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天早起，我都会先扫一眼谷歌的新闻版块。这是在美国养成的习惯，至少它能保证我不会漏看重大新闻。

　　“五一”期间谷歌推送的重大新闻里，没有China的字样，这真是少见的安静。

　　事关中国的报道在美国媒体所占的比重如此之大，甚至很难找到除美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与之分庭抗礼。

　　这让我想起我的英国朋友Andrew，他从牛津大学本科毕业时，还是青葱岁月的大男孩儿，就拿到了英国在华的一个重要职位。那时我们在北京刚认识，对中文一窍不通的Andrew告诉我，大概在2004年前后，他发现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突然变成了常态，几乎每天都有一篇与中国相关的文章，这触动了还在学校念书的他的职业规划敏感：他的未来与中国有关。

　　如今青年才俊Andrew也搬到华盛顿，成为智库的一名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中国。

　　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世纪话题，但这个话题的走向在近二年陡然生变。几天前我和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在微信上聊天，他说，其实真应该关注一下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不同反应。

　　他的话让我眼睛一亮，这是个相当好的专栏题目。

　　美国人，和任何国家的人一样，都是不可量化的概念，套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三亿美国人眼中可能有三亿个不同的中国。

　　媒体报道的“中国崛起”、学者眼中的“中国崛起”、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商人眼中的“中国崛起”、投资者眼中的“中国崛起”以及普通百姓眼中的“中国崛起”，各有各的维度，各有各的视角。

　　实际上，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关心所谓的“中国崛起”，也不关心中国。他们每天在自己的世界中忙碌，即使和中国发生关系，可能就是购物时买了”中国制造“的产品，甚至他们关心的只是价格和质量，到底是不是中国制造也不太重要。

　　我在采访华尔街的一个银行家朋友时，他引荐我和戴维•斯密克(David M. Smick)聊聊。斯密克是个传奇人物，做过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经济问题高级咨询顾问，还是索罗斯等传奇金融投资大师的业务顾问，被业界同行称为“最了解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人物。他写了畅销书《世界是弯的》以回应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书作获得好评，以至于有人打抱不平，认为他没必要非和弗里德曼搅在一起。

　　去年他出了新书，《大平衡：实体经济资本主义如何创造适合每个人的经济》(The Great Equalizer: How Main Street Capitalism Can Create an Economy for Everyone)，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精装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列第八。

　　身为投资、金融、经济咨询顾问，斯密克一张口就给了我一个非常有趣而专业的比喻。他说，近来，几乎就是这两年的时间，人们对中国的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就像是在货币/大宗商品市场，各种趋势暗流涌动，某个趋势突然得以强化、并达到引爆点后，市场就向着新的方向迅速位移。

　　人们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因去年特朗普当选而得以强化。玫瑰色褪去，寒意渐浓。

　　网络的美国民意

　　怎样才能了解美国人如何评判中国的崛起?

　　在网上我找到了美国盖洛普公司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53%的美国民众开始对中国持积极看法。仅在两年前，这一数字还停留在44%。这一结果后面加的注解这样说：它具有标志性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民众对中国和平发展认可度的增加。

　　对民意调查，我浅薄的理解是，问题的设计、调研方式的不同、样本选择的代表性不同，民调出来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所以，盖洛普的调查反应的是一部分美国人的观点。寻找民意的另一个方向是，看网络评论。

　　几个月前，《纽约时报》刊发了一个特写文章：中国崛起和“自由贸易”衰落之谜。文章提出的问题是：要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就及其难以预料的后果的话，人们必须要问：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领导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者换个问题：为什么它不应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应该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工业补贴，以及基本上或根本不考虑“自由贸易”规则——发生了呢?

