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宣布承认新中国。3日，中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俄关系70年包括中苏关系42年，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28年。在这70年中，既有艳阳天，也充满风风雨雨，很不平凡。

　　一  七十年的发展历程

　　中俄关系70年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友好同盟时期(1949～1959)

　　这个时期的要点是：中苏结成军事政治同盟；苏联全面援助中国，中国全面学习苏联；在国际上，包括在朝鲜战争中，两国密切合作。

　　这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1949年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访问苏联，主要目的是解决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同苏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建立军事同盟，相互给予经济援助。

　　50年代是苏联全面援助中国、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1953～1959年间，苏联共承诺援建中国304项工业项目。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时，完成和基本完成149项。苏联先后向中国派遣18 000名专家和顾问，帮助中国建立国家管理制度，发展经济、军工、文化和教育事业。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成了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基础，并按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前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中国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中国不仅成为苏联机器设备的广阔市场，而且作为回报，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农业和轻工业产品以及重要的战略资源。

　　1958年以前，在国际舞台上，中苏政策上保持一致，行动上相互配合。在1950～1953的朝鲜战争中，中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支援。朝鲜战争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第一次实力较量，较量的结果是打了个平局，这对保卫远东的和平、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起了关键作用。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发表纲领性宣言，从而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推到了顶峰。

　　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中苏内外政策分歧显现，领导人间的相互信任产生裂痕。爆发点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特别是苏联提出在中国沿海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建议，使毛泽东极为愤怒。毛泽东连续两天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发表了许多批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激烈言辞。赫鲁晓夫为此亲自来华，当面向毛泽东解释,否定有建立共同舰队的想法【注释：赫鲁晓夫推脱说，苏联没有建立共同舰队的想法，是驻华大使尤金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指示精神。】。赫鲁晓夫走后不久，中国未同苏方商量，即发动“金门炮战”。苏方认为这是蓄意破坏苏联对美的缓和战略【注释：〔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3页。】。1959年6月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9月，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声明，偏袒印度，向世界公开了两个盟国间的分歧。但是，从总体上说，这时中苏国家关系还在高水平上运行。例如，1958年8月两国签署了苏联援建中国47个工业项目的协定，1959年2月又签署援建78个工业项目的协定。

　　（二）意识形态论战和国家关系恶化（1960～1966）

　　这个时期的要点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论战；双方国家关系随之恶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瓦解；中苏两党决裂。

　　1960年中共和苏共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对当代世界的看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政策上，分歧进一步加深。4月，中共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机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注释：指1960年4月20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4月2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以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名义上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上是批判赫鲁晓夫。苏方对这三篇文章反应强烈。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组织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对中共进行围攻。11月，世界81国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呼吁国际共运团结，但是这没能遏制中苏意识形态论战。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方把该纲领的内容概括为“三和”“两全”，即对外政策中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对内政策的“全民国家”“全民党”，认为二十二大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里程碑”【注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6页。】。如果说二十二大以前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话，那么二十二大以后则认为，“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注释：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页。】。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围绕“仍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革命的问题”和“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提出25条主张【注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58页。】。7月，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和以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就意识形态分歧举行会谈，会谈实际上成了面对面的争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7月14日，在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给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公开信，全面阐述了在中苏关系、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共产主义建设等问题上与中共的分歧。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为由头，发表了9篇长文，即著名的“九评”【注释：文章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这9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全面和系统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双方都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视对方为十恶不赦的“异教徒”，口诛笔伐。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都站在苏共一边，所以赫鲁晓夫企图通过召开国际会议，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逐出教门”。毫无疑问，中共拒绝参加这样的会议。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中共中央抓住这个机会，派遣以周恩来为团长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活动，现场侦察苏共新领导的内外政策动向，结果代表团失望而归【注释：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发生了下列三件事：其一，苏共新领导对中国代表团说，在与中国的分歧方面，他们与赫鲁晓夫没有差别；其二，苏共新领导坚持召开国际共运会议；其三，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要毛泽东下台。】。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坚持召开赫鲁晓夫主张的国际会议，并在莫斯科召集筹备会议。中共拒绝参加会议，宣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注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载《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分裂。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严词拒绝，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中苏两党关系就此中断。

　　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恶化。赫鲁晓夫企图通过停止经济援助对中共施加压力。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专家，使中国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失【注释：苏联政府撤回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议定书，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使中国许多部门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被迫中途停顿。】。为彻底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中国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到1965年10月还清了苏联全部债务【注释：1950～1955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12.75亿卢布贷款，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的贷款。1961年苏联向中国提供50万吨蔗糖的贷款。】。两国贸易大幅度下降，贸易额从1959年18亿卢布下降到1965年的3.9亿卢布。

　　1962年苏联在边境地区挑起事端。4～5月间，在苏方策划下，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大批边民逃往苏联，伊宁发生暴乱【注释：1962年4~5月间，在苏联领事馆和苏侨协会的煽动和操纵下，在苏联边防部门的配合下，在伊犁、塔城地区发生大批中国居民逃往苏联的事件。5月29日晚发生了打砸抢伊犁州人民委员会和区党委的暴乱。非法逃往苏联的边民达6.1万人，带走牲畜23万头，大车1 500多辆。】。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其后在苏联侨民聚集的新疆、东北、内蒙古等地采取措施，防范苏联进一步制造颠覆活动。9～10月间，苏联不得已从中国撤除全部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新疆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指出，“修正主义和我们的矛盾实质上是敌我矛盾，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且发展到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斗争。”【注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议上的插话，1962年8月17日。】1963年7月25日，苏联同美、英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遭到正在研制原子弹的中国的强烈反对。10月中印边界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苏联站在印度一边，攻击中国。

