竞选之初，特朗普就承诺要全面调整美国的对外战略，胜选之后，他果真对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全局性的调整，涉及美中关系、美俄关系、美欧关系、美朝关系、美伊关系等，显然，美中关系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

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正在进行之中，存在着诸多变数，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估还为时尚早，但我们还是不揣冒昧，对其对外战略调整的深层原因和前景做一些大胆的分析。

一、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冷战后，美国作为胜利者以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对外战略上，踌躇满志、信心满满。比如，美国对华战略在克林顿、小布什时期以及奥巴马担任总统的前期，尽管有一些摩擦和冲突，但是美国并没有把中国视为自身霸权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其对华政策的基调是“接触、合作、影响和改变”。在普京上台后至乌克兰危机爆发，美国对俄的战略基本上是“接触与防范、合作与遏制”。显然，在这一时期，美国同样没有把俄罗斯看作是“心腹大患”。同样，美国对朝、对伊战略上也更偏向于采取和平的、多边的对话模式来解决朝核、伊核问题，而不是选择强硬的经济制裁和武力威胁的政策。而对于自己盟国和准盟国，美国还是沿用冷战时期的战略，即作为“带头大哥”笼络住盟友并在他们的支持下维持自身的领导者地位，共同应对全球各种危机。

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起始于奥巴马担任总统的后期，标志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确立了将军事资源转为以亚太为重心的战略决策。一是，美军确立了两个60%的军力部署目标，即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军舰、海外60%的空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二是，通过完善三重岛链的布局，形成绝对优势的军事态势，以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封堵。“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是军事战略还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强化美国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友的关系，即强化双边的“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菲同盟”和三边的“美日澳同盟”。同时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新盟友，主要是印度、越南、蒙古和缅甸等国。在经济领域，大力推进TPP，即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试图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将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和相关国家组成的相当于“经济北约”的贸易集团。“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要义就是在亚太地区恢复、巩固和加强美国的主导地位，从而达到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地防范和遏制的目的。

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开始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全面制裁和打压俄罗斯。这些制裁和围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俄罗斯的整体经济状况恶化，卢布贬值、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俄罗斯的GDP总量只有1.33万亿美元，与2013年相比，下跌幅度高达40%。但这一切的制裁和围堵并没有使普京政府屈服，反而使美俄矛盾激化。

奥巴马政府虽然对美国对外战略作了诸多调整，但是其战略目标几乎都没有实现。在特朗普的眼里，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团糟，所以他上台之后，改弦更张，将美国对外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以收拾奥巴马留给他的烂摊子，“让美国再次伟大”。

首先，把“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为“印太战略”。2017年3月，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曾经公开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正式结束，美国的亚太政策将有新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印太战略”。换言之，“印太战略”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修订和升级版。“印太”概念并非对美国传统亚洲战略框架的打破，而是引入了新的战略伙伴——印度，更加强调印度的作用，让“美日澳印”这个隐形的四边形重新复活，并且捆绑了亚太地区的众多热点问题，至少包含了安全、经济合作、价值观共享等内容。2018年9月6日，已经两次延迟的印美首次“2+2”部长级对话会终于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拉开帷幕。印度是亚洲第二个能够与美国举行外交和国防“2+2”对话的国家，这场迟来的对话也标志着美国已经将印度提升到与日本同等的地位。特朗普虽然受通俄门调查的影响，国际事务处理得较为缓慢，但是他心中依然惦念着“印太战略”。近期美国对印度又打又拉，目的就是要把印度尽快绑架在自己的战车上，为自己的“印太攻略”摇旗呐喊。

其次，试图缓和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特朗普在上台前后多次表达对普京的好感。顶着“通俄门”的巨大压力，在2017年的“G20”峰会上，特朗普上台以来首次与普京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单独秘密会谈。2018年7月16日，承受着强大的国内舆论压力和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特朗普同普京在赫尔辛基进行了具有世界轰动效应的“双普会”，这是两国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晤。“双普会”之后，特朗普受到了来自国内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以及来自国内政坛的严厉指责，但是特朗普仍然不改初心，竟然“顶风作案”，邀请普京访美。普京也投桃报李，邀请特朗普访俄。特朗普随后又多次放话，特别是2018年9月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暗示在干预美国大选上，俄罗斯与中国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双普会”及特朗普后来的举措虽然没有在实质层面推进美俄关系的缓和进程，但却给双方关系的改善带来了一线曙光。

第三，在伊核问题上主张强硬对之。奥巴马时期，经过艰难的谈判，美、英、法、俄、中和德六国和伊朗共同签署了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特朗普坚信，伊朗没有遵守伊核协议，一直在欺骗国际社会。此外，伊朗派出重兵干预叙利亚内战，力挺美国欲除之而后快的巴沙尔政权，激化了与以色列、沙特等国的矛盾，进而加剧了中东的紧张局势。基于此，美国于2018年5月8日正式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实行全面制裁，美伊关系剑拔弩张。

第四，在朝核问题上主张“以压促谈”。特朗普在上台后认为，美国历届政府都被朝鲜玩弄于股掌之上，“六方会谈”多谈一次，朝核问题离解决的目标反而越远。于是特朗普一改前任做法，对朝鲜进行极限施压，在经济上进行严厉制裁，在军事上大军压境。特朗普这样做的真实目的是“以压促谈”，以威胁促进变化。特朗普的政策达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美朝两国首脑于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了举世瞩目的“特金会”。双方都做出让步，但金正恩的让步相对更多，双方承诺努力推进半岛无核化的进程。特朗普抛开“六方会谈”，另开炉灶，单刀直入会见金正恩，虽然未必能解决朝核问题，但这种另辟蹊径的做法给朝核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可能。

最后，在对华问题上坚持全面遏制的政策。奥巴马政府为美国开启了一个进程，把对华政策真正放到全球框架下加以调整，把中国真正当作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加以审视并全面遏制。2010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才是美国“心腹之患”，其他都是“疥痒之疾”。2011年奥巴马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把中国的崛起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sputnik moment”(斯普特尼克时刻）。2012年底美国国防部正式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确立了将军事资源转为以亚太为重心的战略。

特朗普上台后，将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推向极端。2018年2月28日，美台之间又一“重磅型”法案——《台湾旅行法》在美国参议院院会全票通过，该项法案鼓励美国和台湾所有层级官员实现“互访”。这一系列法案无疑将会对自1979年建交以来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

由美国白宫和国防部分别发布的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中，美方把中国重新定位成“挑战者”、“修正主义国家”和“竞争对手”，而特朗普总统也在接下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对中国沿用了这一系列说法。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2019年“国防授权法”，把中国定义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并规定了打压中国的具体条款和细则，在技术、文化上限制中国，在军事上力压中国，例如，禁止中国参加环太平洋海军联合军演，要求提交中国在南海军事和强制性活动的公开报告，鼓噪要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提高台湾战力。

在具体行动上，2018年9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史无前例地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9月30日，美驱逐舰又在南海进行所谓的“巡航”，险些与中国战舰相撞。在涉及中国的公开场合讲话中，措辞严厉，2018年9月25日，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攻击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号召“世界所有国家抵制社会主义”。10月5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代表特朗普政府发表了类似于丘吉尔《铁幕演说》的讲话，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技术、外交上对中国进行全面攻击，声称“美国重建了中国”，而中国则全面利用其力量，“来影响并干预美国的国内政策和政治”。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地强行开启了“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6月15日开始，美国政府先后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商品和2000亿商品分别加征25%、10%的高额关税，并威胁要对另外约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更为险恶的是，到2018年10月，特朗普政府已经和韩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和墨西哥、加拿大重新签订了《北美贸易协定》，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该协定中还加入了排斥中国的“毒丸条款”，美国同日本的双边贸易协定正在谈判当中，同欧盟的双边谈判也会紧接着进行，鉴于美日欧已于9月25日签署了关于贸易相关的三方联合声明，不点名地抨击了中国，可以预测，美国架空或根本改造WTO，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的贸易体系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美国国务院收紧了到美国大学研读部分科学领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签证期限从五年缩短为一年。这些专业包括机器人技术、航空和高科技制造业，且都是北京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重要行业。美国商务部8月1日宣布，基于国家安全，即日起将44家中资实体企业列入美国出口管制清单，禁止美国供应商向这些机构或企业出口美国技术或产品。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在推特上称赞了新措施，认为新签证限制虽然严厉，但却必要，因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遏止中国科技进步，以防其动摇美国独霸世界的基础俨然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共识。

