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个视角是美国国内政治之争。近年来美国贫富悬殊扩大，族群矛盾加深，左右两边的民粹主义都在上升，形成政治极化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把国内政治矛盾国际化，诿过于外，成为美国一些政客的工具。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是为了捞取更多选票。美国现任政府在国际上挥舞制裁大棒，对中国“极限施压”，都是为了凸显自己的“强势”，在国内笼络人心，打击政治对手。民主党对中国打“人权牌”，基督教福音派拿中国的“宗教自由”做文章，也同样服务于各自的国内政治目标。

　　从上述任何一个单一视角解读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都不免带有片面性。把四个视角叠加，才能窥视美国对华政策的全貌。回顾2009年以来的十年，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不是突变，而是在双边关系的战略定位、安全和军事关系、经贸关系、政治互动与人文交流等各方面的消极因素交替出现，从量变最终演化为质变。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已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合作与牵制并重的状态。

　　充分调动积极因素

　　不过，美国人常说“需要两个人才能跳探戈舞”，中国的俗话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中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不等于中美关系的“质变”。正如中国高级官员反复强调的，中美建交40年后的今天，尽管两国各自的情况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但双方仍应不忘初心、保持定力，不被一时一事所惑，不为一局一域所扰，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在美国重压下，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却坚定地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经济要走向全球化，要合作共赢。”

　　其实，判断中美关系是否已经发生“质变”并不那么重要。双边关系离“质变”不过一步之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并调动可以影响双边关系的积极因素，以防止两国关系掉进长期对抗的“万丈深渊”。

　　中美关系中最大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对美政策的稳定。同美国形成战略对抗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同美方“对骂”“对打”，恐怕正中美国那些反华分子之下怀。中方不能按美方的脚步和节奏起舞，而是应反其道而行之：美国有人想让两国“经贸脱钩”“技术脱钩”，中方就应当坚持在经贸和技术领域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多边合作;美国政府要封杀华为，华为就要坚持同美国企业合作，继续聘用各国科学家，而没有必要在中国封杀苹果公司;美国要限制双边教育和人文交流，中国就应当继续努力扩大同美国社会各界的交往;美国官员到世界各国渲染“中国威胁”，中国就应当加大同这些国家的接触力度，而无须复制美国的方式，比拼谁的嗓门更高。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都看到中美战略对抗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继续推进同中国的良好关系。这是中美关系之外的另一大有利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多次警告称，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加征关税，将打击本已不稳定的全球复苏。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讲话说，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带来了巨大好处，中国希望在新规则制定中拥有发言权是合理的想法，各国必须承认中国将继续发展壮大。马来西亚、英国、荷兰等国家不顾美国反对，同意华为参与本国的5G移动基础设施建设。今年3月，意大利无视美国的反对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一个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近年来美国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但是，中美建交40年来形成的对华关系的社会基础不会轻易崩塌，这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样不容忽略。即使在当前气氛下，美国的不少州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仍然保持热情。美国向来不乏有远见的战略家、外交家，也有不少脚踏实地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当前的美国对华关系气氛下选择在公开场合下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人士仍在努力维持同中方的密切沟通。

　　透视中美关系的实质

　　危机之中往往有转机。一旦由中美相互加征关税所产生的损失尘埃落定，美国企业会重新算一笔账，发现损坏产业链、离开中国市场将得不偿失。在环境变化后，美国的健康力量可望再次活跃，制约其政府的错误决策。今年6月初，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美中两国领导人尽快会面，缓解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他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推动中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采取全球最佳做法，而不是孤立中国，制造一个分裂成两半的世界经济、互联网和技术市场。”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已成定局，难以出现逆转。这一转变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更清晰地透视中美关系的实质。一方面，对于美国政府加剧对抗的行为，以及偶发事件可能引起的局部冲突，中方都必须未雨绸缪，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另一方面，通过首脑外交、高级别官方磋商、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沟通，可以利用美国政策尚存的某种弹性，延缓部分压力，使“斗而不破”的局面持续下去。

　　从战略上看，稳定中美关系、缓解经贸争端的根本保证是什么?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全力推进国内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原题《如何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

　　冷战结束以后，美国一直奉行对中国的两手政策：一手是交往与合作，另一手是防范与牵制。在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领域，合作的一面比较明显;在国际安全和人权等问题上，防范与牵制则更为突出。总体来看，两手并重，相对平衡。