　　（三）全面对抗（1966～1981）

　　这一时期的要点是：中苏在各个领域对抗；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双方积极备战；在国际上，苏联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中国实施战略突破，从外线对苏建立反包围；“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形成。

　　1966年,中国文化革命开始，中苏论战更加激烈。1967年中共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之际宣布，苏联“已经变成了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中心，变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一个大本营”【注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载《人民日报》1967年11月7日。】。1968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共领导人谴责苏联已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注释：《周恩来总理在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68年8月24日。】。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都把“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列入党章总纲。1967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新的反华决议后，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下到全国各地，进行反华动员。苏共中央发动学术界揭露和批判“毛主义”，篡改中俄领土边界历史；在中美关系改善以后，又宣布中国已经“变成帝国主义最反动集团的直接盟友”【注释：《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关于中共十大》，1973年10月16日。】，“成了战争危险的严重策源地”【注释：《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电视台上的讲话》，载《真理报》1979年6月1日。】。

　　从1960年开始，中苏边界纠纷不断。1964年3～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首次边界谈判，并就东段边界走向问题取得重要共识。由于赫鲁晓夫下台，谈判没有继续下去。两国边界冲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1969年3月，在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8月苏军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进行武装挑衅，造成中方大量人员伤亡。苏联沿中苏、中蒙边界部署百万重兵，建立武装力量突击集群，包括反坦克兵、机械化兵、步兵和航空兵；部署的导弹占全部导弹数量的三分之一。军方领导人不断发表强硬讲话，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苏联不仅竭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孤立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孤立中国，在中国周边建立战略包围圈。在中国北面，沿中苏、中蒙边界驻扎重兵。在中国西南方向，加强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70年支持印度肢解中国盟友巴基斯坦；1971年同印度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两国的特殊关系。在中国西面，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在中国南面，1978年与越南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反华、侵略柬埔寨。当然，苏联在南亚、东南亚的扩张既是为了对付中国，也是为了与美国争夺霸权。

　　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国全国进入战备状态。9月1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就举行边界谈判、扩大贸易、互派大使达成协议。双方还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人员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签署临时协议达成谅解。10月，中苏开始副外长级的边界谈判，直到1978年6月，谈判持续9年。由于苏方拒不执行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所以中方拒绝苏方提出的其它任何建议。谈判没有具体结果。尽管如此，在两国全面对抗的背景下，边界谈判成为两国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这说明，双方都不希望两国关系失控，走向战争。

　　如果说珍宝岛事件以前，中国的外交战略是既反美又反苏的话，那么珍宝岛事件以后，则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苏联，以后又发展到联美反苏，推动形成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面对苏联的战略包围，中国实施内线突破，从外线对苏联实施反包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苏统一战线。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结束了20年的对抗。1973年2月15日，毛泽东明确向美方提出建立“一条线”“一大片”联合反苏战略。具体地说，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注释：1973年2月15日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1974年2月毛泽东又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目标都是集中对付苏联。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仍坚持认为，“苏美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在广大第三世界，中国实行“以苏划线”的战略：凡是苏联支持的，中国就反对；凡是苏联反对的，中国就支持。

　　1979年4月3日，中国政府通知苏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建议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举行谈判。10月，中苏国家关系第一轮谈判在莫斯科举行。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谈判中断。

　　（四）走向正常化（1982～1991）

　　这个时期的要点是：中苏双方都需要缓和两国关系；两国围绕消除“三大障碍”问题进行长达6年的谈判；1989年5月中苏国家关系和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进入80年代，中苏两国国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国内工作中心已转向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为此需要构建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不再把反对某一特定国家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进入80年代，苏联由于高度集权的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机制，再加上军备竞赛、对外扩张耗费巨额资源，国力衰退。1982年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开始改革，寻求摆脱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和国际上四面树敌的不利状态。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进一步改革，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新政治思维”，其中包括反省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

　　1982年10月，中苏两国就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从1982年10月到1988年10月，每年举行两轮政治磋商，先后举行了12轮。磋商的主要内容是消除中方提出的影响两国关系的“三大障碍”，即苏联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谈判非常艰巨，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谈判才取得实质性进展。1986年10月，苏联从开始阿富汗撤军，1987年4月开始从蒙古撤军。1988年12月两国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谅解。苏方还表示，将把沿中苏边界的驻军裁减到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至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基本消除。1982年，恢复了边境贸易。1987年2月，开始第三次边界谈判。与此同时，两国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逐渐活跃起来。

　　1989年5月15～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这是中苏两国时隔30年后举行的最高级会晤。按照邓小平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会晤后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双方确认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新型国家关系；中苏边界谈判继续进行下去，同时就裁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加强边境军事信任举行谈判。1991年5月，作为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回访，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苏联。此时离苏联解体只有半年时间，姑且把这次访问视作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续曲。

　　（五）建立和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2～2019）

　　这一时期的要点是：中苏关系过渡到中俄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充实和提高；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苏联的继承国。27日，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达成下列协议：“中苏联合公报”规定的基本原则仍是中俄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中苏签订的条约和外交文件继续有效；中苏间正在进行的边境地区裁军和加强军事信任的谈判、边界谈判，将继续进行下去。1992年12月17～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北京。中俄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宣布“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2～6日，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双方宣布两国关系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强调中俄睦邻友好关系不因国际和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1996年4月24～26日，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双方宣布把两国关系提高到“平等与信任和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由此可见，从1992到1996这5年间，中俄关系连续上了三个台阶：从“友好国家”发展到“建设性伙伴关系”，然后又发展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进入21世纪以后，中俄关系发展顺利，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充实和提高。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主席和普京总统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两国人民“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是指导今后20年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和法律基础。