　　文章在最后一部分总结说，中国非但没有如预测的那样崩溃，反而再一次展示了道尔在谈及日本时所说的“融敏锐、伤痛与深刻的脆弱感于一体的民族自豪感”的力量。这种败落多年想要逆袭复仇的单纯野心，是美国从来都没有体会的。

　　文章在评论关闭前收集了176条评论，置顶的几条评论对中国直接或间接的评价包括：与自由社会相反的专制;完美的公司化法西斯国家;美国养虎为患;尽管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22世纪将不会属于任何人——为增长而增长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而点赞最多的评论则说：鸦片战争重创了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层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国家遭受了什么。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政府将为19世纪的过去而报复西方国家。

　　5月2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的署名评论，题为“打击中国侵略的工具”。当天文后共有61条评论，直接点名中国的两条评论说，对特朗普的大多数事情都不能苟同，惟有坚决支持他对抗中国;另外一条说，永不信任红色共产中国。

　　这些评论展示了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不过在网络评论中，向来不乏负面态度，无论指向是否针对中国，所以也只能算参考的一个维度。

　　我于是去求助社会学家。我的朋友Robert A. Gordon颇为知名，不过这点我是后来通过Wikipedia才知道的。Robert以研究智识、种族等而闻名。在平常接触中，Robert算是我熟识的美国人中最聪明、也最有幽默感的，他总能用三言两语就把大家逗乐。他的形象也充满喜感，不用雕饰就自带圣诞老人的神韵。

　　Robert对我描述了美国人看中国的社会心理过程，他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最初始自传教士。传教士们传回美国的信息是，中国人勤劳聪明，这使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尊重和同情普遍而深厚。后来日本侵华及它带给中国人的苦难强化了这一看法。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不适甚至仇恨逐渐软化，随着日本恢复元气并开始繁荣而变成了尊重。日本制造的产品也从被嘲讽的对象变成了被推崇之物。之所以提到这一点，Robert说，因为美国对中国人的态度与对东亚人的一般印象相融合。

　　尽管面临新的经济竞争，但日本和韩国的崛起总的来说受到美国的欢迎。中国的崛起本来也可能遵循相同的模式，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民主制度的政府构成了挟制，使美国人把中国看作是一种威胁，尽管他们对中国人依然怀有敬仰。

　　Robert引用了社会学中广为人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他说，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中国自认为有迫切赶上西方的必要，但这种迫不及待和中国采取的一些策略引发了美国人的担忧——说的不好听就是警惕。

　　中国崛起带来的五味杂陈

　　关于中国快速崛起的各种讨论，在2014年以后就在中国变得非常密集而认真，起码在网上是这样体现的。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所谓“崛起”有些无厘头。机构风险分析 (IRA) 公司联合创始人克里斯• 维伦(ChristopherWhalen)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中国“崛起”是个愚蠢的概念。中国一直就是重要的国家，只不过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战争和外来入侵。一旦中国内部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的回归就是自然而然的。

　　当我和不同背景的美国人探讨中国“崛起”时，很多人都有一头雾水的感觉。我只好改变方式方法，让他们告诉我，提到中国，他们脑海中出现的五个概念/画面/事物。

　　七个美国中产阶级背景的人分别给我的答案是：

　　A：美食、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巨大的建筑工地、上海、美好的自然风光;

　　B：增长、科技、共产党、大米、中医;

　　C：基础设施、自行车的滚滚洪流、食物、巨大的浪费、朝代更迭;

　　D：乌泱泱的人、长城、古代文化、共产党、制造业;

　　E：血汗工厂、劣质产品、污染和生态危机、失业、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F：好多人、古老的文明、日新月异、被各国所误解、神奇的汉语;

　　G: 丰富的历史文化、半个世纪的革命影响了全球的发展轨迹、毛泽东之后政治转型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带来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奇迹、在创新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固步自封的偏见;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并可能会引导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

　　那些和中国有所来往的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话题有更切身的感受。一个美国外交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中国工作，对她来讲，中国崛起在摆脱贫困上真实存在的、也是了不起的，其它则要就事论事，不能用“崛起”两个字一概而论。

　　埃尔南德斯(EddyHernandez )是全球知名的阿根廷探戈大师，每年都受邀在各国表演并教学，今年春天他受邀去了北京和上海。刚从中国回来的埃尔南德斯因雾霾的影响，不时咳嗽几声，但他对中国的兴奋却溢于言表。

