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规模空前。迄今为止，双方总共对3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了关税，占双边货物贸易的将近一半。几个回合下来，中国没能像加拿大、墨西哥等那样同美国签订新贸易协定，只达成了90天的停火。但90天内达成协定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中美之争远远超出了经济贸易，贸易战中卷入了冷战的因素。

　　冷战是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敌对阵营之间的对垒，是两种世界观、两套价值、两种世界秩序和前途的竞争，它是用战争之外的所有手段来遏制和扼杀对方。旧冷战以美苏之间的对垒为主战场，从而造成了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这是中美上世纪70年代和解的基础。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的百分之一点几，军事上全面落后，对美国不构成实质威胁。

　　现在的形势正相反，中国正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对手，而俄罗斯在走下坡路，构不成长远的威胁，反而有可能成为联合对华的对象。

　　冷战以社会主义阵营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而结束。西方国家一致认为这是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胜利，也是共产主义试验的彻底破产，它们对自由主义一统天下充满了信心。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所以受到西方的欢迎，是因为后者认为中国在毛时代政治经济的全面失败后，不得不走西方的道路。

　　它们期待着中国在发展经济中“和平演变”，最终像台湾和韩国一样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方人士提到中共时，往往要加一个“所谓的共产党”。

　　然而这是真共产党。中国经济的起飞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体，反而强化了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使它有更强的力量、更多的手段来坚持自己的道路。2008年的金融风暴和由它所引发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危机，大大加强了中共对自己制度的信心。从胡锦涛执政的后期起，中共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手段上开始向正统回归，并在“不忘初心”的口号下，达到新的高峰。

　　“和平演变”的失败导致了西方态度的大转变，新冷战之说甚嚣尘上;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在哈得逊研究所的讲话，被视为新冷战的宣言。

　　但平心而论，今天的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天壤之别。最起码的，计划经济早就消亡，中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为什么冷战的逻辑会重新启动呢?

　　首先，中国的崛起同全球化一道，对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和民主政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国在政治上向红色正统的回归，在经济上推动全球化(“一带一路”就是全球化的最新版本);前者威胁西方的意识形态正统，后者损害西方的经济贸易利益。前苏联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不能够从内部损害西方的利益，而且僵化的意识形态、官僚体制和计划经济使它毫无吸引力。而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成功，使它能够推销“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对西方实行“和平演变”。

　　中美双方在认知上的模糊，也造成了误判和冲突。西方的政治经济危机还没有根本动摇西方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西方文明仍然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占有道德的高地。他们对自己遭遇的困难没有从自身认真检讨，反而将矛头对准中国，认为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损害了它们的利益。

　　中国方面的模糊区域，是对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没有认真梳理，在汲取苏共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上存在片面性：笼统地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于是盲目地向红色正统回归。双方都放弃了求同存异的努力，都在向各自的旧习惯回归。

　　对西方来说，一个强大的红色中国是个巨大的威胁。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系没能同化它，反而让它在这个体系内崛起成为一个异己力量，并正在扭曲和破坏这个体系。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反对贸易自由和由它所派生出来的全球化不大容易，只能以“公平贸易”为借口来打贸易战。

　　另一方面，在自由主义旗帜下反共，对西方来说却是驾轻就熟，于是火力都集中到中国政治上来了，将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体制。当前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想把中国赶出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因此要价非常高。可以预测，即使中国作出巨大让步，中美之间勉强达成了协议，后续的摩擦和冲突还会接踵而来，并且会更多地发生在其他领域。贸易战是形式，背后推动的却是冷战的逻辑。

　　其次，冷战结束刚刚20几年，东方阵营已经被彻底摧毁——华沙公约组织已荡然无存，一半以上的缔约国已加入西方阵营。而西方阵营的冷战架构，包括欧洲的北约和美国在亚洲的防务条约，基本上被保留了下来。西方的冷战斗士仍健在，他们大获全胜，自然乐此不疲。换言之，对西方来说，冷战状态恢复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价值观的冲突。美国人生长的环境使他们认为民主、自由(主要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私有财产、人权、法治等西方价值观，反映了人的本性，是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的追求。这些基本价值已经成了他们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他们对维护这些价值是真诚的。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也可以说中国的制度超越了他们的认知模式。但他们习惯性地用这些基本价值来理解和评判中国和其他国家。