　　中俄关系在两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11年6月16日，胡锦涛主席与梅德韦杰夫总统根据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宣布两国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3年3月22日，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不到十天，就出访俄罗斯，并同普京总统对中俄关系的定位作了新的界定：“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都占据优先的战略地位。”【注释：《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会谈》，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3日。】2019年6月6日，习近平和普京又宣布“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

　　1949年10月2日，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政府就宣布承认新中国。3日，中苏建立了外交关系。中俄关系70年包括中苏关系42年，以及苏联解体后的中俄关系28年。在这70年中，既有艳阳天，也充满风风雨雨，很不平凡。

　　一  七十年的发展历程

　　中俄关系70年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一）友好同盟时期(1949～1959)

　　这个时期的要点是：中苏结成军事政治同盟；苏联全面援助中国，中国全面学习苏联；在国际上，包括在朝鲜战争中，两国密切合作。

　　这是中苏关系的黄金时期。1949年12月16日～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访问苏联，主要目的是解决1945年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的不平等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并同苏联签订新的同盟条约，即《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主要内容是两国建立军事同盟，相互给予经济援助。

　　50年代是苏联全面援助中国、中国全面学习苏联的时期。1953～1959年间，苏联共承诺援建中国304项工业项目。1960年苏联专家撤走时，完成和基本完成149项。苏联先后向中国派遣18 000名专家和顾问，帮助中国建立国家管理制度，发展经济、军工、文化和教育事业。在苏联的帮助下，中国建成了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基础，并按照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提前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与此同时，中国也对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了贡献。中国不仅成为苏联机器设备的广阔市场，而且作为回报，向苏联提供了大量的农业和轻工业产品以及重要的战略资源。

　　1958年以前，在国际舞台上，中苏政策上保持一致，行动上相互配合。在1950～1953的朝鲜战争中，中朝两国军队并肩作战，苏联提供武器装备和空中支援。朝鲜战争是东西方两大阵营第一次实力较量，较量的结果是打了个平局，这对保卫远东的和平、防止第三次世界大战起了关键作用。1957年11月，毛泽东第二次访问苏联。在莫斯科举行了12个社会主义国家领导人和64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导人会议，发表纲领性宣言，从而把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推到了顶峰。

　　1958年中国开始“大跃进”。中苏内外政策分歧显现，领导人间的相互信任产生裂痕。爆发点是涉及中国主权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特别是苏联提出在中国沿海建立共同潜艇舰队的建议，使毛泽东极为愤怒。毛泽东连续两天会见苏联驻华大使，发表了许多批评“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激烈言辞。赫鲁晓夫为此亲自来华，当面向毛泽东解释,否定有建立共同舰队的想法【注释：赫鲁晓夫推脱说，苏联没有建立共同舰队的想法，是驻华大使尤金错误地理解了他的指示精神。】。赫鲁晓夫走后不久，中国未同苏方商量，即发动“金门炮战”。苏方认为这是蓄意破坏苏联对美的缓和战略【注释：〔苏〕奥·鲍·鲍里索夫、鲍·特·科洛斯科夫：《苏中关系（1945～1980）》，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2年版，第143页。】。1959年6月苏联停止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9月，苏联塔斯社就中印边界冲突发表声明，偏袒印度，向世界公开了两个盟国间的分歧。但是，从总体上说，这时中苏国家关系还在高水平上运行。例如，1958年8月两国签署了苏联援建中国47个工业项目的协定，1959年2月又签署援建78个工业项目的协定。

　　（二）意识形态论战和国家关系恶化（1960～1966）

　　这个时期的要点是：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论战；双方国家关系随之恶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瓦解；中苏两党决裂。

　　1960年中共和苏共在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对当代世界的看法、在社会主义国家内外政策上，分歧进一步加深。4月，中共借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的机会，发表了《列宁主义万岁》等三篇文章【注释：指1960年4月20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文章《列宁主义万岁》、4月22日《人民日报》编辑部文章《沿着伟大列宁的道路前进》，以及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在列宁诞辰9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报告《在列宁的革命旗帜下团结起来》。】，名义上批判南斯拉夫“修正主义”，实际上是批判赫鲁晓夫。苏方对这三篇文章反应强烈。6月，赫鲁晓夫在布加勒斯特组织参加罗马尼亚共产党代表大会的其他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对中共进行围攻。11月，世界81国共产党工人党在莫斯科举行会议，通过了《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呼吁国际共运团结，但是这没能遏制中苏意识形态论战。1961年10月，苏共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新的《苏联共产党纲领》。中方把该纲领的内容概括为“三和”“两全”，即对外政策中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对内政策的“全民国家”“全民党”，认为二十二大是苏共领导“修正主义形成完整体系的里程碑”【注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96页。】。如果说二十二大以前毛泽东认为赫鲁晓夫是“半修正主义”，属于“人民内部矛盾”的话，那么二十二大以后则认为，“同赫鲁晓夫的斗争是阶级斗争”【注释：吴冷西：《十年论战》（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465页。】。1963年6月14日，中共中央发表《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建议》，围绕“仍处于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制度之下、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二的人民还要革命的问题”和“已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人民还要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的问题”，提出25条主张【注释：《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总路线的论战》，第1～58页。】。7月，以邓小平为团长的中共代表团和以苏斯洛夫为团长的苏共代表团在莫斯科就意识形态分歧举行会谈，会谈实际上成了面对面的争论，没有取得任何进展。7月14日，在两党会谈期间，苏共中央发表了给各级党组织和党员的公开信，全面阐述了在中苏关系、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问题、战争与和平、和平共处、共产主义建设等问题上与中共的分歧。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评论苏共中央公开信为由头，发表了9篇长文，即著名的“九评”【注释：文章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名义发表。这9篇文章是：《苏共领导同我们分歧的由来和发展》《关于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吗？》《新殖民主义的辩护士》《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的两条路线》《两种根本对立的和平共处政策》《苏共领导是当代最大的分裂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关于赫鲁晓夫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全面和系统地批判“赫鲁晓夫修正主义”。中苏双方都以“马克思主义正统”自居，视对方为十恶不赦的“异教徒”，口诛笔伐。由于世界上大多数共产党都站在苏共一边，所以赫鲁晓夫企图通过召开国际会议，对中共“采取集体措施”，“逐出教门”。毫无疑问，中共拒绝参加这样的会议。10月14日，赫鲁晓夫下台。中共中央抓住这个机会，派遣以周恩来为团长的党政代表团访问莫斯科，参加庆祝十月革命节活动，现场侦察苏共新领导的内外政策动向，结果代表团失望而归【注释：代表团在莫斯科期间，发生了下列三件事：其一，苏共新领导对中国代表团说，在与中国的分歧方面，他们与赫鲁晓夫没有差别；其二，苏共新领导坚持召开国际共运会议；其三，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提出要毛泽东下台。】。1965年3月，苏共新领导坚持召开赫鲁晓夫主张的国际会议，并在莫斯科召集筹备会议。中共拒绝参加会议，宣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两条路线的斗争，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注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编辑部：《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载《人民日报》1965年3月23日。】。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此分裂。1966年2月24日，苏共中央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苏共第二十三次代表大会，中共中央严词拒绝，持续近半个世纪的中苏两党关系就此中断。