二、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原因

1、美国外交四大流派的此消彼长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思想基础

自美国建国以来，其外交史上有四个主要的思想流派，他们分别是：主要代表商人、侧重保护和发展商业的汉密尔顿主义；主要代表律师、侧重维护民主制度的杰斐逊主义；主要代表军人、侧重人民主义价值观和军事实力的杰克逊主义和主要代表传教士、侧重道义的  威尔逊主义。

汉密尔顿学派力主门户开放和贸易自由。他们认为，为了达到最广泛的全球资本和货物的自由流动，以及建立国际法制和金融秩序等目标，美国必须参与全球事务，主动出击。

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是自由不可或缺的保障。相反，杰斐逊主义者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充其量是一种必要的恶，一不小心就沦为自由最危险的敌人。民主是一株脆弱的幼苗，难以成长且难以繁殖，需小心呵护。向海外输出民主会使行政部门权力膨胀，而巨大的商业利益会搅乱并破坏国家的民主进程，两者都会破坏美国来之不易的宪政体制。因此，杰斐逊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上倾向于孤立主义。当然，他们并不一味反对对外干预，但更主张用制裁取代出兵，用“以夷制夷”取代直接对抗，用战略平衡取代战而胜之。

威尔逊主义坚持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追求平等、反对殖民统治、支持女性解放，它几乎成了道义和进步的化身，或者成为包治人类各种顽疾的“灵丹妙药”。在实践中，它有得有失。威尔逊主义者虽然渴望和平，但一旦遇到挑战国际秩序的国家，它就会和汉密尔顿主义者一起支持战争。

同杰斐逊主义者相似，杰克逊主义者怀疑不受约束的联邦政府的权力，怀疑精英，捍卫民权，依恋宪法特别是《权利法案》。杰克逊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荣誉，这包括自力更生、平等、个人主义和勇气等原则。杰克逊主义者认为通过诚实劳动在社会挣得一席之地的广大工人群体或中产阶级是美利坚民族的心脏、灵魂和脊梁。他们认为随时都应为维护信仰、坚守权利和尊严而拿起武器去战斗，因此，他们捍卫携枪权，认为从军是一项神圣的职责。杰克逊主义的对外政策是现实主义的，主张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冷战中，杰克逊主义者一直立场坚定，咄咄逼人。虽然杰克逊主义者并不好战，可一旦为了国家荣誉或保护他人而战，就奋不顾身，除了胜利别无他求。

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这四个对外政策学派互相之间虽然差异明显，争吵不休，但它们却共同主导着美国建国以来的对外政策。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这四个学派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也都有自己的弱项与盲区，如果任何一个学派一家独大，仅凭一己之力推动美国的对外政策，就难免会剑走偏锋，要么错失良机，要么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反之，四派交锋、互相砥砺、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合力，不仅会加强美国社会的凝聚力，提高美国的国力，还为美国提供了在国外的软硬两种力量，使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打出软硬都有的组合拳。

更深入地看，“这四种学派之所以能相得益彰，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高度分权的共和政体，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这四个学派都扎根于相同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美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有新教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实际上，新教理念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互相渗透、浑然一体的，扎根其上的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等外交思想自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正是因为如此，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杰克逊、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学派与理想主义的威尔逊学派之间，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前二者与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的后二者经常缠斗，但他们相同的政治文化血脉，决定了其万变不离其宗，相争不忘其本，所有分争都聚焦于美国的战略目标，统一于新教理念支配下的美国利益基础之上”。

从历史上看，美国建国初期，国力太弱，主张孤立的杰斐逊主义成为主导。一旦美国的国力强大，杰斐逊和杰克逊主义都支持汉密尔顿和威尔逊主义的扩张政策。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四种学派形成了共识，以杰克逊和威尔逊主义为主导，结果美国力挫强敌，凯歌行进，最终奠定了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美中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美俄关系、美伊关系、美朝关系的变迁很好地体现了美国外交四大流派在其对外战略调整中的作用。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9年以前，正值冷战期间，这个期间杰克逊和威尔逊主义者在前面冲锋陷阵，二者当中以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杰克逊主义者为主导，而同样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主义者在后提供支援，四个学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因为在他们眼中，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和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不共戴天。中国加入苏联阵营及中美在朝鲜战争中交手使四个学派都把中国视为和苏联一样的敌人，于是就产生了美国全面打压和围堵中国的政策。中苏闹僵之后，为了对抗苏联，以杰克逊主义为主导的四个流派团结一致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美国开始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美国产生了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向其靠拢的幻觉，中美之间的关系全面升温，经历了“黄金十年”。

随着“八九风波”和冷战结束，中美关系进入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内，威尔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联袂领军，成为先锋和主角。而杰克逊主义暂时退到了杰斐逊主义的位置，二者安居后台。在冷战中美国大获全胜，威尔逊主义者认为这是促进法治，传播自由民主的好时机，而汉密尔顿主义者则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活力都无可匹敌，应该抓住这个独特时机，建立世界性的贸易和金融体制。但在威尔逊主义者看来，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意识形态越来越像美国新的敌人。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是一边合作一边打压。

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向杰克逊主义倾斜，先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战争旷日持久，耗费数万亿美元，仅伊拉克战争美军士兵的死亡就超过5000人。这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不满，2009年倾向于威尔逊和汉密尔顿主义的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美国积极推行全球化，倡导以“软实力”或“巧实力”取胜，也就是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在国际冲突中运用美国的军事压力、道德优势和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与坚信靠军事实力取胜的杰克逊主义者划清了界限。

但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以及恐怖主义的坐大，杰克逊主义开始重返前台，美国开始推行遏制中俄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政策。

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使杰克逊主义者难以容忍。当然在其他几个学派眼里，这几年高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确实难以接受。所以奥巴马政府后期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军事防范。

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同时在外交政策上“有所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四种学派在对华政策上渐渐形成了新的共识，它们认为对中国的防范和担忧是正确的，于是奥巴马政府全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围堵。不过，此时的奥巴马政府依然想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比如TPP，来排斥和打压中国经济。

显然，与奥巴马相信软实力不同，特朗普推崇硬实力，坚信实力最强者得天下的原则。特朗普特别希望通过其对华政策调整，实现其“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特朗普是靠白人中产阶级的支持上台的，而后者是杰克逊主义的社会基础。从特朗普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个杰克逊主义者，崇尚马基雅维利主义，他所推行的政策几乎都为杰克逊主义者所认可。而很多民众都对奥巴马八年执政所带来的国内贫富分化、国际领导力下降的结果不满。因此，奥巴马所代表的威尔逊主义不得不暂时退出前台，而汉密尔顿主义者因为国内民众对其推行经济全球化政策的不满，也不得不暂时收起锋芒。二者与杰斐逊主义者一道成为杰克逊主义者的制衡者和监督者。这样一来，杰克逊主义就自然登上前台，成为首屈一指的领导力量。特朗普上台后，杰克逊主义者大行其道，如前所述，在朝核和伊核问题上，美国政府挥舞单边主义的大棒。在中国的一系问题上，美国政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而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这个强有力也是最主要的对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努力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但是这种努力受到美国国内杰克逊主义者对外敌强硬的固有倾向的制约，鲜有进展。不过，特朗普政府不会放弃这种努力，他会想方设法说服与他策略不同但隶属同一阵营的杰克逊主义者。一旦中国对美国强力打压做出有力回击的时候，尤其是双方对抗达到了势均力敌、胜负难料之时，不排除杰克逊主义者在俄罗斯问题上面统一认识，支持特朗普的对俄政策的可能。

2、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现实基础

在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凭借其优势地位风光无限，占尽了便宜，可物极必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也给美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这是杰克逊主义走上前台、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调整的现实原因。

