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博士是中美关系的奠基者之一。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他不顾90多岁高龄多次访华，企图挽回急剧恶化的双边关系。他在2018年11月初访华结束时，半感叹半警告地说，两国关系“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在过去的45年中，良好的双边关系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基石，但这个基石已崩坏。要想继续和平共处，就必须再造中美关系的基础，重新定义两国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新基础才能使这个世界上第一重要的双边关系，能够继续和平互利，并能有效地管控冲突、避免战争呢?

　　首先必须对大局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形成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五跨一非”：跨种族、跨文化、跨文明、跨意识形态、跨政治制度和非盟国。非盟国有两层意思，一是老大和老二不是盟友，二是老二没有自己可靠的盟国。作为五跨加一非的老二，中国不仅面对大国兴替的一般性矛盾，而且不得不应对由自己“异类”身份而产生的特殊挑战。

　　近代史上的大国兴替都发生在西方文明圈内，而且都不跨种族。唯一的例外日本，也不完全是个例外。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全面接受西欧文明，向西方学习;不仅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科学技术方面全盘西化，也在服装、礼仪、文学艺术、生活时尚等方面极力模仿西方国家，甚至还有人主张同西方人通婚来改造日本矮小的人种。

　　二战后美国的占领，更全面地给日本社会注入西方文明的元素，连宪法都是美国起草的。

　　总之，日本向往西方文明，只想在西方主导的秩序下争得一个比较有尊严的地位。其次，日本在二战前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挑战国，只在东亚争夺霸权，而且当时东亚地区没有公认的霸主，是列强瓜分势力范围，互相制约的态势。这也给日本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相比之下，一方面是中国的体量，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崛起的震撼波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形成的挑战是世界性的。和日本对西方亦步亦趋相反，中国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且已经在推行“新型国际关系”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主张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和人类前途，引起西方和其他既得利益国家的警惕和对抗是必然的。

　　“五跨”的必然结果是被西方国家视为异类。哺乳动物对陌生事物的反应有一个最基本的机制，在心理学上叫做“战或逃”(fight or flight)。面对一个实力即将赶上，甚至有可能超过它的异类国家，美国的这个机制已被激活——中国对美国人来说未知数太多了。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唯一选择是战。如果中国应战，“一非”的后果就会显现：中国注定要陷入孤立、处于弱势。

　　这不光因为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还因为自由主义仍然是世界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与之相抗衡。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盟国，军事基地遍布全球。中国即使想结盟，也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即使在周边国家，中国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的吸引力也不如美国。这些国家往往害怕中国，觉得美国更有确定性。这里有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对这些国家长期社会化的原因，也有它们对西方文明的一些基本理念认同。

　　另一方面，一旦上升到老二的地位，全世界都会以下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领袖的期待来审视中国，使用的标准大大高于普通国家。中国会处处感到被苛求，遭遇双重标准。在这种态势下，硬拼就有可能会夭折在崛起之路上，必须想办法化解冲突。

中美经贸谈判

　　再造中美关系的基础可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中国必须在更高、更广的格局上转换角色、定位自己，在更高的标准下掌控自己的行为和政策。这在国内外都是如此。要讲信义，遵守游戏规则，履行义务，决策更透明。在国内治理上要大大提高法制和民主的水平，因为国内的水平必然反映到国外的行为方式上。不能将国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利就执行，不利就不执行”那一套搬到国际上，而且要习惯被别人批评，不能一触即跳。

　　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提升的机会，例如贸易战里美国的许多要价，都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是一致的。外来的压力正好可以促进国内的改革，国内更高的市场化和法治水平，则可增强西方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的信心。

　　第二，要在价值观上和世界主流兼容。五跨的大国兴替，在近代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最成功的一次交接——大英帝国让位于美利坚合众国，得益于两国之间的文化历史渊源，中国则没有这个有利条件。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必须防止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对抗，避免陷入新冷战。

　　“中国威胁论”的一大根源，就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他们的基本价值和理念的威胁。只有强调价值观上的相辅相成，方能减少“异类”的隔阂。

　　对西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不是反对而是超越，即在实践这些价值上做得更好、更有成效，同时引入其他一些能广为接受、能更好促进发展和稳定的价值。反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超越才能引领国际社会舆论，增长软实力，化解遏制和对抗，实现和平崛起。

