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脱钩”现在成为两国学术界的“热词”。说到脱钩，中国学术界多数人有两个判断：第一是脱钩不好;第二是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如此之深，所以脱不了钩。确实，如果说脱钩就意味着中美贸易变成零，中美人文往来变成零，或者变成冷战期间美苏的那个交往水平，那么脱钩的确不可能。但是如果脱钩指的是一个战略取向，指的是中美交往的宽度和深度受到限制甚至逆转，那么脱钩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未来可能还会深化。所谓脱钩，是对挂钩的逆转。挂钩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结果。接触战略在美国受到批判，脱钩就是难免的。

　　过去几十年，中美在同一个国际体系里相互依存，而且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可是，两国又严重缺乏战略互信。两国政治经济体系差异很大，很难产生出高水平的互信。同时，两国实力差距日渐缩小，出于现实主义的原因，彼此防范心理越来越严重。总之，中美一方面相互依存，一方面互不信任，钩得越紧，双方越缺乏安全感。

　　在中美之间，中国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对挂钩的副作用担心比较多。中国担心在这种挂钩的过程中，美国会对中国的政治安全构成威胁，会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同时也担心钩得太紧之后让中国在技术上形成对美国的依赖症，并且给美国的监控、侦察留下大量的“后门”。美国长期居于强势地位，所以过去美国对挂钩的心态比较放松。但如今，美国感到中国似乎快赶上来了，所以也开始担心与中国挂钩对美国的副作用了。美国总体上担心中国利用挂钩占美国的便宜，贸易上赚取盈余，技术上通过不正当手段超越美国，甚至在意识形态上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性质对美国民众施加影响。

　　国际安全理论当中的“安全化”概念认为，安全问题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人们主观定义的结果。当我们的担忧增多时，我们会把更多问题定位成安全问题，列入安全议程。为了实现安全，我们会寻求降低相互依存，给交流设置限制条件，减少交流的数量，降低交流质量，以便降低自己在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另外，脱钩与科技发展也有一定关系。一般的思维是，技术的发展会便利人们的交流，让大家挂钩越来越紧密。然而很多迹象表明，一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沿着文化边界进行的。比如现在一个中国人更可能用微信，一个美国人则更多地使用脸谱、推特。美国人也许会说这与中国政府未开放这两个公司进入中国有关，但事实其实远比这个复杂。

　　十来年前，微软的即时通讯软件MSN Messenger在中国被QQ打败已经说明问题。今天，中国人非常普遍地使用手机支付，而多数美国人仍在用信用卡。美国人用Uber叫车，而中国人习惯使用滴滴之类的应用。Uber曾经在中国运营，但在与滴滴合并后，这一品牌在中国已经消失。

　　中国人喜欢使用共享单车，以连接全国主要城市高铁为骄傲。可是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口的分布以及生活方式让这些技术在他们那里没有用武之地。

　　我的一些外国朋友现在经常抱怨说，现在在中国出差没有以前方便，连个出租车都叫不到。我劝说他们下载滴滴，可是他们又没有中国的银行卡。这类问题其实都是一种脱钩。

　　因此，虽然我个人认为脱钩很不好，但是中美两国在一定程度上脱钩似乎又是必然的。中国对美国的担心过去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技术两个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担心自己的政治安全，所以要通过立法加强对外国NGO的管理。在技术领域，中国希望在核心技术领域有自己的发言权。最近华为、中兴等公司被美国政府制裁后，中国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能生产自己的芯片，美国政府可以随时扼杀一个关键的中国通讯企业。而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则主要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因此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中美的技术交流，剥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签证。

　　要解决脱钩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当然是避免过度的安全化，但这恐怕短期内很难实现。那么，问题恐怕在于如何减少脱钩，以及如果必须脱钩时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如果我们双方都以一种法制化的、符合市场规则的方式来局部脱钩，同时彼此理解对方为何要推动脱钩，那么事情就不会变得过于糟糕。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