美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至少受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挑战。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一个挑战是，外债巨增。在美国的体制下，不管是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上台，执政者都要讨好选民。民主党执政的政府为了迎合支持本党的选民，会增加福利开支，但是这很难通过增加税收来实现。反之，共和党执政的政府为了赢得本党选民的支持，会较少税收，但很难削减福利开支。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后果，即两党执政的政府都需要举债度日。全球化给美国这样的欧美国家提供了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与自身价值观、政治制度相背的国家借钱的渠道。但长此以往，美国必定会债台高筑，积重难返，现在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它的GDP总量。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二个挑战是，制造业外流，中产阶级萎缩。在全球化过程中，资金和技术可以自由流动，低福利的后发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大力发展本国产业，生产廉价物美的商品，然后返销发达国家。在廉价商品的冲击下，发达国家自身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就会失去竞争力，继而本国工厂或破产，或转移到后发国家中去，两相结合，引起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外流。这就导致了美国蓝领工人大量失业，国内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萎缩，社会矛盾尖锐。传统上，美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占主导的“橄榄型”社会，因为中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他们勤劳、理性、恪守中道、对社会贡献大，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容易形成政治共识，因此是美国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全球化所导致的美国中产阶级萎缩加深了美国社会的裂痕，强化了左右两大阵营之间的争斗，催生了美国的政治危机。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三个挑战是，技术优势受到严峻挑战。长期以来，美国依赖其先进的技术来支撑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但是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全球化使得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合法的引进先进技术和非法的侵犯知识产权等手段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甚至在某些技术领域赶超美国，这就使得他们忧心忡忡，极度担心自身的技术优势荡然无存，进而失去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四个挑战是，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受到撼动。美国人一直坚信，全球化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运行的，换言之，全球化的规则是由美国人来制定的，其结果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美国价值观、政治制度等也必将走向全球。但美国决策者万万没想到的是，事与愿违，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部分后发国家利用了美国所制定的规则的种种漏洞，通过一些“不公平”的做法，比如关税壁垒、政府补贴等，占了美国人的“便宜”，使自身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步强大起来，而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并不像美国设想的那样去演变，反而变成了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五个挑战是，移民问题。一般而言，移民问题既是一个外交问题，也是一个内政问题。亨廷顿认为，随着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受到推崇，美国的英语和新教文化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这会严重危及美国的国民特性。美国的国民特性包括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白人）、文化（新教文化）和政治（美国信念）。亨廷顿将美国国民特性的这四个属性归纳为盎格鲁-新教文化。由于在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国信念之上形成的美国的政治认同或核心价值观是美国政治制度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因此，亨廷顿对美国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的冲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美国政治制度的不稳感到忧心忡忡。同时，移民问题及其带来的文化认同的问题同美国人的失业问题互相纠缠，已经使其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战略调整的原因除了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普塞特命题”的破产，而这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四个挑战是密切相关的。自美国著名学者李普赛特1959年发表名为《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的论文，首次明确论证“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观点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为美国政治学界的热点问题，不少学者比如杰克曼、波伦、伯克哈特、鲁其梅尔等写出了颇有分量的著作，补充论证了李普赛特的观点，著名学者亨廷顿也对“李普赛特命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到20世纪90年代初，“李普赛特命题”已成为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并进而成为美国政治精英中的共识。在这种共识指导之下，从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坚持一边限制、一边接触与合作的对华政策以达到影响和改变中国的目的。

但这种共识到2015年发生了变化。该年，美国对外政策领域里的专家开始了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经济发展并没带来民主转型，中产阶级壮大后也并不反对执政党，因此也不会水到渠成地促进政治自由化。他们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向左转”，以往被当做极端民族主义而遭贬斥的中国鹰派的主张成了党的“正式路线”。不仅专家、学者、前政府官员、现任国会议员、包括民主党的众议院领袖佩洛西等人也认为多年来实行的“接触、合作、影响、改变”的政策遭到了失败，结果是养虎成患，必须改弦更张。

三、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前景

对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前景，我们可以尝试从国际和美国国内两个维度加以考察和分析。

首先，美国对外战略调整遇到的是国际层面上的阻碍。

如前所述，美国正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科技、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但是贸易摩擦无疑是双方较量的主战场。在对中国展开贸易摩擦的同时，美国也向自己的盟友欧盟诸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开火。美国向他们加征关税并要求其降低关税、拆除贸易壁垒，威胁盟国要退出WTO。这引起了盟友们的强烈不满，纷纷表态要“以牙还牙”。现在看来，他们在美国的重压之下，有的国家已经表示臣服，有的则将要低头，但在内心深处，他们都对中美贸易摩擦不以为然，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基于这种状况，国内有些学者认为美欧、美日特别是美欧存在诸多结构性的矛盾，所以彼此达成贸易妥协的可能性很小，这些国家在中美贸易战中不会站在美国那边，中国同他们在贸易战中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过于乐观。因为这些国家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的相似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年来他们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安全领域有着共同需求的盟国。虽然在现实层面存在一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但这些矛盾和冲突毕竟是家庭内部兄弟之间的问题。另外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角度看，相对于中国，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倚重更大。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同美国之间通过博弈并最终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这就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辱”。

现在看来，美国搞贸易霸凌主义，举起单边主义大棒向全世界挥舞，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去全球化”，也并不真的想搞单边主义、废除实行多年的世界贸易体制，而是想“以压促谈”，重构一个对美国有利、“使美国重新伟大”的全新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并利用这个体制来打赢与中国的贸易战。

在中国政府看来，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扩大进口能够满足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要求。但是，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贸易霸凌主义，中国必须而且已经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可是，相对于美国，中国拥有巨大的体制优势，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一切力量和调集一切资源，对特朗普政府的痛点进行精准打击。

中国的强有力回击触痛了那些利益相关的美国工商企业，除了大豆、猪肉等生产者，福特公司也开始叫痛，而这些恰恰是对美国大选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而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能否经得起长期贸易战的冲击也是个大大的疑问，特朗普政府的民意支持率恐因此受到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大到了足以破坏特朗普连任的梦想，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在其对外战略调整上进行“再调整”，其“强硬”的作风可能也会有所收敛，中美就会重新走到谈判桌前，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被迫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反之，如果在美国民众能够承受住贸易战的代价，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没有明显下跌的情况下，特别是中期选举共和党仅仅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那么美国政府就会一意孤行，甚至变本加厉，全面构筑反华包围圈，不惜掀起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基于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从较长时间段来看，中美贸易战会成为打打停停、时急时缓的持久战，但在特朗普的这一任期，贸易战休战的可能性较小。

美国的“印太战略”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除了印度之外，其他几个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而印度基于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利益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考虑，难以拒绝美国的诱惑和拉拢。

在美俄、美朝、美伊、美土关系上，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效果，但是从中长期看，美国有可能实现部分战略目标。理由是：朝鲜缓和同美国的关系符合其自身的利益，虽然缓和的进程会出现曲折和反复，但缓和的大方向还是明确的；虽然美国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俄罗斯也会借着美伊、美土关系恶化之机，和后者结成更紧密的同盟，共同对付美国，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太弱以及在美国的制裁下国内不满情绪正在积聚，同美国缓和关系符合它的国家利益。俄罗斯目前支持伊朗和土耳其，并不是真想和美国打冷战，而是想增加与美国谈判时的筹码。诚然，伊朗和土耳其两国整体实力都不可小觑，但是经济上的脆弱和国内矛盾的尖锐，两国政局并不稳定，且其树敌很多，难以和美国长期抗衡。

综上所述，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在国际层面上面临的障碍和困难都不小，但并非不可克服。现在，我们再从国内层面上分析美国对外战略调整所遇到的障碍。

其实，国际层面上的障碍虽然对美国对外战略调整有影响，但真正决定美国战略调整成败的关键在于，美国国内由全球化所引起或加剧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能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或解决。如果美国国内问题得到某种缓解或解决，特朗普政府就会更有底气来破除其在国际上所遇到的障碍，美国的盟国也更有可能主动或者被迫和特朗普站在一起。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国内民意支持率还在增高，国内经济数据也挺靓丽，但这种情况能持续多长时间是个疑问。一旦国内的矛盾激化、问题增多、政府支持率下降，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将举步维艰。

我们认为，美国国内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有所激化，但国内问题恶化到迫使美国终止目前的对外战略调整的概率不是很大。比如，目前最严重的国内问题即贫富分化和中产阶级萎缩问题，对美国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如果不能扭转这种颓势，就会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但是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的进步运动和大萧条时期都曾发生过，而且其严重程度要胜于现在。与那个时期相比，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变得相对完善了，没有出现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和社会冲突，而且政府和社会的各种调节机制也比当时要完善得多。特朗普上台本身就是底层民众试图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结果，特朗普上台后进行的对外战略调整，虽然很有争议，但是美国制造业回流、蓝领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至于美国国内存在国债高筑问题，我们认为，它确实和全球化有关，但它更是美国政党制度下左右博弈的结果，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但在美国政府对外战略调整的大环境下，美国国债降低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对于目前存在的对美国国民特性、价值理念形成冲击的移民问题，特朗普上台后陆续出台极具争议的限制移民政策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回应。在我们看来，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并不一定能彻底解决这一难题，但使其得到缓解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美国至少还存在两个与全球化有间接联系的严重的国内问题。