　　第三，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点转到西方国家，以求达到共存共治共享的目的。要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道合作干几件全球治理方面的大事。只有共同事业的纽带，才能防止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控制中美关系的主线。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机会有很多，比如反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朝核、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联合国改革、维和行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

　　可以考虑将“一带一路”扩大为世界经济相通相连、基础设施建设的事业，让发达国家充分参与。

　　对美国采取攻势是不智之举，但中国绝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过去40年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蕴含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道路、制度、理念和文化上都有许多优势。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关注和总结中国的经验，并且往往比中国自己总结得还好，因为他们没有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和说教的干扰。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上都遇到很多困难，中国的经验对他们有借鉴的价值，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和帮助。

　　今后，在力量对比更有利于中国时，他们也会更乐意倾听。资本主义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所遭遇的结构性困难，造成社会主义思潮在一些国家抬头，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利好的消息。

　　但中国没有理由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因为中国也没能解决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债务问题等，维稳也过度依赖高压。社会主义扬弃和取代资本主义是个长期、充满探索的过程。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就是在摸索和总结中，逐渐形成和认识自己的优势。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中国才有话语权，才能为世界做贡献，中美双方才能在互利的基础上形成建设性的互动。

　　“百年不遇的变局”需要的不是以“定力”为借口的不作为，和“四个自信”掩盖下的守旧，而是积极进取、主动变革，而且是大幅度、升级式的变革，尤其是在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中国目前面对的巨大压力，也给中国一个大幅度提升自己的动力。提升后更强的兼容性，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基础。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原题《再造中美关系的崩坏基础》

　　基辛格博士是中美关系的奠基者之一。特朗普总统上台以来，他不顾90多岁高龄多次访华，企图挽回急剧恶化的双边关系。他在2018年11月初访华结束时，半感叹半警告地说，两国关系“再也回不到以前了”。

　　在过去的45年中，良好的双边关系是中国崛起的一个重要基石，但这个基石已崩坏。要想继续和平共处，就必须再造中美关系的基础，重新定义两国之间的关系。什么样的新基础才能使这个世界上第一重要的双边关系，能够继续和平互利，并能有效地管控冲突、避免战争呢?

　　首先必须对大局有清醒的认识。中国的崛起对美国以及整个西方世界形成的挑战，可以概括为“五跨一非”：跨种族、跨文化、跨文明、跨意识形态、跨政治制度和非盟国。非盟国有两层意思，一是老大和老二不是盟友，二是老二没有自己可靠的盟国。作为五跨加一非的老二，中国不仅面对大国兴替的一般性矛盾，而且不得不应对由自己“异类”身份而产生的特殊挑战。

　　近代史上的大国兴替都发生在西方文明圈内，而且都不跨种族。唯一的例外日本，也不完全是个例外。日本在明治维新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中，提出了“脱亚入欧”的口号，全面接受西欧文明，向西方学习;不仅在政治、经济、教育、法律、科学技术方面全盘西化，也在服装、礼仪、文学艺术、生活时尚等方面极力模仿西方国家，甚至还有人主张同西方人通婚来改造日本矮小的人种。

　　二战后美国的占领，更全面地给日本社会注入西方文明的元素，连宪法都是美国起草的。

　　总之，日本向往西方文明，只想在西方主导的秩序下争得一个比较有尊严的地位。其次，日本在二战前只是一个地区性的挑战国，只在东亚争夺霸权，而且当时东亚地区没有公认的霸主，是列强瓜分势力范围，互相制约的态势。这也给日本提供了空间和机会。

　　相比之下，一方面是中国的体量，一方面由于全球化的进程，中国崛起的震撼波及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形成的挑战是世界性的。和日本对西方亦步亦趋相反，中国强调“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且已经在推行“新型国际关系”和“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全面主张一个不同的世界秩序和人类前途，引起西方和其他既得利益国家的警惕和对抗是必然的。

　　“五跨”的必然结果是被西方国家视为异类。哺乳动物对陌生事物的反应有一个最基本的机制，在心理学上叫做“战或逃”(fight or flight)。面对一个实力即将赶上，甚至有可能超过它的异类国家，美国的这个机制已被激活——中国对美国人来说未知数太多了。作为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唯一选择是战。如果中国应战，“一非”的后果就会显现：中国注定要陷入孤立、处于弱势。

