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迎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莅临北京故宫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着前三殿名字当中都有的“和”字，强调儒家的至理名言——“以和为贵”。

　　今天，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守这种理念，然而两个主要大国却在最糟糕的时刻相互较劲。反华情绪充斥着美国社会，而中国近来的一个流行说法是，如果不对美国感到愤怒你就不爱国。

　　中美紧张关系变得如此严峻，似乎只有外星生物攻击地球才能缓解。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我们应当把新冠大流行当成我们需要的攻击。中国和美国应该合作寻找疫苗或治疗方法，而不是继续玩推脱责任的把戏，一事无成地相互指责。

　　新冠危机为两国提供了从相互指责走向和解的可能途径。特别是，这场大流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摆脱作为崛起大国的战略困境，最重要的是赢得美国和其他大国的信任。中国领导人可以通过行动而非空谈重建国家的国际形象，而这是基于道义需要，不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

　　世界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一场健康危机、一场经济危机和一场流动性危机。其结果是，许多经济体面临的衰退前景在规模上堪比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不是2009年的“大衰退”。

　　“大萧条”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通过类似美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和英国的《非常进口税法》等措施，发达国家引发了全球性保护主义，使贸易和资本流动急剧放缓。事实上，这种“各国只为自己”的政策向来都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过去20年里，每一次重大的全球危机都是中国加强外交关系的机会。

　　美国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将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每一回，中国都设法扭转了局势——先是通过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的反恐项目合作，再是通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帮助刺激全球需求和稳定金融市场。

　　同样地，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中国通过购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债券加强了与欧洲的关系。它还扩大了从欧洲的进口，增加了在欧洲的投资。

　　通过帮助领导全球应对新冠危机，中国可以把它的对美姿态从防守被动转变为更加开放主动。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既认识到挑战，也知道自己面临的机遇。

　　首先，美国棉签、呼吸机、口罩和医院所需防护装备的生产能力有限，因此中国应主动提供物资和设备，并分享有关新冠肺炎的数据和临床经验。此外，中国应确保其医疗供应链的不间断运作，抵制任何切断对美国出口药品和维生素等基本物资的诱惑——如某些中国人建议的那样。

　　其次，随着国家准备解除封锁，以及中国企业正迅速恢复生机，中国可以充当全球需求的支柱和关键的供应来源。通过稳定全球供应链，尽力帮助维持商品的流通，中国可以安静地反驳那些业已出现的“脱钩”叙事。

　　在新冠病毒对落实近期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产生威胁之际，这一类的努力格外重要。虽然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承诺在2020年购买价值128亿美元的美国服务，但旅游业想必占到其中相当大的部分。

　　况且，中国满足不了某些商品的需求，其他一些商品又无法在美国生产，这就会导致短缺。而大流行让两国有方便的借口推迟进一步提高关税，给对方一些喘息的空间。

　　第三，中国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全球经济衰退期间，这些国家通常会陷入困境。IMF由于资金匮乏，难以成为主要贷款者或流动性提供者，但世界主要央行大多提供互换安排。在葡萄牙、阿根廷和埃及各自发生金融危机期间出手相助提供一揽子救助方案，并承担了信贷风险的正是中国人民银行。

　　最后，如同中国领导人抓住这一机会恢复与美国的关系，两国的私营部门也在努力合作。美中两国的医药公司正在合作生产销售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在由一家中国房地产公司资助的1.5亿美元、为期5年的新冠病毒研究项目中，哈佛大学科学家将与中国研究人员进行合作，其中包括著名流行病学家、第一个确认SARS病毒的钟南山。

　　如果中国有什么教训可以与世界分享的话，那就是在有关新冠危机的沟通中，速度、透明度、准确性和科学的可靠性是极其重要的。大流行不是任何国家吹嘘治理体系或方法优越性的时候，更不是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时候。中国应通过帮助美国和其他国家默默赢得信任，不是出于战略利益，而是出于道义。

　　作者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原文标题“Is This China's Global Leadership Moment?”(2020)

　　2017年迎接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莅临北京故宫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着前三殿名字当中都有的“和”字，强调儒家的至理名言——“以和为贵”。

