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在2月28日举行了关于孔子学院的听证会，同时发布了一份《中国对美国教育系统的影响》报告，声称“中国政府几乎控制着美国孔子学院的方方面面”，在基本不受美国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扩张中国的影响力。委员会正寻求立法加以限制，甚至考虑让孔子学院根据《外国代理登记法》注册为中国政府代表，强调如果孔子学院不进行改革就应该停办。在此同时，美国政府问责局也发布了平行的调查报告。

　　荷兰王后马克西玛(右)与荷兰格罗宁根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曹雪飞(左)交谈

　　2005年9月，我参加了纽约华美协进社孔子学院的揭牌仪式，它当时是继马里兰大学和芝加哥公立学校之后在美国设立的第三所孔子学院。作为一名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即使经过多年锻炼，已经能够用英语发表文章和进行最困难的商务谈判，也学过德语、法语和日语，我仍然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如果学习外语会使人谦虚，我认为无疑让外国人学习汉语，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和思维最好的方式，也是中国凸显软实力的最好途径。

　　华美协进社开办孔子学院打的口号是：The Future Speaks Chinese(“未来讲汉语”)。对我来说，一个说中文的未来的确使人振奋!但13年后，为什么孔子学院在美国政坛和学界如此不受待见?孔子学院变成当今险峻国际政治斗争的代表符号。我认为这是中国对世界善意所引起最大的误解，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扭转这个孔子学院被“政治化”甚至“妖魔化”的趋势?

　　孔子学院的初衷值得赞赏：中国有权施展它的软实力，与世界分享它的语言文化，促进国际的交流和相互了解，这在当下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主导的语境中尤为重要。然而美国政界与学界对孔子学院的围堵，我们不应纯粹以畏惧“中国崛起”的政治打压视之。我们在“条件反射”之前，应该先审视为什么孔子学院让美国人害怕?

　　参议院报告中指出，缺乏学术自由、缺乏透明度和缺乏互惠对等待遇，是中国经营孔子学院的三大弊病。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本身并不否定孔子学院传递中国文化功能上的价值。报告的结论呼应了去年11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布的报告《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的警惕》对于孔子学院的评估：“在美国大学校园内，孔子学院为中国政府提供接近美国学生的渠道。由于孔子学院在让学生和社区接触汉语和文化方面具有积极的价值，因此这份报告基本上并不反对，但确实建议对孔子学院实行更严格的大学监督，要求它实施学术自由和透明度标准……尽管美国对研究美国政治或历史的中国学者开放，但中国限制美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准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社会和历史的政治敏感领域。”

　　学术自由

　　孔子学院所引起的争议确实反映了美国大环境对于中国影响力的反击，事实上许多对孔子学院的担心，令人想起对于中国企业如华为的种种忌惮。参议院报告还把孔子学院的使命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千人计划”类比，认为通过孔子学院，中国政府正试图改变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对中国形成经济和安全上威胁的成见。孔子学院的“软实力”使人对于中国长期对国内外异议的打压视而不见。

　　这个评估中国对外影响力的视角，深层次地反映了胡佛研究所报告所指出的症结：“由于党国无所不在，许多名义上独立的行动个体，包括中国公民社会、学术界、企业、甚至宗教机构，最终也受政府牵制，并经常受到为国服务的压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政府对孔子学院提供资助的条件有可能形成对学术自由的妥协：所有教师、活动和演说者都必须通过中国政府批准。一些美国学校在合同上同意中国和美国的法律同时适用。中国教师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保证不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限制试图“出口”中国的政治审查制度，防止讨论政治敏感话题，甚至在校园造成自我审查的顾忌。

　　然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通过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管理孔子学院。根据孔子学院总部的官网，美国孔子学院是应美国大学的自愿申请，由孔子学院总部、中国大学与当地大学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订立正式协议而设立。

　　每所“加盟”的美国学校都与国家“汉办”签订合同，确立孔子学院的期限。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审查的合同通常是这样的合同：其条款规定中美两国法律适用，且禁止公开披露合同。如果美国学校采取“严重损害形象的行为”，或危害孔子学院的声誉，将造成合同终止。

