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互联网上关于日本曾经援助过中国疫苗的事情突然火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的确曾经无偿援助过中国一大批疫苗。但三十年来，日本对于中国医疗体系的援助远远不止一批疫苗这么简单。

　　无处不在的日本医疗援助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1980年开始，日本政府对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提出了“政府经济开发援助计划”(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这一项目主要由日元贷款、无偿援助赠款、技术提供这三个方面构成，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02年3月，ODA计划合计援助中国2.8万亿日元。其中无偿赠款约1367亿日元。迄今为止，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始终占中国接受的外国援助总额的50%以上，超过其他国家向中国提供的援助的总和。当然这个ODA项目也并非是日本突发慈悲和善心，日本之所以如此慷慨的对中国伸出援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78年中日两国在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和签订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中国放弃了对日索要12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相对的，日本政府感激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从1980年开始向中国进行无偿经济援助。

　　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日本政坛，常年一党独大的右翼政党自民党的地位正在逐渐被撼动。进入九十年代，首先是细川护熙首次击败自民党，成为了战后政治稳定后首任非自民党出身首相。随后羽田孜和村山富市两位左翼首相上台，日本对于战争罪行的反省和对华态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友好阶段。此间日本政府对华输出了大量无偿援助。

村山富市

　　在这将近三万亿日元的援助项目中，又以医疗援助为主。其中医疗援助的第一期就是1981年日本以164亿无偿援助款建立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单指疫苗来说，日本主要提供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和结核疫苗。

　　1993至1995年，日本无偿援助中国6.81亿日元防止脊髓灰质炎疫苗及配套冷链设备、注射设备。1995年该项目追加1.43亿日元设备及8.97亿日元的疫苗。2000年后，为中国消结核病防治计划提供四期免费援助，援助内容包括结核疫苗卡介苗、抗结核药物、结核病防止设备等，2001年第一期为3.21亿日元、2002年第二期为4.02亿日元、2003年第三期为4.49亿日元、2004年第四期为4.05亿日元。这笔将近16亿日元的结核病防止援助正是2001年当时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此人正是侵华日军罪魁之一阿南惟几的儿子)同中国签订的医疗无偿援助协议的内容之一，该协议不仅提供了结核疫苗，还有一项“陕西省人民医院医疗器材装备计划”。这项计划投入13.86亿日元，共计为西安市的山西人民医院提供了包括自动生化分析仪器、螺旋CT等当时尖端的医疗仪器。

　　从大城市城市到贫困县

　　在提供给中国大量医疗援助期间，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异，日本政府开始针对这些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医疗援助。四川省是中国西部的大省，其四川省急救中心始建于1991年，由于当时条件较差，急救中心内缺乏急救车、X光机等基础设备。日本政府得知此事后立刻无偿援助了4亿日元的设备，这批设备在1998年全部到位。至今已经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在援助四川的同时，湖北和大连的急救中心也分享了总额为18.48亿日元的无偿急救车和设备援助。

　　在目睹了当时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均衡后，日本政府配合中国政府提出了“日本政府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该项目内容为：各个市、县、乡级乃至村级卫生所均可向中国政府和日本大使馆提出援助申请，审批合格后由日本提供最高1000万日元的直接对口援助。这些援助可以以赠款的形式修建医院病房，也可以以直接捐赠医疗器材的的形式实施。

　　山西省在1992年就拿到了首批援助，左权县、和顺县、浑源县医院各拿到了约为700万至1000万日元不等的器材援助。山西省化工系统癌症治疗项目也得到了500万日元。内蒙古自治区在1997年一次性获得了13.64亿日元的援助，其中重点是各个盟市的妇幼保健院的器材援助。宁夏自治区在1999年也获得了8亿日元的直接对口援助。几乎西部每个省都留下了日本无偿援助的医疗器材。

　　在联合国评价国家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中，孕妇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一个较低的孕妇及新生儿死亡率，正是该地区公共卫生事业的体现。九十年代，江西省都昌县由于没有专职的妇幼保健院，县级医院床位和医生不足，导致该地婴幼儿死亡率高达69%。日本大使馆在接到该县提交的申请后立刻援助800万日元为该地建立了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平江县在九十年代新生儿死亡率为13.6%，孕妇死亡率为0.75%。在得到日本援助的800万日元的援助款后，该县妇幼保健院建立了一座三层楼的急救中心，为孕妇和儿童提供了更好的服务，急救中心建成后，新生儿死亡率降至10%以下，孕妇死亡率降至0.58%。

