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话常常被误认为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的。但是说的很对。

　　历史是对现在最有力的指导，因为它道出了人类永恒的东西，尤其是驱使我们走向冲突的力量。目前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就是美中不断加剧的摩擦，因此，回顾过去的类似事件是很有启发的。在一本发人深省的书——《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中，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从公元前5世纪伟大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的描述开始谈起。然而，我将着重关注过去120年中的3个冲突时代。从它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最近的一次冲突是美国领导下的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共产主义的苏联(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冷战(1948年至1989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之间的大国冲突。但它也是一场关于现代性本质的意识形态冲突。最终西方获得了胜利。这是因为西方的经济规模和科技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苏联。苏联人民也不再对其腐败和专制的统治者抱有幻想，苏联领导层自己也得出结论，他们的制度已经失败了。除了几个危险时刻，尤其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冷战还是在和平中结束的。

　　往前追溯，我们来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尝试重塑一战前的秩序失败后存在一段空白期，美国退出欧洲，一场始于美国的巨大金融和经济危机摧毁了世界经济。那是一个充斥着内乱、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时代。从20世纪30年代得出的永恒教训是，一旦精英阶层失败，民主就可能崩溃。还有一个教训就是，大国落入渴望权力的疯子手中会发生什么。

　　再往前，我们来到了1870年至1914年的关键时期。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的经典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提到，1880年，英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占23%。到了1913年，这个比例降至14%。同期，德国的全球占比从9%升至15%。欧洲平衡的这一转变导致一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灾难性战争，一边是焦虑的现有大国英国(尤其是德国开始建设现代舰队后)，一边是日益崛起的不满的德国。同时，美国工业产出的全球占比从15%升至32%，而中国变得无关紧要。因此，美国(在20世纪大冲突中)的作为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不作为，决定了结果。

　　当今时代混合了这3个时期的特点。就像冷战时期一样，它存在两个超级大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出现金融危机后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信心的下滑，以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兴起;最主要的是，像1914年前的美国一样，中国的崛起导致相对经济实力发生巨大转变。这是自那以来，美国首次面对经济实力可能超过它的国家。

　　1914年前的时期终结于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也是如此，不过1945年之后的那段时期的结果相对成功。冷战以和平胜利结束。现在世界面临的挑战很容易在之前的那些时期中找到对应。所以，我们能从这些时代中学到什么呢?

　　或许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领导的质量至关重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能力和目的显而易见：他更加致力于党的领导而非中国的复兴。但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正在走向失败，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曾拖垮世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反复无常的领导让人回想起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领导下的德国。没有更好的领导，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会深陷困境。

　　另一点就是避免战争极其重要。阿利森教授很好地描绘了互相猜疑如何导致了1914年的战争。对美中而言，现在更重要的就是避免正面冲突。这就是冷战的成功之处。但核威慑可能还不够。

　　或许最重要的结论是，仅仅避免另一场灾难是不够的。我们玩不起大国竞争的旧把戏了，不论它们看起来多么不可避免。我们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要应对面临的经济、安全和环境挑战，那么西方、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和关系就必须占据主导地位。人类必须比以前做得更好。现在，由于西方领导的质量、中国的威权主义和日益高涨的互相猜疑浪潮，这看起来像是种幻想。但我们必须试一试。我们必须从战略上应对这个艰难的新时代。现在，我们的全部未来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原题《历史对当今美中博弈的启发》

　　历史不会重演,但总是惊人的相似。这句话常常被误认为是马克•吐温(Mark Twain)说的。但是说的很对。

　　历史是对现在最有力的指导，因为它道出了人类永恒的东西，尤其是驱使我们走向冲突的力量。目前最大的地缘政治事件就是美中不断加剧的摩擦，因此，回顾过去的类似事件是很有启发的。在一本发人深省的书——《注定一战》(Destined for War)中，哈佛大学(Harvard University)的格雷厄姆•阿利森(Graham Allison)从公元前5世纪伟大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Thucydides)对伯罗奔尼撒战争(Peloponnesian war)的描述开始谈起。然而，我将着重关注过去120年中的3个冲突时代。从它们身上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最近的一次冲突是美国领导下的自由民主的西方和共产主义的苏联(前身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俄罗斯帝国)之间的冷战(1948年至1989年)。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主要战胜国之间的大国冲突。但它也是一场关于现代性本质的意识形态冲突。最终西方获得了胜利。这是因为西方的经济规模和科技发展速度远远超过了苏联。苏联人民也不再对其腐败和专制的统治者抱有幻想，苏联领导层自己也得出结论，他们的制度已经失败了。除了几个危险时刻，尤其是1962年的古巴导弹危机，冷战还是在和平中结束的。

　　往前追溯，我们来到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尝试重塑一战前的秩序失败后存在一段空白期，美国退出欧洲，一场始于美国的巨大金融和经济危机摧毁了世界经济。那是一个充斥着内乱、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时代。从20世纪30年代得出的永恒教训是，一旦精英阶层失败，民主就可能崩溃。还有一个教训就是，大国落入渴望权力的疯子手中会发生什么。

　　再往前，我们来到了1870年至1914年的关键时期。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在他的经典著作《大国的兴衰》(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中提到，1880年，英国在全球制造业产出中占23%。到了1913年，这个比例降至14%。同期，德国的全球占比从9%升至15%。欧洲平衡的这一转变导致一场修昔底德陷阱式的灾难性战争，一边是焦虑的现有大国英国(尤其是德国开始建设现代舰队后)，一边是日益崛起的不满的德国。同时，美国工业产出的全球占比从15%升至32%，而中国变得无关紧要。因此，美国(在20世纪大冲突中)的作为和(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不作为，决定了结果。

　　当今时代混合了这3个时期的特点。就像冷战时期一样，它存在两个超级大国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也像20世纪30年代一样，出现金融危机后对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信心的下滑，以及民粹主义、民族主义和威权主义的兴起;最主要的是，像1914年前的美国一样，中国的崛起导致相对经济实力发生巨大转变。这是自那以来，美国首次面对经济实力可能超过它的国家。

　　1914年前的时期终结于一场毁灭性的战争，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时期也是如此，不过1945年之后的那段时期的结果相对成功。冷战以和平胜利结束。现在世界面临的挑战很容易在之前的那些时期中找到对应。所以，我们能从这些时代中学到什么呢?

　　或许最明显的一点就是，领导的质量至关重要。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能力和目的显而易见：他更加致力于党的领导而非中国的复兴。但西方世界的政治制度正在走向失败，尤其是在美国和英国，这两个国家在20世纪30年代曾拖垮世界。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反复无常的领导让人回想起德皇威廉二世(Kaiser Wilhelm)领导下的德国。没有更好的领导，西方乃至整个世界都会深陷困境。

　　另一点就是避免战争极其重要。阿利森教授很好地描绘了互相猜疑如何导致了1914年的战争。对美中而言，现在更重要的就是避免正面冲突。这就是冷战的成功之处。但核威慑可能还不够。

　　或许最重要的结论是，仅仅避免另一场灾难是不够的。我们玩不起大国竞争的旧把戏了，不论它们看起来多么不可避免。我们的命运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如果我们要应对面临的经济、安全和环境挑战，那么西方、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的正和关系就必须占据主导地位。人类必须比以前做得更好。现在，由于西方领导的质量、中国的威权主义和日益高涨的互相猜疑浪潮，这看起来像是种幻想。但我们必须试一试。我们必须从战略上应对这个艰难的新时代。现在，我们的全部未来都取决于我们是否有能力做到这一点。

　　原题《历史对当今美中博弈的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