　　中苏意识形态分歧导致国家关系恶化。赫鲁晓夫企图通过停止经济援助对中共施加压力。1960年7月，苏联政府单方面决定，召回全部在华专家，使中国经济建设受到严重损失【注释：苏联政府撤回在华工作的1390名专家，撕毁两国政府签订的12个协定和两国科学院签订的一个议定书，撕毁343个专家合同和合同补充书，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使中国许多部门的250多个企事业单位的建设被迫中途停顿。】。为彻底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中国在经济极端困难的情况下，节衣缩食，到1965年10月还清了苏联全部债务【注释：1950～1955年苏联共向中国提供12.75亿卢布贷款，其中60%以上是抗美援朝的贷款。1961年苏联向中国提供50万吨蔗糖的贷款。】。两国贸易大幅度下降，贸易额从1959年18亿卢布下降到1965年的3.9亿卢布。

　　1962年苏联在边境地区挑起事端。4～5月间，在苏方策划下，新疆的伊犁、塔城等地大批边民逃往苏联，伊宁发生暴乱【注释：1962年4~5月间，在苏联领事馆和苏侨协会的煽动和操纵下，在苏联边防部门的配合下，在伊犁、塔城地区发生大批中国居民逃往苏联的事件。5月29日晚发生了打砸抢伊犁州人民委员会和区党委的暴乱。非法逃往苏联的边民达6.1万人，带走牲畜23万头，大车1 500多辆。】。中国政府向苏联提出强烈抗议，其后在苏联侨民聚集的新疆、东北、内蒙古等地采取措施，防范苏联进一步制造颠覆活动。9～10月间，苏联不得已从中国撤除全部领事馆和商务代表处。新疆事件发生以后，毛泽东指出，“修正主义和我们的矛盾实质上是敌我矛盾，是阶级斗争的反映，而且发展到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武装斗争。”【注释：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北戴河工作会议核心小组会议上的插话，1962年8月17日。】1963年7月25日，苏联同美、英签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核武器试验条约》，遭到正在研制原子弹的中国的强烈反对。10月中印边界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苏联站在印度一边，攻击中国。

　　（三）全面对抗（1966～1981）

　　这一时期的要点是：中苏在各个领域对抗；边境发生武装冲突；双方积极备战；在国际上，苏联对中国进行战略包围；中国实施战略突破，从外线对苏建立反包围；“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形成。

　　1966年,中国文化革命开始，中苏论战更加激烈。1967年中共在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之际宣布，苏联“已经变成了现代反革命修正主义的中心，变成了世界反动势力的一个大本营”【注释：《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编辑部文章：《沿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的道路前进》，载《人民日报》1967年11月7日。】。1968年8月苏联出兵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后，中共领导人谴责苏联已变成“社会帝国主义和社会法西斯主义”【注释：《周恩来总理在罗马尼亚国庆招待会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68年8月24日。】。中共九大、十大和十一大，都把“打倒以苏修叛徒集团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列入党章总纲。1967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通过新的反华决议后，几乎全体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下到全国各地，进行反华动员。苏共中央发动学术界揭露和批判“毛主义”，篡改中俄领土边界历史；在中美关系改善以后，又宣布中国已经“变成帝国主义最反动集团的直接盟友”【注释：《真理报》编辑部文章：《关于中共十大》，1973年10月16日。】，“成了战争危险的严重策源地”【注释：《勃列日涅夫在匈牙利电视台上的讲话》，载《真理报》1979年6月1日。】。

　　从1960年开始，中苏边界纠纷不断。1964年3～8月，中苏双方在北京举行首次边界谈判，并就东段边界走向问题取得重要共识。由于赫鲁晓夫下台，谈判没有继续下去。两国边界冲突越来越频繁，越来越严重。1969年3月，在乌苏里江中国一侧的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8月苏军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进行武装挑衅，造成中方大量人员伤亡。苏联沿中苏、中蒙边界部署百万重兵，建立武装力量突击集群，包括反坦克兵、机械化兵、步兵和航空兵；部署的导弹占全部导弹数量的三分之一。军方领导人不断发表强硬讲话，威胁要对中国进行核打击。

