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份访问北京期间，我常常被问到，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最近对中国的严厉批评是否标志一场新冷战的宣言。我的回答是，美国和中国已经步入双边关系的新阶段，但冷战这种比喻具有误导性。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将成千上万核武器瞄准对方，而且双方几乎没有贸易或文化联系。相比之下，中国的核力量有限得多，而每年的美中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35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每年赴美中国游客达到300万。对于今天的中美双边关系，更好的描述是“合作的对抗”。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中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体上持续20年。朝鲜战争后的20年是敌对状态，接下来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那场著名访问之后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双方为对抗苏联进行了有限的合作。

　　冷战的结束迎来第三个经济交往的阶段，美国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包括2001年加入WTO。然而在冷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政府两面下注，还同时加强了美日同盟，并改善与印度的关系。2017年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重点放在了大国对抗上，中国和俄罗斯被当成美国的主要对手。

　　在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美国国内有关中国的传统观点就已经开始变得不受欢迎了。特朗普的言论和关税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

　　自由的国际秩序帮助中国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幅减少了贫困。但中国也通过补贴国有企业使贸易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并从事商业间谍活动，要求外国公司将知识产权转让给本土的“合作伙伴”。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错误地把关注重点放在了双边贸易逆差上，但许多人也支持他对中国挑战美国技术优势的怨言。

　　此外，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也为双边关系添加了安全的维度。虽然由于高度相互依赖，双边关系的第四阶段不算是冷战，但它远远不是一场典型的贸易争端，就像美国最近与加拿大为进入其乳品市场所发生的冲突。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第四阶段标志着一场冲突的开始。在这场冲突中，守成霸主与新兴的挑战者开战了。在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解释中，修昔底德的著名论点就是这场战争缘于斯巴达担心雅典的崛起。

　　这些分析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在美国引发类似的恐惧，他们同时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当时崛起的德国让霸主英国感到不安。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要复杂得多，它还包括俄国实力的增强在德国引起恐慌，巴尔干地区及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兴起，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为避免衰落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到了1900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超过英国，而中国目前的GDP(以美元计)只相当于美国的3/5。与英国和德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时间和财力来控制中国力量的崛起。中国受着亚洲天然平衡力量的制约，其中的日本(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并不希望受中国的支配。

　　对美国来说，对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种恐惧的屈从，会成为不必要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所幸，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还没有接受把中国歇斯底里地描绘成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强大的敌人。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像希特勒的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那样，对对方的生存构成威胁。中国不会入侵美国，它也无法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那里的多数国家欢迎美国的存在。日本是所谓第一岛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支付着3/4的东道国费用，让五万名美军驻扎在当地。

　　我最近对东京的访问让我确信，日美同盟是强大的。如果特朗普政府维持这种关系，那么中国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前景非常渺茫，更不要说主导世界了。美国手中有更好的战略牌，没有必要屈从于修昔底德式的恐惧。

　　但是，也有另一个方面让第四阶段只是“合作的对抗”，而不是冷战。中国和美国都面临跨国性的挑战，没有对方，这种挑战是不可能解决的。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遵循的是物理定律，而不是政治法则。随着非法毒品、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所有一切让国界变得千疮百孔，最大的经济体必须通过合作来应对这些威胁。

　　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将涉及正和博弈。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中国的合力，而不是对中国的控制。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有能力从“合作的竞争”角度思考问题。我们能两头兼顾吗?在一个民粹的民族主义时代，对政客来说制造对新冷战的恐惧要容易得多。

　　10月份访问北京期间，我常常被问到，美国副总统迈克·彭斯最近对中国的严厉批评是否标志一场新冷战的宣言。我的回答是，美国和中国已经步入双边关系的新阶段，但冷战这种比喻具有误导性。

　　冷战时期，美国和苏联将成千上万核武器瞄准对方，而且双方几乎没有贸易或文化联系。相比之下，中国的核力量有限得多，而每年的美中贸易额达到5000亿美元，35万名中国学生在美国学习，每年赴美中国游客达到300万。对于今天的中美双边关系，更好的描述是“合作的对抗”。