　　过去15年来中国在美国院校开设了100多所孔子学院，全美还有519多所中小学开设了中文课程的孔子学堂。美国参议院调查小组估计，从2006年至今，中国已经在美国校园投入1.58亿美元设立孔子学院。

　　2014年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对孔子学院看法的分水岭。参议院报告多次引用《华尔街日报》2014年标题为“中国宣传的教训”的文章所指出的“布拉加事件”，显示孔子学院的领导是中国思想审查制度的执行者：孔子学院高级官员在2014年7月于葡萄牙布拉加召开的欧洲汉学学会的会议前，私自拿取并删除了有政治敏感的学术材料和大会章程。

　　这个举动引起了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欧洲汉学学会主席罗杰•格雷特克斯的抗议：“这种干涉一个独立民主、非盈利学术组织所筹划的国际会议，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也就是说，这个在中国教育领导看来是家常便饭的动作，在西方学界看来坐实了他们对于孔子学院管理层以政治立场干预学术自由的看法。

　　不久之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宣布不再与孔子学院续签合作协议，于2015年6月30日关闭该校始建于2005年的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加拿大、美国的大学教授协会也先后呼吁全国高校切断与孔子学院的联系。随后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先后拒绝与孔子学院续约。这些动作都因担心孔子学院侵犯学术自由。

　　根据美国全国学者联盟(NAS)的统计，从2014年到目前为止，美国有17所孔子学院已经关闭，或是正准备关闭。

　　其实，孔子学院所受到的挤兑，与中国对外软实力其他形式的输出，甚至中国企业国际拓展，如华为受到打压，都有逻辑上的可类比之处。比方说孔子学院的教员，如果必须在美国遵守中国的法律，在美国人看来，根据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第七条的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

　　美国政府官员和媒体经常引用这个条款佐证中国企业(如华为)、机构(如孔子学院)、团体(如中国学生联谊会)和个人(如中国学者)，可能屈服于中国法令的要求，为政府执行情报任务。但尽管近年来美国情报机构屡屡提出对中国学者可能为间谍的警告，参议院报告也指出联邦调查局正在高度关注孔子学院，委员会并没有发现孔子学院有从事所谓“间谍活动”的证据。

　　在另一份平行报告中，美国政府问责局审查了90个设立孔子学院的协议，并就与孔子学院有关的利益和相关问题与学校官员进行了访谈。尽管90份协议中有42份要求对该文件保密，但有些协议可以在线搜索或应要求提供。90份协议中有三分之一明确说明了美国学校政策如何适用于孔子学院。政府问责局发现，十所案例研究的学校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的学校政策适用于他们学校的研究机构。

　　政府问责局发现，有学者担心孔子学院的存在会限制校园活动和课堂内容，例如一些有研究所的学校可能会避免举办可能包括批评中国议题的活动，以免冒犯中国合作伙伴。但同时，也有些学校官员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担忧并不适用于他们的孔子学院，并指出孔子学院赞助了关于这些敏感主题的活动。尽管如此，学校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士还是建议学校改进孔子学院的管理，例如重启谈判协议，以澄清美国学校的权力，并使协议对外公开。

　　美国参议院常设调查小组委员会在2月28日举行了关于孔子学院的听证会，同时发布了一份《中国对美国教育系统的影响》报告，声称“中国政府几乎控制着美国孔子学院的方方面面”，在基本不受美国政府监督的情况下，扩张中国的影响力。委员会正寻求立法加以限制，甚至考虑让孔子学院根据《外国代理登记法》注册为中国政府代表，强调如果孔子学院不进行改革就应该停办。在此同时，美国政府问责局也发布了平行的调查报告。

