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中国面临的挑战

　　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在进入全球化后，也一度成为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外贸国家，甚至今天这种依赖仍未减轻。中国与日本一样，辛劳的国民通过艰难的赚取美元，作为工业化的起步。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早在1980年代就已占据过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而中国今天仍在产业链中游徘徊。这意味着中国是依靠大量中低端企业在赚取美元，而这些中低端外贸企业挣来的美元，作为外汇占款，成为了境内人民币发行的基础。

　　中低端外贸带来的美元越多，客观上会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增加，即便在发行机制方面进行调整，不断扩大的美元顺差也会为境内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带来依据。如果中国内部施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信用扩张就会快速成为现实，国内资金将会向能够短期获利的资产聚集，资产泡沫会快速形成，进而对中低端外贸产业构成巨大的挤压。

　　这相当于通过中低端外贸辛苦赚来的收益，成为了国内信用宽松的基础，而国内信用宽松又引发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又反过来影响了各项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房地产、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从而使利润率并不高的中低端外贸产业，进一步丧失了产业升级的机会，甚至大量退出市场或开始迁册东南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深刻反思前期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房地产资产价格急速上升，对长珠三角外贸制造业造成的巨大负面冲击，以及为什么本可渐次进行的国内制造业产业转移却步履维艰。

　　我们要理解，中国的外汇管理措施对控制全球金融资本流动风险会有较大帮助，但这种帮助不是绝对的。凯恩斯曾言，要实施资本管制，政府必须加强对所有国际交易(无论是货物还是资本)的监管，因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让人通过篡改货物的流动来隐瞒资本的流动(罗德里克，2011)。通过经常项下的外贸交易来掩盖金融资本的短期跨境流动，正是前一阶段中国外汇储备发生剧烈波动的现实。

　　中国的外贸出口，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不少观点认为，当这驾马车不灵时，其他两驾马车就要再拉快一点。实际上很长时期我们并不理解，中国的外贸出口，是美国信贷福利制度得以维系的必要环节，也是维持中国外汇管理模式的关键。中国选择目前的外汇管理模式能够尽可能的防范资本跨境流动的冲击(但也只是尽可能)，是十分必要的。但选择这种模式，就会要求人民币的发行与外汇收入相挂钩。如果出口下降，外汇收入下降，以外汇占款为依据的人民币发行就将受到影响。此时如果以境内投资拉动经济，关键是看这种投资是否用以激励外贸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升级发展，为下一阶段的外贸恢复和扩大提供帮助。如果这种境内投资脱离外贸(尤其是制造业)需求，甚至导致内部资产泡沫进而对产业升级产生负面作用，那么因外贸受限而出现的通缩趋势就会叠加资产泡沫的上限，进而引发货币发行机制的运行障碍。

　　这就是制造业对中国而言最根本的重要性所在。

　　中国是一个外贸大国，但并非一个外贸强国。如果中国境内资产泡沫继续膨胀，生产要素价格继续上升，中国中低端外贸产品会逐渐被其他后发国家所替代。美国在政策取向上极力摆脱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依赖，扶持其他小国替代生产，以继续维持美国本土的信贷福利体系。

　　近年来，国内有观点认为，制造业衰落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是每个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这样的观点深受美国前些年一些经济学观点的影响。但美国主动去工业化，依靠信贷消费维持经济发展的恶果今天已经在摆在眼前，况且中国完全没有复制美国模式的经济基础。德国逆势再工业化的选择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我们要十分尊重那些目前看似不那么“高科技”的制造业企业，要让市场来识别它们，而不是让市长来评判它们。不能单纯为追求个别“高科技”产业，不能期望将普通制造业赶走，就能换来“高科技”。每个产业的发展都有极大的路径依赖，要顺势而为，而不能期待抹掉一个地区的产业历史去实现转型。一些看似落后的产业，在今天仍然有非常大的升级进步空间，要允许这些行业的企业家去探索升级，而不是将其简单赶走。美国的康宁公司(Corning)，以玻璃为主业，从1955年就位列美国500强第209位，至今它仍然是这个榜单中的企业，是名符其实的长青树。我们很难讲玻璃这个行业就是高科技产业，但如果没有Corning，今天的iPhone都无法生产出来。我们在Fortune 500的榜单中可以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传统行业的长青树，正是它们的点滴积累，才成就了今天各种伟大的进步。

　　在科技进步带来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时，要尽可能让劳动力去匹配新的岗位，要对制造业流程实施再造，要与人的就业相契合，更要顾及中国广阔腹地那些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是企业家的责任。中国的企业家不应像美国上层精英那样漠视自己的员工，那些只顾及高层短期收益的行业和企业在中国应当得到制度性的扼制。对中国这个人口第一大国而言，没有比就业更为重要的问题。

　　抑制互联网资产泡沫同抑制房地产泡沫一样，对中国而言都是一个关键挑战。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至今远非全球化的企业，只要看看它们的海外收入占比，就知道它们主要是因为政策原因才在中国封闭的市场迅速实现了行业的寡头地位。中国大多数的互联网企业，跟“高科技”都是完全不沾边的。它们所获得的资源、它们具备的影响力与它们的行为方式，往往难以匹配，令人失望至极。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迅速发展还是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一个典型反应，而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必然伴随短周期的不断重复。

　　国内有观点认为，对于新兴行业，使其自由竞争，哪怕中间有大量的资源浪费，竞争胜出者一定能够引领未来，总体上会得大于失。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个别行业短期过度资本集中导致的对其他行业的长远冲击。过去十年，有多少本该在芯片行业奋发图强的中国学子，因为资本补贴下优厚的薪酬，转投互联网企业门下，而这十年导致的芯片行业人才缺口，又要多少年才能得到弥补?而这些所谓优厚的薪酬，往往不过昙花一现。如果中国仍以美国模式为追求，那就必然将要承受美国模式下富裕的硅谷、华尔街和大量中下层民众的尖锐对立，这是中国可以承受的吗?

　　这更将影响中国的教育。教育竞争的激烈，说到底是因为只有个别行业才能提供丰厚的薪酬，而这些行业并不需要太多人力，因此人人得而争之。要从根源上解决中国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问题，最终的关注点还是在产业和就业。中国实业类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也就是这些产业薪酬上升的空间仍然非常大，在此时放弃大海而追求河流，无异于舍本逐末。

　　信息科技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带来的改变是根本性的，但这不代表只要称为“互联网”就是高科技。这种五岁儿童大概都能明白的逻辑，在中国却要反复解释，事实上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也即“互联网”行业套利者众多，消耗掉的，却是中国过去几十年辛劳积攒的财富。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变革，有赖于年轻的企业家们深刻的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有赖于他们反思自己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原因。当其他行业仍在砥砺奋斗之际，如果互联网企业家们仍然习惯于美式优胜劣汰的思维，以自由市场竞争为理由，将自己的员工和利益相关方不断的视为前进中的“负担”，仍然不断利用今天互联网媒体的便利来控制和影响公共舆论，仍然将大量资金投入软文公关而不是研发拓展，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给予互联网企业这么多的特权呢?

　　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企业对金融领域的渗透和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侵害远远超过欧美各国而无法受到足够监管。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类似于被美国民众深恶痛绝的“发薪日贷款”竟然能够堂而皇之的成为互联网信贷。我们丝毫不理解，在普遍拥有微信、支付宝的正常消费信贷额度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互联网信贷企业能够盆满钵满，这些信贷需求到底是什么?用途到底是什么?对那些极力推动扩大消费信贷的观点，是否也是以美国的信贷经验来作为理由呢?中国有怎样的基础，能够建立美国那样的信贷福利体系呢?