　　美国对华政策“质变”

　　但是，2017年以来，美国对华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言辞上，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权威文件，美国政府和国会的领导人、国家安全和外交部门负责人的讲话，都把中国界定为美国的主要“战略对手”和“竞争者”，声称要用“全政府的方式”同中国进行全方位的长期战略竞争。他们夸大中国的“安全威胁”，强烈抨击中国的各项内外政策。

　　在行动上，美国政府对中国全面施压，包括打贸易战，打击华为公司为代表的中国高技术企业，限制双边教育、科技、人文交流，增加在南海的所谓“航行自由”军事活动，提升同台湾当局政治、军事交往的级别，在人权领域高调干涉中国内政，等等。

　　这些言论和行动，是自上个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缓和之后史无前例的。可以说标志着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即从合作与竞争并重的两手，转成了以遏制为主的“失重”状态。对这一转变的严重性，不能再抱有任何幻想。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在近著中指出：美国国内在2018年出现了一个非同寻常的战略共识——中国不再是一个可以通过长期战略接触来同化的战略伙伴，基于此得出的结论是，现在需要从根本上调整美国的对华战略了。

　　四个不同视角

　　对于美国对华政策出现的重大变化，可以通过四个不同视角进行解释。

　　第一个视角是国家地位和权力之争。许多论者都认为，中国的实力地位上升对美国霸权构成巨大挑战，只要中国仍在崛起，不管中国说什么、做什么，奉行什么价值观，实行何种政治制度，美国都会极力打压。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将当今中美战略竞争比喻为“修昔底德陷阱”。他援引古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关于伯罗奔尼撒战争起因的判断：“雅典日益壮大的力量，还有这种力量在斯巴达造成的恐惧，是使得战争无可避免的原因。”艾利森指出，中国是崛起大国，美国是守成大国，两国很可能陷入历史上大国争霸那样的悲剧。

　　第二个视角是制度和规则之争。不少论者看到，近年来中国政治的发展方向使美国决策者和政策分析家感到极为失望，而中国所坚持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则被美国视为“国家资本主义”，和美国奉为圭臬的自由市场规则格格不入。今天中国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通过“一带一路”建设等途径，对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具有吸引力，挑战着西方的意识形态和民主模式。艾利森也强调，中美两国在文化价值观、国内政治等方面的根本分歧，是使两国可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的重要因素。还有些美国人担心，国家优先的“中国梦”和个人优先的“美国梦”发生的价值观冲突会拓展到各个领域。例如，中国开发的人工智能和5G技术，不但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还会侵犯美国人的隐私权和个人自由。

　　第三个视角是利益之争，特别是经济利益之争。一些美国人觉得同中国的商业交易让美国越来越吃亏，对华贸易赤字增加，双方的市场准入不对等，所以美国企业界曾经对中国怨气冲天。在一些人眼里，美国加大对华施压，意在迫使中国进一步开放市场，压低中国在高技术领域的竞争力，并非想把中国经济压垮，而是想谋取更多利润。中国是美国波音飞机和其他许多企业的最大海外客户。如果中国的购买力下降，波音、苹果等美国企业会失去很大一块市场。此外，把中国视为军事威胁也是有利益驱动的，即美国军工利益集团可以借此从政府拿到更大笔的军火订单。

　　第四个视角是美国国内政治之争。近年来美国贫富悬殊扩大，族群矛盾加深，左右两边的民粹主义都在上升，形成政治极化的趋势。在这种形势下，把国内政治矛盾国际化，诿过于外，成为美国一些政客的工具。特朗普提出“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等口号，是为了捞取更多选票。美国现任政府在国际上挥舞制裁大棒，对中国“极限施压”，都是为了凸显自己的“强势”，在国内笼络人心，打击政治对手。民主党对中国打“人权牌”，基督教福音派拿中国的“宗教自由”做文章，也同样服务于各自的国内政治目标。

　　从上述任何一个单一视角解读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都不免带有片面性。把四个视角叠加，才能窥视美国对华政策的全貌。回顾2009年以来的十年，美国对华态度的变化不是突变，而是在双边关系的战略定位、安全和军事关系、经贸关系、政治互动与人文交流等各方面的消极因素交替出现，从量变最终演化为质变。今天的美国对华政策，已不可能回到过去那种合作与牵制并重的状态。