其一，政治衰败问题。福山认为，美国政治的衰败，主要包括三个问题，即官僚体制缺乏中立性、法院及国会篡夺行政部门的权力、利益集团和游说集团爬满美国政治躯体，在他看来，这三个问题导致美国政治体制中发展出了愈来愈复杂且过分的制衡手段，使整个制度的行动效率低下，难以做出有益的制度变革。可以说，政治衰败确实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痼疾，但是，从目前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效率来看，这一问题似乎有缓解的迹象。

其二，两党制面临冲击。在美国运行多年的、给美国政治制度带来稳定的两党制面临严重的冲击，特朗普不仅受到民主党的强烈抵制，也受到了共和党建制派的强力打压，他的上台标志着共和党建制派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对共和党的控制，同时，桑德斯的崛起也表明民主党建制派对民主党的控制也是岌岌可危。可以说，美国的两党体制很可能会被打乱重组。福山在2018年9月份出版的最新著作《身份》一书中提出，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个结果对于美国民主将很不健康。

其实，两党制面临冲击的问题，在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南北战争时期美国两大政党及其内部的分裂是最为严重的，甚至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是战争结束后，在重建时期，美国政治又回到了正常的两党政治的轨道。可见，美国两党体制受到冲击，进行重组，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所受到的冲击并不足以颠覆其运行多年的两大政党体制。

目前美国国内不仅在两党之间，同时也在族裔之间、各阶层民众之间都存在严重的分歧，矛盾空前激烈，以至于特朗普胜选后美国各地爆发抗议特朗普的游行示威。主流媒体几乎众口一词，对特朗普进行“诋毁式”的攻击。特别是纽约时报不惜冒丧失自身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信誉风险刊登一篇自称是白宫高官的信件，揭露白宫“黑幕”，指责特朗普是个傻子。这在美国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鉴于此类情况，不少人惊呼美国社会正在撕裂。但是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时期、进步运动时期以及民权运动时期都曾发生过，而且更加严重。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亨廷顿对这几个时期的美国国内撕裂问题做过独到的分析，他认为：“对（美国）政治体制的稳定产生威胁的不是根深蒂固的分歧，而是感情深处的共识。”这里所说的共识就是美国人追求的共同政治理想。当政治制度因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迁而偏离美国的政治理想，民众就会对现实产生不满，于是分歧和裂痕就会在社会出现。迫于压力，美国的政治实践会通过不断地改革和调整，以接近美国人的政治理想，缓解社会的分歧和裂痕问题。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在国内虽然引发了一些反对的声浪，但是从最近的民调以及国会两院高票通过的《2019国防授权法》来看，美国人之间在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调整上存在的分歧和裂痕有弥合的趋势。

以上这些美国国内存在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使美国决策者作出对外战略调整的决策，以图化解这些危机和矛盾。但同样也是这些危机和矛盾成为美国战略调整走向成功的严重障碍，给其战略调整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但是从上述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国内的障碍虽然难以克服，但它并非是致命障碍，美国更有可能带病前行，在对外战略调整中另辟蹊径。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美国虽然赚得盆满钵满，但却使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左右撕裂严重，引发了政治危机。全球化的进程使世界各国的实力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崛起，打破了冷战后美国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令美国决策者寝食难安，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执政团队误认为中国是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仅威胁了其制度安全，而且是引发起社会和政治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想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来达到捍卫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化解其国内的社会政治危机的目的。因此，美国对外战略调整既有深刻的文化和体制原因，也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在对外战略调整过程中，美国会遇到国内外的障碍和困难，但舍此似乎找不到其他出路。美国虽然”疾病缠身”，但其综合国力仍然不能小觑，尽管前景不甚明朗，但其取得一定成效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难免会给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的稳定带来很大的冲击。如何应对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化解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冷静的态度，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参考文献：

[1][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M]，曹化银译，中信出版社2003.

[2][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3]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4][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M].周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5]郑易平，郑德洛，1950年代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演变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6期.

[6]李东海：《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美国研究》2016年第4期

[7]吴虚怀：《美欧贸易谈判“休战”？》，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9月17日，第10版

[8]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9]牛霞飞，郑易平，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5期.

[10]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2018(9).

[1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 January 2012.

[12]“Trans-Pacific free trade deal agreed creating vast partnership”, BBC News, 5 October 2015.

[13]“Book Party: Donald Trump's 'Time to Get Tough' is out in paperback. You'll never guess the new subtitle”,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June 17, 2017.

[14]U.S. Department of State, “Briefing on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pril 2018.

[15]“India, U.S. hold "2+2 dialogue" on diplomatic, security issues”, September 2018.

[16]Donald J. Trump, “Some people hate the that I got along well with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They would rather go to war than see this. It’s called 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

[17]Donald Trump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5,2018.

[18]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Hudson Institute, October 4,2018.

[19]Michael Lind, “America vs. 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18(5).

[20]Marco Rubio, “These mov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rade issues. They involve serious national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we must address. #China tech companies are not like U.S. ones. They function as reluctant but nevertheless de facto agents of Chinese spy agencies”.

[21]Alvin Z. Rubinstein(ed.), “The Great Game: Rivalry in the Persian Gulf and South Asia”, New York: Praeger, 1983.

竞选之初，特朗普就承诺要全面调整美国的对外战略，胜选之后，他果真对美国的对外战略进行了全局性的调整，涉及美中关系、美俄关系、美欧关系、美朝关系、美伊关系等，显然，美中关系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重中之重。

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正在进行之中，存在着诸多变数，对其进行全面的评估还为时尚早，但我们还是不揣冒昧，对其对外战略调整的深层原因和前景做一些大胆的分析。

一、美国对外战略的调整

冷战后，美国作为胜利者以及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对外战略上，踌躇满志、信心满满。比如，美国对华战略在克林顿、小布什时期以及奥巴马担任总统的前期，尽管有一些摩擦和冲突，但是美国并没有把中国视为自身霸权的最强有力的挑战者，其对华政策的基调是“接触、合作、影响和改变”。在普京上台后至乌克兰危机爆发，美国对俄的战略基本上是“接触与防范、合作与遏制”。显然，在这一时期，美国同样没有把俄罗斯看作是“心腹大患”。同样，美国对朝、对伊战略上也更偏向于采取和平的、多边的对话模式来解决朝核、伊核问题，而不是选择强硬的经济制裁和武力威胁的政策。而对于自己盟国和准盟国，美国还是沿用冷战时期的战略，即作为“带头大哥”笼络住盟友并在他们的支持下维持自身的领导者地位，共同应对全球各种危机。

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起始于奥巴马担任总统的后期，标志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提出。2012年1月美国国防部发布《维持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21世纪国防的优先任务》的新军事战略报告，正式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确立了将军事资源转为以亚太为重心的战略决策。一是，美军确立了两个60%的军力部署目标，即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军舰、海外60%的空军力量部署在亚太地区；二是，通过完善三重岛链的布局，形成绝对优势的军事态势，以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封堵。“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是军事战略还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强化美国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友的关系，即强化双边的“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菲同盟”和三边的“美日澳同盟”。同时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新盟友，主要是印度、越南、蒙古和缅甸等国。在经济领域，大力推进TPP，即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试图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将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和相关国家组成的相当于“经济北约”的贸易集团。“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要义就是在亚太地区恢复、巩固和加强美国的主导地位，从而达到在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方位地防范和遏制的目的。

在2014年乌克兰危机爆发后，奥巴马政府开始从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上全面制裁和打压俄罗斯。这些制裁和围堵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俄罗斯的整体经济状况恶化，卢布贬值、物价上涨，人民生活水平急剧下降。据世界银行数据，2015年俄罗斯的GDP总量只有1.33万亿美元，与2013年相比，下跌幅度高达40%。但这一切的制裁和围堵并没有使普京政府屈服，反而使美俄矛盾激化。

奥巴马政府虽然对美国对外战略作了诸多调整，但是其战略目标几乎都没有实现。在特朗普的眼里，奥巴马政府的对外政策是一团糟，所以他上台之后，改弦更张，将美国对外战略进行了重大调整，以收拾奥巴马留给他的烂摊子，“让美国再次伟大”。