　　他在中国用起了微信，感慨于中国的移动支付直接跨越了美国的信用卡阶段;他的中国学生在使用共享单车，他比较了中美共享单车价格和市场的区别后，对我说，科技创新在中国有如此庞大的市场真让人惊叹;而中国人是他认为中国必定超越美国的主要因素——他说，“我在全球教探戈，中国学生的年轻程度、对学习的认真精神，竞争精神让我印象深刻，也许阿根廷探戈的未来，就在中国。”

　　如果有共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共识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成功。

　　摩根大通一个高管的话很有代表性。他对我说，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有13亿的人口都必然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国通过与西方世界相联、开放本国经济进行贸易往来而获益匪浅。从经济的角度，中国似乎成功地把计划经济与个人的财富创造进行了调和。这使得中国更像是不同“主义”的混合体，更恰当地说，是重商主义。

　　当中国以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的姿态出现时，Robert说，原则上，中国作为经济竞争者的崛起，应该与有领土野心的庞大军事力量的崛起分开;但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认为这两者密不可分。同样，在受过更多教育的美国人眼中，这种不可分割性常常被视为煽动爱国主义的策略，以维护对权力的垄断。

　　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的崛起应该不局限于目前这一种形式，这样美国人接受起来会容易些。但目前中国传来的信息是，中国的崛起似乎只能遵循一种形式，这让美国人感到不安。

　　围攻中国变成国际共识?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段时间，斯密克告诉我，冷战结束，美国人、至少是美国精英们浪漫地相信，历史终结，全球化，中国将会不断开放并进入西方经济体系、与自由国际秩序相联通，所有人将从中受益。

　　虽然美国、甚至在整个西方，精英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中国在搭免费车，但他们对中国一直留存希望，直到最近态度集体转向。

　　西方精英们并不掩饰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这体现在一些智库或研究机构的话题上。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Berliner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是迄今西方面临的最艰难的战略挑战(China Is the Most Difficult Strategic Challenge the West Has Faced to Date)。

　　关于“中国崛起”的分析文章甚至出现在美国的投资理财网站上，其中一篇文章声称，美国国防部大规模裁员已超过五年，北约成员国不愿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些给了中国崛起的空间。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说，“战略性耐心”在努力尝试后没有奏效，西方国家过去十多年来出现了致命的错觉，现在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对投资者和商业繁荣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是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斯兰极端主义还是南美洲和非洲的失败国家?没人能确定地回答，但未来几年人们需要警惕并采取政策来应对“意识形态驱动的中国政府”。

　　中国崛起的一个支点是沿着欧亚大陆轴心重划全球经济界线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精英们对“一带一路”的解读，也暗合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解读。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亚洲有自己的权力平衡，许多国家在担心中国权力的崛起。在回答“一带一路”是否会成为改变国际格局的重大战略的问题上，约瑟夫•奈说，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家哈尔夫•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提出，掌控了欧亚大陆就是掌握了全世界。与之相对，美国的政策更倾向于19世纪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上将的理论，更强调于海上力量和边缘地带。“麦金德vs马汉，我赌马汉胜。”约瑟夫•奈说。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A. Manning)则话里有话的说，不一定只有白人才会成为新殖民主义者。很可能将来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日益增大其联盟，打击中国民族保护主义或游戏产业政策的尝试。

　　在维伦眼中，中国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依赖于与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非真正的，可持续的内部需求。他认为 “一带一路”就是个例子，它靠加大小国的债务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将以经济灾难收尾，同时在地缘政治上制造问题。

　　在北京为期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最后在所有期待中悄然散场，吃瓜群众都觉得一定是水太深，分歧太大，双方在关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可能要吵上相当一阵子。

　　水到底有多深，要看美国甚至西方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有多大。

　　斯密克告诉我一个最近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春季会议上的细节。这个例行会议每年都会聚集各国财长和央行官员及相关金融人士，很多人都和斯密克相交甚密。

　　斯密克对我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事实上，欧盟国家的人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对特朗普的关税行动不是特别感兴趣。但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及强制技术转让方面问题巨大。他们直接明言，如果特朗普指向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的方向，他们就会跟从。”

