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荣幸参加这个会议，向所有与会的学者表示敬意。刚才刘元春副校长做了很好的主旨发言，我觉得他的思想方式非常值得借鉴，那就是视野广阔，见识平衡，分析细致。

　　我大致谈论三大方面：中国目前的基本状况;中国目前的对外关系;争取减小困难应该采取的若干战略和策略。

　　依靠在权威更集中的核心领导之下更加强了的中央集权举国体制，中国已经阶段性地决定性击退国内新冠肺炎流疫，获得非常显著的重大胜利。虽然就此付出的经济及社会代价非常巨大，但中国正在并将继续依靠同一个已更加强的举国体制去应对这代价，为之采取强有力措施，包括指令性金融和严控信息流动。

　　至于中国对外政策，则现在有了新的优先，并由相关的大力宣传和对外援助去支持。这新优先就是(1)促进传播由迄今战胜国内新冠肺炎流疫弘扬的、中国体制的某种优越性，(2)对外投射中国的一大新形象，即全球公共健康紧急状态中抗击大流疫的一个世界引领者。就此而言，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不够尊重世界在大流疫下骤然加剧了的复杂性，推进得未免太急、太快和声调太高，从而效果与期望之间的差距颇大。

　　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军事伸张和集中于“一带一路”的战略经济扩展已经在收缩，原因是国家可用的相关资源减少和与大流疫关联的种种复杂性。不过，美国及其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军备部署能力受流疫严重冲击，从而可能减缓中国的战略军事收缩，同时恢复经济这一紧迫任务的压力驱动，连及重组因大流疫而多处断裂的全球供应链的想象，可能减缓“一带一路”推进步伐的收缩。

　　关于中国目前的对外关系状况，首先要肯定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赞扬中国对国内新冠肺炎流疫的胜利，赞赏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就此而言的巨大力量和长处，并且欢迎在它们的大疫危境中来自中国的公共健康援助，如果这援助以双方共同同意的方式提供的话。然而，中国大成功、西方大困窘的形势并非一成不变。4月上旬开始，美欧几个最大流疫中心的感染和重症数目趋于下降，4月下旬开始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也是如此。西方国家政府和公众的抗疫决心和抗疫能力正在艰难但显著地增进，何况那里的超大规模感染很可能正在巨增有不同程度免疫力的人群的规模。还有，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已经在做、或正开始做大流疫中所有应做的主要事项，即(1)大规模检测新冠病毒感染和大规模救治新冠肺炎患者，(2)采取大规模拯救经济和广泛济贫措施，(3)多方紧急展开抗疫科研和开发抗疫新技术，(4)规划和试验主要旨在逐渐恢复经济的分阶段放宽和解除人口居家隔离措施。

　　不仅如此，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似乎出现一种较急剧的潜在疏离，其表征是直到宣布4月16日互通电话和表示彼此支持为止，两国元首之间在三个月里缺乏多年几乎一向频繁、热情和常态化了的公开联络;另一方面，普京总统却在3月30日开始的两周内，接连四次与特朗普总统热线通话，商议美俄两国在抗击冠状病毒大流疫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方面合作的可能，继之以4月26日普京与特朗普就二战末苏军与美军在易北河会师发表罕见的联合声明，将此作为俄美两国可以合作的例证。在美国方面，对华嫉妒和敌意根深蒂固，现在更是非常广泛和顽固地愤恨中国所谓对疫情及疫源的“隐瞒”和“造假”。国务卿蓬佩奥至少4月13日和5月3日两度扬言要就疫源问题秋后算账，穷究到底。现在看来，这已成为美国政府的既定基本政策。

　　必须明白，在大流疫的强烈影响下，中美贸易战自2018年7月发动以来急剧浮现的、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更迅速地加剧，物质上和心理上都如此，而产业供应链的多处断裂和国际旅行的剧烈削减只是最显著的表征。更有甚者，据报道特朗普本人与其属下势力大增的超级鹰派幕僚们最近开始竭力谋求美国所需的供应链尽可能脱离中国;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正在开始被蓄意空前迅速地扩展和减少选择性，或者说越来越多的领域被认为是关键领域，因而必须脱钩。不仅如此，中国对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化更有信心，更为依赖，美国则严重困惑于宪政自由民主制的效能，尤其在一位从不真正相信它的总统之下，并在党派对抗非常激烈、各州与联邦权力之争非常显著的景况中。因此，中美两国间将更加渐行渐远，从事烈度更甚的彼此竞斗。