首先，把“亚太再平衡”战略调整为“印太战略”。2017年3月，美国国务院代理助理国务卿董云裳曾经公开表示：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已经正式结束，美国的亚太政策将有新的方式，也就是所谓的“印太战略”。换言之，“印太战略”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修订和升级版。“印太”概念并非对美国传统亚洲战略框架的打破，而是引入了新的战略伙伴——印度，更加强调印度的作用，让“美日澳印”这个隐形的四边形重新复活，并且捆绑了亚太地区的众多热点问题，至少包含了安全、经济合作、价值观共享等内容。2018年9月6日，已经两次延迟的印美首次“2+2”部长级对话会终于在印度首都新德里拉开帷幕。印度是亚洲第二个能够与美国举行外交和国防“2+2”对话的国家，这场迟来的对话也标志着美国已经将印度提升到与日本同等的地位。特朗普虽然受通俄门调查的影响，国际事务处理得较为缓慢，但是他心中依然惦念着“印太战略”。近期美国对印度又打又拉，目的就是要把印度尽快绑架在自己的战车上，为自己的“印太攻略”摇旗呐喊。

其次，试图缓和同俄罗斯的紧张关系。特朗普在上台前后多次表达对普京的好感。顶着“通俄门”的巨大压力，在2017年的“G20”峰会上，特朗普上台以来首次与普京进行了长达3小时的单独秘密会谈。2018年7月16日，承受着强大的国内舆论压力和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特朗普同普京在赫尔辛基进行了具有世界轰动效应的“双普会”，这是两国领导人的首次正式会晤。“双普会”之后，特朗普受到了来自国内媒体铺天盖地的攻击以及来自国内政坛的严厉指责，但是特朗普仍然不改初心，竟然“顶风作案”，邀请普京访美。普京也投桃报李，邀请特朗普访俄。特朗普随后又多次放话，特别是2018年9月份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暗示在干预美国大选上，俄罗斯与中国相比是小巫见大巫。“双普会”及特朗普后来的举措虽然没有在实质层面推进美俄关系的缓和进程，但却给双方关系的改善带来了一线曙光。

第三，在伊核问题上主张强硬对之。奥巴马时期，经过艰难的谈判，美、英、法、俄、中和德六国和伊朗共同签署了伊核问题全面协议。根据协议，伊朗承诺限制其核计划，国际社会解除对伊制裁。特朗普坚信，伊朗没有遵守伊核协议，一直在欺骗国际社会。此外，伊朗派出重兵干预叙利亚内战，力挺美国欲除之而后快的巴沙尔政权，激化了与以色列、沙特等国的矛盾，进而加剧了中东的紧张局势。基于此，美国于2018年5月8日正式宣布退出伊核协议，对伊朗实行全面制裁，美伊关系剑拔弩张。

第四，在朝核问题上主张“以压促谈”。特朗普在上台后认为，美国历届政府都被朝鲜玩弄于股掌之上，“六方会谈”多谈一次，朝核问题离解决的目标反而越远。于是特朗普一改前任做法，对朝鲜进行极限施压，在经济上进行严厉制裁，在军事上大军压境。特朗普这样做的真实目的是“以压促谈”，以威胁促进变化。特朗普的政策达到了一定的效果，比如美朝两国首脑于2018年6月12日在新加坡举行了举世瞩目的“特金会”。双方都做出让步，但金正恩的让步相对更多，双方承诺努力推进半岛无核化的进程。特朗普抛开“六方会谈”，另开炉灶，单刀直入会见金正恩，虽然未必能解决朝核问题，但这种另辟蹊径的做法给朝核问题的解决带来了新的可能。

最后，在对华问题上坚持全面遏制的政策。奥巴马政府为美国开启了一个进程，把对华政策真正放到全球框架下加以调整，把中国真正当作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加以审视并全面遏制。2010年，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共识，认为中国才是美国“心腹之患”，其他都是“疥痒之疾”。2011年奥巴马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把中国的崛起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sputnik moment”(斯普特尼克时刻）。2012年底美国国防部正式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确立了将军事资源转为以亚太为重心的战略。

特朗普上台后，将奥巴马的对华政策推向极端。2018年2月28日，美台之间又一“重磅型”法案——《台湾旅行法》在美国参议院院会全票通过，该项法案鼓励美国和台湾所有层级官员实现“互访”。这一系列法案无疑将会对自1979年建交以来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

由美国白宫和国防部分别发布的最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国防战略报告》中，美方把中国重新定位成“挑战者”、“修正主义国家”和“竞争对手”，而特朗普总统也在接下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对中国沿用了这一系列说法。而美国国会参众两院一致通过2019年“国防授权法”，把中国定义为首要的战略竞争者，并规定了打压中国的具体条款和细则，在技术、文化上限制中国，在军事上力压中国，例如，禁止中国参加环太平洋海军联合军演，要求提交中国在南海军事和强制性活动的公开报告，鼓噪要加强与台湾的军事合作，提高台湾战力。

在具体行动上，2018年9月20日，美国国务院史无前例地对中国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及其部长李尚福实施制裁，9月30日，美驱逐舰又在南海进行所谓的“巡航”，险些与中国战舰相撞。在涉及中国的公开场合讲话中，措辞严厉，2018年9月25日，特朗普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演讲，攻击中国干预美国中期选举，号召“世界所有国家抵制社会主义”。10月5日，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哈德逊研究所代表特朗普政府发表了类似于丘吉尔《铁幕演说》的讲话，从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技术、外交上对中国进行全面攻击，声称“美国重建了中国”，而中国则全面利用其力量，“来影响并干预美国的国内政策和政治”。

与此同时，特朗普政府一意孤行地强行开启了“中美贸易战”。从2018年6月15日开始，美国政府先后对从中国进口的500亿商品和2000亿商品分别加征25%、10%的高额关税，并威胁要对另外约2670亿美元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更为险恶的是，到2018年10月，特朗普政府已经和韩国签订了双边贸易协定，和墨西哥、加拿大重新签订了《北美贸易协定》，值得高度警惕的是，该协定中还加入了排斥中国的“毒丸条款”，美国同日本的双边贸易协定正在谈判当中，同欧盟的双边谈判也会紧接着进行，鉴于美日欧已于9月25日签署了关于贸易相关的三方联合声明，不点名地抨击了中国，可以预测，美国架空或根本改造WTO，建立一个全球性的、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新的贸易体系的可能性很大。

另外，美国国务院收紧了到美国大学研读部分科学领域专业的中国留学生签证，签证期限从五年缩短为一年。这些专业包括机器人技术、航空和高科技制造业，且都是北京宣布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中的重要行业。美国商务部8月1日宣布，基于国家安全，即日起将44家中资实体企业列入美国出口管制清单，禁止美国供应商向这些机构或企业出口美国技术或产品。共和党参议员鲁比奥在推特上称赞了新措施，认为新签证限制虽然严厉，但却必要，因为中国对美国构成了“前所未有的威胁”。因此，遏止中国科技进步，以防其动摇美国独霸世界的基础俨然已成为特朗普政府的共识。

二、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原因

1、美国外交四大流派的此消彼长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思想基础

自美国建国以来，其外交史上有四个主要的思想流派，他们分别是：主要代表商人、侧重保护和发展商业的汉密尔顿主义；主要代表律师、侧重维护民主制度的杰斐逊主义；主要代表军人、侧重人民主义价值观和军事实力的杰克逊主义和主要代表传教士、侧重道义的  威尔逊主义。

汉密尔顿学派力主门户开放和贸易自由。他们认为，为了达到最广泛的全球资本和货物的自由流动，以及建立国际法制和金融秩序等目标，美国必须参与全球事务，主动出击。

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是自由不可或缺的保障。相反，杰斐逊主义者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充其量是一种必要的恶，一不小心就沦为自由最危险的敌人。民主是一株脆弱的幼苗，难以成长且难以繁殖，需小心呵护。向海外输出民主会使行政部门权力膨胀，而巨大的商业利益会搅乱并破坏国家的民主进程，两者都会破坏美国来之不易的宪政体制。因此，杰斐逊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上倾向于孤立主义。当然，他们并不一味反对对外干预，但更主张用制裁取代出兵，用“以夷制夷”取代直接对抗，用战略平衡取代战而胜之。

威尔逊主义坚持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追求平等、反对殖民统治、支持女性解放，它几乎成了道义和进步的化身，或者成为包治人类各种顽疾的“灵丹妙药”。在实践中，它有得有失。威尔逊主义者虽然渴望和平，但一旦遇到挑战国际秩序的国家，它就会和汉密尔顿主义者一起支持战争。

