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秋十月，日本首相安倍正式访华。这标志着在中日两国政府及各界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正重回正轨，再现积极向好势头。

　　螺旋式沉降：历史怪圈?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能否持续改善、行稳致远，也引起了不少猜测和担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起伏曲折导致了人们的悲观情绪和预期。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屡屡陷入“冻冰—融冰—再冻冰—再融冰”的非良性循环，反复呈现螺旋演化中徘徊蹇滞甚至沉降的状态，特别是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更强化了上述局面。2010年的“撞船事件”、2012年的“购岛事件”以及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使中日关系被认为一度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

　　因此，面对又一次的中日关系改善轮回，人们不禁会问，这一次改善能走多远?换言之，这一次中日关系的改善是否能够打破螺旋式沉降的恶性循环，进而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发展模式呢?

　　要解答这一“历史怪圈”问题，或许还要再一次回头看一下过去20多年中日关系航程多舛的症结。归结起来，大约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相互认知偏差造成的互信与共识不足，二是发展差速过大造成的传统合作空间不足与受限，三是新老问题交织造成的安全管控力度减弱乃至放任。

　　而这三个方面又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互信与共识不足抑制了双方探索合作新空间的动力，催化了安全管控中的易燃星火;日益受限的合作空间放大了双方的互疑，进一步刺激了安全关系上的对峙心理;安全管控上的机制缺失固化了互信的匮乏，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寻求合作新空间的利益驱动力。

　　简而言之，战略共识广度、务实合作深度、安全管控力度是关涉中日关系改善是否具有持续性的“任督二脉”，打通此，“三尺冰冻”或可迎刃而解。

　　由此观之，这一次事情正在起变化，且是好的变化。无论从双方的战略共识广度，还是务实合作深度，抑或是安全管控力度上来看，中日关系的前景都让我们有了更多乐观的正向期待。

　　从量变到质变：战略共识的积累

　　客观地说，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的冲击效应的确是中日关系加快改善的重要外部因素，但它仅仅是一种外在条件，而中日不断积累的战略共识才是两国关系改善的内在根据。从2014年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到此次安倍正式访华的四年时间里，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共会面五次，通电话一次，中日共举行五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自2015年重启后共举行四次会议。这一期间中国其他领导人多次会见日本客人，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还应邀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一并不短暂的关系转圜期是双方不断纠正相互认知偏差、逐渐增信释疑，进而日益拓展战略共识广度的过程。可以看出，此次安倍访华是水到渠成，双方的战略共识是双方不断摸索、点滴积累起来的，两国关系的改善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一量变的更深层次的历史和理性认知基础恰恰是在过去20多年双边关系的不断摸索和螺旋演化中形成的。

　　10月26日习主席会见安倍首相时对中日关系的前景提出了“五更一要”的良好期待，即双方要开展“更加深入的战略沟通、更高层次的务实合作、更加广泛的人文交流、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要重信守诺，建设性地处理矛盾分歧”;安倍则希望通过此访，双方能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中日关系新时代。可以说，双方领导人的表态是对过去四年中日关系转圜期的一次阶段性总结，更为两国关系的下一步发展确立了政治基调。这表明，中日之间已经达成较全面的战略共识，双方在更为积极、主动地促进新形势下的合作，更加理性、稳妥地处理新老问题与矛盾分歧，特别是安倍的对华政策基调发生了较明显的转换，双方再次回到最低谷状态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两国关系或已处在从维稳到向好发展的临界点上。

　　积跬步至千里：合作新空间的开拓

　　战略共识广度的拓展无疑为中日双方增强了探索合作新空间的主观意愿，提供了创新合作新形式的新动能，而这种主观意愿是建立在新形势下中日相互依存加深的基础上的。从经济结构来看，内需日益疲软的日本更加依赖出口，而在美国开始挥舞关税大棒后，中国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正越来越不可或缺;从产业结构来看，随着日本产业结构转型战略的推进，两国产业链条分工和布局具有明显差异性，正形成中日产品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货币结构来看，中国需要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定支持;从多边贸易体制和潜在市场来看，中日良性合作的收益要远远大于恶性竞争。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日两国在双边领域相互依存日趋加深，在多边层面也拥有更加广泛多元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

　　2018年10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访北京大学，与师生进行交流。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中日合作的列车已然开动。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两国已就共同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共识，业已开创了不少成功合作的范例。安倍访华期间，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在北京同步举行，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了50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中日之间还建立了创新对话机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0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且协议规模约为2000亿元人民币，比2002年版协议扩大十倍，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双边贸易的便利性，而且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有着实质性意义。

　　可见，当前两国的经贸合作是点线面的精准结合，是双多边的配套组合，更是官产民的协同配合，不是临时抱佛脚，不是打游击，更不是装样子，中日正在形成新的、互补的、可持续的双多边经济合作模式，这将为两国关系的持续改善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的经贸合作新范式将产生广泛的集聚外溢效应，这是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最好示范，是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最有力回击。