　　我们希望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朝一日能够为自己正名，只有当它们能够远洋出海去接受全球化的挑战而获胜后，才能真正获得国民由衷的赞赏。

　　在这个时代，我们太需要一些“正常”的企业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对华为有这样特殊的情感。

　　当中国的制造业走向高端时，将会触及美国中上层的核心利益。美国今天的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利益，必须以美国继续维持在高端产业的优势地位为前提。在中低端已经逐渐外包的情况下，只有高端产业才能支撑起美国经济继续运转，配合美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使其他外贸国家辛苦挣来的美元不断回流美国本土进行投资。如果这一美元回流进程被打破，不但美国中下层的信贷福利制度无法维继，中上层的利益也会受到冲击。这就是今天中国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会遭受美国以国家力量予以打击和扼制的根本原因。或许，当不是民粹主义的美国总统执政时，这方面的压力会逐渐减小。但如果美国本土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治，这样的情形还可能反复再三。

　　我们由衷的希望，中国能以美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教训为戒。这两项具有公共属性的领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但绝对无法依靠自由市场去实现。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安全保障网的底线。我们要充分理解美国教育曾经成功的真正经验，要充分了解欧洲、日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现状，要充分认识今天中国国民在教育支出方面存在的压力。中国不是韩国，不是仅有六七家财阀企业可供职业选择，完全不需要出现这样的教育局面。

　　我们希望中国的学研界，尤其是社科学研界能够自立自强。我们非常认同任正非先生关于重视教育的观点。在基础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建议政府应当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创新制度，由优秀的企业去引领优秀的人才，通过由企业和高校共同举办研究机构，以及允许企业单独举办研究机构，将大量科研人员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彻底解脱出来，让优秀的企业来参与选择科研需求的方向。另方面，我们还要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社科基础研究的至关重要性，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这些先发国家社科研究实力之强，对全球资料、信息收集之充分，社科研究与跨国企业一线的交流之紧密，绝非今天中国社科学研界可比。可以说中国社科学研的滞后，已经造成了中国政策应对选项的极端缺失。美国的政策之所以能在短期发生根本转向，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国内长期存在不同观点的研究力量，在实际施政时即可予以直接采纳。我们每年的科研投入经费甚巨，但在应对今天美国的冲击时，仿佛相当迟缓而后知后觉。

 　　作者原题《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本文选录略有删节

　　2007年3月4日，牛津大学教授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在英国《星期日电讯报》撰文，首次提出了“中美共同体”(Chinamerica)的概念。一时间，“中美全球共治”、“G2”成为热点。彼时，大多数人不能想象，中美两国将在贸易、科技等领域爆发今天这般规模的冲突。

　　今日中美之争的深层次原因是什么?欧美民粹主义抬头的根源是什么?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是否必然会导致与先发国家的进一步对立?全球化是将继续，还是会倒退?这些都是本文将要论及的内容。这些看似宏大的问题，已经与我们每一个人息息相关。本文将从“全球化”这个视角，来深入剖析今日的局面。

　　美国今天仍是全球综合国力最强的国家。但在一个经济强盛的国度，出现民粹主义浪潮是难以想象的。美国民粹主义的抬头，源于其国内体制遭受的挫折，直接表现为美国国内不平等程度的恶化，中下层民众经济水平持续倒退。在2016年11月特朗普“意外”当选后，对中下层不太关心的美国商业精英阶层，也开始关注过去十几年来关于“全球化”的研究成果，对美国国内体制和全球贸易体系展开反思。

　　桥水基金创始人瑞·达里奥(Ray Dalio)在2017年10月23日发布了一篇研究报告《我们最大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Our Biggest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Issue)，能够有效的帮助我们理解美国今天民粹主义兴起的经济因素。我们在此结合以下欧美学者的观点加以论述，这些优秀的学者包括：美国西北大学教授罗伯特·戈登(Robert Gordon)，巴黎经济学院教授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麻省理工学院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罗伯特·索洛(Robert Soro)，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教授彼得·林德特(Peter H. Lindert)，布兰第斯大学教授、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克(Robert Reich)，德国马普研究会研究员埃里克·莱曼(Erik E. Lehmann)以及哈佛大学教授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

　　一、美国贫富差距的现状

　　达里奥在2017年的研究报告中，将美国民众从经济上划分为前40%(Top 40%)和后60%(Bottom 60%)两个人群。自1980年以来，美国实际家庭收入的中位数虽然基本持平，但前40%人群的家庭平均收入是后60%人群家庭平均收入的4倍。在后60%人群中，只有1/3能够将其收入储蓄起来(以现金或金融资产的方式)。也即，有40%的美国人都处于“月光族”的状态，无法存下任何收入。

　　根据美国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4年的一项报告，1983-2013年这30年间，位于后33%美国人的实际财富均值事实上在下降，从11,400美元跌至9,300美元;位于中部46%人群的实际财富均值，在这30年间一直停滞不前(仅从94,300美元增加至96,500美元)，而位于前部21%的人群，他们实际拥有的平均财富在这30年间翻了一番，从318,100美元上涨至639,400美元(戈登，2018)。

　　皮凯蒂做了更为细致的研究，今天美国最富有的1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70%，其中有一半为最富有的1%人群所拥有;在10%人群之下的中部40%人群，拥有全部资本的大约25%(其中很大部分是房产)，剩下50%的底部人群，只拥有全部资本的5%(皮凯蒂，2014)。如果再具体的话，今天美国收入最高的0.01%人群，他们的收入70%来自资本;如果扩大到收入最高的1%人群来看，他们的收入有60%来自劳动收入，这主要是跨国公司高管、金融家和超级明星的劳动收入(索洛，2015)。而那些超级经理人，也即美国大公司的CEO薪酬与普通工人工资的比率，从1965年的20:1上升到2014年的300:1，从1978-2013年，美国CEO的薪酬增加了937%，而普通工人的工资仅仅增加了10.2%(赖克，2016)。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贫富悬殊的现状。

　　2019年5月23日美联储发布的抽样调查报告显示(Federal Reserve Board issues Report on the Economic Well-Being of U.S. Households，2019.5.23)，在遇到紧急意外情况需要支出400美元时，有39%的被调查者无法以现金、储蓄或者信用卡的方式进行支出，其中27%的被调查者需要向他人借款或者出售自己的物品才能应付这400美元的紧急支出，而剩下12%的被调查者则完全无法应对400美元的紧急意外支出。这仅仅比2013年美联储同样调查所显示的情况略好，该年有50%的被调查者无法自行应对这些看似金额不大的紧急意外支出。

　　更大的挫折还在养老、教育、寿命和医疗方面。

　　达里奥的报告指出，美国后60%人群中，只有1/3的家庭拥有退休金账户，这意味着后60%人群中有2/3的家庭没有退休金账户。而那些拥有退休金账户的后60%人群，养老金账户(如401(k)账户)平均不到2万美元。

　　教育方面，前40%人群在教育上的支出是后60%人群的4倍，但前40%人群的学生债务(student debt)只占其总负债的5%，而后60%人群的学生债务却要占到其总负债的17%。美国的本科毕业生有将近70%在离校时身负债务，平均负债超过3.5万美元，1/8的毕业生在毕业后需要偿还的“优秀学生贷款”超过5万美元。截至2016年，美国仍未清偿的4,330万学生(包括在校生、毕业生、肄业生)的助学贷款总计超过1.3万亿美元，超过40%的学生贷款人已经拖欠或者违约(桑德斯，2018)。教育支出让美国中下层负担沉重，随着美国制造业的不断萎缩和外迁，中下层就业渠道的不断收窄、实际收入的持续下降，使美国中下层的年轻人逐渐对生活丧失信心和希望。

　　希望的丧失，使美国成为唯一一个死亡率不降反升的主要工业国家。对于后60%人群而言，过早死亡(premature death)自2000年以来上升了大约20%，主要原因是毒品/(药物)中毒(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2倍)和自杀(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50%以上)。今天我们都知道，美国本土正在打一场21世纪的“鸦片战争”，这也是特朗普政府与中国谈判时要将控制芬太尼列为重要议题的原因。美国药物毒品问题的根源，在于曾经制造业地区的大量人口无法实现有效就业，而知识经济对教育所需的高投入根本不是这些地区的民众所能承受的，他们的下一代已被隔绝在未来之外。

　　特朗普胜选后，《乡下人的悲歌》一书迅速在美畅销，这是出生于美国铁锈地带的80后J.D. Vance的自传，以其个人经历详述美国下层民众今天的生存现状，失业、酗酒、吸毒、普遍的离异和大量的非婚生子女问题已经旧工业区普遍到令人惊讶的地步，要知道，那些地区并非曾经落后，在1980年代之前，甚至是美国工业的中心。尽管Vance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耶鲁法学院的学业，彻底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但通过他的叙述，我们能够深深感受到那种对自己家乡的绝望。

　　除此之外，美国仍是医疗成本最高的发达国家之一，也是唯一没有实现人人医保的大国。在2016年时美国仍有2,800万人不能享受医保(桑德斯，2018)，而此前由奥巴马力主的《平价医疗法案》，正是由于未能考虑到美国后60%人群根本无力承担多余的数百美元保险支出，进而被特朗普在参选时猛烈抨击，为其俘获了相当数量的选票。

　　这真是我们曾经了解的那个美国吗?但只有当我们了解上述事实，才能明白为什么美国的中下层会赞同特朗普废除《平价医疗法案》;才能明白为什么特朗普以各种手段威胁美国企业增加本土工人的工资收入、威胁美国跨国企业的制造业岗位回流时，会获得美国中下层巨大的支持;也才能明白为什么当美国舆论一边倒的认为是中国人利用全球化抢走了美国人的饭碗时，特朗普还将获得美国中下层更多的认同。我们真正要关心的是，上述观点真是正确的吗?上述做法真的能解决美国本土今天的问题吗?

