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访人：(美)芮效俭

　　采访人与记录人：刘磊，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威尔逊中心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采访时间：美国东部时间2019年5月23日上午10点到11点半。

　　采访地点：美国首都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300号，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芮效俭办公室。

　　芮效俭(J.Stapleton Roy)先生于1935年出生于中国南京，其父当时为美国传教士、金陵大学教师。此后芮效俭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学习，辗转南京、重庆、上海等地，1950年7月最终回到美国，先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56年毕业后入职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情报分析部门，最初担任情报分析员。此后又赴台北进修中文一年，1959年前往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调往台北，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政务官。1965年，芮效俭被派往联邦德国学习俄文，学成后前往莫斯科，任美国驻苏使馆二等秘书。1972年，调回美国任国务院欧洲事务司副处长，1974年又去国家战争学院进修一年，1975年回到国务院任远东司中蒙处副处长。

　　1978年上半年被派往北京，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协助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F.Woodcock)全程参与美中建交谈判。1979年中美建交后，转任美国驻华使馆副馆长。1981年调任泰国，1984年升任驻新加坡大使。1986年调回国务院任副助理国务卿。1991年，被老布什总统任命为驻华大使，到1995年又被调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99年回国，升任国务院负责情报分析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01年退休后进入基辛格事务所工作。2008年，进入美国顶级智库之一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创建该中心的基辛格中国与美国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目前依然在威尔逊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从事东亚事务及美中关系研究。

　　芮效俭长期在美国外交一线工作，掌握多种语言，具备情报分析和外交实务的丰富经验和全面能力，曾给舒尔茨和贝克两位国务卿做过特别助理，为里根总统接见外国领导人撰写谈话要点，对当代美国外交政策包括美中关系也持有理性、客观、务实而专业的看法，从自己的视角关心和维护美国利益。本次访谈先着重回顾一段美中关系发展的关键历程，从历史亲历者的眼中观察美中关系的过往，有助于认识当下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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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开始，芮效俭大使首先饶有兴趣地回忆了自己于1956年加入国务院工作到1976年首次以美国外交官身份访问中国之前的经历(具体内容参见采访者按语的介绍)，然后开始重点讲述自己以外交官身份再次来到中国的早期经历。自1950年离开中国以后，到1976年4月，他以国务院外交事务代表的身份陪同美国议员访华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据其介绍，美中建交之前，为促进双方相互了解，在1973年美中互设联络处之后，双方还达成协议，每年互派一个一定级别的官方代表团访问对方。自1973到1978年，美国每年派一个联邦国会议员为主的代表团(有的时候是参议员团，有的时候是众议员团，里面加入少数职业外交官)访问中国。芮效俭连续参与了1976、1977、1978年三次议员访华团活动。

　　1976年4月，美国议员访华团访问中国时，与中国政府及解放军官员进行了交谈，有两个细节给芮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会见的最高政府官员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当时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刚结束没多久，张春桥还向美国代表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的局势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在与解放军代表会谈时，美方问及“军备控制”的问题，中国军方领导人的反应竟然是没有听说“军控”这个概念。美方再问及，如果你们的核导弹意外发射，你们有什么应对办法吗?中国军方的回应是，“我们不会意外地发射核导弹”。芮效俭笑着解释说，“他们当时没有正确地理解我们的问题;他们没有理解军备控制的话语”。一般来说，万一某核国家核导弹发生意外发射的情况，会紧急通知另外一国或多国，及时沟通和解释，避免误判(美苏之间是有类似机制的)。关于军控的议题，他认为，直到美中建交之后，中国才开始了解和学习这一问题，美中之间开始在军事领域建立日常联系。

　　在1976年4月的这次访问中，美国访问团还参观了一些学校，还有小学生给他们唱歌，歌词里唱的是“邓小平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当时“四人帮”还在掌权，邓小平是“坏人”。后来在1977年4月和1978年4月，芮效俭又接连随团访华。他回忆道，1977年那次有12位参议员组团访华。这次的访问，政治氛围有了很大不同。1977年这次访问时，华国锋在掌权，“四人帮”变成了“坏人”。1978年再访问的时候，邓小平又恢复了权力，变成了“好人”。因此这三年中的每一年，中国的政治路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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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6月，芮效俭被调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成为伍德科克主任的主要副手，开始参与美中建交谈判。关于这一问题，芮效俭首先谈及1977年夏天，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国务卿万斯(Cyrus R.Vance)访问北京，其主要目的是探查美中建交后，美国与台湾建立半官方联系的可能性——一种低于大使级、类似领事级的关系。芮效俭本人没有参加这次访问，但支持这一要求，并参与撰写为万斯访问准备的文件。(注：这一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万斯访问并不成功。)芮大使进一步提到，到1978年5月，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访华，才推动开启了美中建交谈判。美中之间秘密进行的建交谈判是从7月5号开始的，美方的首席谈判代表是伍德科克，中方则是外长黄华。