同杰斐逊主义者相似，杰克逊主义者怀疑不受约束的联邦政府的权力，怀疑精英，捍卫民权，依恋宪法特别是《权利法案》。杰克逊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荣誉，这包括自力更生、平等、个人主义和勇气等原则。杰克逊主义者认为通过诚实劳动在社会挣得一席之地的广大工人群体或中产阶级是美利坚民族的心脏、灵魂和脊梁。他们认为随时都应为维护信仰、坚守权利和尊严而拿起武器去战斗，因此，他们捍卫携枪权，认为从军是一项神圣的职责。杰克逊主义的对外政策是现实主义的，主张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在冷战中，杰克逊主义者一直立场坚定，咄咄逼人。虽然杰克逊主义者并不好战，可一旦为了国家荣誉或保护他人而战，就奋不顾身，除了胜利别无他求。

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这四个对外政策学派互相之间虽然差异明显，争吵不休，但它们却共同主导着美国建国以来的对外政策。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这四个学派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也都有自己的弱项与盲区，如果任何一个学派一家独大，仅凭一己之力推动美国的对外政策，就难免会剑走偏锋，要么错失良机，要么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反之，四派交锋、互相砥砺、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合力，不仅会加强美国社会的凝聚力，提高美国的国力，还为美国提供了在国外的软硬两种力量，使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打出软硬都有的组合拳。

更深入地看，“这四种学派之所以能相得益彰，主要是因为美国的高度分权的共和政体，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这四个学派都扎根于相同的政治文化基础之上。美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有新教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实际上，新教理念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互相渗透、浑然一体的，扎根其上的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等外交思想自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正是因为如此，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杰克逊、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学派与理想主义的威尔逊学派之间，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前二者与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的后二者经常缠斗，但他们相同的政治文化血脉，决定了其万变不离其宗，相争不忘其本，所有分争都聚焦于美国的战略目标，统一于新教理念支配下的美国利益基础之上”。

从历史上看，美国建国初期，国力太弱，主张孤立的杰斐逊主义成为主导。一旦美国的国力强大，杰斐逊和杰克逊主义都支持汉密尔顿和威尔逊主义的扩张政策。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四种学派形成了共识，以杰克逊和威尔逊主义为主导，结果美国力挫强敌，凯歌行进，最终奠定了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美中关系的发展脉络以及美俄关系、美伊关系、美朝关系的变迁很好地体现了美国外交四大流派在其对外战略调整中的作用。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89年以前，正值冷战期间，这个期间杰克逊和威尔逊主义者在前面冲锋陷阵，二者当中以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杰克逊主义者为主导，而同样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主义者在后提供支援，四个学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因为在他们眼中，以苏联、中国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和以美国、西欧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不共戴天。中国加入苏联阵营及中美在朝鲜战争中交手使四个学派都把中国视为和苏联一样的敌人，于是就产生了美国全面打压和围堵中国的政策。中苏闹僵之后，为了对抗苏联，以杰克逊主义为主导的四个流派团结一致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美国开始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1978 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美国产生了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向其靠拢的幻觉，中美之间的关系全面升温，经历了“黄金十年”。

随着“八九风波”和冷战结束，中美关系进入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内，威尔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联袂领军，成为先锋和主角。而杰克逊主义暂时退到了杰斐逊主义的位置，二者安居后台。在冷战中美国大获全胜，威尔逊主义者认为这是促进法治，传播自由民主的好时机，而汉密尔顿主义者则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活力都无可匹敌，应该抓住这个独特时机，建立世界性的贸易和金融体制。但在威尔逊主义者看来，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意识形态越来越像美国新的敌人。在克林顿时期，美国对华政策是一边合作一边打压。

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向杰克逊主义倾斜，先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战争旷日持久，耗费数万亿美元，仅伊拉克战争美军士兵的死亡就超过5000人。这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不满，2009年倾向于威尔逊和汉密尔顿主义的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美国积极推行全球化，倡导以“软实力”或“巧实力”取胜，也就是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在国际冲突中运用美国的军事压力、道德优势和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力，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这与坚信靠军事实力取胜的杰克逊主义者划清了界限。

但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以及恐怖主义的坐大，杰克逊主义开始重返前台，美国开始推行遏制中俄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政策。

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使杰克逊主义者难以容忍。当然在其他几个学派眼里，这几年高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确实难以接受。所以奥巴马政府后期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经济制裁和军事防范。

中国经济快速崛起，同时在外交政策上“有所作为”，美国对外政策的四种学派在对华政策上渐渐形成了新的共识，它们认为对中国的防范和担忧是正确的，于是奥巴马政府全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在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围堵。不过，此时的奥巴马政府依然想通过多边合作的方式，比如TPP，来排斥和打压中国经济。

显然，与奥巴马相信软实力不同，特朗普推崇硬实力，坚信实力最强者得天下的原则。特朗普特别希望通过其对华政策调整，实现其“美国第一”、“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特朗普是靠白人中产阶级的支持上台的，而后者是杰克逊主义的社会基础。从特朗普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个杰克逊主义者，崇尚马基雅维利主义，他所推行的政策几乎都为杰克逊主义者所认可。而很多民众都对奥巴马八年执政所带来的国内贫富分化、国际领导力下降的结果不满。因此，奥巴马所代表的威尔逊主义不得不暂时退出前台，而汉密尔顿主义者因为国内民众对其推行经济全球化政策的不满，也不得不暂时收起锋芒。二者与杰斐逊主义者一道成为杰克逊主义者的制衡者和监督者。这样一来，杰克逊主义就自然登上前台，成为首屈一指的领导力量。特朗普上台后，杰克逊主义者大行其道，如前所述，在朝核和伊核问题上，美国政府挥舞单边主义的大棒。在中国的一系问题上，美国政府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硬。而为了集中力量对付中国这个强有力也是最主要的对手，特朗普政府不得不努力缓和与俄罗斯的紧张关系，但是这种努力受到美国国内杰克逊主义者对外敌强硬的固有倾向的制约，鲜有进展。不过，特朗普政府不会放弃这种努力，他会想方设法说服与他策略不同但隶属同一阵营的杰克逊主义者。一旦中国对美国强力打压做出有力回击的时候，尤其是双方对抗达到了势均力敌、胜负难料之时，不排除杰克逊主义者在俄罗斯问题上面统一认识，支持特朗普的对俄政策的可能。

2、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挑战是其对外战略调整的现实基础

在全球化特别是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美国凭借其优势地位风光无限，占尽了便宜，可物极必反，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化也给美国带来了越来越大的挑战，这是杰克逊主义走上前台、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调整的现实原因。