　　在外交和国家安全领域，苏联不仅竭力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孤立中国，而且在世界范围内特别是在亚洲地区孤立中国，在中国周边建立战略包围圈。在中国北面，沿中苏、中蒙边界驻扎重兵。在中国西南方向，加强对印度的经济和军事援助；1970年支持印度肢解中国盟友巴基斯坦；1971年同印度签订《和平友好合作条约》，确立两国的特殊关系。在中国西面，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在中国南面，1978年与越南签订军事同盟性质的《友好合作条约》，支持越南反华、侵略柬埔寨。当然，苏联在南亚、东南亚的扩张既是为了对付中国，也是为了与美国争夺霸权。

　　1969年3月珍宝岛武装冲突后，中国全国进入战备状态。9月11日，中国总理周恩来和苏联总理柯西金在北京机场会晤，就举行边界谈判、扩大贸易、互派大使达成协议。双方还就维持边界现状、避免武装冲突、双方武装人员在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签署临时协议达成谅解。10月，中苏开始副外长级的边界谈判，直到1978年6月，谈判持续9年。由于苏方拒不执行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不承认中苏边界存在“争议地区”，所以中方拒绝苏方提出的其它任何建议。谈判没有具体结果。尽管如此，在两国全面对抗的背景下，边界谈判成为两国保持联系的重要渠道。这说明，双方都不希望两国关系失控，走向战争。

　　如果说珍宝岛事件以前，中国的外交战略是既反美又反苏的话，那么珍宝岛事件以后，则把斗争的矛头集中对准苏联，以后又发展到联美反苏，推动形成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面对苏联的战略包围，中国实施内线突破，从外线对苏联实施反包围，在世界范围内建立反苏统一战线。1972年2月尼克松总统访华，中美结束了20年的对抗。1973年2月15日，毛泽东明确向美方提出建立“一条线”“一大片”联合反苏战略。具体地说，建立从美国到日本、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的“一条线”战略，并团结这条线周围的“一大片”国家【注释：1973年2月15日毛泽东与基辛格的谈话，见王泰平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1970～1978》（第三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99年版，第367页。】。1974年2月毛泽东又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目标都是集中对付苏联。毛泽东逝世后，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仍坚持认为，“苏美两家是新的世界大战的策源地，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具有更大的危险性”。在广大第三世界，中国实行“以苏划线”的战略：凡是苏联支持的，中国就反对；凡是苏联反对的，中国就支持。

　　1979年4月3日，中国政府通知苏方，《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期满后，不再延长，同时建议就改善两国关系问题举行谈判。10月，中苏国家关系第一轮谈判在莫斯科举行。由于苏联入侵阿富汗，谈判中断。

　　（四）走向正常化（1982～1991）

　　这个时期的要点是：中苏双方都需要缓和两国关系；两国围绕消除“三大障碍”问题进行长达6年的谈判；1989年5月中苏国家关系和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

　　进入80年代，中苏两国国内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国内工作中心已转向经济建设，实行改革开放，为此需要构建和平与合作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良好的周边环境。1982年中共十二大确定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战略，不再把反对某一特定国家作为外交政策的目标，强调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进入80年代，苏联由于高度集权的制度已成为社会发展的障碍机制，再加上军备竞赛、对外扩张耗费巨额资源，国力衰退。1982年安德罗波夫上台后开始改革，寻求摆脱社会经济发展停滞和国际上四面树敌的不利状态。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进一步改革，在对外政策上实行“新政治思维”，其中包括反省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政策，尤其是对华政策。

　　1982年10月，中苏两国就实现国家关系正常化问题举行副外长级政治磋商。从1982年10月到1988年10月，每年举行两轮政治磋商，先后举行了12轮。磋商的主要内容是消除中方提出的影响两国关系的“三大障碍”，即苏联从中苏边境地区和蒙古撤军、从阿富汗撤军、劝说越南从柬埔寨撤军。谈判非常艰巨，直到戈尔巴乔夫上台，谈判才取得实质性进展。1986年10月，苏联从开始阿富汗撤军，1987年4月开始从蒙古撤军。1988年12月两国就政治解决柬埔寨问题和越南从柬埔寨撤军的时间表达成谅解。苏方还表示，将把沿中苏边界的驻军裁减到与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相适应的最低水平。至此，中苏关系中的“三大障碍”基本消除。1982年，恢复了边境贸易。1987年2月，开始第三次边界谈判。与此同时，两国经贸、科技和文化交流逐渐活跃起来。

　　1989年5月15～18日，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访华，同邓小平等中国领导人举行会谈。这是中苏两国时隔30年后举行的最高级会晤。按照邓小平提出的“结束过去，开辟未来”的精神，两国关系和两党关系实现了正常化。会晤后发表了《中苏联合公报》。双方确认按照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新型国家关系；中苏边界谈判继续进行下去，同时就裁减边境地区军事力量和加强边境军事信任举行谈判。1991年5月，作为对戈尔巴乔夫访华的回访，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访问苏联。此时离苏联解体只有半年时间，姑且把这次访问视作中苏关系正常化的续曲。

　　（五）建立和发展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1992～2019）

　　这一时期的要点是：中苏关系过渡到中俄关系；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充实和提高；两国关系进入历史最好时期。