　　谈及谈判的主要问题，芮大使讲到，谈判开始之初，卡特政府已经决定接受中方之前提出的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项基本条件。但美方也要保持和发展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美方把美台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包括军售问题分开来讨论。第一次会谈时，美方只阐述一个问题，希望一个一个问题来讨论。他们期待中方能就美方阐述的每一个问题给予一对一的答复。中方予以拒绝，相反要求美方一并提出所有问题的具体立场，然后中方再予以答复。此后，美中谈判代表团每个月见面会谈一次。从7月、8月、9月直到10月，先进行了四次。美方完成了所有问题立场的阐述，11月将进行下一次会谈，按期待的议程应该在此次会谈中得到中方的回复。然而，在这次会谈之前，美方得到通知，黄华生病了。黄华不会出席这次会谈，将由副外长韩念龙作为中方首席代表来与美方会谈。美方对此产生了疑惑，不知如何理解这一情况。因为美方并未收到中方回复，相反由副外长代替外长来谈，在他们看来这是降低谈判级别的行为，美方十分失望。他们无法确定黄华是真的生病了，还是这是中方的一种外交表态。

　　芮效俭接着讲述到，在与华盛顿汇报和交流后，美方代表团决定继续进行谈判。经过这一插曲，11月的会谈被拖延到了12月初，但会谈还是在12月4日进行了。这次会谈中，美方首次受到了中方的回复。他们认为中方的回复“基本上是积极的”，这是一个好现象，接下来要敲定一些细节。会谈结束之时，韩念龙告知美方，邓小平很快将亲自接见他们，但没有当即给出具体时间。美方就只能等待中方关于邓小平接见的通知。关于等待这一通知的过程，芮效俭讲述了自己生活相关的一个小细节。联络处的多数职员并不知道伍德科克主任等少数高级官员在进行这次秘密谈判，芮效俭的妻子也不知道。按计划芮效俭要与妻子在12月中旬前往中国南方旅行。伍德科克不希望芮效俭这个时候离开，因为邓小平随时可能会见他们。芮效俭只能向妻子解释工作太忙，这次无法出行。

　　最终在12月12—15号，伍德科克一行与邓小平进行了几次会面。第一次会面，接着韩念龙那次会谈的进程，敲定了多数细节，美方还先提供了建交公报草稿。第二次会面，中方提出了建交公报的修改意见，希望发表一个类似《上海公报》的长篇公报，而美方则希望简短一些。邓小平还坚持继续加入《上海公报》中对霸权主义的表述。关于结束“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美方希望按照“条约”本身的规定来终结，任何一方希望退出“条约”，需要提前一年告知另一方，因此需要再过一年才能正式废约。邓小平接受了这一点，但提出“要求美国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要求。美方根据华盛顿的指示表示，美中建交后一年以内，美国不会向台湾出售武器。但美方的意思是一年以后还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在向中方解释这一问题的时候出现了困难和误解。邓小平当时对美方的表态表示了接受和认可。但会后，美方无法确定邓小平是否完全理解了美国的意思，因此华盛顿指示代表团回去再向邓小平确认美国的意思。邓小平听明白美方的进一步解释后，非常失望和不愉快，表示无法接受。关于这一问题，伍德科克明确向邓小平表示，目前这一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建交之后再继续处理这一问题，要比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来谈更有利些。邓小平赞同了伍德科克的这一看法。最终结局是，美中是在没有解决美台军售问题的背景下，先达成了建交协议，并最终实现建交。

　　不过在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表述方面，双方继续出现分歧。邓小平希望美国不要公开提及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题，但卡特不能接受邓小平的这一提议，因为卡特政府终结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并撤出军队已经遭受国内不少批评，断不能结束对台军售。邓小平后来表示，如果美国公开表示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也将公开声明反对美国的这一做法。后来双方只得同意就这一问题各自做出相应声明。