　　美国衰落了吗?并没有。美国GDP仍然高居世界第一;2018年Fortune 500排名中，美国有126家企业榜，仍然位列第一，其中相当部分处于高端产业;美国仍然是高科技强国，除了芯片、软件之外，在国防、航天、化工、材料、制药等领域，仍有巨大优势。美国的基础创新能力仍然最强，大量的基础创新仍然出自美国的一流高校、科研机构和企业。美元仍是世界货币，我们今天仍然处在一个美元体系的世界中。美国今天的富裕程度仍然令人难以想象，跨国企业高管动辙数千万美元的年薪，即便因经营不善或丑闻而离职，补偿金也可能高达上亿美元。而作为2008年金融危机制造者的华尔街精英们，在因too big to fall获得美国政府的救助后，仍未受到足够的约束，甚至大量的违法交易仅以美国特有的法律和解方式就可以结案过关。所以今天美国的问题究竟是一个美国国内的财富分配问题?还是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财富分配问题?究竟是只能靠逆全球化才能解决的问题，还是靠改革全球化的过往体系才能解决的问题?

　　二、美国历史的成就与当下的问题

　　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往往不是基于横向的比较，而是基于现实与历史的比较。美国20世纪的成就，不在于出现了一批超大型企业，或是获得了某些科技的领先，也不在于建立了人类最完美的政治体制或者实现了所谓的美元霸权。美国20世纪的成就，在于美国国民作为一个整体，共享了经济发展的璀璨成果，站在了全球的前列。这是将近一个世纪以来，美国文明能够对全人类产生巨大吸引力的根源所在。

　　1900年，美国白人男性出生时的预期寿命只有48岁，而非白人男性只有33岁，而到了1940年，这两个数值已经分别提升到63岁和和52岁，这要归功于美国卫生、医疗体系的进步和普及。1900年，美国每100户家庭只有0.1辆汽车，而在1940年，这个数值达到了93辆，美国家庭当时拥有的汽车数量竟然占全球汽车总量的78%。而今天日常的家电，包括洗衣机、冰箱等，在1970年代，美国的普及率已接近100%。(戈登，2018)

　　美国的高中毕业率从1900年的6%提高到1970年的80%。1944年颁布的《退伍军人权利法》惠及全美1,610万二战参战者，由联邦政府为这些二战退伍军人提供全额大学费用(戈登，2018)。在20世纪中叶，美国的高等教育曾经接近免费。1965年一所四年制公立大学的平均学费是243美元。美国公立高等教育的明珠——加利福尼亚大学系统，直到1980年代才开始收学费。美国工人家庭的子女，完全无需承担今天平均高达3.5万美元的学生贷款(桑德斯，2018)。而1980年通过的《拜杜法案》，对美国政府资助的知识产权归属进行了重新分配，将联邦政府资助研究取得的发明专利权，转移给实际从事该研究的大学，再由大学将这些知识溢出并实现了商业化，最终推动了经济的创新发展。

　　这些曾经的制度，为美国之后的科技创新和生产力爆发带来了充足了智力资源，推动美国从二战前的工人阶层社会转变为之后的中产阶层社会。美国曾有一个人人皆可攀登的阶梯，这是“美国梦”曾经能够实现的根本原因。

　　1955年，美国《财富》杂志首次开始统计美国500强企业名单，这一统计已持续60多年，我们从中可以清楚的看到美国产业的变迁情况：

　　如果我们将上述产业划分为“传统生产性行业”、“新兴技术产业”、“金融业”和“其他服务业”的话，可以得出下表：

　　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自1955年以来，一直到1980年代，美国传统生产性行业的大企业比重仍占Fortune 500的70%以上。以制造业为核心的传统生产性行业的上升和顶峰时代，也是美国国内的平等时代，也正是“美国梦”影响全球的时代。1990年代是个分界线，此后“传统生产性行业”在大型企业中的比重开始持续下降，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的比重开始上升。自1995年起，美国大型企业中属于“传统生产性行业”的比重首次下降到50%以下，并在此后20年维持在45%左右;而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则在此后分别维持在15%和20%左右。

　　上述数据同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的变化是完全匹配的。美国制造业劳动人口比例在1953年达到30%的顶峰，到2015年，这一比例已下降到10%(戈登，2018)。从制造业流出的劳动力去了哪里呢?金融业和新兴技术产业根本无法吸纳如此众多的就业人群，从1990年代开始大量出现的商超、零售、物流等服务行业，是制造业人群就业的归宿。从前述表格可以看到，自1995年起，商超、零售、物流大型企业开始占据美国Fortune 500大概10%左右的比重。但问题在于，对普通员工而言，这些服务业企业的工资收入和社会福利水平根本无法与前期的制造业企业相媲美，甚至很多服务业职位只是零工模式。沃尔玛的收银员无论怎样也难以享受到曾经大型工业企业带来的社会福利。美国劳工部在2015年12月8日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如果无法扭转局面，那么未来10年美国增速最快的10大职业中，将有7个是不需要大学文凭的低收入职业(桑德斯，2018)。

　　因此，今天无论是美国的学界、政界还是舆论界，无论党派和政治观点如何，都已经认识到制造业工作岗位的大量流失，是使美国中下层经济处于困境的关键因素所在。所以今天美国的精英人士，开始从大量现成的研究文献中寻找问题的答案。

　　关于美国过去60余年的产业变迁，目前已然普及、看似逻辑清晰进而遍及舆论的解释是，随着全球化的推进，后发国家逐渐进入一般化工业大生产阶段，包括美国在内的先发国家一方面继续发展ICT等新兴技术产业，继续占领高端产业;另方面，由于传统生产性行业(主要是制造业)受到后发国家廉价替代品的冲击，先发国家的这些企业开始实施重组，为了降低成本，或是裁员，或是大幅降低员工福利，或是不断将生产部分予以外包，而这些做法，直接导致了美国中下层工作机会的丧失和福利的普遍下降。

　　如果我们能够在中美贸易争端的喧嚣中冷静的阅读美国现任总统和几位主要总统候选人的政治观点，可以发现他们都认为中下层就业机会的丧失与中国制造业的崛起紧密相关，但同时并不仅仅针对中国，印度、墨西哥甚至德国、日本，但凡对美国制造业就业岗位产生影响的国家，都在他们已经或将要针对的范围之内。无论具体政策是否能够解决问题，这样的政治口号的确正面回应了美国中下层的诉求，换言之，短期而言，这对争取选票是有利的。但问题在于，今天美国国内的贫富差距问题真是目前的全球贸易体系必然导致的结果吗?通过切割其他国家的利益就能让美国国内的这些问题得以解决吗?

　　三、德国的例外

　　今天特朗普和诸多美国政客针对中国的核心观点在于，他们认为中国加入WTO之后，全球化进程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认为中国企业通过技术秘密窃取、知识产权侵权来实现了制造业的发展，使美国企业遭受巨大损失，从而“不得不被迫”让渡了自己的技术;他们还认为中国通过特有的补贴来压低了资源价格，使美国企业“不得不”将大量产业外包给中国，从而“帮助”中国实现了经济的崛起。他们认为在美国本土的许多中国移民和留学生都在协助完成上述的“任务”。他们认为上述情况所导致的结果，就是今天美国以制造业为核心的生产性行业竞争力的大幅下降，大量曾经稳定而薪酬优渥的生产性工作岗位流失，从而导致美国遍地是“乡下人的悲歌”。这个逻辑如果推演下去，就是今天全球的自由贸易体系导致了美国中下层的苦难，所以当特朗普表示出要退出WTO时，完全无须有任何惊讶。但令人好奇的是，为什么受到冲击的仅仅是美国的中下层，美国的中上层为何能够免疫，为什么美国精英阶层的财富依然在加速膨胀呢?