　　充分调动积极因素

　　不过，美国人常说“需要两个人才能跳探戈舞”，中国的俗话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在中美双边关系中一个简单明了的事实，是中国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因此，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不等于中美关系的“质变”。正如中国高级官员反复强调的，中美建交40年后的今天，尽管两国各自的情况和国际形势都发生了变化，但双方仍应不忘初心、保持定力，不被一时一事所惑，不为一局一域所扰，共同推进以协调、合作、稳定为基调的中美关系。在美国重压下，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却坚定地表示：“我们坚决反对民粹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经济要走向全球化，要合作共赢。”

　　其实，判断中美关系是否已经发生“质变”并不那么重要。双边关系离“质变”不过一步之遥。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找到并调动可以影响双边关系的积极因素，以防止两国关系掉进长期对抗的“万丈深渊”。

　　中美关系中最大的积极因素，是中国对美政策的稳定。同美国形成战略对抗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国家利益。同美方“对骂”“对打”，恐怕正中美国那些反华分子之下怀。中方不能按美方的脚步和节奏起舞，而是应反其道而行之：美国有人想让两国“经贸脱钩”“技术脱钩”，中方就应当坚持在经贸和技术领域同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各国发展多边合作;美国政府要封杀华为，华为就要坚持同美国企业合作，继续聘用各国科学家，而没有必要在中国封杀苹果公司;美国要限制双边教育和人文交流，中国就应当继续努力扩大同美国社会各界的交往;美国官员到世界各国渲染“中国威胁”，中国就应当加大同这些国家的接触力度，而无须复制美国的方式，比拼谁的嗓门更高。

　　世界上许多国家的领导人和有识之士，都看到中美战略对抗可能给世界带来的灾难，继续推进同中国的良好关系。这是中美关系之外的另一大有利因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多次警告称，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彼此加征关税，将打击本已不稳定的全球复苏。最近，新加坡总理李显龙发表讲话说，中国的发展为世界带来了巨大好处，中国希望在新规则制定中拥有发言权是合理的想法，各国必须承认中国将继续发展壮大。马来西亚、英国、荷兰等国家不顾美国反对，同意华为参与本国的5G移动基础设施建设。今年3月，意大利无视美国的反对成为西方发达国家中第一个正式加入“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

　　近年来美国出现了对中国不利的舆论环境。但是，中美建交40年来形成的对华关系的社会基础不会轻易崩塌，这方面的积极因素同样不容忽略。即使在当前气氛下，美国的不少州政府、地方政府和企业，对扩大同中国的经贸关系仍然保持热情。美国向来不乏有远见的战略家、外交家，也有不少脚踏实地的中国问题专家。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在当前的美国对华关系气氛下选择在公开场合下沉默，是可以理解的。但是这些人士仍在努力维持同中方的密切沟通。

　　透视中美关系的实质

　　危机之中往往有转机。一旦由中美相互加征关税所产生的损失尘埃落定，美国企业会重新算一笔账，发现损坏产业链、离开中国市场将得不偿失。在环境变化后，美国的健康力量可望再次活跃，制约其政府的错误决策。今年6月初，美国著名时事评论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撰文，呼吁美中两国领导人尽快会面，缓解两国关系的紧张局面。他说，“我们的目标应该是推动中国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采取全球最佳做法，而不是孤立中国，制造一个分裂成两半的世界经济、互联网和技术市场。”

　　必须清醒地看到，在可预见的将来，美国对华政策的质变已成定局，难以出现逆转。这一转变让我们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更清晰地透视中美关系的实质。一方面，对于美国政府加剧对抗的行为，以及偶发事件可能引起的局部冲突，中方都必须未雨绸缪，在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充分准备，严阵以待。另一方面，通过首脑外交、高级别官方磋商、不同层次和不同领域的沟通，可以利用美国政策尚存的某种弹性，延缓部分压力，使“斗而不破”的局面持续下去。

　　从战略上看，稳定中美关系、缓解经贸争端的根本保证是什么?笔者认为，这应该是全力推进国内改革开放，实现中国经济的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作者是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原题《如何判断美国对华政策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