　　这些国际金融官员们提到中国时用的词是”不公平“，”令人发指“，斯密克听到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策制订者相似的抱怨，他们说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巨大的错误，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去遵守规则。

　　斯密克对我描述这些场景时说，“我真是很惊讶，如果是两年前，根本就不可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然后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高官也做了相似的表达。所有信息指向都很明白，特朗普打响了对中国的第一枪，使包括欧洲在内的力量重新开始评估中国。欧洲希望特朗普停止在关税上争执，西方应当集中力量来应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

　　我有一个相识三、四年的朋友是典型的美国白人，一个富庶的农场主，以画油画、赛马为乐。我们的谈话从来不涉及中国。几天前他忽然问我，中国人为什么要偷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

 　　每天早起，我都会先扫一眼谷歌的新闻版块。这是在美国养成的习惯，至少它能保证我不会漏看重大新闻。

　　“五一”期间谷歌推送的重大新闻里，没有China的字样，这真是少见的安静。

　　事关中国的报道在美国媒体所占的比重如此之大，甚至很难找到除美国之外的另一个国家与之分庭抗礼。

　　这让我想起我的英国朋友Andrew，他从牛津大学本科毕业时，还是青葱岁月的大男孩儿，就拿到了英国在华的一个重要职位。那时我们在北京刚认识，对中文一窍不通的Andrew告诉我，大概在2004年前后，他发现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媒体对中国的报道突然变成了常态，几乎每天都有一篇与中国相关的文章，这触动了还在学校念书的他的职业规划敏感：他的未来与中国有关。

　　如今青年才俊Andrew也搬到华盛顿，成为智库的一名学者，他的主要研究方向还是中国。

　　中国注定要成为一个世纪话题，但这个话题的走向在近二年陡然生变。几天前我和对外经贸大学WTO研究院院长屠新泉在微信上聊天，他说，其实真应该关注一下美国社会对”中国崛起“的不同反应。

　　他的话让我眼睛一亮，这是个相当好的专栏题目。

　　美国人，和任何国家的人一样，都是不可量化的概念，套用“一千个人眼里有一千个哈姆雷特”的说法，三亿美国人眼中可能有三亿个不同的中国。

　　媒体报道的“中国崛起”、学者眼中的“中国崛起”、和中国有生意往来的商人眼中的“中国崛起”、投资者眼中的“中国崛起”以及普通百姓眼中的“中国崛起”，各有各的维度，各有各的视角。

　　实际上，绝大多数美国人并不关心所谓的“中国崛起”，也不关心中国。他们每天在自己的世界中忙碌，即使和中国发生关系，可能就是购物时买了”中国制造“的产品，甚至他们关心的只是价格和质量，到底是不是中国制造也不太重要。

　　我在采访华尔街的一个银行家朋友时，他引荐我和戴维•斯密克(David M. Smick)聊聊。斯密克是个传奇人物，做过两党总统候选人的经济问题高级咨询顾问，还是索罗斯等传奇金融投资大师的业务顾问，被业界同行称为“最了解世界经济和金融”的人物。他写了畅销书《世界是弯的》以回应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书作获得好评，以至于有人打抱不平，认为他没必要非和弗里德曼搅在一起。

　　去年他出了新书，《大平衡：实体经济资本主义如何创造适合每个人的经济》(The Great Equalizer: How Main Street Capitalism Can Create an Economy for Everyone)，这本书在《纽约时报》精装非小说类畅销书排行榜上位列第八。

　　身为投资、金融、经济咨询顾问，斯密克一张口就给了我一个非常有趣而专业的比喻。他说，近来，几乎就是这两年的时间，人们对中国的态度突然发生了转变，就像是在货币/大宗商品市场，各种趋势暗流涌动，某个趋势突然得以强化、并达到引爆点后，市场就向着新的方向迅速位移。

　　人们对中国态度的变化因去年特朗普当选而得以强化。玫瑰色褪去，寒意渐浓。

　　网络的美国民意

　　怎样才能了解美国人如何评判中国的崛起?