　　荷兰王后马克西玛(右)与荷兰格罗宁根孔子学院外方院长曹雪飞(左)交谈

　　2005年9月，我参加了纽约华美协进社孔子学院的揭牌仪式，它当时是继马里兰大学和芝加哥公立学校之后在美国设立的第三所孔子学院。作为一名以中文为母语的人，即使经过多年锻炼，已经能够用英语发表文章和进行最困难的商务谈判，也学过德语、法语和日语，我仍然认为中文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如果学习外语会使人谦虚，我认为无疑让外国人学习汉语，是帮助他们了解中国文化和思维最好的方式，也是中国凸显软实力的最好途径。

　　华美协进社开办孔子学院打的口号是：The Future Speaks Chinese(“未来讲汉语”)。对我来说，一个说中文的未来的确使人振奋!但13年后，为什么孔子学院在美国政坛和学界如此不受待见?孔子学院变成当今险峻国际政治斗争的代表符号。我认为这是中国对世界善意所引起最大的误解，但是我们应该怎么做才能够扭转这个孔子学院被“政治化”甚至“妖魔化”的趋势?

　　孔子学院的初衷值得赞赏：中国有权施展它的软实力，与世界分享它的语言文化，促进国际的交流和相互了解，这在当下西方文化中心主义主导的语境中尤为重要。然而美国政界与学界对孔子学院的围堵，我们不应纯粹以畏惧“中国崛起”的政治打压视之。我们在“条件反射”之前，应该先审视为什么孔子学院让美国人害怕?

　　参议院报告中指出，缺乏学术自由、缺乏透明度和缺乏互惠对等待遇，是中国经营孔子学院的三大弊病。值得注意的是，报告本身并不否定孔子学院传递中国文化功能上的价值。报告的结论呼应了去年11月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发布的报告《中国影响力与美国利益：提高建设性的警惕》对于孔子学院的评估：“在美国大学校园内，孔子学院为中国政府提供接近美国学生的渠道。由于孔子学院在让学生和社区接触汉语和文化方面具有积极的价值，因此这份报告基本上并不反对，但确实建议对孔子学院实行更严格的大学监督，要求它实施学术自由和透明度标准……尽管美国对研究美国政治或历史的中国学者开放，但中国限制美国学者和研究人员准入研究中国政治制度、社会和历史的政治敏感领域。”

　　学术自由

　　孔子学院所引起的争议确实反映了美国大环境对于中国影响力的反击，事实上许多对孔子学院的担心，令人想起对于中国企业如华为的种种忌惮。参议院报告还把孔子学院的使命与《中国制造2025计划》和“千人计划”类比，认为通过孔子学院，中国政府正试图改变在美国和世界各地对中国形成经济和安全上威胁的成见。孔子学院的“软实力”使人对于中国长期对国内外异议的打压视而不见。

　　这个评估中国对外影响力的视角，深层次地反映了胡佛研究所报告所指出的症结：“由于党国无所不在，许多名义上独立的行动个体，包括中国公民社会、学术界、企业、甚至宗教机构，最终也受政府牵制，并经常受到为国服务的压力。”

　　从这个视角来看，中国政府对孔子学院提供资助的条件有可能形成对学术自由的妥协：所有教师、活动和演说者都必须通过中国政府批准。一些美国学校在合同上同意中国和美国的法律同时适用。中国教师与中国政府签订合同，保证不会损害中国的国家利益。这种限制试图“出口”中国的政治审查制度，防止讨论政治敏感话题，甚至在校园造成自我审查的顾忌。

　　然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中国政府通过教育部直属事业单位国家汉语国际推广领导小组办公室(“汉办”)管理孔子学院。根据孔子学院总部的官网，美国孔子学院是应美国大学的自愿申请，由孔子学院总部、中国大学与当地大学本着“相互尊重，友好协商，平等互利”的原则，订立正式协议而设立。

　　每所“加盟”的美国学校都与国家“汉办”签订合同，确立孔子学院的期限。美国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审查的合同通常是这样的合同：其条款规定中美两国法律适用，且禁止公开披露合同。如果美国学校采取“严重损害形象的行为”，或危害孔子学院的声誉，将造成合同终止。