　　这不光因为中国的国力还不够强大，还因为自由主义仍然是世界主流的价值观和意识形态，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来与之相抗衡。美国在世界各地都有盟国，军事基地遍布全球。中国即使想结盟，也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即使在周边国家，中国在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上的吸引力也不如美国。这些国家往往害怕中国，觉得美国更有确定性。这里有西方主导的世界秩序对这些国家长期社会化的原因，也有它们对西方文明的一些基本理念认同。

　　另一方面，一旦上升到老二的地位，全世界都会以下一个超级大国和世界领袖的期待来审视中国，使用的标准大大高于普通国家。中国会处处感到被苛求，遭遇双重标准。在这种态势下，硬拼就有可能会夭折在崛起之路上，必须想办法化解冲突。

中美经贸谈判

　　再造中美关系的基础可从三个方面着手。首先，中国必须在更高、更广的格局上转换角色、定位自己，在更高的标准下掌控自己的行为和政策。这在国内外都是如此。要讲信义，遵守游戏规则，履行义务，决策更透明。在国内治理上要大大提高法制和民主的水平，因为国内的水平必然反映到国外的行为方式上。不能将国内“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利就执行，不利就不执行”那一套搬到国际上，而且要习惯被别人批评，不能一触即跳。

　　这对中国来说也是一个提升的机会，例如贸易战里美国的许多要价，都和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的改革方案是一致的。外来的压力正好可以促进国内的改革，国内更高的市场化和法治水平，则可增强西方国家与中国打交道的信心。

　　第二，要在价值观上和世界主流兼容。五跨的大国兴替，在近代史上还没有成功的先例。最成功的一次交接——大英帝国让位于美利坚合众国，得益于两国之间的文化历史渊源，中国则没有这个有利条件。在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中国必须防止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上的对抗，避免陷入新冷战。

　　“中国威胁论”的一大根源，就是西方国家认为中国的崛起，是对他们的基本价值和理念的威胁。只有强调价值观上的相辅相成，方能减少“异类”的隔阂。

　　对西方民主自由等“普世价值”，不是反对而是超越，即在实践这些价值上做得更好、更有成效，同时引入其他一些能广为接受、能更好促进发展和稳定的价值。反对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超越才能引领国际社会舆论，增长软实力，化解遏制和对抗，实现和平崛起。

　　第三，将“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点转到西方国家，以求达到共存共治共享的目的。要同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一道合作干几件全球治理方面的大事。只有共同事业的纽带，才能防止修昔底德陷阱的逻辑控制中美关系的主线。在全球化的条件下，这种机会有很多，比如反恐、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朝核、世界贸易组织(WTO)改革、联合国改革、维和行动、气候变化、环境保护等。

　　可以考虑将“一带一路”扩大为世界经济相通相连、基础设施建设的事业，让发达国家充分参与。

　　对美国采取攻势是不智之举，但中国绝非完全处于被动的守势。过去40年中国取得的巨大成就中，蕴含了许多宝贵的经验，在道路、制度、理念和文化上都有许多优势。西方的有识之士已经在关注和总结中国的经验，并且往往比中国自己总结得还好，因为他们没有官方意识形态宣传和说教的干扰。西方国家政治和经济上都遇到很多困难，中国的经验对他们有借鉴的价值，可以提出一些建议和帮助。

　　今后，在力量对比更有利于中国时，他们也会更乐意倾听。资本主义从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所遭遇的结构性困难，造成社会主义思潮在一些国家抬头，这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利好的消息。

　　但中国没有理由沾沾自喜、固步自封，因为中国也没能解决一些带普遍性的问题，例如贫富分化、债务问题等，维稳也过度依赖高压。社会主义扬弃和取代资本主义是个长期、充满探索的过程。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就是在摸索和总结中，逐渐形成和认识自己的优势。只有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中国才有话语权，才能为世界做贡献，中美双方才能在互利的基础上形成建设性的互动。

　　“百年不遇的变局”需要的不是以“定力”为借口的不作为，和“四个自信”掩盖下的守旧，而是积极进取、主动变革，而且是大幅度、升级式的变革，尤其是在社会建设和国家治理方面。中国目前面对的巨大压力，也给中国一个大幅度提升自己的动力。提升后更强的兼容性，就是中美关系的新基础。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原题《再造中美关系的崩坏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