　　1991年12月25日，苏联宣布解体。俄罗斯联邦成为苏联的继承国。27日，中国代表团到达莫斯科。双方达成下列协议：“中苏联合公报”规定的基本原则仍是中俄两国关系的指导原则；中苏签订的条约和外交文件继续有效；中苏间正在进行的边境地区裁军和加强军事信任的谈判、边界谈判，将继续进行下去。1992年12月17～19日，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北京。中俄双方发表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相互关系基础的联合声明》，宣布“互视为友好国家”。1994年9月2～6日，江泽民主席访问俄罗斯。双方宣布两国关系为“面向二十一世纪的建设性伙伴关系”，强调中俄睦邻友好关系不因国际和两国国内形势的变化而变化，具有长期性和稳定性。1996年4月24～26日，叶利钦总统再次访华。双方宣布把两国关系提高到“平等与信任和面向二十一世纪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由此可见，从1992到1996这5年间，中俄关系连续上了三个台阶：从“友好国家”发展到“建设性伙伴关系”，然后又发展到“战略协作伙伴关系”。

　　进入21世纪以后，中俄关系发展顺利，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充实和提高。2001年7月16日，江泽民主席和普京总统签署了《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条约在总结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将两国人民“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和平思想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这是指导今后20年中俄关系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和法律基础。

　　中俄关系在两国对外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2011年6月16日，胡锦涛主席与梅德韦杰夫总统根据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宣布两国关系上升为“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2013年3月22日，习近平当选国家主席不到十天，就出访俄罗斯，并同普京总统对中俄关系的定位作了新的界定：“中俄互为最主要、最重要的战略协作伙伴，深化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在两国外交全局和对外关系中都占据优先的战略地位。”【注释：《习近平主席与普京总统会谈》，载《人民日报》2013年3月23日。】2019年6月6日，习近平和普京又宣布“中俄关系进入新时代”。

　　二 对苏外交中的历史丰碑

　　由于历史的原因和特殊的国际环境，在相当长时间，对苏外交一直是中国外交的主轴。在对苏外交中，中国方面曾有不少失误，但也不乏彪炳历史的丰碑。

　　1949年底到1950年初毛泽东访苏和缔结《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当属新中国对苏外交第一座丰碑。国民党政府与苏联于1945年8月14日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是20世纪使中国蒙受损失最大的不平等条约。条约侵犯了中国的主权利益：旅顺港沦为苏联的海军基地；大连变成苏联控制下的“自由港”；长春铁路由中苏共营共管；外蒙古从中国“独立”出去。中国抗战14年，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抗战胜利了，作为战胜国却签订这样一个不平等的条约，这对全体中国人来说，是何等的耻辱！起初，斯大林借口这个条约牵涉到雅尔塔协定【注释：1945年2月4日至2月11日，苏美英首脑在苏联雅尔塔举行会议，讨论战后安排问题。会后签订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协定内容是：欧战结束2~3个月内，苏联依据下列条件参加对日战争：1.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维持现状；2.恢复1904年日俄战争中帝俄旧有权利：(a)库页岛南部及其邻近的一切岛屿归还苏联；(b) 大连港国际化，苏联享有优先权益，苏联租借旅顺港为海军基地；(c)中苏共同经营合办长春铁路，苏俄利益优先；3.千岛群岛让与苏联。】，不同意废除这个条约。但是面对毛泽东的坚定态度，斯大林从全局利益考虑，最终做出了让步，同意废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新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并同意中国不迟于在1952年收回旅顺、大连和长春铁路。毛泽东此访“虎口夺食”，收回了失去的国家主权利益，洗雪了国耻，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在中国人民中特别是在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中的威望，对新政权的巩固非常有利。此外，如前所述，中苏结成友好同盟，为新中国赢得了十年的发展机遇。新中国在很短时间内建成了社会主义制度和国民经济工业化的基础，没有苏联援助是不可能做到的。

　　打开中美关系，推动“中美苏”战略三角格局的形成，这是共和国对苏外交中的又一座丰碑。1969年7月，中苏珍宝岛武装冲突爆发后，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四位元帅向毛泽东呈递《对战争形势的初步估计》的研究报告。报告认为：中、美、苏三国关系中，中苏矛盾大于中美矛盾，美苏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这为毛泽东打开中美关系提供了依据。中美接近，中美苏大三角战略格局的形成，导致中苏关系的战略态势发生逆转：过去中国既反苏，又反美，战略上处于被动；现在中美联合，使苏联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危险，战略上陷入被动。朝鲜战争期间，西方国家联合孤立和封锁中国。60年代中苏关系决裂后，中国在国际上更加孤立。但是，中美关系解冻带来了新一轮与中国建交的高潮。1971年10月中国加入联合国。西方国家的大门向中国敞开，为后来中国对外开放创造了最重要的外部条件。改革开放是中国对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假如中国仍自缚于苏联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内，或者如同60年代那样孤立于外部世界，那么在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东欧剧变和苏联解体的狂潮中，其后果不堪设想。

　　1989年5月，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是中国对苏外交中的又一历史丰碑。如果说打开中美关系改变了中国与发达世界的关系，为中国的对外开放创造了国际条件，那么消除三大障碍、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则为中国营造了建国以来，甚至可以说，中国近代史以来最好的国际环境。没有中苏关系的正常化，中国不可能实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80年代裁军百万，把有限的资源集中于经济建设，也是不可能的。此外，中苏关系正常化所确定的两国关系原则，如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不针对第三方的原则、彻底解决两国边界问题、裁减边境军事力量和建立信任的原则、在国际上“相互协调”、 反对霸权的原则，等等，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历久弥新，在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实践中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所以说，中苏关系正常化为两国建立新型国家关系奠定了基础，在中俄关系历史中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再之，新时期中俄关系取得的许多重大成就无不来源于中苏关系正常化。例如，按照《中苏联合公报》关于裁减边境地区的军事力量、建立信任的规定，苏联解体后，中苏就这两个问题的谈判变成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四国家之间的谈判。谈判的结果不仅确定了相应的条约，而且在谈判的过程中，形成了中、俄、哈、吉、塔组成的“上海五国”合作机制，以后又在“上海五国”的基础上，加上乌兹别克斯坦，成立了永久性政府间国际组织——“上海合作组织”。