　　正因为这些价值深入人心，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基石，政客才会利用“普世价值”来做政治斗争的武器。例如他们认为，“人权外交”对外可以赢得敌对国家的民心、让美国占据道德的高地;对内则可以获得选民的支持。商业化的西方媒体也迎合大众的认知结构，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采取双重标准。

　　所以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虚伪，它们推销“普世价值”是居心不良，企图搞颜色革命，颠覆中共政权和搞乱中国。在官媒长期宣传下，很多中国人都接受了这种观点;民主、人权等几乎成了贬义词。

　　但是这种宣传在揭穿西方政客虚伪的同时，也忽视了西方民众。尽管人权外交和普世价值攻势在中国早已不灵，但西方政客仍乐此不疲，这说明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国内政治的需要，因为这些价值观在民众中仍然具有道德权威。中国反“普世价值”针对的是西方政客，却得罪了西方老百姓(尤其是言论和信仰自由)，给他们造成了恶劣的形象。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得逊研究所的讲演，就是在迎合美国选民对中共的已有印象——从冷战中延续下来的印象。这也是新冷战的民意基础。

　　在美国，从政客到百姓都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最终会被用来威胁他们的核心价值、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推翻他们所建立的秩序。这种担心在没有对外扩张传统的中国来说，有点不可思议。但在有殖民和传教历史、曾以“白人的负担”为己任的西方国家看来，就再正常不过了。当人家不认同你的价值观，不愿意生活在你主导的秩序下时，就会本能地抵制你，这就是冷战的逻辑被卷入贸易战和其他矛盾冲突的原因。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

　　中美之间的贸易战规模空前。迄今为止，双方总共对3600亿美元的商品征收了关税，占双边货物贸易的将近一半。几个回合下来，中国没能像加拿大、墨西哥等那样同美国签订新贸易协定，只达成了90天的停火。但90天内达成协定的难度非常大，因为中美之争远远超出了经济贸易，贸易战中卷入了冷战的因素。

　　冷战是以意识形态划界的敌对阵营之间的对垒，是两种世界观、两套价值、两种世界秩序和前途的竞争，它是用战争之外的所有手段来遏制和扼杀对方。旧冷战以美苏之间的对垒为主战场，从而造成了中美之间共同的战略利益，这是中美上世纪70年代和解的基础。当时中国的经济总量只占世界的百分之一点几，军事上全面落后，对美国不构成实质威胁。

　　现在的形势正相反，中国正成长为一个强大的对手，而俄罗斯在走下坡路，构不成长远的威胁，反而有可能成为联合对华的对象。

　　冷战以社会主义阵营一夜之间分崩离析而结束。西方国家一致认为这是自由民主和资本主义的胜利，也是共产主义试验的彻底破产，它们对自由主义一统天下充满了信心。中国的改革开放，融入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之所以受到西方的欢迎，是因为后者认为中国在毛时代政治经济的全面失败后，不得不走西方的道路。

　　它们期待着中国在发展经济中“和平演变”，最终像台湾和韩国一样加入民主国家的行列。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西方人士提到中共时，往往要加一个“所谓的共产党”。

　　然而这是真共产党。中国经济的起飞并没有改变中国的政体，反而强化了共产党的统治地位，使它有更强的力量、更多的手段来坚持自己的道路。2008年的金融风暴和由它所引发的西方民主政治的危机，大大加强了中共对自己制度的信心。从胡锦涛执政的后期起，中共在意识形态和统治手段上开始向正统回归，并在“不忘初心”的口号下，达到新的高峰。

　　“和平演变”的失败导致了西方态度的大转变，新冷战之说甚嚣尘上;美国副总统彭斯10月4日在哈得逊研究所的讲话，被视为新冷战的宣言。

　　但平心而论，今天的中国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有天壤之别。最起码的，计划经济早就消亡，中国已成为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为什么冷战的逻辑会重新启动呢?