　　过去15年来中国在美国院校开设了100多所孔子学院，全美还有519多所中小学开设了中文课程的孔子学堂。美国参议院调查小组估计，从2006年至今，中国已经在美国校园投入1.58亿美元设立孔子学院。

　　2014年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对孔子学院看法的分水岭。参议院报告多次引用《华尔街日报》2014年标题为“中国宣传的教训”的文章所指出的“布拉加事件”，显示孔子学院的领导是中国思想审查制度的执行者：孔子学院高级官员在2014年7月于葡萄牙布拉加召开的欧洲汉学学会的会议前，私自拿取并删除了有政治敏感的学术材料和大会章程。

　　这个举动引起了瑞典隆德大学教授、欧洲汉学学会主席罗杰•格雷特克斯的抗议：“这种干涉一个独立民主、非盈利学术组织所筹划的国际会议，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也就是说，这个在中国教育领导看来是家常便饭的动作，在西方学界看来坐实了他们对于孔子学院管理层以政治立场干预学术自由的看法。

　　不久之后，瑞典斯德哥尔摩大学宣布不再与孔子学院续签合作协议，于2015年6月30日关闭该校始建于2005年的欧洲第一所孔子学院。加拿大、美国的大学教授协会也先后呼吁全国高校切断与孔子学院的联系。随后芝加哥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先后拒绝与孔子学院续约。这些动作都因担心孔子学院侵犯学术自由。

　　根据美国全国学者联盟(NAS)的统计，从2014年到目前为止，美国有17所孔子学院已经关闭，或是正准备关闭。

　　其实，孔子学院所受到的挤兑，与中国对外软实力其他形式的输出，甚至中国企业国际拓展，如华为受到打压，都有逻辑上的可类比之处。比方说孔子学院的教员，如果必须在美国遵守中国的法律，在美国人看来，根据2017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情报法》第七条的规定，“任何组织和公民都应当依法支持、协助和配合国家情报工作，保守所知悉的国家情报工作秘密。”

　　美国政府官员和媒体经常引用这个条款佐证中国企业(如华为)、机构(如孔子学院)、团体(如中国学生联谊会)和个人(如中国学者)，可能屈服于中国法令的要求，为政府执行情报任务。但尽管近年来美国情报机构屡屡提出对中国学者可能为间谍的警告，参议院报告也指出联邦调查局正在高度关注孔子学院，委员会并没有发现孔子学院有从事所谓“间谍活动”的证据。

　　在另一份平行报告中，美国政府问责局审查了90个设立孔子学院的协议，并就与孔子学院有关的利益和相关问题与学校官员进行了访谈。尽管90份协议中有42份要求对该文件保密，但有些协议可以在线搜索或应要求提供。90份协议中有三分之一明确说明了美国学校政策如何适用于孔子学院。政府问责局发现，十所案例研究的学校接受采访时指出，美国的学校政策适用于他们学校的研究机构。

　　政府问责局发现，有学者担心孔子学院的存在会限制校园活动和课堂内容，例如一些有研究所的学校可能会避免举办可能包括批评中国议题的活动，以免冒犯中国合作伙伴。但同时，也有些学校官员举了一些例子来说明这些担忧并不适用于他们的孔子学院，并指出孔子学院赞助了关于这些敏感主题的活动。尽管如此，学校官员和其他相关人士还是建议学校改进孔子学院的管理，例如重启谈判协议，以澄清美国学校的权力，并使协议对外公开。

　　透明度

　　缺乏透明度已经成为对于中国组织或企业运作模式的刻板印象。为此美国国务院计划在2019年增加对孔子学院的实地审查。

　　根据参议院的报告，在设立一所孔子学院之前，国家“汉办”通常会提供一个美国学校10万到20万美元的启动费用，约3000本书籍和其他教材。国家“汉办”选派中国院长和教师免费提供给美国合作的学校。美国政府问责局考核的十所孔子学院显示，主办孔子学院的美国学校通常提供与汉办赞助相匹配的年度资金，以及课堂空间和行政支持，虽然美国学校官员有机会面试这些候选人，但中国政府如何选择这拨候选人却并不清楚。美国学校官员也不了解候选人是否符合美国学校本身的招聘标准。国家“汉办”要求主任和教师候选人通过英语能力测试和心理测试，以确定他们能适应在美国生活和教学。除此之外，美国学校对于孔子学院的管理人员和教员的筛选过程的理解相当有限。