　　如果真像美国部分政客和舆论所言，美国生产性行业竞争力的下降是中国策略的成功所致，那么受到巨大冲击的显然不应当只有美国。那些技术先进、更加依赖于中国市场，却不如美国强大的国家，是否应该受到了更大的冲击呢?那些国家的制造业工作岗位是否应当像美国一样大量流失呢?那些国家是否会因为与中国贸易往来，以及因为向中国转移生产外包就导致其本土中下层的坍塌呢?

　　当我们站到全球的角度来看待中美之间的问题，美国流传甚广的言论仿佛就是一个笑话。

　　当美国制造业开始受到全球化竞争而衰退时，美国的上层精英们根本没有关心过他们的中下层同胞。就在几年前，他们还根本不会像今天一样批评中国，他们甚至曾经为美国制造业的衰退找到了不少合理理由。2013年6月10日，《福布斯》杂志在《为什么制造业不重要》(Why Manufacturing Doesn’t Matter)一文中提出：“工业时代就要一去不返，我们即将进入创新经济时代，制造业将成为某种商品;而思想，即智慧财产，将胜过一切”。2014年1月23日，《彭博商业周刊》在《逝去的工厂职位：忘掉它吧》(Factory Jobs Are Gone: Get Over It)一文中提到：“对工厂的迷恋主要基于有缺陷的经济学”，而在更早时候，时任乔治布什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的经济学家曼昆在2003年的演讲中告诉听众：“最近制造业就业下降是生产率迅速增长的一个‘避无可避’的结果”，曼昆认为，“近日我们从制造业上看到的长期趋势，正是几十年前农业领域所历景观的镜像”。甚至到了奥巴马时代，作为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成员的芝加哥大学经济学教授古斯比(Austan Goolsbee)也认为：“制造业部门的就业和支出比例越来越小，佐证了它非常有效率。农业部门恰好经历了同样的过程。”(Mandel，2012)

　　但欧洲人并没有那么乐观。法国前总统萨科奇曾警告：“当我们停止建造火车、飞机、汽车和船舶”，法国将不再是伟大的国度。在其他发达国家主动或者被动的去工业化时，德国依然我行我素。当美国制造业占GDP份额降至13%、英国降至12%时，德国制造业占GDP的比例竟然高出近一倍，达到21%(莱曼，2018)。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能源部在2019年2月5日发布的《德国工业战略2030》中，甚至明确提出战略目标，到2030年时，逐步将工业在德国和欧盟的增加值总额(GVA)中所占的比重分别扩大到25%和20%。也许美国人无法理解或者已经故意忽视，同样作为发达国家，德国仍然在钢铁、铜、铝、设备和机械制造、汽车这些传统的、在美国已然衰退的生产性行业中占据着全球领先地位。不要忘记，德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要比美国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要强得多得多。

　　在今天美国部分政客和专家眼中，对中国的生产外包是美国制造业岗位流失的重要原因。但美国人似乎完全不知道，今天仅在中国江苏的一座小城太仓，就有280家德国企业和大约200个外包工厂。为什么德国能够承受外包和离岸的冲击，继续在制造业上保持竞争力，同时还能维持本土的工作岗位和薪酬福利待遇?

　　欧洲学界将德国成功的因素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莱曼，2018)：

　　一是长期重视中小制造业企业发展。以二战前后工业基础为根基，德国在几十年内面向全球市场，产生了一大批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在全球3700余家制造业隐形冠军企业中，仅德国就拥有1300余家，美国300余家、日本200余家、中国60余家)。这些制造业隐形冠军为德国本土提供了大量薪酬优厚的就业岗位。

　　二是德国独特的金融体制。德国银行业由储贷银行(Sparkassen)、合作银行(Genossenschaften)和私人银行三个支柱构成，前两者给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约占贷款总额的2/3，这两个支柱的经营受到严格约束，从而毫发无伤的度过了2008年金融危机。而州立银行(Landesbanken)作为储贷银行的批发银行，德国中央合作银行和德西中央合作银行作为合作银行的批发银行，实施干预以提供套期保值和离岸融资等更复杂的金融服务。尽管这些紧密的银行关系可能导致信贷利率较高，但长期安全性得以保障。

　　三是特有的双元教育体制。在德国，从事制造业的普通技术人员一般不上大学，而是通过学徒制来实现就业。约有342类受认可的学徒职业，提供技术和社会领域的公司内部培训和课堂教学，一部分时间留给雇主，一部分留给职业学校。截至2013年，超过140万名德国学生入读1,559所职业学校。学徒培训时间一般持续两年半到三年半，从事全职工作。2013年25-34岁的德国人只有28%接受过大专、大学教育。制造业企业大量倚重熟练技术人员，学徒制为企业提供了合适的劳动力资源，也促进了就业。

　　四是劳资共决的经济制度。作为与英美经济模式的最大差别之一，劳资共决一直是德国劳资双方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收益的基石性制度。如果说美国的贫富差距问题有什么方面没有做好而导致的，我认为正是美国的经济体制完全以股东、管理层为优先的经济模式，导致了今天美国中下层的局面。多年以来，中国经济学和法学研究者对德国劳资共决的研究是不够深入的，甚至在中国《公司法》中机械的移植监事会等制度。事实上，德国的劳资共决制是一个系统化的安排，甚至可以追溯到《魏玛宪法》乃至再之前，也即德国历史上形成的社团市场经济模式。这项根植德国传统的理念直接排斥了英美模式下以股东为先的理念，将股东、管理层、雇员、上下游产业链甚至社区纳为一个整体考虑。事实上，这种理念所形成的各项制度与东亚各国的历史观念和经济习惯存在高度一致性，是值得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此外，德国对基础设施建设的重视、对全球市场的开放程度，都是深度全球化下德国经济仍然强劲的重要原因。

　　关于德国的探讨可以回答美国某些政客和舆论的一个潜在逻辑问题，即一个技术先进、又比美国更加依赖中国市场、将大量制造业外包给中国的发达国家，是否会因为中国加入全球化，就必然使本国的就业岗位大量流失，从而导致本国出现民粹主义?我们与其不断的解释为什么中国没有那些“不端行为”，不如请这些美国政客和舆论来向他们的民众回答，为什么别的国家能做到的，你们却做不到?

　　四、全球化的悖论

　　今天中美冲突的直接原因，是特朗普需要向其选民践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承诺，而这个“再次”，对美国中下层民众而言，就是恢复1990年代之前的荣光。面对中下层的压力，特朗普必须向所有对美国制造业就业恢复造成约束的其他国家发难，同时还要从战略上遏制中国这样的长期竞争对手。事实上，这是美国国内问题的国际化。美国中下层民众今天面临的经济问题，正是美国应对全球化长期失当所致，但令人难堪的是，倾向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超级全球化，一直以来却是由美国来主导推进的。

　　作为对全球市场最敏感的人士之一，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早在2002年就指出了全球化的缺陷。索罗斯认为：“全球化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允许金融资本自由流动;相形之下，人员的流动仍受到很大的限制。由于资本是生产中至关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国必须相互竞争来吸引它，这妨碍了各国对资本征税和管制的能力”。索罗斯认为：“金融市场的全球化使二战后出现的福利国家变得不合时宜，因为需要社会保障的人们不能离开国家，而作为福利国家过去征税对象的资本却是能离开的”。此外，虽然“全球竞争解放了创造力，发挥了企业家的才干，并使技术创新加速”，但全球化也存在不利影响，“一是许多人，尤其是欠发达国家的人，受到了全球化的伤害，同时又得不到社会安全网的保护;另外还有许多人被全球市场边缘化。二是全球化导致了私人产品和公共物品之间的资源分配不均，市场长于创造财富，但其目标并非满足社会需要，对利润的恣意追逐会破坏环境，并与其他社会价值冲突。三是全球金融市场容易遭受危机”。索罗斯认为：“过度依赖市场机制是危险的。市场是用来为自愿参与各方进行货物和服务的自由交换提供便利的，仅靠市场自身不能应付诸如法律和秩序或维持市场机制本身运转之类的集体需要。市场也不能确保社会公正。这些‘公共物品’只能通过政治方式来提供”。(索罗斯，2002)