　　多防微勤杜渐：安全机制的完善

　　安全关系向来是中日双边关系的短板，更屡屡成为两国关系反复变坏的导火索。双边安全关系处理不好，危机管控机制建设乏力，会逐步侵蚀相互之间花大力气建立的战略共识，破坏双方经贸合作的良好气氛，最终干扰双边关系的大局，这是我们从过去20多年中日关系发展历史中所吸取的最深刻教训。

　　如何使双边安全关系成为推动中日增加共识、加强合作的正面积极因素，是摆在两国面前的一个历史难题。我们可以看到双方为解决上述难题作出了积极努力，开始在双边安全机制的细化、落实和完善上相向而行、有序推进。今年6月8日开始启用的中日海空联络机制，是两国在推动安全互动上从消极转向积极的明显信号。此次安倍访华期间，两国签署《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协定》(SAR)，这表明双方在安全交流上开始出现合作的趋势，且取得了早期成果。中日未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值得期待，这将是促进中日安全关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双边安全机制的细化、落实和完善将成为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安全阀。

　　仍然存在制约因素

　　当然，在对中日关系持续改善些许期待的同时，我们也要多一份冷静，要看到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客观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如何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以及管理其自身的战略惯性和思维。受制于政治安全层面上的日美同盟关系，日本短期内难以摆脱和回避美方压力，其当前推行的国际协调主义策略既要避免与美国形成直接对冲，又要寻求拓展“去美国化”的实际战略空间，这使得日本的外交活动既跃跃欲试又战战兢兢。与此相关联的是日本战后自身始终无法独立的战略特点，长期以来形成了缺宏观、重微观，被动性强、主动性差，规划力弱、执行力强等特点，这便使其对外战略具有明显的脆弱性、缺少抗压性、极易转向性等特点。因此，观察日本在这两个方面突破自我的程度将是判断中日关系改善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尺度。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原题《这一次中日关系改善能走多远》

　　金秋十月，日本首相安倍正式访华。这标志着在中日两国政府及各界共同努力下，两国关系正重回正轨，再现积极向好势头。

　　螺旋式沉降：历史怪圈?

　　与此同时，中日关系能否持续改善、行稳致远，也引起了不少猜测和担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冷战结束以来中日关系起伏曲折导致了人们的悲观情绪和预期。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屡屡陷入“冻冰—融冰—再冻冰—再融冰”的非良性循环，反复呈现螺旋演化中徘徊蹇滞甚至沉降的状态，特别是2012年底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更强化了上述局面。2010年的“撞船事件”、2012年的“购岛事件”以及安倍参拜靖国神社等，使中日关系被认为一度陷入冷战结束以来的最低谷。

　　因此，面对又一次的中日关系改善轮回，人们不禁会问，这一次改善能走多远?换言之，这一次中日关系的改善是否能够打破螺旋式沉降的恶性循环，进而实现螺旋式上升的良性发展模式呢?

　　要解答这一“历史怪圈”问题，或许还要再一次回头看一下过去20多年中日关系航程多舛的症结。归结起来，大约有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相互认知偏差造成的互信与共识不足，二是发展差速过大造成的传统合作空间不足与受限，三是新老问题交织造成的安全管控力度减弱乃至放任。

　　而这三个方面又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互信与共识不足抑制了双方探索合作新空间的动力，催化了安全管控中的易燃星火;日益受限的合作空间放大了双方的互疑，进一步刺激了安全关系上的对峙心理;安全管控上的机制缺失固化了互信的匮乏，进一步降低了双边寻求合作新空间的利益驱动力。

　　简而言之，战略共识广度、务实合作深度、安全管控力度是关涉中日关系改善是否具有持续性的“任督二脉”，打通此，“三尺冰冻”或可迎刃而解。

　　由此观之，这一次事情正在起变化，且是好的变化。无论从双方的战略共识广度，还是务实合作深度，抑或是安全管控力度上来看，中日关系的前景都让我们有了更多乐观的正向期待。

　　从量变到质变：战略共识的积累

　　客观地说，特朗普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政策的冲击效应的确是中日关系加快改善的重要外部因素，但它仅仅是一种外在条件，而中日不断积累的战略共识才是两国关系改善的内在根据。从2014年中日双方达成四点原则共识，到此次安倍正式访华的四年时间里，习近平主席与安倍首相共会面五次，通电话一次，中日共举行五次高级别政治对话，中日执政党交流机制自2015年重启后共举行四次会议。这一期间中国其他领导人多次会见日本客人，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还应邀对日本进行了国事访问。这一并不短暂的关系转圜期是双方不断纠正相互认知偏差、逐渐增信释疑，进而日益拓展战略共识广度的过程。可以看出，此次安倍访华是水到渠成，双方的战略共识是双方不断摸索、点滴积累起来的，两国关系的改善是一个从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而这一量变的更深层次的历史和理性认知基础恰恰是在过去20多年双边关系的不断摸索和螺旋演化中形成的。