　　三 中俄关系处在历史上最好时期

　　中俄双方都认为，现在中俄关系处在历史最好时期，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成为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一）高层领导政治互信不断提高，双方合作机制非常健全

　　自1996年建立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以来，中俄元首每年定期会晤，除此以外，还利用多边国际会议等机会举行会晤。2013年到现在，习近平与普京的会晤已达30次，平均每年5次。两国元首的会晤对中俄关系发展发挥了战略引领作用。中俄建立了政府总理、政府各部门以及议会、战略安全、国防、执法等部门的交往与合作机制。其中，在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内，设立了5个由副总理牵头的政府委员会【注释：这5个政府委员会是：中俄总理定期会晤委员会、投资合作委员会、能源合作委员会、人文合作委员会、俄罗斯远东及贝加尔地区与中国东北地区政府间合作委员会。】，其中包括60个分委员会和工作组，统筹和推动两国各领域的合作。如此完备的政府合作机制，如同两国元首的密切会晤一样，在国际关系史上前所未有。中俄高层的政治互信和密切合作是中俄关系发展的主要动力。

　　（二）两国边界成为和平和合作的纽带

　　1991年５月16日中俄签署《中苏国界东段协定》，1994年９月３日签署《中俄国界西段协定》，2004年10月14日签署了《中俄国界东段补充协定》，从而使长达4,300多公里的中俄边界线走向全部确定下来。随着领土边界问题的解决，中俄之间不再有任何政治问题。经过多年谈判，1996年4月中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五国元首签署了《关于在边境地区相互裁减军事力量的协定》和《关于在边境地区加强军事领域信任的协定》。这两个协定的落实，使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的边境实现了非军事化和透明化【注释：按照协定，以俄、哈、吉、塔为一方，中国为一方，沿7 300公里边界各自部署的军队不超过13.4万人。双方相互通报100公里纵深边境地区的一切军事活动。】。

　　中俄边境地区经贸合作蓬勃发展。2019年连接黑河市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市的公路桥以及连接同江市与下列宁斯阔耶市铁路大桥的合拢和贯通，进一步说明,中俄边界已从过去冲突的根源变成了和平与合作的纽带。

　　（三）经贸合作取得重大突破

　　多年来，中俄在贸易、能源、投资、金融、航天、信息技术、农业、交通等领域开展合作，成绩斐然。中俄务实合作最重大的突破是在能源领域。2017年底中俄石油管道复线建成投产。俄罗斯现在已成为中国最大的石油进口来源国。按照协议，俄罗斯于2019年底从远东通过管道连续30年、每年向中国供应380亿立方米天然气。这对确保中俄两国的经济安全，加强两国睦邻友好关系的经济基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四）军事领域的合作不断加强

　　俄罗斯一直是中国引进先进军事技术的主要来源。中国不仅向俄罗斯购买先进的飞机、潜艇、水面舰艇、导弹等，而且向俄罗斯购买先进武器装备的生产技术。从2002年起，中俄每年都举行陆上和海上联合军事演习。海上演习地域不断扩大：从西太平洋到南海，到地中海、波罗的海。军事演习深化了两国的互信，增强了两军共同应对国际和地区安全面临挑战的能力。

　　（五）在国际领域密切协作

　　中俄在国际问题上，有广泛的共同关切和共同利益。在涉及国家主权、统一和领土完整、社会制度等两国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中俄在维护联合国的权威性、世界战略稳定、解决地区热点问题、牵制美国的单边主义和霸权主义等方面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协作。中俄积极开展“网状外交”，共同推动成立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等地区和其它多边合作机制，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等全球和多边机制框架内密切配合，推动世界多极化和国际关系的民主化。

　　随着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不断升级和发展，两国“肩靠肩，背靠背”，互为战略依靠和战略后方。对中国来说，北部和西部方向无后顾之忧，可以集中力量应付东部和南部可能发生的危机。对俄罗斯来说，东部和东南部的安全有了可靠的保障，可以避免两线作战的风险，集中力量应对西部可能发生的危机。

　　四 历史的智慧

　　纪念中俄建交70周年，重温历史，主要目的是从总结过去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中汲取历史智慧，更好地把握今天，开创未来。

　　（一）永久和平、世代友好

　　中俄“永久和平、世代友好”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的原则。中苏合作和对抗的历史说明，中俄合则两利，斗则两败俱伤。当年，苏联为了同中国对抗，加强中苏边境军事建设，耗资2 000亿卢布【注释：按照1卢布等于0.987412克黄金（1977年）换算，2 000亿卢布相当于现在的8万多亿美元。】。中国为了准备可能与苏联发生的战争，军费一度占财政预算四分之一以上。以东北为例。这里在“满洲国”时期就是发达的工业基地。新中国成立后，苏联援助的项目很多都在这里落户。但是，在中苏对抗期间，这里变成了前线，大量工厂和科技人员向大三线转移，使东北经济大伤元气。正当中苏热衷于论战和对抗的时候，韩国等“亚洲四小龙”迅速崛起了。中苏错失了二十年的发展机遇。