　　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其他一些重大方面。就对华嫉妒和敌意而言，那些来自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虽然与来自美国的相比程度较轻，但大致类似。不仅如此，日本公众看来坚持不呼应中国自武汉封城往后的对日微笑。韩国现政府由新冠肺炎流疫以来的行为表明对华颇为友善，但韩国公众显然大致并非如此。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大流疫期间的对华态度至多不过尔尔。西欧主要国家一般像大流疫以前那样，对中美竞斗采取大体上的中立态势，或者说在有些领域较接近美国，在另一些领域较接近中国。它们接近美国的主要是同样认为中国政府所谓对疫情有所“隐瞒”和“造假”，或者说它们在当今世界政治头号热点问题上跟进美国对华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及英国内阁代理首脑、外交大臣拉布甚至在4月月中公开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国隐瞒疫源，稍后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作跟进，还有德国外长马斯。中国政府的幕后抗议和坚决施压导致欧盟在这方面有所收敛，但未逆转其相关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因4月30日公开呼吁对疫源进行国际联合调查。欧盟对中国正在按照不同双边关系的不同状况对欧洲“分而治之”的担忧再度变得显著。最后，依据一些较可信的报导，受防疫动因驱使，广州的许多行政/执法部门和民众一度曾对那里的非洲人及非裔外国公民施行某些恐外排外举动，这虽然已被纠正，但空前地损害了中非关系。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加上(这特别重要)中国在恢复经济方面直面的内外巨大困难，意味着中国总的形势远未变得比新冠肺炎流疫爆发以前有利。对中国的几乎空前严峻的挑战就在前面。此外，与全球治理的前景直接相关，中国因特朗普政府弃置美国原先的“全球领导作用”而填补真空的机会有限，小于目前国内外不少人预言的。中国在世界上的“软权势”吸引力，中国的可用资源和经验，都相当有限，而中国将遭遇的相关国内外障碍将相当巨大，包括大流疫导致的种种复杂性。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颇为可能。

　　最后，我要谈一谈我认为应该采取的一些战略、政策和策略。

　　第一，不再增持业已显现“被黑”风险的美国财政部证劵。

　　第二，不要强调实际上不可能的疫源问题的最终“科学解决”(不可能是因为科学家的必不可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向、科学家常有的政治牵连、科学家中间难消的分歧、科学家受的国家制约、疫源问题本身的巨大的科学难度)，更不要期望至少短中期内实际上更无可能的“政治解决”。

　　第三，与此相关，需要认识并适当申述一条：除在纯粹的防疫科学方面外，疫源问题的探究没有必要。因为，这只会加剧中美彼此谴责，将关于解释的情况搞得更乱，而且任何国家都不应承担、也承担不起由大自然和各国非蓄意的自我损伤的错误导致的、那么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经济/社会损失。

　　第四，尽快和尽广泛地改变如前所述在自扬中国体制优越性和应对全球公共健康紧急状态引领者方面推进得太急、太快和声调太高的状况。

　　第五，对美国及任何其他国家朝野关于大流疫的对华抨击、指控和诬陷，不必全都一一怒怼，而需要有选择地适当回应，包括驳斥、申述和解释。中国政府机构需要防止在回应时公开扬言要对责任国作经济等方面的报复，包括禁运、取消或中止经济援助或合作，取消或削减旅行和留学生、民众抵制等。禁绝以谣传怒怼谣传的做法发生在中国政府官员方面。

　　第六，美国涉华的媒体疫情舆论主要由于党争而一分为二：共和党媒体大举攻击中国，民主党媒体则不大对华吭声，反而指责大举攻击中国是为特朗普国内渎职解脱，偶尔它们还批评如此不利于美国经济。相反，中国的所有官方和非官方媒体在涉美时大致一概激烈谴责和嘲讽。这有碍于促进分化美国对华舆论。因此，应当使某些中国媒体改而采取较温和的对美态势，或曰添上“唱红脸的”，以免都“唱黑脸”。

　　第七，适当地主动探索帮助美国应对非常严重的新冠流疫的途径，同时牢记美国的疫情大灾越严重，中国的外部政治/经济/舆论环境就倾向于越恶劣，中国的国内困难和隐患就因此倾向于越严重。

　　最后，也最重要，坚持对外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适当收缩，并且适当加大收缩力度，为此牢记恢复国内经济与防止国内流疫卷土重来是中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压倒性的国务优先，其余皆在其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本文为作者5月8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20”上的主旨发言整理，原题《新冠流疫冲击，中国任重道远》