　　中美“脱钩”现在成为两国学术界的“热词”。说到脱钩，中国学术界多数人有两个判断：第一是脱钩不好;第二是中美相互依存程度如此之深，所以脱不了钩。确实，如果说脱钩就意味着中美贸易变成零，中美人文往来变成零，或者变成冷战期间美苏的那个交往水平，那么脱钩的确不可能。但是如果脱钩指的是一个战略取向，指的是中美交往的宽度和深度受到限制甚至逆转，那么脱钩不仅存在，而且已经存在了一段时间，未来可能还会深化。所谓脱钩，是对挂钩的逆转。挂钩是美国对华接触战略的结果。接触战略在美国受到批判，脱钩就是难免的。

　　过去几十年，中美在同一个国际体系里相互依存，而且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可是，两国又严重缺乏战略互信。两国政治经济体系差异很大，很难产生出高水平的互信。同时，两国实力差距日渐缩小，出于现实主义的原因，彼此防范心理越来越严重。总之，中美一方面相互依存，一方面互不信任，钩得越紧，双方越缺乏安全感。

　　在中美之间，中国是相对弱势的一方，因此长期以来中国对挂钩的副作用担心比较多。中国担心在这种挂钩的过程中，美国会对中国的政治安全构成威胁，会对中国实施颜色革命，同时也担心钩得太紧之后让中国在技术上形成对美国的依赖症，并且给美国的监控、侦察留下大量的“后门”。美国长期居于强势地位，所以过去美国对挂钩的心态比较放松。但如今，美国感到中国似乎快赶上来了，所以也开始担心与中国挂钩对美国的副作用了。美国总体上担心中国利用挂钩占美国的便宜，贸易上赚取盈余，技术上通过不正当手段超越美国，甚至在意识形态上利用美国社会的开放性质对美国民众施加影响。

　　国际安全理论当中的“安全化”概念认为，安全问题并不是一个客观的存在，而是人们主观定义的结果。当我们的担忧增多时，我们会把更多问题定位成安全问题，列入安全议程。为了实现安全，我们会寻求降低相互依存，给交流设置限制条件，减少交流的数量，降低交流质量，以便降低自己在相互依存中的敏感性和脆弱性。

　　另外，脱钩与科技发展也有一定关系。一般的思维是，技术的发展会便利人们的交流，让大家挂钩越来越紧密。然而很多迹象表明，一些技术的发展与应用是沿着文化边界进行的。比如现在一个中国人更可能用微信，一个美国人则更多地使用脸谱、推特。美国人也许会说这与中国政府未开放这两个公司进入中国有关，但事实其实远比这个复杂。

　　十来年前，微软的即时通讯软件MSN Messenger在中国被QQ打败已经说明问题。今天，中国人非常普遍地使用手机支付，而多数美国人仍在用信用卡。美国人用Uber叫车，而中国人习惯使用滴滴之类的应用。Uber曾经在中国运营，但在与滴滴合并后，这一品牌在中国已经消失。

　　中国人喜欢使用共享单车，以连接全国主要城市高铁为骄傲。可是在世界很多地方，人口的分布以及生活方式让这些技术在他们那里没有用武之地。

　　我的一些外国朋友现在经常抱怨说，现在在中国出差没有以前方便，连个出租车都叫不到。我劝说他们下载滴滴，可是他们又没有中国的银行卡。这类问题其实都是一种脱钩。

　　因此，虽然我个人认为脱钩很不好，但是中美两国在一定程度上脱钩似乎又是必然的。中国对美国的担心过去主要集中在意识形态和技术两个领域。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担心自己的政治安全，所以要通过立法加强对外国NGO的管理。在技术领域，中国希望在核心技术领域有自己的发言权。最近华为、中兴等公司被美国政府制裁后，中国人更加清楚地看到了这个问题，就是如果你不能生产自己的芯片，美国政府可以随时扼杀一个关键的中国通讯企业。而美国对中国的担心则主要在经济和意识形态领域。因此特朗普政府发动关税战，将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限制中美的技术交流，剥夺中国留学生和学者的签证。

　　要解决脱钩问题，最根本的办法当然是避免过度的安全化，但这恐怕短期内很难实现。那么，问题恐怕在于如何减少脱钩，以及如果必须脱钩时我们应该如何行事。如果我们双方都以一种法制化的、符合市场规则的方式来局部脱钩，同时彼此理解对方为何要推动脱钩，那么事情就不会变得过于糟糕。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院校长助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