　　关于交换建交协议文本的时间，定在12月15日，那是北京周六的早上，华盛顿周五的晚上。华盛顿发来指示的时候是华盛顿14日的上午，北京14日的夜里。芮效俭第一时间在住所收到指示，当即骑自行车(笑谈：联络处司机晚上不工作)赶到联络处办公室，叫醒伍德科克(在建立大使馆之前，美国联络处主任住所兼作联络处办公室，规模很小，其他职员都住酒店)传达信息，二人确认后，芮效俭然后又骑自行车赶到中国外交部，递交文件，最后回到住所已经是凌晨四点钟。芮效俭告诉刚被吵醒的妻子说，再过四五个小时，就要宣布建交了。(注：历史上的1978年12月15日(北京时间)，中美双方分别发表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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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月1日，美中建交之后，就接着在当月发生了邓小平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这一重大事件。关于这一事件，芮效俭介绍了一些背景。他指出，这是一个转折时期，当时华国锋依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兼中国总理，但邓小平则掌握真正的权力。他接着谈到在当时观察到的一些迹象。当邓小平第一次接见美国谈判代表团时，陪同的有黄华、唐闻生、王海容以及翻译施燕华。邓小平第二次会见时，就不再有唐闻生和王海容了，换成了韩念龙与章文晋，这两位与邓小平的关系都很好。芮效俭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信号，唐闻生与王海容都是左派人物的代表，而韩念龙与章文晋都只是职业外交官，没有明显的政治属性。

邓小平访美

　　关于中国高级领导人访美的问题，在谈判的最后即达成建交协议之后，美方首先提议在建交后请中国派遣高级领导人访问美国。美方的真实意图就是邀请邓小平本人访美，但他们不方便明说。恰恰他们是在跟邓小平会谈的时候提出这一邀请，邓小平代表中方答应了，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答应前往。而这正符合美国的意愿，因为他们早已认定邓小平才是最高决策人。芮效俭提到，早在1978年秋天的时候，美方外交人员就在北京街头通过大字报的主题观察出中共高层主要是邓小平与华国锋之间存在政治斗争，关于走什么路线的问题，包括最终导致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些迹象。

　　此外，关于1979年4月的“与台湾关系法”的问题，芮效俭表示，在谈判的过程中，美方就已告知邓小平与黄华，美国将必须采取一些法律措施来保证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而关于具体的法律措施，美方并不打算与中方讨论，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国内法律问题，美方也不会告诉中方，他们将决定具体怎么做。至于国会对美中建交的看法，早在谈判之初，卡特政府只向参众两院两党的少数高层领袖透露过美中正在进行建交谈判，并准备接受中国“断交、废约、撤军”三个条件，同时对其他绝大多数议员保密，因为他们预料会遭受不少(亲台)议员的批评，这样卡特政府将失去谈判的国内政治基础。所以说，国会多数并不知情。“与台湾关系法”是在建交公报宣布以后，国会才开始准备的。

　　芮效俭特别提到，美中建交谈判除了在国内保密，卡特政府还特别向亚洲盟友日本保密，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无法保守秘密，根据日本的政治习惯，如果提前秘密通知日本首相，日本首相无法保证自己不向自己的内阁成员透露消息，如果这样，随后全世界都会知道了。此外，卡特政府对台湾当局更加保密，直到最后一刻才通知他们。因为台湾在美国国会议员中有很大影响力。关于美日台关系，芮效俭指出，日本当年对基辛格秘密访华敲定尼克松访华而未知会自己十分沮丧和失望。最终促使日本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先于美国同中国恢复邦交。但日本并不愿意看到美国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因为他们还寄希望于继续依靠美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来保护日本在台湾的诸多利益。因此，卡特政府要极力避免日本破坏美中建交谈判，对日本严格保密。

　　建交后的另一个具体问题是美国驻华联络处升级为大使馆，原来的办公室不足以服务于大使馆的地位与工作需要，美国政府需要重新选址。原来联络处人员30多人，建交后人员肯定要增加。美国先选用了以前波兰的一个领事馆馆舍，后来又找了以前巴基斯坦用过的使馆馆舍，加上前联络处办公室，一共三处房产共同组成使馆，联络处办公室后来成为单独的大使官邸。在过渡期间，幸运的职员可以住到北京饭店，其他的只能住前门饭店，直到中国政府提供了外国外交人员公寓。