　　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由于管辖区域极大，医生人数不足，只能依靠医生徒步巡回医疗。其新生儿死亡率常年在自治区位列榜首，2003年通过日本政府利民工程援助的800万日元，该县卫生院购置了B超机和巡回医疗车，大大改善了婴幼儿和孕妇医疗水平。

　　在1998年至2002年的中国卫生事业五年规划中，中国计生委和卫生部向联合国人口基金申请1400万美元援助，在中国生育健康的相关项目。日本驻华大使馆得知后，同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在该项目中最需要援助的9个县里，日本政府额外增加提供无偿的巡回医疗车及妇幼保健急救车。这些设备可以使在山区的孕妇也能得到定期检查，在紧急状况下可以及时送到医院分娩。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随着对华医疗援助的深入，日本政府意识到不能简单地授人以鱼。1992年日本政府与中国医科大学签订无偿援助协议，日本政府会同中国政府在该校成立卫生部日语培训中心。日本派遣了31名教师前往任教，为全国医务人员提供日语培训服务，在习得基础日语后，日本派遣大量有经验的医生前往该地培训医务人员，中国医科大学也累计派遣了700余名医生前往日本留学，学费由日本政府承担。直到现在，这项计划也为中国的各级医院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医务人才。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提升，近几年日本政府对华医疗援助也日渐下降。疫苗和大型医疗设施在近几年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部国产化，日本对华的医疗援助也逐渐由无偿提供设备和药品变为了技术和人才交流。

 　     最近，互联网上关于日本曾经援助过中国疫苗的事情突然火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的确曾经无偿援助过中国一大批疫苗。但三十年来，日本对于中国医疗体系的援助远远不止一批疫苗这么简单。

　　无处不在的日本医疗援助

　　中日邦交正常化后，1980年开始，日本政府对于当时刚刚改革开放的中国，提出了“政府经济开发援助计划”(Official Development Assistance简称ODA)这一项目主要由日元贷款、无偿援助赠款、技术提供这三个方面构成，根据中国商务部的统计，截至2002年3月，ODA计划合计援助中国2.8万亿日元。其中无偿赠款约1367亿日元。迄今为止，日本对中国的援助始终占中国接受的外国援助总额的50%以上，超过其他国家向中国提供的援助的总和。当然这个ODA项目也并非是日本突发慈悲和善心，日本之所以如此慷慨的对中国伸出援手，很大程度上是因为1978年中日两国在北京发表了《日中共同声明》，和签订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中国放弃了对日索要1200亿美元的战争赔款。相对的，日本政府感激中国放弃战争赔款的善意，从1980年开始向中国进行无偿经济援助。

　　在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的日本政坛，常年一党独大的右翼政党自民党的地位正在逐渐被撼动。进入九十年代，首先是细川护熙首次击败自民党，成为了战后政治稳定后首任非自民党出身首相。随后羽田孜和村山富市两位左翼首相上台，日本对于战争罪行的反省和对华态度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友好阶段。此间日本政府对华输出了大量无偿援助。

村山富市

　　在这将近三万亿日元的援助项目中，又以医疗援助为主。其中医疗援助的第一期就是1981年日本以164亿无偿援助款建立的北京中日友好医院。单指疫苗来说，日本主要提供的脊髓灰质炎疫苗和结核疫苗。

　　1993至1995年，日本无偿援助中国6.81亿日元防止脊髓灰质炎疫苗及配套冷链设备、注射设备。1995年该项目追加1.43亿日元设备及8.97亿日元的疫苗。2000年后，为中国消结核病防治计划提供四期免费援助，援助内容包括结核疫苗卡介苗、抗结核药物、结核病防止设备等，2001年第一期为3.21亿日元、2002年第二期为4.02亿日元、2003年第三期为4.49亿日元、2004年第四期为4.05亿日元。这笔将近16亿日元的结核病防止援助正是2001年当时日本驻华大使阿南惟茂(此人正是侵华日军罪魁之一阿南惟几的儿子)同中国签订的医疗无偿援助协议的内容之一，该协议不仅提供了结核疫苗，还有一项“陕西省人民医院医疗器材装备计划”。这项计划投入13.86亿日元，共计为西安市的山西人民医院提供了包括自动生化分析仪器、螺旋CT等当时尖端的医疗仪器。