　　今天，世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坚守这种理念，然而两个主要大国却在最糟糕的时刻相互较劲。反华情绪充斥着美国社会，而中国近来的一个流行说法是，如果不对美国感到愤怒你就不爱国。

　　中美紧张关系变得如此严峻，似乎只有外星生物攻击地球才能缓解。从这个角度看，也许我们应当把新冠大流行当成我们需要的攻击。中国和美国应该合作寻找疫苗或治疗方法，而不是继续玩推脱责任的把戏，一事无成地相互指责。

　　新冠危机为两国提供了从相互指责走向和解的可能途径。特别是，这场大流行为中国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来摆脱作为崛起大国的战略困境，最重要的是赢得美国和其他大国的信任。中国领导人可以通过行动而非空谈重建国家的国际形象，而这是基于道义需要，不是基于地缘政治利益。

　　世界突然发现自己陷入一场健康危机、一场经济危机和一场流动性危机。其结果是，许多经济体面临的衰退前景在规模上堪比上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而不是2009年的“大衰退”。

　　“大萧条”的一个重要教训就是，通过类似美国的《斯穆特-霍利关税法》和英国的《非常进口税法》等措施，发达国家引发了全球性保护主义，使贸易和资本流动急剧放缓。事实上，这种“各国只为自己”的政策向来都是全球性经济危机的罪魁祸首。

　　过去20年里，每一次重大的全球危机都是中国加强外交关系的机会。

　　美国小布什总统和奥巴马总统都将中国列为美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但是每一回，中国都设法扭转了局势——先是通过2001年9月11日美国遭受恐怖袭击后的反恐项目合作，再是通过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的帮助刺激全球需求和稳定金融市场。

　　同样地，在欧元区债务危机期间，中国通过购买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债券加强了与欧洲的关系。它还扩大了从欧洲的进口，增加了在欧洲的投资。

　　通过帮助领导全球应对新冠危机，中国可以把它的对美姿态从防守被动转变为更加开放主动。幸运的是，中国领导人既认识到挑战，也知道自己面临的机遇。

　　首先，美国棉签、呼吸机、口罩和医院所需防护装备的生产能力有限，因此中国应主动提供物资和设备，并分享有关新冠肺炎的数据和临床经验。此外，中国应确保其医疗供应链的不间断运作，抵制任何切断对美国出口药品和维生素等基本物资的诱惑——如某些中国人建议的那样。

　　其次，随着国家准备解除封锁，以及中国企业正迅速恢复生机，中国可以充当全球需求的支柱和关键的供应来源。通过稳定全球供应链，尽力帮助维持商品的流通，中国可以安静地反驳那些业已出现的“脱钩”叙事。

　　在新冠病毒对落实近期签署的中美“第一阶段”贸易协议产生威胁之际，这一类的努力格外重要。虽然作为协议的一部分，中国承诺在2020年购买价值128亿美元的美国服务，但旅游业想必占到其中相当大的部分。

　　况且，中国满足不了某些商品的需求，其他一些商品又无法在美国生产，这就会导致短缺。而大流行让两国有方便的借口推迟进一步提高关税，给对方一些喘息的空间。

　　第三，中国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财政援助。全球经济衰退期间，这些国家通常会陷入困境。IMF由于资金匮乏，难以成为主要贷款者或流动性提供者，但世界主要央行大多提供互换安排。在葡萄牙、阿根廷和埃及各自发生金融危机期间出手相助提供一揽子救助方案，并承担了信贷风险的正是中国人民银行。

　　最后，如同中国领导人抓住这一机会恢复与美国的关系，两国的私营部门也在努力合作。美中两国的医药公司正在合作生产销售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在由一家中国房地产公司资助的1.5亿美元、为期5年的新冠病毒研究项目中，哈佛大学科学家将与中国研究人员进行合作，其中包括著名流行病学家、第一个确认SARS病毒的钟南山。

　　如果中国有什么教训可以与世界分享的话，那就是在有关新冠危机的沟通中，速度、透明度、准确性和科学的可靠性是极其重要的。大流行不是任何国家吹嘘治理体系或方法优越性的时候，更不是争夺全球主导地位的时候。中国应通过帮助美国和其他国家默默赢得信任，不是出于战略利益，而是出于道义。

　　作者系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原文标题“Is This China's Global Leadership Moment?”(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