　　每个孔子学院的中国主任和老师也与国家“汉办”签订合同。与国家“汉办”的合同明确规定，如果院长和教师“违反中国法律”、参与“不利于国家利益的活动”、或“参与非法组织活动”，合同将被终止。合同并且规定院长和教师必须“认真地维护国家利益”，并在到达美国一个月内到中国大使馆报到。

　　美国政府问责局的调查显示，许多学者对孔子学院的教师选拔过程表示担忧。国家“汉办”或中国合作学校负责筛选孔子学院教师的初步申请，并向美国学校提出候选人。除了公布的标准之外，许多人担心政治因素或宗教信仰的考量，是否在审核过程中起了隐形的作用。

　　然而同时美国政府问责局也发现，许多孔子学院所在美国学校的官员对聘用教师的资格介绍常来自中国合作大学，并由合作伙伴或国家汉办转介，但美国学校做出最终招聘的决定。

　　参议院报告也指出美国签证流程把关的失败。美国国务院负责中国籍院长或老师进入美国孔子学院的签证签发审核。2018年国务院因为 32名孔子学院教师和学者并非进行研究，而是在K-12学校教学，而撤销了他们的交流访问学者(J-1) 签证。

　　对等互惠

　　除了“不透明”问题之外，参议院报告也指出中国对于美国的对应组织缺乏互惠精神。为了应对日益普及的在美国开张的孔子学院，美国国务院发起了在中国的外交计划。自2010年以来，国务院提供了5.1亿美元为中国的29个“美国文化中心”(ACCs)提供了拨款。

　　通过“美国文化中心”项目计划，比照孔子学院的模式，一所美国学校与一所中国学校合作，美国学校使用补助金在中国合作学校的校园里营造一个空间，“让中国人更好地了解美国，其文化、社会、政府、语言、法律、经济中心和价值观。”

　　但报告指出，美国文化中心与孔子学院明显差异之处是：美国国务院尽管提供资金赞助，但政府并不支付或审查教员或董事，也不提供书籍或材料，也没有权利否决活动的提议。然而即使“没有官方干预，中国政府从一开始就扼杀了美国文化中心计划的建立。”

　　总的来说，对一些美国学校来说，设立美国文化中心打一开始就遇到了种种路障。例如在经过广泛的谈判后，一家中国学校贸然拒绝美国文化中心的设立，认为没有看到需要设立的必要性。

　　而已经开放的美国文化中心发现，它们需要中方的许可才能举办大多数文化活动：一所中国寄宿学校拒绝美国文化中心主办关于拳王阿里生平的戏剧;另一所拒批关于美国人面临的政策问题的系列讲座。一位在中国的美国文化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当地的共产党成员经常参加审批程序。另一名美国文化中心官员经过两次中国警察对她的广泛审问后选择离职。一位同事告诉她：中国警察审讯美国学校的管理人员是很普遍的现象。

　　参议院报告指出，美国国务院在过去四年中记录了80多个案例，显示中国政府以各种形式直接干涉美国文化中心的计划，包括临时取消已经获得批准的活动。

　　国务院检察长在2017年12月认定，美国文化中心基本上无法在华完成使命。2018年10月国务院结束了所有美国文化中心计划拨款，重新进行内部评估程序。目前没有未来对美国文化中心拨款的计划。

　　但美国政府问责局有不同的观察。根据它在2016年对12所与中国大学合作在中国设立学位授予机构的美国大学的调查，这些中美合作大学项目强调学术自由，但面临互联网审查和其他挑战。