　　中俄永久和平、世代友好，不仅是美好的理想，而且有充分的现实依据。仅从地缘环境来看，俄罗斯面向中国的东西伯利亚和远东，其面积占全国面积的60%，人口仅占10%，是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的薄弱环节。可见，俄罗斯只有同中国保持睦邻友好关系，才能确保这一地区的安全，俄罗斯不可能主动挑衅中国。退一步来说，即使俄罗斯对外实行扩张主义，它的首要目标将是独联体国家，而非中国。若如此，它与西方的关系会骤然紧张起来。这样，俄罗斯更需要与中国保持稳定和友好的关系。在中美俄“三角关系”中，特别是中美“贸易战”爆发后，俄罗斯某些精英主张“坐山观虎斗”，以便俄罗斯一旁做大。然而，即便如此，这并不意味俄罗斯将会站到美国一边，反对中国，因为俄罗斯追求的、符合它的利益的是一个多极世界，而不是美国“一超独霸”的单极世界。

　　（二）彼此尊重，平等相待

　　从17世纪初到19世纪中的二百多年中，中俄两国关系基本上是平等的，但是那时交往很少。鸦片战争以后，沙皇俄国加入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行列。后来的中苏关系也是不平等的。毛泽东在谈到中苏两党关系时说，“过去说是兄弟党，不过是口头说说而已，实际上是父子党，猫鼠党。”【注释：吴冷西：《十年论战》（上），第100页。】邓小平说，中苏关系“真正的实质问题是不平等，中国人感到受屈辱”【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95页。】。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苏共领导就对华政策进行反思，承认中苏关系的不平等性质。“我们的出发点总是认为苏联在各方面都是‘领导’国家，而中国则是‘被领导’国家。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显然没有充分估计到，中国是一个大国。”【注释：引自《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曾委托原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50年代在中国担任经济总顾问的伊·瓦·阿尔希波夫组织班子，研究中苏关系破裂的原因，并提出和改善两国关系的建议。这个班子提出两个报告：《苏中冲突的原因和过程》《苏中冲突大事记》。1995年夏天，阎明复到俄罗斯访问。伊·瓦·阿尔希波夫为了表示友好和信任，把两个文件送给了他。】。“彼此尊重，平等相待”的核心是尊重对方自由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不干涉对方内政。邓小平在总结中苏论战的教训时说，“有一点最重要，就是任何大党、中党、小党，都要相互尊重对方的选择和经验，对别的党、别的国家的事情不应该随便指手画脚。”【注释：《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36页。】中俄尽管政治制度、改革的道路和方式不同，但是由于双方都尊重对方选择的自由，所以在相互交往中，彼此心情舒畅，谁也没有屈辱感。

　　（三）国家关系的非意识形态化

　　不以意识形态异同论亲疏，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一切国家发展友好合作关系，这是中国改革开放时期确定的重要外交原则。这里的“意识形态”是指维护国家政权合法性和稳定的理论体系和制度。中苏曾因意识形态相同而结盟，以后又因意识形态分歧而分裂。这说明，意识形态利益与现实的国家利益并不总是一致。意识形态斗争往往是更高层次的政治斗争。国家之间一旦陷入意识形态冲突，双方矛盾极易激化，从而给现实的国家利益造成损害。鉴于历史教训，苏联解体后，正是由于中俄克服了意识形态的思维惯性，两国关系才得以健康和稳定地发展。

　　（四）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

　　“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是从总结中苏关系历史经验和教训得出的结论，是中俄新型大国关系的基本特征。对抗不好，自不待言。结盟和针对第三方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因为结盟的目的是为了对付第三方。历史上，中俄曾三次结盟，但每次结盟都给中国带来严重后果。1896年中俄第一次结盟，签订了针对日本的《御敌互相援助条约》。沙皇俄国利用这次结盟，在中国修建长春铁路，强租了旅顺、大连，把中国东北置于其控制之下。第二次结盟是1945年，前面已经说明，不再赘言。第三次结盟是1950年缔结的名义上针对日本、实际上针对美国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毫无疑问，这次结盟对中国有积极意义，但是这种结盟是建立在意识形态、内外政策完全一致的基础上的，所以经不住时间的考验。条约期限为30年，但是真正的结盟只有10年，分裂和对抗却长达20年。有鉴于此，《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将“不针对第三国”确定为中俄两国关系的原则。不久前，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重申，“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是“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基本特征”【注释：《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新华社，2019年6月6日。】。中俄是各自独立的国家，在国际事务中，双方根据事态本身的是非曲直，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中俄在国际上联合反对和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但是这并不是说，中俄把美国当作共同的假想敌和潜在对手。中俄在反对美国霸权主义和单边主义的同时，也在努力发展与美国的和平与合作的关系。中俄是世界大国，利益遍及全世界，在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需要也不可能把自己同对方捆绑在一起。

　　（五）正确对待历史问题

　　中俄关系历史长达400年。领土边界问题是两国历史中最突出的问题。如前所述，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重大成就之一是彻底解决了两国的边界问题。《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第六条规定：“缔约双方满意地指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决心并积极致力于将两国边界建设成为永久和平、世代友好的边界。缔约双方遵循领土和国界不可侵犯的国际法原则，严格遵守两国间的国界。”但是，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双方舆论界对两国领土边界历史的认识差距很大。今后，舆论界还会就这些问题发表这样或那样的不同意见，这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中俄双方，特别是俄罗斯方面，对此不要反应过敏。中俄双方应该达成这样的共识：随着中俄边界问题彻底解决，双方并以法律形式承诺“相互没有领土要求”，学者们就这些问题发表各种意见，已纯属学术问题，不具有现实的政治意义，也不对两国关系的发展产生影响。总之，划清政治和学术、历史和现实的界线，就不会被“浮云”遮住眼睛。

　　在笔者看来，以上各点是推动中俄关系顺利发展必须注意和遵守的原则。

　　在纪念中俄建交70年之际，可以满怀信心地说，中俄双方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智慧，能够把两国关系维护好，发展好，进一步造福于两国人民。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