　　很荣幸参加这个会议，向所有与会的学者表示敬意。刚才刘元春副校长做了很好的主旨发言，我觉得他的思想方式非常值得借鉴，那就是视野广阔，见识平衡，分析细致。

　　我大致谈论三大方面：中国目前的基本状况;中国目前的对外关系;争取减小困难应该采取的若干战略和策略。

　　依靠在权威更集中的核心领导之下更加强了的中央集权举国体制，中国已经阶段性地决定性击退国内新冠肺炎流疫，获得非常显著的重大胜利。虽然就此付出的经济及社会代价非常巨大，但中国正在并将继续依靠同一个已更加强的举国体制去应对这代价，为之采取强有力措施，包括指令性金融和严控信息流动。

　　至于中国对外政策，则现在有了新的优先，并由相关的大力宣传和对外援助去支持。这新优先就是(1)促进传播由迄今战胜国内新冠肺炎流疫弘扬的、中国体制的某种优越性，(2)对外投射中国的一大新形象，即全球公共健康紧急状态中抗击大流疫的一个世界引领者。就此而言，目前的突出问题是不够尊重世界在大流疫下骤然加剧了的复杂性，推进得未免太急、太快和声调太高，从而效果与期望之间的差距颇大。

　　与此同时，中国的战略军事伸张和集中于“一带一路”的战略经济扩展已经在收缩，原因是国家可用的相关资源减少和与大流疫关联的种种复杂性。不过，美国及其盟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军备部署能力受流疫严重冲击，从而可能减缓中国的战略军事收缩，同时恢复经济这一紧迫任务的压力驱动，连及重组因大流疫而多处断裂的全球供应链的想象，可能减缓“一带一路”推进步伐的收缩。

　　关于中国目前的对外关系状况，首先要肯定世界上许多国家和人民赞扬中国对国内新冠肺炎流疫的胜利，赞赏中国政治和社会体制就此而言的巨大力量和长处，并且欢迎在它们的大疫危境中来自中国的公共健康援助，如果这援助以双方共同同意的方式提供的话。然而，中国大成功、西方大困窘的形势并非一成不变。4月上旬开始，美欧几个最大流疫中心的感染和重症数目趋于下降，4月下旬开始新冠肺炎死亡人数也是如此。西方国家政府和公众的抗疫决心和抗疫能力正在艰难但显著地增进，何况那里的超大规模感染很可能正在巨增有不同程度免疫力的人群的规模。还有，美国等西方国家政府已经在做、或正开始做大流疫中所有应做的主要事项，即(1)大规模检测新冠病毒感染和大规模救治新冠肺炎患者，(2)采取大规模拯救经济和广泛济贫措施，(3)多方紧急展开抗疫科研和开发抗疫新技术，(4)规划和试验主要旨在逐渐恢复经济的分阶段放宽和解除人口居家隔离措施。

　　不仅如此，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似乎出现一种较急剧的潜在疏离，其表征是直到宣布4月16日互通电话和表示彼此支持为止，两国元首之间在三个月里缺乏多年几乎一向频繁、热情和常态化了的公开联络;另一方面，普京总统却在3月30日开始的两周内，接连四次与特朗普总统热线通话，商议美俄两国在抗击冠状病毒大流疫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方面合作的可能，继之以4月26日普京与特朗普就二战末苏军与美军在易北河会师发表罕见的联合声明，将此作为俄美两国可以合作的例证。在美国方面，对华嫉妒和敌意根深蒂固，现在更是非常广泛和顽固地愤恨中国所谓对疫情及疫源的“隐瞒”和“造假”。国务卿蓬佩奥至少4月13日和5月3日两度扬言要就疫源问题秋后算账，穷究到底。现在看来，这已成为美国政府的既定基本政策。

　　必须明白，在大流疫的强烈影响下，中美贸易战自2018年7月发动以来急剧浮现的、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更迅速地加剧，物质上和心理上都如此，而产业供应链的多处断裂和国际旅行的剧烈削减只是最显著的表征。更有甚者，据报道特朗普本人与其属下势力大增的超级鹰派幕僚们最近开始竭力谋求美国所需的供应链尽可能脱离中国;扩展着的有选择的脱钩正在开始被蓄意空前迅速地扩展和减少选择性，或者说越来越多的领域被认为是关键领域，因而必须脱钩。不仅如此，中国对国家权力高度集中化更有信心，更为依赖，美国则严重困惑于宪政自由民主制的效能，尤其在一位从不真正相信它的总统之下，并在党派对抗非常激烈、各州与联邦权力之争非常显著的景况中。因此，中美两国间将更加渐行渐远，从事烈度更甚的彼此竞斗。