　　正是因为全球化的上述特点，但凡认同深度全球化的国家，必然以资本效率的最优为追求，这将导致这些国家的资本流出到能够获得更大利润回报的其他国家或地区。当这个国家采取市场原教旨主义，也即认为完全依靠市场调节、避免政府干预才是最优选择时，金融资本的大量跨境投资、实体企业的大量跨境外包就会成为现实。这正是在美国主导深度全球的历史过程中，美国金融资本寻求全球机会、美国生产性跨国企业寻求全球外包的现实背景。

　　从中短期财务回报来看，这些金融和实业类企业确实能够实现更多的财务价值，但长期来看，是以损害美国本土中下层就业机会和本国制造业长久竞争力为巨大代价的。只有那些能在制造业外包过程中对本土产业结构做出适当调整，对业务流程做出适当改造，尽力确保本土岗位能够持续有效存在，而不是简单通过重组裁员外包来换取短期财务收益的先发国家和企业，才会在全球化过程中使本国企业、股东、雇员等利害关系人获得共同的收益。

　　这也正是为什么虽然德国和日本的汽车产业以中国为最大的外包生产基地，大众和丰田本土的职位却丝毫不会减少，反而带动了一大批本土中小供应商持续发展。与之相较，曾是美国制造业明珠的通用和福特汽车，并非由于将其生产外包给中国或墨西哥而衰落，而是因为在2008年金融危机前，两家车企深受美国国内金融自由化环境的影响，错误的实施了多元化战略，又被迫在金融危机时寻求救助、低价出售资产以求生存所致。

　　今天，无论是美国还是中国，部分人群都在流行一种说法，即中国加入全球化是依赖于美国的帮助，美国是希望通过帮助中国全球化来实现中国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民主，而中国并没有按照美国的意愿在政治上实现西化，因此，美国今天对中国十分失望，所以两国的主要矛盾是意识形态方面的。这种将美国完全置于一个受害者地位的描述，十分可笑。在深度全球化的过程中，美国的跨国企业高层和金融企业盆满钵满，美国国内反对全球化、诉诸中下层利益的声音，在十几年前就开始针对这些上层精英，当金融资本从中国撤出时，也从来不留情面，何以这些美国问题的始作俑者今天在舆论上会让位于中国?这不过是无力改变美国国内撕裂现状、又无法明白说出美国是如何在自己主导的深度全球化进程中自食恶果的政客们所能找到的持续攻击中国的一个理由，当无力改变美国内部时，只能以外部矛盾作为转移注意力的方式罢了，而国内竟有很多人不加思考的予以接受。如果没有足够的利益，哪个国家会无视本国民众的利益去无私的帮助别的国家发展长达几十年?这难道不是一个尚未成年的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吗?

　　中国加入全球化并非没有代价。这些巨大的代价之所以被人逐渐忘记，是因为中国为了经济发展，必须维持内部的稳定。在二十年前中国加入全球化时，是以大量产业工人下岗、买断工龄、在中年之后自谋生路为巨大代价的。我们今天不能也不应该忘记那些为了中国加入全球化而作出巨大牺牲的产业工人，不能忘记他们在40甚至50岁之后，在中国尚未建立起基本的社会保障制度之时，还要唱起“心若在，梦就在，只不过是重头再来”。正是这个沉重的代价，让中国在后来的发展中十分关注改革的稳定性和协调性。这也是为什么今天无论是中国的执政者还是企业家，都仍然需要继续担负起“以先富带动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个改革开放最初的社会共识。

　　哈佛大学教授罗德里克在也许是迄今为止最重要的一本全球化著作——《全球化的悖论》中提出：“我们不能在拥有超级全球化的同时拥有民主制度和国家自主权，我们最多能在三者中取其二”(罗德里克，2011)。罗德里克的“超级全球化不可能三角”理论，深刻的预见到了美国今天的困境。当美国在主导超级全球化过程中使本国资本为了追逐短期利益而大量流出，造成本土投资不足从而使本土就业岗位流失，对中下层造成难以弥补的影响时，中下层通过选票民主开始反弹，最终将激进的特朗普送上了总统宝座。而特朗普深知他的铁票仓就是这些急需现实改变的民众，因此他越直白的表达将为他的选民拿回就业机会，这些选民就会继续对他予以支持。而如果通过各种方式都拿不回这些就业机会时，责任就会归咎到民主党或者其他国家的种种问题。

　　然而，美国今天所面临问题的真正原因在哪里呢?难道逆全球化才是正确的选择吗?

　　五、真正的原因

　　美国今天中下层的问题，不在于全球化本身，也不在于其他任何国家占了美国的便宜，而在于美国自己放弃了生产性行业的基础性职位，美国的产业结构没有随着其自己主导的全球化进程进行调整，而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在美国独特的职业经理人制度下，长期追求短期个人利益，长期无视员工和产业链上下游的利益。如果我们将倾向自由市场的美国模式与倾向劳资共决的德国模式，甚至与具有东方传统的日本模式相比较，我们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当美国采纳市场原教旨主义时，因经济撕裂而带来社会撕裂的可能性有多大。

　　曾担任克林顿政府劳工部长的罗伯特·赖克，在《拯救资本主义》一书中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分析。赖克从财产、垄断、合同、破产和执行机制五个方面，以大量生动的实例论述了美国的大型企业是如何通过花费大量资金游说立法和政府部门改变细微的关键政策，来实现了大企业利益的优先。

　　例如，美国药价居高不下的一个原因，是法律禁止美国政府运用自身强大的议价权进行降低药价的谈判，而高昂的药价意味着美国医药行业和保险行业长期享有丰厚的利润。而专利的有效期也没有阻止药价的下降，因为大型药企只要将快要专利过期的药品作微小的改变，就可以延展药品的专利。而按照美国法律，当医生给病人开药时，医药公司可以向医生提供报酬，这自然导致药价更加无法下降。所以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其实没有抓住问题的关键，客观上是以每个个人的增加投入来维持部分行业的利益。

　　又如，在过去20年中，美国所有大航空公司都至少经历过一次破产。而它们破产的目的，通常是逃避履行之前和工会达成的合约。在受美国银行业和信用卡公司游说而修订的《破产法》中，劳动合同通常不是最优先考虑的对象，因此航空公司破产为要挟，来迫使工会达成减薪协议，而为公司降低劳动力成本的高管，却能同时获得一份巨额高管养老金计划。

　　更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美国《破产法》还禁止房主就自住房抵押贷款申请破产。这意味着在2008年金融危机后，华尔街可以通过重组和政府救助躲过所有的惩罚，而受华尔街金融衍生品伤害的700万美国民众，却因此面临止赎。同样不能列入破产保护的，还有学生贷款。

　　而当无法阻止通过某项法律时，特定行业还会通过游说国会避免拨出足够经费来影响执法。美国食品行业曾经游说国会，使《食品安全现代化法》的执法经费少得可怜，导致无法实际执行。

　　在此前的表格中，我们已经提到自1995年以来，美国大企业中金融企业的数量急剧上升。事实上，美国制造业的下滑与金融业的过度发展是紧密相关的。2008年的金融危机深刻体现出美国的实体经济已经完全金融化，无论是房地产还是美国曾经最强大的汽车制造业厂商通用和福特汽车，乃至曾经代表先进电子电气技术的GE等，无一不开始追求多元化投资和短期回报。

　　金融业的高收入，扭曲了整个人力资源价格，大量各学科的人才全部聚集到虚拟经济之下。在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夕，哈佛大学近一半的毕业生投身华尔街;如果再算上企业管理咨询类工作，2010年投资金融界的普林斯顿大学毕业生超过了60%。

　　我们今天很容易理解美国的跨国公司职业经理人在面对全球化竞争时，如何来实现自己的利益。当企业经营不善时，最佳的方案是通过裁减人工成本，实施重组来达到使企业短期业绩提升的目的。由于职业经理人丰厚的报酬与期权挂钩，因此维持公司股价就成为第一要务。所以即便是经营状况良好的公司，在拥有大量现金的前提下，为了维持股价从而确保自己的期权收益，毫无疑问将在回购股票和投入研发中倾向选择前者。华尔街与跨国公司高管们在美国的资本市场存在大量共同利益，这就是为什么今天欧美的学者，在研究贫富差距问题时，会提出“超级经理人”(supermanager)这样的概念。

　　这就是今天的美国经济模式展现给我们的场景。所以美国今天中下层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呢?依靠与其他国家的贸易争端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

　　美国部分政客似乎忘记了，美国曾经的强大依靠的是对短期利益的约束(金融领域的沃尔克原则)，依靠的是美国企业和员工的同心协力(罗斯福主义)。那么请问，在今天美国的现实状况下，长期而言，全面减税的最终受益者究竟是美国大企业还是美国全体人民呢?不断以关税相威胁，就能迫使别的国家不顾它们自己中下层的利益，去替美国的精英层去弥补前期因为推行超级全球化而对美国中下层造成的伤害吗?不从修正美国内部制度出发，去实现美国国内财富分配的再平衡，而是寄希望于通过收割其他国家来解决自己的国内问题，这样的美国，今后对其他国家的年轻人，还会有像它曾经那样的吸引力吗?