　　根据美国政府惯例，驻外使领馆都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保护。在建交前的联络处时期，是由国务院警卫人员来保护联络处。关于美国驻华使馆的内部保卫问题，美国经过艰难交涉，获得中国同意派遣海军陆战队来保卫美国使馆，具体规定是在使馆内部区域，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可以穿制服并携带武器，但在使馆之外不得穿制服或携带武器。此处，芮效俭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当年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住所组织聚会，声音过于吵闹，曾导致中国政府一度要求美国撤回海军陆战队队员。

　　接着，在被问及卡特政府决定与中国建交的原因的问题时，芮效俭回忆指出，这主要是应对苏联威胁的考虑，如果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难以利用与中国的关系来应对苏联。当时没有苏联问题，美中建交难以实现。这是1971—1972年美中关系取得突破的延续。特别是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后，大多数东亚国家开始与中国建交，尚未建交的美国成为孤立的一方。对美国来说，最为困难的是台湾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同美国一样与台湾有着如此特别的关系。他曾经在台湾见证法国与中国建交的历史，当时法国耍了一个手段。法国并没有与台湾“断交”，但与中国建交了，而蒋介石政权是不能容忍在北京有大使馆的国家在台北也有“大使馆”，实际上迫使台湾当局被迫与法国“断交”。而到70年代的美国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福特(Gerald Ford)与卡特政府都理解这一点，美国不能继续孤立于中国的外交关系之外。

　　关于卡特总统的表现，芮效俭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评价，他认为卡特很好地处理了与中国的关系。当时国务院给卡特提供了三个选择建议，其中第一个政治上最难，那就是接受中国三个条件，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其他较低层次的选择不是完全的外交关系，只是不同程度升级一下联络处地位。卡特展现了政治勇气，选择了完全的外交关系。如果不是卡特完成了这一决策，无法确定接下来的里根是否有勇气这么做，因为里根曾宣称要恢复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因此，卡特在上任的前两年里就实现了美中建交的政治目标，取得很好的成果。芮效俭提到，卡特被美国人认为是历史上最失败的总统之一，但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芮效俭强调，卡特在任期的前两年就取得三大成就：第一是与中国建交;第二，促成《巴拿马运河条约》，将运河交还巴拿马;第三，成功调停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在戴维营实现埃以和平。

　　至于卡特为何连任失败，芮效俭认为，首先，卡特与国会的关系很糟糕，国内政治搞得不好。再一个原因就是拯救伊朗美国人质的行动失败。而里根当时准确回应了美国民众的国内需求。芮效俭笑谈，里根上任后，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芮效俭作为国务院专业官员曾参与给里根撰写接见外国客人的谈话要点，他能不看笔记，准确地原话复述，因为他以前是电影演员，善于记台词(大笑)。最后，芮效俭就当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美中关系谈了一些温和理性的看法。

　　芮老先生目前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早已从政府退休，但依然在从事智库研究工作，身体结实、精神矍铄、和蔼可亲、思路清晰、十分健谈。曾不止一次热情回应我的采访请求，就美中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分享他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观察及思考。我们曾开玩笑般地约定，如果他以后撰写回忆录，就由我来翻译成中文。在此，作为采访者，我诚挚感谢芮老先生接受访谈，并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愉快，并继续关注美中关系，研究工作更有成效。

 　　受访人：(美)芮效俭

　　采访人与记录人：刘磊，中国海洋大学国际事务与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威尔逊中心富布赖特访问学者。

　　采访时间：美国东部时间2019年5月23日上午10点到11点半。

　　采访地点：美国首都华盛顿宾夕法尼亚大道1300号，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芮效俭办公室。

　　芮效俭(J.Stapleton Roy)先生于1935年出生于中国南京，其父当时为美国传教士、金陵大学教师。此后芮效俭一直在中国生活和学习，辗转南京、重庆、上海等地，1950年7月最终回到美国，先后就读于宾夕法尼亚大学和普林斯顿大学，1956年毕业后入职美国国务院下属的情报分析部门，最初担任情报分析员。此后又赴台北进修中文一年，1959年前往美国驻香港总领事馆工作，1962年调往台北，任美国驻“中华民国”大使馆政务官。1965年，芮效俭被派往联邦德国学习俄文，学成后前往莫斯科，任美国驻苏使馆二等秘书。1972年，调回美国任国务院欧洲事务司副处长，1974年又去国家战争学院进修一年，1975年回到国务院任远东司中蒙处副处长。