　　在网上我找到了美国盖洛普公司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2018年53%的美国民众开始对中国持积极看法。仅在两年前，这一数字还停留在44%。这一结果后面加的注解这样说：它具有标志性意义，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美国民众对中国和平发展认可度的增加。

　　对民意调查，我浅薄的理解是，问题的设计、调研方式的不同、样本选择的代表性不同，民调出来的结果会有天壤之别。所以，盖洛普的调查反应的是一部分美国人的观点。寻找民意的另一个方向是，看网络评论。

　　几个月前，《纽约时报》刊发了一个特写文章：中国崛起和“自由贸易”衰落之谜。文章提出的问题是：要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就及其难以预料的后果的话，人们必须要问：一个共产主义国家领导的市场经济，为什么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或者换个问题：为什么它不应该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为什么中国的崛起不应该像实际发生的那样——国家主导的经济计划、工业补贴，以及基本上或根本不考虑“自由贸易”规则——发生了呢?

　　文章在最后一部分总结说，中国非但没有如预测的那样崩溃，反而再一次展示了道尔在谈及日本时所说的“融敏锐、伤痛与深刻的脆弱感于一体的民族自豪感”的力量。这种败落多年想要逆袭复仇的单纯野心，是美国从来都没有体会的。

　　文章在评论关闭前收集了176条评论，置顶的几条评论对中国直接或间接的评价包括：与自由社会相反的专制;完美的公司化法西斯国家;美国养虎为患;尽管21世纪将是中国的世纪，但22世纪将不会属于任何人——为增长而增长是癌细胞的意识形态;而点赞最多的评论则说：鸦片战争重创了中国。中国人民和中国领导层没有忘记，也不会忘记他们的国家遭受了什么。中国人相信他们的政府将为19世纪的过去而报复西方国家。

　　5月2日《华盛顿邮报》发表了佛罗里达州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Marco Rubio)的署名评论，题为“打击中国侵略的工具”。当天文后共有61条评论，直接点名中国的两条评论说，对特朗普的大多数事情都不能苟同，惟有坚决支持他对抗中国;另外一条说，永不信任红色共产中国。

　　这些评论展示了一部分美国人对中国的负面态度。不过在网络评论中，向来不乏负面态度，无论指向是否针对中国，所以也只能算参考的一个维度。

　　我于是去求助社会学家。我的朋友Robert A. Gordon颇为知名，不过这点我是后来通过Wikipedia才知道的。Robert以研究智识、种族等而闻名。在平常接触中，Robert算是我熟识的美国人中最聪明、也最有幽默感的，他总能用三言两语就把大家逗乐。他的形象也充满喜感，不用雕饰就自带圣诞老人的神韵。

　　Robert对我描述了美国人看中国的社会心理过程，他说，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要追溯到很久以前、最初始自传教士。传教士们传回美国的信息是，中国人勤劳聪明，这使美国人对中国人的尊重和同情普遍而深厚。后来日本侵华及它带给中国人的苦难强化了这一看法。

　　战后美国对日本的不适甚至仇恨逐渐软化，随着日本恢复元气并开始繁荣而变成了尊重。日本制造的产品也从被嘲讽的对象变成了被推崇之物。之所以提到这一点，Robert说，因为美国对中国人的态度与对东亚人的一般印象相融合。

　　尽管面临新的经济竞争，但日本和韩国的崛起总的来说受到美国的欢迎。中国的崛起本来也可能遵循相同的模式，但不同的意识形态和不同民主制度的政府构成了挟制，使美国人把中国看作是一种威胁，尽管他们对中国人依然怀有敬仰。

　　Robert引用了社会学中广为人知的马基雅维利主义，他说，为了实现民族复兴，中国自认为有迫切赶上西方的必要，但这种迫不及待和中国采取的一些策略引发了美国人的担忧——说的不好听就是警惕。