　　美国尚未衰落，美国依然强大，但美国已经不是曾经的美国。美国内部的问题目前仍然无解，美国内部的问题越激烈，将内部问题转嫁于他国的愿望就越迫切，因此不会因为美国坏下去，中国就自然好起来。

　　美国的问题与中国的挑战

　　自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逐渐进入全球市场并在其后深度参与全球化以来，中美之间形成了特定的经贸关系，这种高度勾连的经贸关系不是美国与中国之间特有的，也表现在美日、美韩甚至美欧之间。事实上，这是一个战后形成的、由美国和其他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外贸国家所共同形成的国际经贸体系。

　　本文作为《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的第二部分，独立成文，旨在提供一个思维框架，尝试从一些被普遍忽视的视角，探讨战后美国主导下的国际经贸体系形成和长期维持的原因，以及目前面临的巨大挑战。

　　这应当是国内首次做出这样的探讨。尽管要证实本文的所有判断远远超过了我们的能力，但我们认为，提出以下观点，对理解今天的中美经贸关系，将是非常有意义的。

　　一、美国的信贷福利制度对战后全球经贸体系的影响

　　如果我们回溯两次大战前后的具体历史，会知晓战争爆发的原因与全球贸易形势及背后的生产分工因素密切相关。简言之，当时既存在先发国家相互争夺全球原材料和市场的问题，也存在先发国家内部贫富差距悬殊的问题，还存在地区内部不同国家之间的发展不均衡所造成的对某些国家内部中下层的冲击问题。先发国家根据两次大战的教训所能得出的共识之一，是必须构建一系列区域和全球范围的贸易与社会安全网络。欧共体、GATT都是这一共识的产物。这些组织成立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贸易自由，更是为了避免再次爆发毁及人类的全球战争。但随着历史的推进，人们越来越将贸易作为考虑的唯一因素，而逐渐淡忘了社会安全网络的基础重要性。

　　正是两次大战让各国上层充分理解了贫富悬殊可能带来的集体灾难，自由放任的市场理论被两次大战所湮灭。二战后，无论采取何种政治制度，先发国家无一例外的建立和完善了自己的社会保障网。两次大战带来的冲击让各国认识到，无论是一国中上层对下层的压制(对劳工和消费者的剥削)，还是一些国家对另一些国家的压制(一战后战胜国强迫德国做出根本无法履行的赔偿)，只要超过一定限度，都会激起民粹，甚至带来不可挽回的灾难。欧美各国的劳工运动、消费者运动、环保运动促进了共识的达成，先发国家无一例外的进行了内部改革，或引入或完善了国内福利制度，一个普遍的社会安全保障网，由各国在本土内部自行建立起来。

　　但美国的福利体系，与欧洲、日本有相当大的不同。美国西北大学教授莫妮卡·普拉萨德(Monica Prasad)在其著作《过剩之地：美式富足与贫困悖论》中，对美国战后的福利模式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简言之，欧洲与美国战后在税制方面走上了两条道路。欧洲以消费税为主导，使得政府税入较高，因此欧洲福利制度可以主要依靠政府通过再分配而建立，即便不是政府直接干预的领域，劳资关系方面的立法，也渗透了种种对两次大战的反思;而美国以所得税为主导，也就是沿用至今的“代扣所得税”政策，美国一开始并没有建立一个像欧洲国家那样的庞大税源基础。战后美国经济一枝独秀，大众消费欲望高涨。美国民众对福利和消费的需求，受限于没有欧洲那样的税源基础，恰好契合了美国金融机构扩张的愿望。

　　在医疗和教育这两项具有公共意义的产品提供上，美国也没有像欧洲一样建立一个政府主导下的广泛社会保障体系，转而通过金融信贷支持予以实现。无论是医疗保险，还是学生贷款，信贷都是战后美国人无法绕开的生活必需。今天总结美国战后成功因素的学术著作，大都会提及《退伍军人权利法》的重要作用，正是这部法律，使一千多万美国二战参战者，免于学生贷款的压力，从而为美国后期经济创新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人力资源，一定程度上也使当时的消费能力得以释放。这是非常讽刺的，因为美国战后教育成功的这个前提条件，今天已经不复存在。今天美国不得不依靠海外留学生的高额学费来补贴本国高等教育支出，而当美国政府希望将某些敏感行业屏蔽在特定国家的留学范围之外时，美国的教育还将进一步面临经济上的问题。

　　1980年代之前，美国工业化大生产处于全球领先地位，战后罗斯福主义的影响犹在，美国的社会福利制度与欧洲呈现相似性。但此后福特主义的内在缺陷使罗斯福时代开始建立的工业福利体系无法维继，美国并未进行内部细致的调整，而是彻底转向。1980年代里根主导的自由化改革使中下层的福利需求只能走向进一步信贷化。我们可以将美国战后的福利制度归纳为“信贷福利主义”，这种社会保障网是美国作为全球主导国家所特有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美国与其他外贸国家之间的长期经贸关系。这项制度在美国长期存在，可以分两个阶段来观察。

　　第一个阶段，战后初期，美国工业领先优势明显，经济持续发展，全体国民享受红利，收入预期不断提升，《退伍军人权利法》等国内立法在一段时期内提供了事实上的社会福利保障。基于消费需求的信贷契合了经济发展和民众生活的需要，信用扩张也创造了大量就业机会。

　　第二个阶段，随着全球一般化大生产的兴起，美国制造业优势逐渐丧失，中下层的收入增幅逐渐放缓。但其他外贸国家的廉价工业品涌入美国市场，继续压低美国国内通胀，缓解了美国中下层民众的经济压力。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放弃对制造业流程的再造，直接让中下层劳动力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转移，而服务业的整体收入要比制造业处于优势时更低。为了维持国内中下层的消费能力(生活水平)，政策上不断满足这种基于选票压力的需求，美国中下层民众对信贷福利的依赖更加严重，这种依赖又迎合了美国金融业的扩张需求。

　　美国国内信贷宽松的基础，是全球化的阶段性结果所致。当战后诸多国家以外贸来作为本国发展主导产业时(这是不得不为的选择)，它们逐渐积累了大量美元，所有这些以外贸作为发展基础的国家，都面临一个美元收入如何再投资的问题。从美国视角看，这些因外贸而屯积的美元给这些国家逐渐带来的对美贸易顺差，是贸易不平衡的体现。美国官方对中国的批评与对日本的批评是一致的，即认为是外贸国家过度储蓄导致了贸易不平衡，从而最终导致贸易摩擦。

　　美国官方在阐述上述理由时，潜在的理论观点是：外贸国的对美顺差本应带来外贸国货币的升值，从而提升外贸国出口产品的价格，进而降低外贸国的出口水平，因此最终会实现美国与外贸国的贸易平衡。但外贸国持续购买美元资产，通过压低了本币价值来维持出口，使对美顺差不断扩大，从而影响了美国国内。美国将此斥为“汇率操纵”。

　　事实上，美国官方从来没有也不敢承认，从根本上讲，这种外贸国必然对美产生且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与美国的本土政策乃至需求是紧密勾连的。这个战后以美国为主导形成的全球经贸体系，有着深刻的美国信贷福利需求背景，这是美国战后所建立的特殊的社会保障网存续所必需的。

　　外贸国家通过制造业赚取的美元，为外贸国家的货币升值带来了压力。在没有更好投资渠道的情况下，外贸国家通过大量购买美元资产的方式，一方面旨在通过投资战后经贸体系的主导国家，以维持长期的资金安全;另方面缓解了本国货币升值的压力，客观上有利于本国制造业继续出口。外贸国家通过制造业辛苦赚取的美元，又经由购买美元资产再次回流美国，构成了美国信贷宽松的基础。