美国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至少受到了以下五个方面的挑战。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一个挑战是，外债巨增。在美国的体制下，不管是共和党上台，还是民主党上台，执政者都要讨好选民。民主党执政的政府为了迎合支持本党的选民，会增加福利开支，但是这很难通过增加税收来实现。反之，共和党执政的政府为了赢得本党选民的支持，会较少税收，但很难削减福利开支。所以，这就会造成一个后果，即两党执政的政府都需要举债度日。全球化给美国这样的欧美国家提供了向国际社会特别是与自身价值观、政治制度相背的国家借钱的渠道。但长此以往，美国必定会债台高筑，积重难返，现在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已经超过了它的GDP总量。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二个挑战是，制造业外流，中产阶级萎缩。在全球化过程中，资金和技术可以自由流动，低福利的后发国家利用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的先进技术和资金大力发展本国产业，生产廉价物美的商品，然后返销发达国家。在廉价商品的冲击下，发达国家自身生产的商品在市场上就会失去竞争力，继而本国工厂或破产，或转移到后发国家中去，两相结合，引起发达国家特别是美国产业空心化和制造业外流。这就导致了美国蓝领工人大量失业，国内贫富差距拉大，中产阶级萎缩，社会矛盾尖锐。传统上，美国社会一直被认为是中产阶级占主导的“橄榄型”社会，因为中产阶级占人口大多数，他们勤劳、理性、恪守中道、对社会贡献大，拥有相近的价值观，容易形成政治共识，因此是美国政治稳定的社会基础。全球化所导致的美国中产阶级萎缩加深了美国社会的裂痕，强化了左右两大阵营之间的争斗，催生了美国的政治危机。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三个挑战是，技术优势受到严峻挑战。长期以来，美国依赖其先进的技术来支撑其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霸主地位，但是在美国决策者看来，全球化使得后发国家可以通过合法的引进先进技术和非法的侵犯知识产权等手段缩小与美国的技术差距，甚至在某些技术领域赶超美国，这就使得他们忧心忡忡，极度担心自身的技术优势荡然无存，进而失去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四个挑战是，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的地位受到撼动。美国人一直坚信，全球化是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下运行的，换言之，全球化的规则是由美国人来制定的，其结果是伴随着经济全球化，美国价值观、政治制度等也必将走向全球。但美国决策者万万没想到的是，事与愿违，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部分后发国家利用了美国所制定的规则的种种漏洞，通过一些“不公平”的做法，比如关税壁垒、政府补贴等，占了美国人的“便宜”，使自身在全球化的过程中逐步强大起来，而其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并不像美国设想的那样去演变，反而变成了美国强大的竞争对手，对美国的唯一超级大国地位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五个挑战是，移民问题。一般而言，移民问题既是一个外交问题，也是一个内政问题。亨廷顿认为，随着合法移民和非法移民的大量涌入，双语主义和多元文化受到推崇，美国的英语和新教文化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冲击，这会严重危及美国的国民特性。美国的国民特性包括民族（盎格鲁撒克逊）、人种（白人）、文化（新教文化）和政治（美国信念）。亨廷顿将美国国民特性的这四个属性归纳为盎格鲁-新教文化。由于在盎格鲁-新教文化以及以此为基础的美国信念之上形成的美国的政治认同或核心价值观是美国政治制度稳定运行的重要基础，因此，亨廷顿对美国盎格鲁-新教文化受到的冲击以及由此而带来的美国政治制度的不稳感到忧心忡忡。同时，移民问题及其带来的文化认同的问题同美国人的失业问题互相纠缠，已经使其成为一个非常重大的政治社会问题。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美国战略调整的原因除了以上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李普塞特命题”的破产，而这与全球化给美国带来的第四个挑战是密切相关的。自美国著名学者李普赛特1959年发表名为《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的论文，首次明确论证“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观点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为美国政治学界的热点问题，不少学者比如杰克曼、波伦、伯克哈特、鲁其梅尔等写出了颇有分量的著作，补充论证了李普赛特的观点，著名学者亨廷顿也对“李普赛特命题”进行了进一步的诠释。到20世纪90年代初，“李普赛特命题”已成为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并进而成为美国政治精英中的共识。在这种共识指导之下，从中美建交以来，美国历届政府都坚持一边限制、一边接触与合作的对华政策以达到影响和改变中国的目的。

但这种共识到2015年发生了变化。该年，美国对外政策领域里的专家开始了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经济发展并没带来民主转型，中产阶级壮大后也并不反对执政党，因此也不会水到渠成地促进政治自由化。他们认为，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向左转”，以往被当做极端民族主义而遭贬斥的中国鹰派的主张成了党的“正式路线”。不仅专家、学者、前政府官员、现任国会议员、包括民主党的众议院领袖佩洛西等人也认为多年来实行的“接触、合作、影响、改变”的政策遭到了失败，结果是养虎成患，必须改弦更张。

三、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前景

对于美国对外战略调整的前景，我们可以尝试从国际和美国国内两个维度加以考察和分析。

首先，美国对外战略调整遇到的是国际层面上的阻碍。

如前所述，美国正在政治、经济、军事、人才、科技、文化等方面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但是贸易摩擦无疑是双方较量的主战场。在对中国展开贸易摩擦的同时，美国也向自己的盟友欧盟诸国、日本、韩国、加拿大、印度等国开火。美国向他们加征关税并要求其降低关税、拆除贸易壁垒，威胁盟国要退出WTO。这引起了盟友们的强烈不满，纷纷表态要“以牙还牙”。现在看来，他们在美国的重压之下，有的国家已经表示臣服，有的则将要低头，但在内心深处，他们都对中美贸易摩擦不以为然，都在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基于这种状况，国内有些学者认为美欧、美日特别是美欧存在诸多结构性的矛盾，所以彼此达成贸易妥协的可能性很小，这些国家在中美贸易战中不会站在美国那边，中国同他们在贸易战中结成统一战线共同反对美国贸易霸凌主义可能性是很大的。我们认为这种观点过于乐观。因为这些国家在文化传统、宗教信仰、价值观、政治制度等方面存在诸多的相似性，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多年来他们是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国家安全领域有着共同需求的盟国。虽然在现实层面存在一些矛盾和利益冲突，但这些矛盾和冲突毕竟是家庭内部兄弟之间的问题。另外从国家安全和经济利益的角度看，相对于中国，这些国家对美国的倚重更大。所以我们认为，他们同美国之间通过博弈并最终达成妥协的可能性还是比较大的，这就类似于我们中国人所说的“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辱”。

现在看来，美国搞贸易霸凌主义，举起单边主义大棒向全世界挥舞，其实并不是真的想“去全球化”，也并不真的想搞单边主义、废除实行多年的世界贸易体制，而是想“以压促谈”，重构一个对美国有利、“使美国重新伟大”的全新的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并利用这个体制来打赢与中国的贸易战。

在中国政府看来，进一步的改革开放特别是扩大进口能够满足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生活的要求。但是，面对美国咄咄逼人的贸易霸凌主义，中国必须而且已经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反击。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贸易战没有赢家，中国经济发展也会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可是，相对于美国，中国拥有巨大的体制优势，可以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一切力量和调集一切资源，对特朗普政府的痛点进行精准打击。

中国的强有力回击触痛了那些利益相关的美国工商企业，除了大豆、猪肉等生产者，福特公司也开始叫痛，而这些恰恰是对美国大选能够产生重大影响的群体。而美国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能否经得起长期贸易战的冲击也是个大大的疑问，特朗普政府的民意支持率恐因此受到影响。如果这种影响大到了足以破坏特朗普连任的梦想，特朗普政府很有可能在其对外战略调整上进行“再调整”，其“强硬”的作风可能也会有所收敛，中美就会重新走到谈判桌前，特朗普政府可能会被迫做出一些让步和妥协。反之，如果在美国民众能够承受住贸易战的代价，特朗普政府的支持率没有明显下跌的情况下，特别是中期选举共和党仅仅失去对众议院的控制，那么美国政府就会一意孤行，甚至变本加厉，全面构筑反华包围圈，不惜掀起一场针对中国的“新冷战”。基于此，我们倾向于认为，从较长时间段来看，中美贸易战会成为打打停停、时急时缓的持久战，但在特朗普的这一任期，贸易战休战的可能性较小。

美国的“印太战略”成功的可能性比较大，因为除了印度之外，其他几个国家都是美国的传统盟友，而印度基于价值观、政治制度、经济利益以及地缘政治等方面的考虑，难以拒绝美国的诱惑和拉拢。

在美俄、美朝、美伊、美土关系上，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短期内难以取得实质效果，但是从中长期看，美国有可能实现部分战略目标。理由是：朝鲜缓和同美国的关系符合其自身的利益，虽然缓和的进程会出现曲折和反复，但缓和的大方向还是明确的；虽然美国加大了对俄罗斯的制裁力度，俄罗斯也会借着美伊、美土关系恶化之机，和后者结成更紧密的同盟，共同对付美国，但是俄罗斯的经济实力太弱以及在美国的制裁下国内不满情绪正在积聚，同美国缓和关系符合它的国家利益。俄罗斯目前支持伊朗和土耳其，并不是真想和美国打冷战，而是想增加与美国谈判时的筹码。诚然，伊朗和土耳其两国整体实力都不可小觑，但是经济上的脆弱和国内矛盾的尖锐，两国政局并不稳定，且其树敌很多，难以和美国长期抗衡。

综上所述，美国对外战略调整在国际层面上面临的障碍和困难都不小，但并非不可克服。现在，我们再从国内层面上分析美国对外战略调整所遇到的障碍。

其实，国际层面上的障碍虽然对美国对外战略调整有影响，但真正决定美国战略调整成败的关键在于，美国国内由全球化所引起或加剧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能否得到一定程度的缓解或解决。如果美国国内问题得到某种缓解或解决，特朗普政府就会更有底气来破除其在国际上所遇到的障碍，美国的盟国也更有可能主动或者被迫和特朗普站在一起。到目前为止，特朗普的国内民意支持率还在增高，国内经济数据也挺靓丽，但这种情况能持续多长时间是个疑问。一旦国内的矛盾激化、问题增多、政府支持率下降，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将举步维艰。