　　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中关系经历了三个阶段，每个阶段大体上持续20年。朝鲜战争后的20年是敌对状态，接下来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那场著名访问之后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双方为对抗苏联进行了有限的合作。

　　冷战的结束迎来第三个经济交往的阶段，美国帮助中国融入全球经济，包括2001年加入WTO。然而在冷战后的第一个十年里，比尔·克林顿总统的政府两面下注，还同时加强了美日同盟，并改善与印度的关系。2017年以来，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把重点放在了大国对抗上，中国和俄罗斯被当成美国的主要对手。

　　在2016年总统选举之前，美国国内有关中国的传统观点就已经开始变得不受欢迎了。特朗普的言论和关税只不过是火上浇油而已。

　　自由的国际秩序帮助中国维持了经济的快速增长，大幅减少了贫困。但中国也通过补贴国有企业使贸易环境向有利于自己的方向倾斜，并从事商业间谍活动，要求外国公司将知识产权转让给本土的“合作伙伴”。虽然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特朗普错误地把关注重点放在了双边贸易逆差上，但许多人也支持他对中国挑战美国技术优势的怨言。

　　此外，中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实力也为双边关系添加了安全的维度。虽然由于高度相互依赖，双边关系的第四阶段不算是冷战，但它远远不是一场典型的贸易争端，就像美国最近与加拿大为进入其乳品市场所发生的冲突。

　　部分分析人士认为，第四阶段标志着一场冲突的开始。在这场冲突中，守成霸主与新兴的挑战者开战了。在对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解释中，修昔底德的著名论点就是这场战争缘于斯巴达担心雅典的崛起。

　　这些分析者认为，中国的崛起将在美国引发类似的恐惧，他们同时用第一次世界大战作类比，当时崛起的德国让霸主英国感到不安。不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起因要复杂得多，它还包括俄国实力的增强在德国引起恐慌，巴尔干地区及其他国家民族主义兴起，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为避免衰落铤而走险。

　　更重要的是，到了1900年，德国的工业生产已经超过英国，而中国目前的GDP(以美元计)只相当于美国的3/5。与英国和德国相比，美国有更多时间和财力来控制中国力量的崛起。中国受着亚洲天然平衡力量的制约，其中的日本(世界第三大经济体)和印度(人口即将超过中国)并不希望受中国的支配。

　　对美国来说，对修昔底德所描述的那种恐惧的屈从，会成为不必要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所幸，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还没有接受把中国歇斯底里地描绘成像冷战时期的苏联那样强大的敌人。美国和中国都没有像希特勒的德国或斯大林的苏联那样，对对方的生存构成威胁。中国不会入侵美国，它也无法将美国赶出西太平洋，那里的多数国家欢迎美国的存在。日本是所谓第一岛链的主要组成部分，它支付着3/4的东道国费用，让五万名美军驻扎在当地。

　　我最近对东京的访问让我确信，日美同盟是强大的。如果特朗普政府维持这种关系，那么中国把美国赶出西太平洋的前景非常渺茫，更不要说主导世界了。美国手中有更好的战略牌，没有必要屈从于修昔底德式的恐惧。

　　但是，也有另一个方面让第四阶段只是“合作的对抗”，而不是冷战。中国和美国都面临跨国性的挑战，没有对方，这种挑战是不可能解决的。气候变化和海平面上升遵循的是物理定律，而不是政治法则。随着非法毒品、传染性疾病、恐怖主义等所有一切让国界变得千疮百孔，最大的经济体必须通过合作来应对这些威胁。

　　中美关系的某些方面将涉及正和博弈。美国的国家安全需要中国的合力，而不是对中国的控制。关键问题在于，美国是否有能力从“合作的竞争”角度思考问题。我们能两头兼顾吗?在一个民粹的民族主义时代，对政客来说制造对新冷战的恐惧要容易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