　　10月26日习主席会见安倍首相时对中日关系的前景提出了“五更一要”的良好期待，即双方要开展“更加深入的战略沟通、更高层次的务实合作、更加广泛的人文交流、更加积极的安全互动、更加紧密的国际合作”，“要重信守诺，建设性地处理矛盾分歧”;安倍则希望通过此访，双方能够开启化竞争为协调的中日关系新时代。可以说，双方领导人的表态是对过去四年中日关系转圜期的一次阶段性总结，更为两国关系的下一步发展确立了政治基调。这表明，中日之间已经达成较全面的战略共识，双方在更为积极、主动地促进新形势下的合作，更加理性、稳妥地处理新老问题与矛盾分歧，特别是安倍的对华政策基调发生了较明显的转换，双方再次回到最低谷状态的可能性已经微乎其微，两国关系或已处在从维稳到向好发展的临界点上。

　　积跬步至千里：合作新空间的开拓

　　战略共识广度的拓展无疑为中日双方增强了探索合作新空间的主观意愿，提供了创新合作新形式的新动能，而这种主观意愿是建立在新形势下中日相互依存加深的基础上的。从经济结构来看，内需日益疲软的日本更加依赖出口，而在美国开始挥舞关税大棒后，中国市场对日本的重要性正越来越不可或缺;从产业结构来看，随着日本产业结构转型战略的推进，两国产业链条分工和布局具有明显差异性，正形成中日产品相互依存的关系;从货币结构来看，中国需要日本作为发达国家对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定支持;从多边贸易体制和潜在市场来看，中日良性合作的收益要远远大于恶性竞争。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的，中日两国在双边领域相互依存日趋加深，在多边层面也拥有更加广泛多元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关切。

　　2018年10月26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到访北京大学，与师生进行交流。

　　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下，中日合作的列车已然开动。今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期间，两国已就共同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达成共识，业已开创了不少成功合作的范例。安倍访华期间，第一届中日第三方市场合作论坛在北京同步举行，两国地方政府、金融机构、企业之间签署了50余项合作协议，金额超过180亿美元。中日之间还建立了创新对话机制。特别引人注目的是，10月26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且协议规模约为2000亿元人民币，比2002年版协议扩大十倍，这不仅有利于两国双边贸易的便利性，而且对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加快东亚区域经济合作一体化有着实质性意义。

　　可见，当前两国的经贸合作是点线面的精准结合，是双多边的配套组合，更是官产民的协同配合，不是临时抱佛脚，不是打游击，更不是装样子，中日正在形成新的、互补的、可持续的双多边经济合作模式，这将为两国关系的持续改善提供源源不断的内生动力。还需要指出的是，作为世界主要经济体和有重要影响的国家，两国的经贸合作新范式将产生广泛的集聚外溢效应，这是维护多边主义，推动建设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最好示范，是对贸易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的最有力回击。

　　多防微勤杜渐：安全机制的完善

　　安全关系向来是中日双边关系的短板，更屡屡成为两国关系反复变坏的导火索。双边安全关系处理不好，危机管控机制建设乏力，会逐步侵蚀相互之间花大力气建立的战略共识，破坏双方经贸合作的良好气氛，最终干扰双边关系的大局，这是我们从过去20多年中日关系发展历史中所吸取的最深刻教训。

　　如何使双边安全关系成为推动中日增加共识、加强合作的正面积极因素，是摆在两国面前的一个历史难题。我们可以看到双方为解决上述难题作出了积极努力，开始在双边安全机制的细化、落实和完善上相向而行、有序推进。今年6月8日开始启用的中日海空联络机制，是两国在推动安全互动上从消极转向积极的明显信号。此次安倍访华期间，两国签署《海上搜寻救助合作协定》(SAR)，这表明双方在安全交流上开始出现合作的趋势，且取得了早期成果。中日未来在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空间值得期待，这将是促进中日安全关系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要举措。双边安全机制的细化、落实和完善将成为中日关系行稳致远的安全阀。

　　仍然存在制约因素

　　当然，在对中日关系持续改善些许期待的同时，我们也要多一份冷静，要看到目前仍然存在一些制约两国关系发展的客观因素，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日本如何应对美国的战略压力，以及管理其自身的战略惯性和思维。受制于政治安全层面上的日美同盟关系，日本短期内难以摆脱和回避美方压力，其当前推行的国际协调主义策略既要避免与美国形成直接对冲，又要寻求拓展“去美国化”的实际战略空间，这使得日本的外交活动既跃跃欲试又战战兢兢。与此相关联的是日本战后自身始终无法独立的战略特点，长期以来形成了缺宏观、重微观，被动性强、主动性差，规划力弱、执行力强等特点，这便使其对外战略具有明显的脆弱性、缺少抗压性、极易转向性等特点。因此，观察日本在这两个方面突破自我的程度将是判断中日关系改善持续性的一个重要尺度。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科院日本所副研究员、研究员。原题《这一次中日关系改善能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