　　维持信贷宽松的本土消费，对美国有两个重要意义：一是使美国特有的信贷福利制度得以维系，使中下层在产业结构失衡、收入不断下降的同时，能继续以信贷方式来维持生活所需，甚至在相当时期内，产生了大量的过度消费，出现了短期“繁荣”;二是扩大的消费能力促进了美国新兴产业的发展，这些消费信贷资金用于投入某些新兴消费(例如电子产品)领域，促进了这些行业的发展;三是使美国的金融业在整个消费信贷扩大过程中得利丰厚。

　　也就是说，外贸国家辛苦生产、美国轻松贷款消费的模式，在战后相当长时期，都是美国与外贸国家形成的默契。当美国内部分配出现阶段性问题时，民意就会反应到政治方面，使美国在外贸政策上对外贸国家施压，为中下层争取回一些利益，使美国本土的中下层信贷福利能够持续下去。事实上，这都是一时权宜之计，因为只要美国仍然坚持信贷福利主义，同时又不能恢复生产性行业的基础工作职位，无法保证中下层的长期收入增幅能够覆盖信贷债务，那信贷福利制度迟早面临崩溃。

　　日本等国对美国这种表里不一的做法也十分愤懑。日本经济学家野口悠纪雄曾经评论道：“日本人挥汗如雨地劳动，生产出了美国人需要的商品，也把这些商品以低廉的价格卖给了美国。可美国说：‘请借给我购物款’，于是日本就以极低的利息把购物款借给了美国。如果这笔贷款还回来也就罢了，可是人家借款不还了，并且连句‘谢谢’都没听到，这就是在国际经济中，慈善的富翁没有受到应有的尊敬和感谢，反而遭受了愚弄”(野口悠纪雄，2013)。

　　美国国内的信贷福利制度，勾连了美国和包括中国、日本、韩国在内的东亚外贸国家，使这些国家的国内经济结构与美国本土消费需求直接挂钩。德国、法国等欧盟国家坚持在美元体系之外建立欧元体系，很大程度上旨在摆脱美元体系的约束，避免过度依赖美国市场。但这个过程受制于欧盟政治与经济的分离，今天也面临极大挑战。

　　以今天美国中下层的生存状况来看，去工业化叠加过度消费带来的恶果不断显现，美国的信贷福利制度已难以维系，这是今天美国与中国以及其他外贸国家频繁发生贸易摩擦的根源。战后形成的以美国信贷福利制度为勾连的国际经贸体系，很可能将要走向其生命的终点，如果美国本土无法调整其内部的福利制度，无法解决其内部分配问题，无法重建其本土的社会保障网，就会进一步使全球经贸体系产生更大的震荡。

　　美国信贷福利制度的另一个后果，是美国金融业的过度膨胀，和新兴产业与金融业的勾连发展。科技类新兴产业是否一定需要短期金融资本的支持?这是值得疑问的。我们能够看到，今天不少科技创新企业，其实在离开短期金融资本时，一样能够发展得很好。我们不应将不考虑金融资本的华为视为孤例，而应当深入研究华为成功的真正制度性原因。

　　对美国而言，金融业在成为了整个信贷福利制度得利最丰厚者的同时，也使美国的科技创新与金融资本构成了一个自我强化的闭环。“高科技+金融资本=>美国上市”也成为美国资本市场吸引全球资金的重要原因。在这个过程中，美国国内的资本收益和金融服务收益并不可能向美国中下层扩散，里根主义下的所谓“涓滴效应”(trickle down effect)，在这个时代根本无法实现，因为今天的美国，已经放弃了制造业基础，大量国民通过工资收入去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在他们连支出400美元应急款都存在困难时，如何让他们通过资本来实现金融化下的资本收益?欧美经济学界和实务界人士不断警告，美国将资本过度集中于少数人，最终的后果是整个国家消费能力的持续下降，因为让有钱人有更多的钱并不会带来更多的消费，只有中下层拥有更多的收入才会带来消费的提升。

　　在美国信贷福利主义可能发生巨大变化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做好长期研判。美国中下层和两党在很程度上都认定了曾经的多边贸易体系损及了中下层的利益，而美国中上层维护多边贸易体系的诉求，如果不能与中下层改变生存现状的诉求相契合，那么在美式民主制度下，占大多数的选票仍然会投向否定多边贸易体系者。

　　我们今天看到，美国的政治体制正在成为解决美国本土问题的障碍。2010年在联合公民诉联邦选举委员会(Citizen United v. Federal Election Commission, 558 U.S. 310(2010))一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认定，企业属于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规定的“人”，享有言论自由的权利，进而使限制企业政治宣传活动支出的2002年《两党竞选改革法》因违宪而被废除(赖克，2016)。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对政策制定长期实施游说，信贷福利主义不断从制度上被强化。中上层精英虽然能够看到问题，但要以自身权益相让来根本性的解决问题，谈何容易。

　　伯尼·桑德斯作为底层出身的民主党候选人，在美国中下层有大批拥戴者，但在民主党内部竞争时被建制派排挤，那些本来支持桑德斯的民众转而将选票投向激进的特朗普。如果我们认真阅读桑德斯的政治见解，可以发现特朗普在很多方面都在抄袭了桑德斯的观点。但从特朗普的实际施政来看，根本没有想过要对美国的经济体制进行重大修正。美国的民粹主义最终让政治投机者走上了前台。

　　我们今天必须深刻理解美国信贷福利制度对全球经贸体系所造成的影响，必须深入研究美国信贷福利制度的可持续性，我们必须切身体会美国中下层对自身权利诉求的合理性，这是所有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外贸国家必须共同面对的。

　　二、中国面临的挑战

　　我们必须理解，中国在进入全球化后，也一度成为高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外贸国家，甚至今天这种依赖仍未减轻。中国与日本一样，辛劳的国民通过艰难的赚取美元，作为工业化的起步。最大的不同在于，日本早在1980年代就已占据过全球制造业产业链的高端，而中国今天仍在产业链中游徘徊。这意味着中国是依靠大量中低端企业在赚取美元，而这些中低端外贸企业挣来的美元，作为外汇占款，成为了境内人民币发行的基础。

　　中低端外贸带来的美元越多，客观上会造成人民币基础货币的增加，即便在发行机制方面进行调整，不断扩大的美元顺差也会为境内金融机构的信用扩张带来依据。如果中国内部施行金融自由化政策，信用扩张就会快速成为现实，国内资金将会向能够短期获利的资产聚集，资产泡沫会快速形成，进而对中低端外贸产业构成巨大的挤压。

　　这相当于通过中低端外贸辛苦赚来的收益，成为了国内信用宽松的基础，而国内信用宽松又引发资产泡沫。资产泡沫又反过来影响了各项生产要素的价格，包括房地产、原材料和人工成本，从而使利润率并不高的中低端外贸产业，进一步丧失了产业升级的机会，甚至大量退出市场或开始迁册东南亚。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必须深刻反思前期金融自由化导致的房地产资产价格急速上升，对长珠三角外贸制造业造成的巨大负面冲击，以及为什么本可渐次进行的国内制造业产业转移却步履维艰。

　　我们要理解，中国的外汇管理措施对控制全球金融资本流动风险会有较大帮助，但这种帮助不是绝对的。凯恩斯曾言，要实施资本管制，政府必须加强对所有国际交易(无论是货物还是资本)的监管，因为国际贸易的发展可以让人通过篡改货物的流动来隐瞒资本的流动(罗德里克，2011)。通过经常项下的外贸交易来掩盖金融资本的短期跨境流动，正是前一阶段中国外汇储备发生剧烈波动的现实。

　　中国的外贸出口，通常被认为是中国经济的三驾马车之一，不少观点认为，当这驾马车不灵时，其他两驾马车就要再拉快一点。实际上很长时期我们并不理解，中国的外贸出口，是美国信贷福利制度得以维系的必要环节，也是维持中国外汇管理模式的关键。中国选择目前的外汇管理模式能够尽可能的防范资本跨境流动的冲击(但也只是尽可能)，是十分必要的。但选择这种模式，就会要求人民币的发行与外汇收入相挂钩。如果出口下降，外汇收入下降，以外汇占款为依据的人民币发行就将受到影响。此时如果以境内投资拉动经济，关键是看这种投资是否用以激励外贸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升级发展，为下一阶段的外贸恢复和扩大提供帮助。如果这种境内投资脱离外贸(尤其是制造业)需求，甚至导致内部资产泡沫进而对产业升级产生负面作用，那么因外贸受限而出现的通缩趋势就会叠加资产泡沫的上限，进而引发货币发行机制的运行障碍。