　　看中国对外关系的其他一些重大方面。就对华嫉妒和敌意而言，那些来自澳大利亚和印度的虽然与来自美国的相比程度较轻，但大致类似。不仅如此，日本公众看来坚持不呼应中国自武汉封城往后的对日微笑。韩国现政府由新冠肺炎流疫以来的行为表明对华颇为友善，但韩国公众显然大致并非如此。巴西、南非和印度尼西亚政府在大流疫期间的对华态度至多不过尔尔。西欧主要国家一般像大流疫以前那样，对中美竞斗采取大体上的中立态势，或者说在有些领域较接近美国，在另一些领域较接近中国。它们接近美国的主要是同样认为中国政府所谓对疫情有所“隐瞒”和“造假”，或者说它们在当今世界政治头号热点问题上跟进美国对华攻击。法国总统马克龙及英国内阁代理首脑、外交大臣拉布甚至在4月月中公开含沙射影地指责中国隐瞒疫源，稍后德国总理默克尔也作跟进，还有德国外长马斯。中国政府的幕后抗议和坚决施压导致欧盟在这方面有所收敛，但未逆转其相关行为。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因4月30日公开呼吁对疫源进行国际联合调查。欧盟对中国正在按照不同双边关系的不同状况对欧洲“分而治之”的担忧再度变得显著。最后，依据一些较可信的报导，受防疫动因驱使，广州的许多行政/执法部门和民众一度曾对那里的非洲人及非裔外国公民施行某些恐外排外举动，这虽然已被纠正，但空前地损害了中非关系。

　　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加上(这特别重要)中国在恢复经济方面直面的内外巨大困难，意味着中国总的形势远未变得比新冠肺炎流疫爆发以前有利。对中国的几乎空前严峻的挑战就在前面。此外，与全球治理的前景直接相关，中国因特朗普政府弃置美国原先的“全球领导作用”而填补真空的机会有限，小于目前国内外不少人预言的。中国在世界上的“软权势”吸引力，中国的可用资源和经验，都相当有限，而中国将遭遇的相关国内外障碍将相当巨大，包括大流疫导致的种种复杂性。一个没有“领导”的世界颇为可能。

　　最后，我要谈一谈我认为应该采取的一些战略、政策和策略。

　　第一，不再增持业已显现“被黑”风险的美国财政部证劵。

　　第二，不要强调实际上不可能的疫源问题的最终“科学解决”(不可能是因为科学家的必不可免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偏向、科学家常有的政治牵连、科学家中间难消的分歧、科学家受的国家制约、疫源问题本身的巨大的科学难度)，更不要期望至少短中期内实际上更无可能的“政治解决”。

　　第三，与此相关，需要认识并适当申述一条：除在纯粹的防疫科学方面外，疫源问题的探究没有必要。因为，这只会加剧中美彼此谴责，将关于解释的情况搞得更乱，而且任何国家都不应承担、也承担不起由大自然和各国非蓄意的自我损伤的错误导致的、那么巨大的生命损失和经济/社会损失。

　　第四，尽快和尽广泛地改变如前所述在自扬中国体制优越性和应对全球公共健康紧急状态引领者方面推进得太急、太快和声调太高的状况。

　　第五，对美国及任何其他国家朝野关于大流疫的对华抨击、指控和诬陷，不必全都一一怒怼，而需要有选择地适当回应，包括驳斥、申述和解释。中国政府机构需要防止在回应时公开扬言要对责任国作经济等方面的报复，包括禁运、取消或中止经济援助或合作，取消或削减旅行和留学生、民众抵制等。禁绝以谣传怒怼谣传的做法发生在中国政府官员方面。

　　第六，美国涉华的媒体疫情舆论主要由于党争而一分为二：共和党媒体大举攻击中国，民主党媒体则不大对华吭声，反而指责大举攻击中国是为特朗普国内渎职解脱，偶尔它们还批评如此不利于美国经济。相反，中国的所有官方和非官方媒体在涉美时大致一概激烈谴责和嘲讽。这有碍于促进分化美国对华舆论。因此，应当使某些中国媒体改而采取较温和的对美态势，或曰添上“唱红脸的”，以免都“唱黑脸”。

　　第七，适当地主动探索帮助美国应对非常严重的新冠流疫的途径，同时牢记美国的疫情大灾越严重，中国的外部政治/经济/舆论环境就倾向于越恶劣，中国的国内困难和隐患就因此倾向于越严重。

　　最后，也最重要，坚持对外战略军事和战略经济适当收缩，并且适当加大收缩力度，为此牢记恢复国内经济与防止国内流疫卷土重来是中国目前和今后一段时期压倒性的国务优先，其余皆在其次。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际政治系教授。本文为作者5月8日下午在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问题论坛2020”上的主旨发言整理，原题《新冠流疫冲击，中国任重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