　　1978年上半年被派往北京，任美国驻华联络处副主任，协助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Leonard F.Woodcock)全程参与美中建交谈判。1979年中美建交后，转任美国驻华使馆副馆长。1981年调任泰国，1984年升任驻新加坡大使。1986年调回国务院任副助理国务卿。1991年，被老布什总统任命为驻华大使，到1995年又被调任驻印度尼西亚大使。1999年回国，升任国务院负责情报分析事务的助理国务卿。2001年退休后进入基辛格事务所工作。2008年，进入美国顶级智库之一的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创建该中心的基辛格中国与美国研究所并任首任所长，目前依然在威尔逊中心担任资深研究员，从事东亚事务及美中关系研究。

　　芮效俭长期在美国外交一线工作，掌握多种语言，具备情报分析和外交实务的丰富经验和全面能力，曾给舒尔茨和贝克两位国务卿做过特别助理，为里根总统接见外国领导人撰写谈话要点，对当代美国外交政策包括美中关系也持有理性、客观、务实而专业的看法，从自己的视角关心和维护美国利益。本次访谈先着重回顾一段美中关系发展的关键历程，从历史亲历者的眼中观察美中关系的过往，有助于认识当下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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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访谈开始，芮效俭大使首先饶有兴趣地回忆了自己于1956年加入国务院工作到1976年首次以美国外交官身份访问中国之前的经历(具体内容参见采访者按语的介绍)，然后开始重点讲述自己以外交官身份再次来到中国的早期经历。自1950年离开中国以后，到1976年4月，他以国务院外交事务代表的身份陪同美国议员访华代表团首次访问中国。据其介绍，美中建交之前，为促进双方相互了解，在1973年美中互设联络处之后，双方还达成协议，每年互派一个一定级别的官方代表团访问对方。自1973到1978年，美国每年派一个联邦国会议员为主的代表团(有的时候是参议员团，有的时候是众议员团，里面加入少数职业外交官)访问中国。芮效俭连续参与了1976、1977、1978年三次议员访华团活动。

　　1976年4月，美国议员访华团访问中国时，与中国政府及解放军官员进行了交谈，有两个细节给芮先生留下深刻印象。他们会见的最高政府官员是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张春桥，当时纪念周恩来总理的“四五运动”刚结束没多久，张春桥还向美国代表信誓旦旦地表示“中国的局势一切都在掌控之中”。在与解放军代表会谈时，美方问及“军备控制”的问题，中国军方领导人的反应竟然是没有听说“军控”这个概念。美方再问及，如果你们的核导弹意外发射，你们有什么应对办法吗?中国军方的回应是，“我们不会意外地发射核导弹”。芮效俭笑着解释说，“他们当时没有正确地理解我们的问题;他们没有理解军备控制的话语”。一般来说，万一某核国家核导弹发生意外发射的情况，会紧急通知另外一国或多国，及时沟通和解释，避免误判(美苏之间是有类似机制的)。关于军控的议题，他认为，直到美中建交之后，中国才开始了解和学习这一问题，美中之间开始在军事领域建立日常联系。

　　在1976年4月的这次访问中，美国访问团还参观了一些学校，还有小学生给他们唱歌，歌词里唱的是“邓小平是地地道道的走资派”，当时“四人帮”还在掌权，邓小平是“坏人”。后来在1977年4月和1978年4月，芮效俭又接连随团访华。他回忆道，1977年那次有12位参议员组团访华。这次的访问，政治氛围有了很大不同。1977年这次访问时，华国锋在掌权，“四人帮”变成了“坏人”。1978年再访问的时候，邓小平又恢复了权力，变成了“好人”。因此这三年中的每一年，中国的政治路线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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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8年6月，芮效俭被调任美国驻北京联络处副主任，成为伍德科克主任的主要副手，开始参与美中建交谈判。关于这一问题，芮效俭首先谈及1977年夏天，卡特(Jimmy Carter)政府国务卿万斯(Cyrus R.Vance)访问北京，其主要目的是探查美中建交后，美国与台湾建立半官方联系的可能性——一种低于大使级、类似领事级的关系。芮效俭本人没有参加这次访问，但支持这一要求，并参与撰写为万斯访问准备的文件。(注：这一要求被中国政府拒绝，万斯访问并不成功。)芮大使进一步提到，到1978年5月，卡特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访华，才推动开启了美中建交谈判。美中之间秘密进行的建交谈判是从7月5号开始的，美方的首席谈判代表是伍德科克，中方则是外长黄华。