　　首先，中国的崛起同全球化一道，对发达国家的福利社会和民主政治造成了强烈的冲击。中国在政治上向红色正统的回归，在经济上推动全球化(“一带一路”就是全球化的最新版本);前者威胁西方的意识形态正统，后者损害西方的经济贸易利益。前苏联处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不能够从内部损害西方的利益，而且僵化的意识形态、官僚体制和计划经济使它毫无吸引力。而中国在世界资本主义体系内的成功，使它能够推销“中国方案”“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对西方实行“和平演变”。

　　中美双方在认知上的模糊，也造成了误判和冲突。西方的政治经济危机还没有根本动摇西方的基本理念和价值观，西方文明仍然被认为是人类文明的最高成就，占有道德的高地。他们对自己遭遇的困难没有从自身认真检讨，反而将矛头对准中国，认为是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损害了它们的利益。

　　中国方面的模糊区域，是对经济发展成功的原因没有认真梳理，在汲取苏共亡党亡国的经验教训上存在片面性：笼统地认为，中国的成功归功于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于是盲目地向红色正统回归。双方都放弃了求同存异的努力，都在向各自的旧习惯回归。

　　对西方来说，一个强大的红色中国是个巨大的威胁。自由民主的资本主义体系没能同化它，反而让它在这个体系内崛起成为一个异己力量，并正在扭曲和破坏这个体系。在自由主义的旗帜下，反对贸易自由和由它所派生出来的全球化不大容易，只能以“公平贸易”为借口来打贸易战。

　　另一方面，在自由主义旗帜下反共，对西方来说却是驾轻就熟，于是火力都集中到中国政治上来了，将贸易、知识产权等问题都归咎于中国的体制。当前贸易战的实质，是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想把中国赶出自由资本主义体系，因此要价非常高。可以预测，即使中国作出巨大让步，中美之间勉强达成了协议，后续的摩擦和冲突还会接踵而来，并且会更多地发生在其他领域。贸易战是形式，背后推动的却是冷战的逻辑。

　　其次，冷战结束刚刚20几年，东方阵营已经被彻底摧毁——华沙公约组织已荡然无存，一半以上的缔约国已加入西方阵营。而西方阵营的冷战架构，包括欧洲的北约和美国在亚洲的防务条约，基本上被保留了下来。西方的冷战斗士仍健在，他们大获全胜，自然乐此不疲。换言之，对西方来说，冷战状态恢复起来相对比较容易。

　　最后也是最根本的原因，是价值观的冲突。美国人生长的环境使他们认为民主、自由(主要包括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宗教信仰自由)、私有财产、人权、法治等西方价值观，反映了人的本性，是普世价值和人类共同的追求。这些基本价值已经成了他们心理结构的一部分，他们对维护这些价值是真诚的。大多数美国人并不了解中国，也可以说中国的制度超越了他们的认知模式。但他们习惯性地用这些基本价值来理解和评判中国和其他国家。

　　正因为这些价值深入人心，是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基石，政客才会利用“普世价值”来做政治斗争的武器。例如他们认为，“人权外交”对外可以赢得敌对国家的民心、让美国占据道德的高地;对内则可以获得选民的支持。商业化的西方媒体也迎合大众的认知结构，对中国的报道往往采取双重标准。

　　所以中国人认为，西方国家虚伪，它们推销“普世价值”是居心不良，企图搞颜色革命，颠覆中共政权和搞乱中国。在官媒长期宣传下，很多中国人都接受了这种观点;民主、人权等几乎成了贬义词。

　　但是这种宣传在揭穿西方政客虚伪的同时，也忽视了西方民众。尽管人权外交和普世价值攻势在中国早已不灵，但西方政客仍乐此不疲，这说明他们真正关心的是国内政治的需要，因为这些价值观在民众中仍然具有道德权威。中国反“普世价值”针对的是西方政客，却得罪了西方老百姓(尤其是言论和信仰自由)，给他们造成了恶劣的形象。

　　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得逊研究所的讲演，就是在迎合美国选民对中共的已有印象——从冷战中延续下来的印象。这也是新冷战的民意基础。

　　在美国，从政客到百姓都担心，中国日益增长的国力最终会被用来威胁他们的核心价值、破坏他们的生活方式、推翻他们所建立的秩序。这种担心在没有对外扩张传统的中国来说，有点不可思议。但在有殖民和传教历史、曾以“白人的负担”为己任的西方国家看来，就再正常不过了。当人家不认同你的价值观，不愿意生活在你主导的秩序下时，就会本能地抵制你，这就是冷战的逻辑被卷入贸易战和其他矛盾冲突的原因。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高级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