我们认为，美国国内矛盾在一定时期内可能会有所激化，但国内问题恶化到迫使美国终止目前的对外战略调整的概率不是很大。比如，目前最严重的国内问题即贫富分化和中产阶级萎缩问题，对美国的社会稳定构成了严峻挑战，如果不能扭转这种颓势，就会动摇美国社会的根基。但是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的进步运动和大萧条时期都曾发生过，而且其严重程度要胜于现在。与那个时期相比，美国的政治制度也变得相对完善了，没有出现较为严重的腐败问题和社会冲突，而且政府和社会的各种调节机制也比当时要完善得多。特朗普上台本身就是底层民众试图解决这一严重的社会问题的一个结果，特朗普上台后进行的对外战略调整，虽然很有争议，但是美国制造业回流、蓝领工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至于美国国内存在国债高筑问题，我们认为，它确实和全球化有关，但它更是美国政党制度下左右博弈的结果，解决起来非常困难，但在美国政府对外战略调整的大环境下，美国国债降低的可能性是不能排除的。

对于目前存在的对美国国民特性、价值理念形成冲击的移民问题，特朗普上台后陆续出台极具争议的限制移民政策是对这一问题的一个回应。在我们看来，特朗普政府的移民政策并不一定能彻底解决这一难题，但使其得到缓解的可能性还是有的。

除了上述问题之外，美国至少还存在两个与全球化有间接联系的严重的国内问题。

其一，政治衰败问题。福山认为，美国政治的衰败，主要包括三个问题，即官僚体制缺乏中立性、法院及国会篡夺行政部门的权力、利益集团和游说集团爬满美国政治躯体，在他看来，这三个问题导致美国政治体制中发展出了愈来愈复杂且过分的制衡手段，使整个制度的行动效率低下，难以做出有益的制度变革。可以说，政治衰败确实是美国政治的一个痼疾，但是，从目前特朗普政府的行动效率来看，这一问题似乎有缓解的迹象。

其二，两党制面临冲击。在美国运行多年的、给美国政治制度带来稳定的两党制面临严重的冲击，特朗普不仅受到民主党的强烈抵制，也受到了共和党建制派的强力打压，他的上台标志着共和党建制派已经基本上失去了对共和党的控制，同时，桑德斯的崛起也表明民主党建制派对民主党的控制也是岌岌可危。可以说，美国的两党体制很可能会被打乱重组。福山在2018年9月份出版的最新著作《身份》一书中提出，共和党正成为白人政党，民主党正成为少数人群政党。如果这一进程继续下去，身份将完全取代阶级属性和政治态度，成为美国政治的核心分歧，这个结果对于美国民主将很不健康。

其实，两党制面临冲击的问题，在美国历史上曾多次出现，南北战争时期美国两大政党及其内部的分裂是最为严重的，甚至到了兵戎相见的地步，但是战争结束后，在重建时期，美国政治又回到了正常的两党政治的轨道。可见，美国两党体制受到冲击，进行重组，在美国历史上并不鲜见。特朗普上台之后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建制派所受到的冲击并不足以颠覆其运行多年的两大政党体制。

目前美国国内不仅在两党之间，同时也在族裔之间、各阶层民众之间都存在严重的分歧，矛盾空前激烈，以至于特朗普胜选后美国各地爆发抗议特朗普的游行示威。主流媒体几乎众口一词，对特朗普进行“诋毁式”的攻击。特别是纽约时报不惜冒丧失自身多年来积累起来的信誉风险刊登一篇自称是白宫高官的信件，揭露白宫“黑幕”，指责特朗普是个傻子。这在美国政坛掀起了轩然大波。鉴于此类情况，不少人惊呼美国社会正在撕裂。但是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的南北战争时期、进步运动时期以及民权运动时期都曾发生过，而且更加严重。著名国际政治学者亨廷顿对这几个时期的美国国内撕裂问题做过独到的分析，他认为：“对（美国）政治体制的稳定产生威胁的不是根深蒂固的分歧，而是感情深处的共识。”这里所说的共识就是美国人追求的共同政治理想。当政治制度因社会经济结构发生重大变迁而偏离美国的政治理想，民众就会对现实产生不满，于是分歧和裂痕就会在社会出现。迫于压力，美国的政治实践会通过不断地改革和调整，以接近美国人的政治理想，缓解社会的分歧和裂痕问题。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调整在国内虽然引发了一些反对的声浪，但是从最近的民调以及国会两院高票通过的《2019国防授权法》来看，美国人之间在特朗普政府对外战略调整上存在的分歧和裂痕有弥合的趋势。

以上这些美国国内存在的政治危机和社会矛盾使美国决策者作出对外战略调整的决策，以图化解这些危机和矛盾。但同样也是这些危机和矛盾成为美国战略调整走向成功的严重障碍，给其战略调整的前景蒙上了阴影。但是从上述分析我们也可以看出，美国国内的障碍虽然难以克服，但它并非是致命障碍，美国更有可能带病前行，在对外战略调整中另辟蹊径。

四、结论

综上所述，在全球化的过程当中，美国虽然赚得盆满钵满，但却使国内社会矛盾激化，左右撕裂严重，引发了政治危机。全球化的进程使世界各国的实力出现了此消彼长的变化。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崛起，打破了冷战后美国一统天下的世界格局，挑战了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令美国决策者寝食难安，在这种情况下，特朗普执政团队误认为中国是其最大的战略竞争对手，不仅威胁了其制度安全，而且是引发起社会和政治危机的罪魁祸首。因此想对中国进行全面遏制来达到捍卫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化解其国内的社会政治危机的目的。因此，美国对外战略调整既有深刻的文化和体制原因，也有迫切的现实需要，在对外战略调整过程中，美国会遇到国内外的障碍和困难，但舍此似乎找不到其他出路。美国虽然”疾病缠身”，但其综合国力仍然不能小觑，尽管前景不甚明朗，但其取得一定成效的可能性不能排除，这难免会给中国的发展乃至世界的稳定带来很大的冲击。如何应对美国的对外战略调整，化解美国对中国的全面遏制，需要高超的政治智慧和冷静的态度，这对中国和世界都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参考文献：

[1][美]沃尔特﹒拉塞尔﹒米德,美国外交政策及其如何影响了世界[M]，曹化银译，中信出版社2003.

[2][美]塞缪尔·亨廷顿.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M],程克雄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10.

[3]塞缪尔﹒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M]，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

[4][美]塞缪尔·亨廷顿.失衡的承诺[M].周瑞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5.

[5]郑易平，郑德洛，1950年代以来的美国对华政策演变分析[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7年第6期.

[6]李东海：《当前美国对华政策的辩论、选择与走势分析》，《美国研究》2016年第4期

[7]吴虚怀：《美欧贸易谈判“休战”？》，人民日报海外版，2018年9月17日，第10版

[8]弗朗西斯﹒福山：《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毛俊杰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

[9]牛霞飞，郑易平，美国政治文化的特点及其对政治制度稳定性的影响[J]，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6年第5期.

[10]Francis Fukuyama, “Against identity politics: the new tribalism and the crisis of democracy”, Foreign Affairs, 2018(9).

[11]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Defense, “Sustaining U.S. Global Leadership: Priorities for 21st Century Defense” , January 2012.

[12]“Trans-Pacific free trade deal agreed creating vast partnership”, BBC News, 5 October 2015.

[13]“Book Party: Donald Trump's 'Time to Get Tough' is out in paperback. You'll never guess the new subtitle”,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June 17, 2017.

[14]U.S. Department of State, “Briefing on The Indo-Pacific Strategy”, April 2018.

[15]“India, U.S. hold "2+2 dialogue" on diplomatic, security issues”, September 2018.

[16]Donald J. Trump, “Some people hate the that I got along well with president Putin of Russia. They would rather go to war than see this. It’s called Trump Derangement Syndrome!”

[17]Donald Trump at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eptember 25,2018.

[18]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s Remarks on the Administration's Policy Towards China. Hudson Institute, October 4,2018.

[19]Michael Lind, “America vs. Russia and China: welcome to cold war II”, The National Interest, 2018(5).

[20]Marco Rubio, “These moves have NOTHING to do with trade issues. They involve serious national security vulnerabilities we must address. #China tech companies are not like U.S. ones. They function as reluctant but nevertheless de facto agents of Chinese spy agencies”.

[21]Alvin Z. Rubinstein(ed.), “The Great Game: Rivalry in the Persian Gulf and South Asia”, New York: Praeger, 19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