　　谈及谈判的主要问题，芮大使讲到，谈判开始之初，卡特政府已经决定接受中方之前提出的美国与台湾“断交、废约、撤军”三项基本条件。但美方也要保持和发展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美方把美台经济关系与安全关系，包括军售问题分开来讨论。第一次会谈时，美方只阐述一个问题，希望一个一个问题来讨论。他们期待中方能就美方阐述的每一个问题给予一对一的答复。中方予以拒绝，相反要求美方一并提出所有问题的具体立场，然后中方再予以答复。此后，美中谈判代表团每个月见面会谈一次。从7月、8月、9月直到10月，先进行了四次。美方完成了所有问题立场的阐述，11月将进行下一次会谈，按期待的议程应该在此次会谈中得到中方的回复。然而，在这次会谈之前，美方得到通知，黄华生病了。黄华不会出席这次会谈，将由副外长韩念龙作为中方首席代表来与美方会谈。美方对此产生了疑惑，不知如何理解这一情况。因为美方并未收到中方回复，相反由副外长代替外长来谈，在他们看来这是降低谈判级别的行为，美方十分失望。他们无法确定黄华是真的生病了，还是这是中方的一种外交表态。

　　芮效俭接着讲述到，在与华盛顿汇报和交流后，美方代表团决定继续进行谈判。经过这一插曲，11月的会谈被拖延到了12月初，但会谈还是在12月4日进行了。这次会谈中，美方首次受到了中方的回复。他们认为中方的回复“基本上是积极的”，这是一个好现象，接下来要敲定一些细节。会谈结束之时，韩念龙告知美方，邓小平很快将亲自接见他们，但没有当即给出具体时间。美方就只能等待中方关于邓小平接见的通知。关于等待这一通知的过程，芮效俭讲述了自己生活相关的一个小细节。联络处的多数职员并不知道伍德科克主任等少数高级官员在进行这次秘密谈判，芮效俭的妻子也不知道。按计划芮效俭要与妻子在12月中旬前往中国南方旅行。伍德科克不希望芮效俭这个时候离开，因为邓小平随时可能会见他们。芮效俭只能向妻子解释工作太忙，这次无法出行。

　　最终在12月12—15号，伍德科克一行与邓小平进行了几次会面。第一次会面，接着韩念龙那次会谈的进程，敲定了多数细节，美方还先提供了建交公报草稿。第二次会面，中方提出了建交公报的修改意见，希望发表一个类似《上海公报》的长篇公报，而美方则希望简短一些。邓小平还坚持继续加入《上海公报》中对霸权主义的表述。关于结束“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的问题，美方希望按照“条约”本身的规定来终结，任何一方希望退出“条约”，需要提前一年告知另一方，因此需要再过一年才能正式废约。邓小平接受了这一点，但提出“要求美国终止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要求。美方根据华盛顿的指示表示，美中建交后一年以内，美国不会向台湾出售武器。但美方的意思是一年以后还会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在向中方解释这一问题的时候出现了困难和误解。邓小平当时对美方的表态表示了接受和认可。但会后，美方无法确定邓小平是否完全理解了美国的意思，因此华盛顿指示代表团回去再向邓小平确认美国的意思。邓小平听明白美方的进一步解释后，非常失望和不愉快，表示无法接受。关于这一问题，伍德科克明确向邓小平表示，目前这一问题是无法解决的，但建交之后再继续处理这一问题，要比没有外交关系的情况下来谈更有利些。邓小平赞同了伍德科克的这一看法。最终结局是，美中是在没有解决美台军售问题的背景下，先达成了建交协议，并最终实现建交。