　　中国崛起带来的五味杂陈

　　关于中国快速崛起的各种讨论，在2014年以后就在中国变得非常密集而认真，起码在网上是这样体现的。

　　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所谓“崛起”有些无厘头。机构风险分析 (IRA) 公司联合创始人克里斯• 维伦(ChristopherWhalen)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中国“崛起”是个愚蠢的概念。中国一直就是重要的国家，只不过经历了两个世纪的战争和外来入侵。一旦中国内部问题得到解决，中国的回归就是自然而然的。

　　当我和不同背景的美国人探讨中国“崛起”时，很多人都有一头雾水的感觉。我只好改变方式方法，让他们告诉我，提到中国，他们脑海中出现的五个概念/画面/事物。

　　七个美国中产阶级背景的人分别给我的答案是：

　　A：美食、传统与现代的结合、巨大的建筑工地、上海、美好的自然风光;

　　B：增长、科技、共产党、大米、中医;

　　C：基础设施、自行车的滚滚洪流、食物、巨大的浪费、朝代更迭;

　　D：乌泱泱的人、长城、古代文化、共产党、制造业;

　　E：血汗工厂、劣质产品、污染和生态危机、失业、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

　　F：好多人、古老的文明、日新月异、被各国所误解、神奇的汉语;

　　G: 丰富的历史文化、半个世纪的革命影响了全球的发展轨迹、毛泽东之后政治转型表现出来的高超技艺，带来了政治稳定和经济发展奇迹、在创新上打破了外界对中国人固步自封的偏见;超越美国成为最大的经济体，并可能会引导人类文明前进的方向。

　　那些和中国有所来往的美国人对中国崛起的话题有更切身的感受。一个美国外交官从上世纪80年代起就在中国工作，对她来讲，中国崛起在摆脱贫困上真实存在的、也是了不起的，其它则要就事论事，不能用“崛起”两个字一概而论。

　　埃尔南德斯(EddyHernandez )是全球知名的阿根廷探戈大师，每年都受邀在各国表演并教学，今年春天他受邀去了北京和上海。刚从中国回来的埃尔南德斯因雾霾的影响，不时咳嗽几声，但他对中国的兴奋却溢于言表。

　　他在中国用起了微信，感慨于中国的移动支付直接跨越了美国的信用卡阶段;他的中国学生在使用共享单车，他比较了中美共享单车价格和市场的区别后，对我说，科技创新在中国有如此庞大的市场真让人惊叹;而中国人是他认为中国必定超越美国的主要因素——他说，“我在全球教探戈，中国学生的年轻程度、对学习的认真精神，竞争精神让我印象深刻，也许阿根廷探戈的未来，就在中国。”

　　如果有共识，美国对中国崛起的共识就是政府主导的经济成功。

　　摩根大通一个高管的话很有代表性。他对我说，中国的崛起不可避免，任何一个国家有13亿的人口都必然对世界产生重要影响。中国通过与西方世界相联、开放本国经济进行贸易往来而获益匪浅。从经济的角度，中国似乎成功地把计划经济与个人的财富创造进行了调和。这使得中国更像是不同“主义”的混合体，更恰当地说，是重商主义。

　　当中国以美国强有力的竞争者的姿态出现时，Robert说，原则上，中国作为经济竞争者的崛起，应该与有领土野心的庞大军事力量的崛起分开;但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中国认为这两者密不可分。同样，在受过更多教育的美国人眼中，这种不可分割性常常被视为煽动爱国主义的策略，以维护对权力的垄断。

　　在美国人心目中，中国的崛起应该不局限于目前这一种形式，这样美国人接受起来会容易些。但目前中国传来的信息是，中国的崛起似乎只能遵循一种形式，这让美国人感到不安。

　　围攻中国变成国际共识?