　　从大城市城市到贫困县

　　在提供给中国大量医疗援助期间，日本政府逐渐意识到中国巨大的城乡差异，日本政府开始针对这些差异进行有针对性的医疗援助。四川省是中国西部的大省，其四川省急救中心始建于1991年，由于当时条件较差，急救中心内缺乏急救车、X光机等基础设备。日本政府得知此事后立刻无偿援助了4亿日元的设备，这批设备在1998年全部到位。至今已经挽救了无数病人的生命。在援助四川的同时，湖北和大连的急救中心也分享了总额为18.48亿日元的无偿急救车和设备援助。

　　在目睹了当时中国农村发展的不均衡后，日本政府配合中国政府提出了“日本政府利民工程无偿援助项目”该项目内容为：各个市、县、乡级乃至村级卫生所均可向中国政府和日本大使馆提出援助申请，审批合格后由日本提供最高1000万日元的直接对口援助。这些援助可以以赠款的形式修建医院病房，也可以以直接捐赠医疗器材的的形式实施。

　　山西省在1992年就拿到了首批援助，左权县、和顺县、浑源县医院各拿到了约为700万至1000万日元不等的器材援助。山西省化工系统癌症治疗项目也得到了500万日元。内蒙古自治区在1997年一次性获得了13.64亿日元的援助，其中重点是各个盟市的妇幼保健院的器材援助。宁夏自治区在1999年也获得了8亿日元的直接对口援助。几乎西部每个省都留下了日本无偿援助的医疗器材。

　　在联合国评价国家经济发展的各项指标中，孕妇死亡率和新生儿死亡率是一个重要的指标。一个较低的孕妇及新生儿死亡率，正是该地区公共卫生事业的体现。九十年代，江西省都昌县由于没有专职的妇幼保健院，县级医院床位和医生不足，导致该地婴幼儿死亡率高达69%。日本大使馆在接到该县提交的申请后立刻援助800万日元为该地建立了妇幼保健院。

　　湖南省平江县在九十年代新生儿死亡率为13.6%，孕妇死亡率为0.75%。在得到日本援助的800万日元的援助款后，该县妇幼保健院建立了一座三层楼的急救中心，为孕妇和儿童提供了更好的服务，急救中心建成后，新生儿死亡率降至10%以下，孕妇死亡率降至0.58%。

　　内蒙古自治区莫力达瓦旗由于管辖区域极大，医生人数不足，只能依靠医生徒步巡回医疗。其新生儿死亡率常年在自治区位列榜首，2003年通过日本政府利民工程援助的800万日元，该县卫生院购置了B超机和巡回医疗车，大大改善了婴幼儿和孕妇医疗水平。

　　在1998年至2002年的中国卫生事业五年规划中，中国计生委和卫生部向联合国人口基金申请1400万美元援助，在中国生育健康的相关项目。日本驻华大使馆得知后，同联合国人口基金合作，在该项目中最需要援助的9个县里，日本政府额外增加提供无偿的巡回医疗车及妇幼保健急救车。这些设备可以使在山区的孕妇也能得到定期检查，在紧急状况下可以及时送到医院分娩。

　　从授人以鱼到授人以渔

　　随着对华医疗援助的深入，日本政府意识到不能简单地授人以鱼。1992年日本政府与中国医科大学签订无偿援助协议，日本政府会同中国政府在该校成立卫生部日语培训中心。日本派遣了31名教师前往任教，为全国医务人员提供日语培训服务，在习得基础日语后，日本派遣大量有经验的医生前往该地培训医务人员，中国医科大学也累计派遣了700余名医生前往日本留学，学费由日本政府承担。直到现在，这项计划也为中国的各级医院源源不断地输送着医务人才。随着中国经济进一步提升，近几年日本政府对华医疗援助也日渐下降。疫苗和大型医疗设施在近几年已经基本实现了全部国产化，日本对华的医疗援助也逐渐由无偿提供设备和药品变为了技术和人才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