　　不过在如何处理这一问题的表述方面，双方继续出现分歧。邓小平希望美国不要公开提及将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的话题，但卡特不能接受邓小平的这一提议，因为卡特政府终结与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并撤出军队已经遭受国内不少批评，断不能结束对台军售。邓小平后来表示，如果美国公开表示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方也将公开声明反对美国的这一做法。后来双方只得同意就这一问题各自做出相应声明。

　　关于交换建交协议文本的时间，定在12月15日，那是北京周六的早上，华盛顿周五的晚上。华盛顿发来指示的时候是华盛顿14日的上午，北京14日的夜里。芮效俭第一时间在住所收到指示，当即骑自行车(笑谈：联络处司机晚上不工作)赶到联络处办公室，叫醒伍德科克(在建立大使馆之前，美国联络处主任住所兼作联络处办公室，规模很小，其他职员都住酒店)传达信息，二人确认后，芮效俭然后又骑自行车赶到中国外交部，递交文件，最后回到住所已经是凌晨四点钟。芮效俭告诉刚被吵醒的妻子说，再过四五个小时，就要宣布建交了。(注：历史上的1978年12月15日(北京时间)，中美双方分别发表公报，宣布两国将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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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9年1月1日，美中建交之后，就接着在当月发生了邓小平对美国的历史性访问这一重大事件。关于这一事件，芮效俭介绍了一些背景。他指出，这是一个转折时期，当时华国锋依然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兼中国总理，但邓小平则掌握真正的权力。他接着谈到在当时观察到的一些迹象。当邓小平第一次接见美国谈判代表团时，陪同的有黄华、唐闻生、王海容以及翻译施燕华。邓小平第二次会见时，就不再有唐闻生和王海容了，换成了韩念龙与章文晋，这两位与邓小平的关系都很好。芮效俭认为这是一个政治信号，唐闻生与王海容都是左派人物的代表，而韩念龙与章文晋都只是职业外交官，没有明显的政治属性。

邓小平访美

　　关于中国高级领导人访美的问题，在谈判的最后即达成建交协议之后，美方首先提议在建交后请中国派遣高级领导人访问美国。美方的真实意图就是邀请邓小平本人访美，但他们不方便明说。恰恰他们是在跟邓小平会谈的时候提出这一邀请，邓小平代表中方答应了，实际上就是他自己答应前往。而这正符合美国的意愿，因为他们早已认定邓小平才是最高决策人。芮效俭提到，早在1978年秋天的时候，美方外交人员就在北京街头通过大字报的主题观察出中共高层主要是邓小平与华国锋之间存在政治斗争，关于走什么路线的问题，包括最终导致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的一些迹象。

　　此外，关于1979年4月的“与台湾关系法”的问题，芮效俭表示，在谈判的过程中，美方就已告知邓小平与黄华，美国将必须采取一些法律措施来保证美国与台湾的非官方关系。而关于具体的法律措施，美方并不打算与中方讨论，因为他们认为这是美国国内法律问题，美方也不会告诉中方，他们将决定具体怎么做。至于国会对美中建交的看法，早在谈判之初，卡特政府只向参众两院两党的少数高层领袖透露过美中正在进行建交谈判，并准备接受中国“断交、废约、撤军”三个条件，同时对其他绝大多数议员保密，因为他们预料会遭受不少(亲台)议员的批评，这样卡特政府将失去谈判的国内政治基础。所以说，国会多数并不知情。“与台湾关系法”是在建交公报宣布以后，国会才开始准备的。

　　芮效俭特别提到，美中建交谈判除了在国内保密，卡特政府还特别向亚洲盟友日本保密，因为他们认为日本无法保守秘密，根据日本的政治习惯，如果提前秘密通知日本首相，日本首相无法保证自己不向自己的内阁成员透露消息，如果这样，随后全世界都会知道了。此外，卡特政府对台湾当局更加保密，直到最后一刻才通知他们。因为台湾在美国国会议员中有很大影响力。关于美日台关系，芮效俭指出，日本当年对基辛格秘密访华敲定尼克松访华而未知会自己十分沮丧和失望。最终促使日本在尼克松访华之后，先于美国同中国恢复邦交。但日本并不愿意看到美国与中国建交、与台湾“断交”，因为他们还寄希望于继续依靠美国与台湾的“外交关系”来保护日本在台湾的诸多利益。因此，卡特政府要极力避免日本破坏美中建交谈判，对日本严格保密。