　　这个调研的对象不是在华的美国文化中心，而是中美合作大学教程。它们在中国受到中国合作大学和中国政府机构对其机构的支持，由于美国政府机构和私人捐助者提供的资金有限，这些美国学校在当地得到了土地、建筑物资源、以及中国大学校园设施的支援。来自中方的支援在数量上差异很大，比方说一所大学收到近500英亩的土地，中国省和地方政府承诺花费大约2.4亿美元用于建设和开发设施。这12所大学中有5所接受了美国联邦资助，其中大多数都是对美国学生的奖学金援助。

　　美国政府问责局也指出，它所审查的大多数美国大学都在其书面协议或其他政策中，要么是体现了对学术自由的保护，要么表明中国的机构将遵守与其美国校园相当的学术标准，例如允许学生从事相关主题的研究，并允许学生在课堂上自由提问。其中一所大学的协议规定，中美合作大学的所有成员和访问者将拥有无限制的言论自由和研究自由，并且不会受到选择研究或演讲主题的限制。另外三所大学的书面协议表明中外合作的机构将遵守与美国校园或大学认证机构或其他权威机构相称的学术标准。

　　在2016年的审查中，美国政府问责局从中外合作的教育机构采访的130多名教师和学生报告说，学术自由并未受到限制。学院表示它们没有面临学术限制，可以教授和学习选择的任何题目，有一名老师甚至声称他和他的同事故意在课堂讨论中引入政治敏感话题，以测试这是否会引发任何投诉或企图审查。学生们也普遍表示他们有学术自由，可以学习或讨论任何话题。一些曾经在中国大学学习或认识过其他人的学生对在中国的美国大学的经历进行了对比，并指出他们可以与教师进行互动对话，讨论敏感话题，并在美国机构自由获取信息。

　　然而在美国政府问责局审核的中美合作大学中，只有不到一半在审核时显示无障碍的网络访问自由。在这些享受“网络自由”的大学，大学成员可以访问在中国被封锁的搜索引擎、报纸和社交媒体网站，例如《纽约时报》、谷歌和脸书，然而在其他大学却并非如此。在几所受到登录互联网限制的大学，学生和教师表示有时会面临教学、开展研究和完成课程作业的挑战。

　　美国政府问责局对中美合作大学在中国所受到的待遇，提出了比参议院报告对美国文化中心的经历较为正面的报告，显示不同学校、不同性质的机构由于所在地和合作方的不同，可能境遇有别。值得探索的是，过去两年多来是否有所变化?美国文化中心由于代表了“美国价值”的“输出”，是否在中国受到更多牵制?

　　美国未来可能的动作

　　不可否认的是，孔子学院在美国的存亡，目前已经到了关键时刻。中国政府也有理由反问：如果这样大笔砸钱、用心良苦营造的机构，却反而对于中国形象造成负面影响，这样的投资是否值得?

　　从参议院报告所提出的建议看来，美国国会可能借着立法程序，要求所有美国学校公布与外国政府的合同，包括所有孔子学院的合同，上线供学生和教师审查;并要求合同应该有明确条款来保护学术自由，还规定在美国校园里外国法律不得适用。

　　美国政府可能要求美国学校确保“汉办”不能在批准孔子学院年度预算的细节上行使否决权;要求美国学校必须确保任何外国政府资助的活动或研究不妨碍学术自由，也不局限于片面、选择性的观点;并要求孔子学院的活动包括有关资金来源的免责声明。

　　美国学校应确保“汉办”的审查、筛选和面试流程与美国学校自己的招聘程序和标准相一致。挑选董事和教师的过程应该对美国学校完全透明。美国学校也应该尝试招收“汉办”权限之外的汉语教师。

　　参议院报告甚至建议国会和州和地方教育官员应研究中国语文教育规划的需求，并考虑在某些情况下进行额外的投资，重点是美国学校、州和地方教育委员会不应该把汉语教学“外包”给汉办。

