨国诉讼个体提供补偿或赔偿，对方政府并不在法律上担责。

　　抛开法律规定和司法制度的复杂不谈，目前，围绕追责与索赔，国家间有双方同意的跨国执行安排吗?有多边强制实施安排吗?如果没有，最终还不是需要主权国家通过外交谈判来协商解决吗?除了外交谈判，武力追索的行为效果如何才能与发动战争不划上等号?更何况武力追索等于全面禁航加经济封锁，这是具正常思维的人希望见到的状况吗?

　　第三，中美政治家的首要合理选择，是两国立即开始磋商和谈判。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抛开抗疫物资供应不谈，从总结经验教训、追踪疫情发展、掌握病毒变化等方面看，全球抗疫不能没有中国。全球联手抗疫需要各国做到疫情透明和数据共享，而这一简单的智慧变成现实需要政治家们付出超常的努力。没有担当地追随所谓民意，是精英们放弃责任的表现。在人类共同抗疫这个最大的政治面前，政治家们的选项并不多，合理选择是中美两国从法律和程序上排除各种对抗疫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干扰，建立对调查数据、实验数据、治疗数据、统计口径变化数据的调整回顾和共同分析，据实就相关建议做出一整套安排，为全球共同抗疫构筑必要的基础。这些安排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私下的。这既是排除民粹主义干扰开展合作之必需，也是双方尝试建立互信、扭转双边关系急转直下的一个抓手。

　　国际社会必须在G20会议共识基础上采取具体行动。中美两国应担负起历史赋予双方的领导责任，通过政治家的努力把引领全人类抗疫的理性选择变成现实的抗疫行动。也许中美两国关系回不到从前，但两国不能在非理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作者系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创建院长;原题《中美需建立抗疫互信并采取具体行动》

　　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遗憾的是，近年来，虽双方上层极为重视，世界各国特别关切，但两国关系急剧恶化。经贸甚至全面关系“脱钩”的阴影在双方的相互高调指责和惩罚性、报复性关税的不断加码中越发浓重。几近绝望之际，人类社会受天遣般遭遇新冠病毒的袭击。疫情造成的生命财产损失、贸易交流减速、咨询服务业停滞等巨大损失令人震惊。中美关系全面脱钩的后果与任由疫情肆瘧全球可能产生的前景，在阴暗的灰度上难分伯仲。

　　新冠病毒是人类社会自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面临的最大威胁和考验。抗疫的首要目标是阻止疫情蔓延、减少生命损失、降低次生经济损失。只有这样，才能减缓疫情冲击给各国、国际治理体系以及国际社会带来的严重打击。这是各国和国际社会领导人面临的最大政治挑战，也是摆在中美两国领导人面前最优先的政治议题。

　　两个处在全球抗疫中心、不得不发挥重大作用的国家，在共同面对重大威胁时可以做些什么?在G20达成压倒性政治共识基础上应当怎样开展实际工作?

　　首先，要认识到信息透明对抗疫的重要性。新型冠状病毒是新病毒，人类对它知之不多，何况病毒还在不断变异过程中。科学家、医生和政府管理者都像做拼图一样，试图更多了解实际情况和摸索规律，以便在防疫、治疗、检测及社会组织方面推出更科学更有效的对应措施。现在各国还在“盲人摸象”，一些数据的缺失使大家得不到一个较完整的图像。而掌握决策权的政治家、政府管理者在只了解部分信息的情况下加入臆断做出决策难免进退失据，导致社会更加恐慌。

　　到目前阶段，各国的抗疫都不能说是没有瑕疵的，各国目前都还没有交出满分的答案。现在对病患的基本统计还在不断调整，检测技术的进展也让人们对已有数据进行再思考。各国都需要根据本国和其他国家对疫情的新认识，来对现行隔离和行政管理措施不断进行调整。

　　第二，追责与索赔是对人类共同抗疫的负面干扰。国家间的追责和经济索赔、个人的跨国集体诉讼动议对应了人们面对疫情的焦虑心理，形成不小的舆论漩涡。国际公法似乎为各国处理国家间的责任纠纷提供了一个平台，但其举证则没有多少成熟的案例可资借鉴。在国际私法方面，集体侵权诉讼管辖的个人与他国主体之间的纠纷，有些是“可诉”的，有些则比较明确是“不可诉”的。这方面的著名例子是一些国家在处理二战遗留的个人跨国求偿诉讼时，由民间为主设立赔偿基金，对跨国诉讼个体提供补偿或赔偿，对方政府并不在法律上担责。

　　抛开法律规定和司法制度的复杂不谈，目前，围绕追责与索赔，国家间有双方同意的跨国执行安排吗?有多边强制实施安排吗?如果没有，最终还不是需要主权国家通过外交谈判来协商解决吗?除了外交谈判，武力追索的行为效果如何才能与发动战争不划上等号?更何况武力追索等于全面禁航加经济封锁，这是具正常思维的人希望见到的状况吗?

　　第三，中美政治家的首要合理选择，是两国立即开始磋商和谈判。必须指出的一点是，抛开抗疫物资供应不谈，从总结经验教训、追踪疫情发展、掌握病毒变化等方面看，全球抗疫不能没有中国。全球联手抗疫需要各国做到疫情透明和数据共享，而这一简单的智慧变成现实需要政治家们付出超常的努力。没有担当地追随所谓民意，是精英们放弃责任的表现。在人类共同抗疫这个最大的政治面前，政治家们的选项并不多，合理选择是中美两国从法律和程序上排除各种对抗疫信息交流与共享的干扰，建立对调查数据、实验数据、治疗数据、统计口径变化数据的调整回顾和共同分析，据实就相关建议做出一整套安排，为全球共同抗疫构筑必要的基础。这些安排可以是公开的，也可以是私下的。这既是排除民粹主义干扰开展合作之必需，也是双方尝试建立互信、扭转双边关系急转直下的一个抓手。

　　国际社会必须在G20会议共识基础上采取具体行动。中美两国应担负起历史赋予双方的领导责任，通过政治家的努力把引领全人类抗疫的理性选择变成现实的抗疫行动。也许中美两国关系回不到从前，但两国不能在非理性的道路上走得太远。

　　作者系上海世界观察研究院创建院长;原题《中美需建立抗疫互信并采取具体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