　　建交后的另一个具体问题是美国驻华联络处升级为大使馆，原来的办公室不足以服务于大使馆的地位与工作需要，美国政府需要重新选址。原来联络处人员30多人，建交后人员肯定要增加。美国先选用了以前波兰的一个领事馆馆舍，后来又找了以前巴基斯坦用过的使馆馆舍，加上前联络处办公室，一共三处房产共同组成使馆，联络处办公室后来成为单独的大使官邸。在过渡期间，幸运的职员可以住到北京饭店，其他的只能住前门饭店，直到中国政府提供了外国外交人员公寓。

　　根据美国政府惯例，驻外使领馆都由美国海军陆战队保护。在建交前的联络处时期，是由国务院警卫人员来保护联络处。关于美国驻华使馆的内部保卫问题，美国经过艰难交涉，获得中国同意派遣海军陆战队来保卫美国使馆，具体规定是在使馆内部区域，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可以穿制服并携带武器，但在使馆之外不得穿制服或携带武器。此处，芮效俭还讲了一个小故事，当年海军陆战队队员在住所组织聚会，声音过于吵闹，曾导致中国政府一度要求美国撤回海军陆战队队员。

　　接着，在被问及卡特政府决定与中国建交的原因的问题时，芮效俭回忆指出，这主要是应对苏联威胁的考虑，如果没有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美国难以利用与中国的关系来应对苏联。当时没有苏联问题，美中建交难以实现。这是1971—1972年美中关系取得突破的延续。特别是1973年越南战争结束后，大多数东亚国家开始与中国建交，尚未建交的美国成为孤立的一方。对美国来说，最为困难的是台湾问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如同美国一样与台湾有着如此特别的关系。他曾经在台湾见证法国与中国建交的历史，当时法国耍了一个手段。法国并没有与台湾“断交”，但与中国建交了，而蒋介石政权是不能容忍在北京有大使馆的国家在台北也有“大使馆”，实际上迫使台湾当局被迫与法国“断交”。而到70年代的美国尼克松(Richard M. Nixon)、福特(Gerald Ford)与卡特政府都理解这一点，美国不能继续孤立于中国的外交关系之外。

　　关于卡特总统的表现，芮效俭给出了自己独特的评价，他认为卡特很好地处理了与中国的关系。当时国务院给卡特提供了三个选择建议，其中第一个政治上最难，那就是接受中国三个条件，建立完全的外交关系;其他较低层次的选择不是完全的外交关系，只是不同程度升级一下联络处地位。卡特展现了政治勇气，选择了完全的外交关系。如果不是卡特完成了这一决策，无法确定接下来的里根是否有勇气这么做，因为里根曾宣称要恢复与台湾的官方关系。因此，卡特在上任的前两年里就实现了美中建交的政治目标，取得很好的成果。芮效俭提到，卡特被美国人认为是历史上最失败的总统之一，但他认为这种说法是不准确的。芮效俭强调，卡特在任期的前两年就取得三大成就：第一是与中国建交;第二，促成《巴拿马运河条约》，将运河交还巴拿马;第三，成功调停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在戴维营实现埃以和平。

　　至于卡特为何连任失败，芮效俭认为，首先，卡特与国会的关系很糟糕，国内政治搞得不好。再一个原因就是拯救伊朗美国人质的行动失败。而里根当时准确回应了美国民众的国内需求。芮效俭笑谈，里根上任后，展现了惊人的记忆力。芮效俭作为国务院专业官员曾参与给里根撰写接见外国客人的谈话要点，他能不看笔记，准确地原话复述，因为他以前是电影演员，善于记台词(大笑)。最后，芮效俭就当下特朗普政府的对华政策、美中关系谈了一些温和理性的看法。

　　芮老先生目前已经84岁高龄了，虽然早已从政府退休，但依然在从事智库研究工作，身体结实、精神矍铄、和蔼可亲、思路清晰、十分健谈。曾不止一次热情回应我的采访请求，就美中关系的历史与现状，分享他的历史记忆与现实观察及思考。我们曾开玩笑般地约定，如果他以后撰写回忆录，就由我来翻译成中文。在此，作为采访者，我诚挚感谢芮老先生接受访谈，并祝愿他健康长寿，生活愉快，并继续关注美中关系，研究工作更有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