　　这就是制造业对中国而言最根本的重要性所在。

　　中国是一个外贸大国，但并非一个外贸强国。如果中国境内资产泡沫继续膨胀，生产要素价格继续上升，中国中低端外贸产品会逐渐被其他后发国家所替代。美国在政策取向上极力摆脱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的依赖，扶持其他小国替代生产，以继续维持美国本土的信贷福利体系。

　　近年来，国内有观点认为，制造业衰落是必然的一个过程，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是每个工业化国家的必经之路。这样的观点深受美国前些年一些经济学观点的影响。但美国主动去工业化，依靠信贷消费维持经济发展的恶果今天已经在摆在眼前，况且中国完全没有复制美国模式的经济基础。德国逆势再工业化的选择值得我们深深思考。

　　我们要十分尊重那些目前看似不那么“高科技”的制造业企业，要让市场来识别它们，而不是让市长来评判它们。不能单纯为追求个别“高科技”产业，不能期望将普通制造业赶走，就能换来“高科技”。每个产业的发展都有极大的路径依赖，要顺势而为，而不能期待抹掉一个地区的产业历史去实现转型。一些看似落后的产业，在今天仍然有非常大的升级进步空间，要允许这些行业的企业家去探索升级，而不是将其简单赶走。美国的康宁公司(Corning)，以玻璃为主业，从1955年就位列美国500强第209位，至今它仍然是这个榜单中的企业，是名符其实的长青树。我们很难讲玻璃这个行业就是高科技产业，但如果没有Corning，今天的iPhone都无法生产出来。我们在Fortune 500的榜单中可以看到非常多这样的传统行业的长青树，正是它们的点滴积累，才成就了今天各种伟大的进步。

　　在科技进步带来制造业劳动力需求的变化时，要尽可能让劳动力去匹配新的岗位，要对制造业流程实施再造，要与人的就业相契合，更要顾及中国广阔腹地那些尚未发展起来的地区。这不只是政府的责任，更是企业家的责任。中国的企业家不应像美国上层精英那样漠视自己的员工，那些只顾及高层短期收益的行业和企业在中国应当得到制度性的扼制。对中国这个人口第一大国而言，没有比就业更为重要的问题。

　　抑制互联网资产泡沫同抑制房地产泡沫一样，对中国而言都是一个关键挑战。我们要清醒的认识到，中国的互联网企业至今远非全球化的企业，只要看看它们的海外收入占比，就知道它们主要是因为政策原因才在中国封闭的市场迅速实现了行业的寡头地位。中国大多数的互联网企业，跟“高科技”都是完全不沾边的。它们所获得的资源、它们具备的影响力与它们的行为方式，往往难以匹配，令人失望至极。中国互联网企业的迅速发展还是国际资本跨境流动的一个典型反应，而国际资本跨境流动必然伴随短周期的不断重复。

　　国内有观点认为，对于新兴行业，使其自由竞争，哪怕中间有大量的资源浪费，竞争胜出者一定能够引领未来，总体上会得大于失。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个别行业短期过度资本集中导致的对其他行业的长远冲击。过去十年，有多少本该在芯片行业奋发图强的中国学子，因为资本补贴下优厚的薪酬，转投互联网企业门下，而这十年导致的芯片行业人才缺口，又要多少年才能得到弥补?而这些所谓优厚的薪酬，往往不过昙花一现。如果中国仍以美国模式为追求，那就必然将要承受美国模式下富裕的硅谷、华尔街和大量中下层民众的尖锐对立，这是中国可以承受的吗?

　　这更将影响中国的教育。教育竞争的激烈，说到底是因为只有个别行业才能提供丰厚的薪酬，而这些行业并不需要太多人力，因此人人得而争之。要从根源上解决中国教育竞争日趋激烈的问题，最终的关注点还是在产业和就业。中国实业类企业大多处于产业链中低端，也就是这些产业薪酬上升的空间仍然非常大，在此时放弃大海而追求河流，无异于舍本逐末。

　　信息科技对人类政治经济社会带来的改变是根本性的，但这不代表只要称为“互联网”就是高科技。这种五岁儿童大概都能明白的逻辑，在中国却要反复解释，事实上只可能有一个原因，也即“互联网”行业套利者众多，消耗掉的，却是中国过去几十年辛劳积攒的财富。中国互联网企业的变革，有赖于年轻的企业家们深刻的认识自己所处的时代，有赖于他们反思自己世俗意义上“成功”的原因。当其他行业仍在砥砺奋斗之际，如果互联网企业家们仍然习惯于美式优胜劣汰的思维，以自由市场竞争为理由，将自己的员工和利益相关方不断的视为前进中的“负担”，仍然不断利用今天互联网媒体的便利来控制和影响公共舆论，仍然将大量资金投入软文公关而不是研发拓展，那我们为什么还要给予互联网企业这么多的特权呢?

　　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中国互联网企业对金融领域的渗透和对个人信息安全的侵害远远超过欧美各国而无法受到足够监管。我们始终不明白，为什么类似于被美国民众深恶痛绝的“发薪日贷款”竟然能够堂而皇之的成为互联网信贷。我们丝毫不理解，在普遍拥有微信、支付宝的正常消费信贷额度后，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互联网信贷企业能够盆满钵满，这些信贷需求到底是什么?用途到底是什么?对那些极力推动扩大消费信贷的观点，是否也是以美国的信贷经验来作为理由呢?中国有怎样的基础，能够建立美国那样的信贷福利体系呢?

　　我们希望中国的互联网企业有朝一日能够为自己正名，只有当它们能够远洋出海去接受全球化的挑战而获胜后，才能真正获得国民由衷的赞赏。

　　在这个时代，我们太需要一些“正常”的企业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对华为有这样特殊的情感。

　　当中国的制造业走向高端时，将会触及美国中上层的核心利益。美国今天的跨国企业和金融企业利益，必须以美国继续维持在高端产业的优势地位为前提。在中低端已经逐渐外包的情况下，只有高端产业才能支撑起美国经济继续运转，配合美国的全球金融中心地位，使其他外贸国家辛苦挣来的美元不断回流美国本土进行投资。如果这一美元回流进程被打破，不但美国中下层的信贷福利制度无法维继，中上层的利益也会受到冲击。这就是今天中国真正的高科技企业会遭受美国以国家力量予以打击和扼制的根本原因。或许，当不是民粹主义的美国总统执政时，这方面的压力会逐渐减小。但如果美国本土的问题无法得到根治，这样的情形还可能反复再三。

　　我们由衷的希望，中国能以美国在教育和医疗方面的教训为戒。这两项具有公共属性的领域，可以利用市场机制，但绝对无法依靠自由市场去实现。这是一个现代社会安全保障网的底线。我们要充分理解美国教育曾经成功的真正经验，要充分了解欧洲、日本在教育方面的投入现状，要充分认识今天中国国民在教育支出方面存在的压力。中国不是韩国，不是仅有六七家财阀企业可供职业选择，完全不需要出现这样的教育局面。

　　我们希望中国的学研界，尤其是社科学研界能够自立自强。我们非常认同任正非先生关于重视教育的观点。在基础自然科学领域，我们建议政府应当在加大投入的同时创新制度，由优秀的企业去引领优秀的人才，通过由企业和高校共同举办研究机构，以及允许企业单独举办研究机构，将大量科研人员从繁重的行政事务中彻底解脱出来，让优秀的企业来参与选择科研需求的方向。另方面，我们还要更加强调的是，一个国家社科基础研究的至关重要性，无论是美国、德国还是日本，这些先发国家社科研究实力之强，对全球资料、信息收集之充分，社科研究与跨国企业一线的交流之紧密，绝非今天中国社科学研界可比。可以说中国社科学研的滞后，已经造成了中国政策应对选项的极端缺失。美国的政策之所以能在短期发生根本转向，很大程度上在于其国内长期存在不同观点的研究力量，在实际施政时即可予以直接采纳。我们每年的科研投入经费甚巨，但在应对今天美国的冲击时，仿佛相当迟缓而后知后觉。

 　　作者原题《深度全球化与中美之争》；本文选录略有删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