　　另外对于孔子学院的操作可能有具体影响的是，参议院可以责成司法部来确定孔子学院是否代表外国委托人从事影响美国政府或公众的活动，然后司法部应该就此评估孔子学院或其员工是否应该根据《外国代理登记法》注册，代表中国政府。最近 美国司法部要求新华社和前身为中央电视台英语国际频道的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美国分支机构，按照《外国代理人登记法》登记为在美国的“外国代理人”，除了必须向美国政府定期申报其年度预算和开支、所有权结构等信息，还必须在其发表和播出的文字、图片和音像中注明其为“外国代理人”，在运作上也会受到限制。

　　参议院报告建议美国国务院应要求中国让美国的外交官和雇员在中国受到互惠、公平的待遇，包括(在中国允许)常规访问或参与美国的所有网站、项目和活动。为确保在任何情况下，美国学校都不会在学术自由上妥协，参议院报告认为在中国运营的美国学校应告知学生，中国对互联网实施审查和其他相关限制。如果孔子学院的运作缺乏充分的透明度，美国大学在华校园的文化推广工作不能得到全面互惠，美国参议院报告认为孔子学院不应该继续在美国存在。

　　如何彰显符合国际规范的“软实力”?

　　孔子学院的经历突显了中美之间目前在教育制度方面有非常大的冲突跟差异：在中国学术自由绝对不是高等教育的主要宗旨，从各大高校的官网看来，可以很明显地看到权力的架构是党的领导凌驾于学术领导，这对于美国人来说，难以理解也无法接受，形成观念本质上的冲突。在美国人看来，孔子学院虽然是标榜非意识形态的组织，但如果由这样的组织来控制言论，甚至妨碍其他国家的学术自由，是不是一种意识形态和价值观的“输出”?

　　孔子学院的使命，其实遵循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法语联盟、德国歌德学院、西班牙塞万提斯学院的模式，但是为什么如此遭到挤兑?这难道是西方文化中心主义的延伸，或是 “中国威胁论”者的蓄意挑事?

　　法语联盟是一个独立的法人机构，受到法国政府的支助有限，歌德学院和塞万提斯学院则属于政府官方机构。这些欧洲文化组织虽然受到不同程度的政府赞助，但基本上并不负责审核排除“异议”。

　　因此在孔子学院重新评估其架构之时，是否应该考虑在经费和管理上采取西式做法，从而减低政府官方的色彩，并引入更多民间资源以基金会的方式运作?我认为在目前中国的体制下可能不容易实现：中国民营企业家对慈善事业的认知还在初级学习阶段，而国内对于思想输出严格管控的现实，加上中国的企业和非营利组织也未能完全独立于政府对意识形态的管制，这些恐怕使得民间资金参与的有效性受到限制。

　　因此问题的根源比政府赞助本身更深，涉及到政府对于意识形态的管控。美国掀起对孔子学院的“防范”虽然有些过度，但从很多角度来说，中国国内对于境外机构和思潮的“防范”似乎有过之而无不及。

　　或许有人会问：美国对于孔子学院的警惕或不包容，不就是对它所倡导的言论自由和学术自由“打脸”吗?其实美国关于言论自由法律早有定论：主张言论自由的机制，不需要包容反对言论自由的体制和论述。

　　中国面对贸易战的压力下，虽然表示坚持市场对外开放，但是相对于经济开放之外，是不是对于思想文化领域也将对外开放?这仍然是一个很大的疑问。如果中国的学者和研究员没有办法和西方社会的学者和研究员一样，有对等的探索知识的自由，长期下来信息上的不对称，将会对中国学术的竞争力造成打击，在中国语境与外界语境隔离之际，对中国对外施展软实力也将形成莫大的路障。

　　孔子学院的挫败，暴露了中国与西方主流的教育体制尖锐的分歧，只要“学术自由”在中国教育体制内不深深根植，任何孔子学院的善意和美好，都将继续笼罩在“禁口令”的乌云之下。孔子学院被“拉黑”的话，不但对中国软实力是一个挫败，对于中国与其他文化的“文明对话”也将造成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