　　在柏林墙倒塌后的一段时间，斯密克告诉我，冷战结束，美国人、至少是美国精英们浪漫地相信，历史终结，全球化，中国将会不断开放并进入西方经济体系、与自由国际秩序相联通，所有人将从中受益。

　　虽然美国、甚至在整个西方，精英们一直以来都知道中国在搭免费车，但他们对中国一直留存希望，直到最近态度集体转向。

　　西方精英们并不掩饰对中国态度的转变。这体现在一些智库或研究机构的话题上。柏林全球公共政策研究所(BerlinerGlobal Public Policy Institute)的一篇文章标题是，中国是迄今西方面临的最艰难的战略挑战(China Is the Most Difficult Strategic Challenge the West Has Faced to Date)。

　　关于“中国崛起”的分析文章甚至出现在美国的投资理财网站上，其中一篇文章声称，美国国防部大规模裁员已超过五年，北约成员国不愿将国防支出提高至各自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些给了中国崛起的空间。在文章的最后，作者说，“战略性耐心”在努力尝试后没有奏效，西方国家过去十多年来出现了致命的错觉，现在必须回答的问题是：对投资者和商业繁荣的最大威胁是什么?是中国?俄罗斯?朝鲜?伊斯兰极端主义还是南美洲和非洲的失败国家?没人能确定地回答，但未来几年人们需要警惕并采取政策来应对“意识形态驱动的中国政府”。

　　中国崛起的一个支点是沿着欧亚大陆轴心重划全球经济界线的“一带一路倡议”。美国精英们对“一带一路”的解读，也暗合了他们对中国崛起的解读。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前院长、“软实力之父”约瑟夫•奈(Joseph Nye)说，亚洲有自己的权力平衡，许多国家在担心中国权力的崛起。在回答“一带一路”是否会成为改变国际格局的重大战略的问题上，约瑟夫•奈说，一个世纪以前，英国地缘政治理论家哈尔夫•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提出，掌控了欧亚大陆就是掌握了全世界。与之相对，美国的政策更倾向于19世纪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Mahan)上将的理论，更强调于海上力量和边缘地带。“麦金德vs马汉，我赌马汉胜。”约瑟夫•奈说。

　　美国大西洋理事会高级研究员罗伯特•曼宁(Robert A. Manning)则话里有话的说，不一定只有白人才会成为新殖民主义者。很可能将来美国、欧盟、日本、印度等日益增大其联盟，打击中国民族保护主义或游戏产业政策的尝试。

　　在维伦眼中，中国模式的根本缺陷在于，它依赖于与利用中国与其他国家的关系，而非真正的，可持续的内部需求。他认为 “一带一路”就是个例子，它靠加大小国的债务来推动中国的经济增长，这将以经济灾难收尾，同时在地缘政治上制造问题。

　　在北京为期两天的中美贸易谈判最后在所有期待中悄然散场，吃瓜群众都觉得一定是水太深，分歧太大，双方在关税、知识产权保护以及强制技术转让等问题上可能要吵上相当一阵子。

　　水到底有多深，要看美国甚至西方对中国的负面情绪有多大。

　　斯密克告诉我一个最近发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行春季会议上的细节。这个例行会议每年都会聚集各国财长和央行官员及相关金融人士，很多人都和斯密克相交甚密。

　　斯密克对我说，“让我吃惊的是他们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事实上，欧盟国家的人非常明确地表示，他们对特朗普的关税行动不是特别感兴趣。但认为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及强制技术转让方面问题巨大。他们直接明言，如果特朗普指向知识产权保护和强制技术转让的方向，他们就会跟从。”

　　这些国际金融官员们提到中国时用的词是”不公平“，”令人发指“，斯密克听到越来越多来自不同国家的政策制订者相似的抱怨，他们说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是个巨大的错误，中国还没有准备好去遵守规则。

　　斯密克对我描述这些场景时说，“我真是很惊讶，如果是两年前，根本就不可能听到这样的对话”。

　　然后特朗普政府的一个高官也做了相似的表达。所有信息指向都很明白，特朗普打响了对中国的第一枪，使包括欧洲在内的力量重新开始评估中国。欧洲希望特朗普停止在关税上争执，西方应当集中力量来应对中国的知识产权问题。

　　我有一个相识三、四年的朋友是典型的美国白人，一个富庶的农场主，以画油画、赛马为乐。我们的谈话从来不涉及中国。几天前他忽然问我，中国人为什么要偷美国的技术和知识产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