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无疑是中国道路上的一个重大历史节点。一方面，40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归功于自强不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对人民意志和历史趋势从善如流的中共领导力量，良性和平的国际大环境，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的多元合作互利。

　　另一方面，外界普遍认为，年初修宪及社会治理威权化，强化传统意识形态及其管控功能，中美贸易战造成经济下行与其他系列难题，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戒备和遏制升级，联合促发了中国形势在2018年发生战略反转。

　　中共历史上曾有两大里程碑会议，即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以及文化革命结束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次会议都是在极左路线造成重大损失、中共事业生死存亡之际，拨乱反正，挽狂澜于既倒。而即将到来的2019年，几大危机临界点又会挑战空前。

　　笔者以为，中国社会欲重振发展的信心、活力与动力，坚持改革开放，驾驭国内外严峻局面并转危为安，就必须破解克服长期困扰自己的三大悖论：改革风险悖论、政经分离悖论、中外差异悖论。

　　所谓悖论，多指对重大问题似是而非的评估、判断和结论。某些战略思维，往往在单一推论过程中没有明显瑕疵，尚可自圆其说，而一旦进入多重参照系统后，却矛盾屡现，所得出的结论及导致的结果形成负面或谬误。

　　譬如在过去20多年内，中国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及劳动力的平均实际收入都大幅增长，亿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于是中国自然成了“经贸全球化”的坚决支持者。

　　但全球化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国际贸易会带来国家间利益再分配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公，国际金融可能会引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国际投资可能会遇到各种纠纷和冲突，等等。

　　西方列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历史教科书中被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甚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都属于首轮“全球化”浪潮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此可见，如果合作互信与统筹协调不力，全球化也可能形成“发展悖论”并引发双刃剑后果。

　　2019年，中国将面对“改革风险悖论”，即改革确有风险，但如何有效应对风险?是有的领域“坚决不改”，即对其中某些不合时宜、阻碍发展的痼疾，也束手无策?还是改革无禁区，应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初衷和精神?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遇到问题就要解决，无论在何处遇到问题。譬如日本当初明治维新，连“君主立宪”都被作为改革举措采纳，最后赢得了国力和社会的全面提升进化。

　　“政经分离悖论”，指中国的经改和政改，一先一后，一进一停格局。这种跛脚策略在改革初期勉强可行，但现在与20多年前已大不一样。中国市场经济的规模和架构已初步成形，进而要求与之相应配套的、更加科学、自律、透明、法治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来引导支持管理和分配，以及处理纷争和矛盾，否则持续的“跛脚效应”很可能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惊涛骇浪。

　　至于“中外差异悖论”，在今天的信息化扁平世界，中国的所谓“内政”，是否还能与其外在影响截然分离?譬如自身党建无可厚非，但在外企中设立党支部，是否有助于外企将其中国市场运营，与全球市场管理文化顺利整合?生硬的“防火墙”与中立的“缓冲区”，哪种选择更有利促进中外合作与文化交流?

　　悖论往往是因为对某些概念的理解认知不够深刻全面所致。走出悖论的关键，在于引入“必要的张力”，即要善于把单一问题带入系统参照加以综合分析，既有恰当投入的重点关注，又有多元宏观，把握冷静的距离。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甩脱深重的误区。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原题《中国2019年后的三大悖论》

　　2018年无疑是中国道路上的一个重大历史节点。一方面，40年来改革开放的巨大成绩，归功于自强不息、勤劳智慧的中国人民，对人民意志和历史趋势从善如流的中共领导力量，良性和平的国际大环境，尤其是与西方国家的多元合作互利。

　　另一方面，外界普遍认为，年初修宪及社会治理威权化，强化传统意识形态及其管控功能，中美贸易战造成经济下行与其他系列难题，西方对“中国模式”的戒备和遏制升级，联合促发了中国形势在2018年发生战略反转。

　　中共历史上曾有两大里程碑会议，即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以及文化革命结束后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两次会议都是在极左路线造成重大损失、中共事业生死存亡之际，拨乱反正，挽狂澜于既倒。而即将到来的2019年，几大危机临界点又会挑战空前。

　　笔者以为，中国社会欲重振发展的信心、活力与动力，坚持改革开放，驾驭国内外严峻局面并转危为安，就必须破解克服长期困扰自己的三大悖论：改革风险悖论、政经分离悖论、中外差异悖论。

　　所谓悖论，多指对重大问题似是而非的评估、判断和结论。某些战略思维，往往在单一推论过程中没有明显瑕疵，尚可自圆其说，而一旦进入多重参照系统后，却矛盾屡现，所得出的结论及导致的结果形成负面或谬误。

　　譬如在过去20多年内，中国在全球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及劳动力的平均实际收入都大幅增长，亿万中国人摆脱了贫困。于是中国自然成了“经贸全球化”的坚决支持者。

　　但全球化也会带来各种各样的风险，国际贸易会带来国家间利益再分配及由此可能产生的不公，国际金融可能会引发货币危机和金融危机，国际投资可能会遇到各种纠纷和冲突，等等。

　　西方列强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武力打开中国市场(历史教科书中被定性为“帝国主义侵略”)，甚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其实都属于首轮“全球化”浪潮与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之间的矛盾冲突。由此可见，如果合作互信与统筹协调不力，全球化也可能形成“发展悖论”并引发双刃剑后果。

　　2019年，中国将面对“改革风险悖论”，即改革确有风险，但如何有效应对风险?是有的领域“坚决不改”，即对其中某些不合时宜、阻碍发展的痼疾，也束手无策?还是改革无禁区，应坚持“摸着石头过河”的改革初衷和精神?

　　所谓“摸着石头过河”，其实就是遇到问题就要解决，无论在何处遇到问题。譬如日本当初明治维新，连“君主立宪”都被作为改革举措采纳，最后赢得了国力和社会的全面提升进化。

　　“政经分离悖论”，指中国的经改和政改，一先一后，一进一停格局。这种跛脚策略在改革初期勉强可行，但现在与20多年前已大不一样。中国市场经济的规模和架构已初步成形，进而要求与之相应配套的、更加科学、自律、透明、法治的社会和政治体制来引导支持管理和分配，以及处理纷争和矛盾，否则持续的“跛脚效应”很可能引发经济和社会危机的惊涛骇浪。

　　至于“中外差异悖论”，在今天的信息化扁平世界，中国的所谓“内政”，是否还能与其外在影响截然分离?譬如自身党建无可厚非，但在外企中设立党支部，是否有助于外企将其中国市场运营，与全球市场管理文化顺利整合?生硬的“防火墙”与中立的“缓冲区”，哪种选择更有利促进中外合作与文化交流?

　　悖论往往是因为对某些概念的理解认知不够深刻全面所致。走出悖论的关键，在于引入“必要的张力”，即要善于把单一问题带入系统参照加以综合分析，既有恰当投入的重点关注，又有多元宏观，把握冷静的距离。这样才能得出正确的判断，甩脱深重的误区。

　　作者是在美国的国际文化战略研究和咨询专家;原题《中国2019年后的三大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