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曾三度表示“期待”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年内访美，如今即将成行。在当前中美关系大局充满分歧、矛盾、斗争和挑战之际，魏凤和此次美国行，究竟上演的是“鸿门宴”还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中外舆论在分析当前中美关系不断交恶原因时，大都归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内政外交核心理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倾向严重的各项政策。特朗普推行过于强调“美国利益至上”的执政理念，让美国近30年来无论是共和或民主两党执政期间的对华“竞争、合作与遏制”政策，几乎发生了颠覆性逆转。

　　美国现任政府中保守势力更试图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极致化”，在战略层面的对华基本意图，已从相对简单的“重商”转变为“敌视”;而副总统彭斯稍早前的讲话，已经把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全盘托出，这似乎也让北京在猛醒之余，更提升了对华盛顿的警惕。

　　在当前，如何确保中美两军不发生重大误解误判、确保即便在两国政治、经贸关系出现激烈博弈情况下，也不至于导致在安全领域发生直接冲撞，不仅关乎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涉及世界的稳定与安宁。

　　笔者认为，为确保中美关系严守底线、不触红线，魏凤和此次访美实属肩负重大战略沟通使命之旅。“对话不对抗、亮牌不亮剑”应该是基本原则。当然，在与美方展开华山论剑之前，这其中还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第一，要改善中美两军关系就必须首先搞清楚，各自政策背后的“战略意图”究竟为何?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如果双方把对方的战略意图看清楚、弄准确了，应该就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也就知道如何通过沟通解惑释疑了。

　　但是，试图全面、准确和快速地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也是异常困难的事，因为通常竞争对手不愿意、也不太可能把战略意图透明化。当然，在大国之间交往过程中，相对明确地制定交往政策并清晰地阐明政策意图，也并不罕见。例如，在小布什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曾致力于对华关系改善。

　　2005年9月他提出著名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对华关系新理念，主张对华应采取积极务实态度，把美中两国之间的利益关系纳入政策考虑中，并指出“美中两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利益攸关的参与者，双方应共同承担国际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

　　“利益攸关方”得到了小布什支持，即便是对华政策“鹰派”人物的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在2006年6月初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强调，美中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2009年年初，时任奥巴马政府常务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提出了对华政策的所谓“战略再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概念。用他的话说，重点就是“美国与中国保持合作时，需要加强彼此互信。我们并不期待两国建立排外的伙伴关系，而是希望凭借战略互信，在与其他国家协同合作的广泛事务中，能够坚定地相互合作。”

　　但在奥巴马第二任期间，由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升，美国提出必须利用“巧实力”平衡美中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当奥巴马于2011年11月APEC峰会上正式提出美国对外政策全面转型，把战略重心转移至“充满活力、但又极具挑战的亚太地区”后，2012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帕内塔宣布，五角大楼将在亚太地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Asia 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其目的是在消除美国亚太盟国长期战略忧虑的同时，从政治、外交、经济和安全等各个方面遏制中国发展，以此维持地区各种实力相对均势并确保稳定。

　　对中国而言，针对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调整，北京也依据具体情况提出对美政策，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主张。

　　这项主张，是在2011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提出中美需“建立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首次提出，中美两国应建立“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重要理念和建议的落空

　　同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列为会议主题正式提出。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特征就是相互尊重、务实合作，争取互利共赢。尽管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一直保持沉默，但两国在处理敏感复杂问题上仍然保持对话与合作的态度。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所有这些中美关系重要理念和建议，几乎已被特朗普丢弃殆尽。因此，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因两国理念政策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相关战略意图更加模糊不清上。这显然是极其危险的。

　　第二，要改善中美两军关系就必须思考，如何推进积极务实的“战略合作”?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明确双方交往政策及战略意图的情况下，中美两军应适时展开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合作(或军事行动)，以此深化两军政治互信、夯实防务合作基础、构建命运共同体。

　　如果把中美两军政策比喻是汽车的“车架”的话，两军展开务实合作就是汽车的“发动机和车轮”。汽车没有发动机和车轮无法前行，光有发动机车轮没有车架显然也难以行稳至远。

　　因此，中美两军的交流应考虑适当跳出原有的“互访、交流、人道主义演练”旧有模式，增加带有真正战略意义的协同军事行动，如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等，把两军在军事行动中形成的命运与风险共担共存融为一体，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战略再谋合”而非“战略再对抗”，打造两军相互信任、合作双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

　　笔者完全认同，在价值观及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中美两国仍存在巨大差异，但这不应永远成为妨碍两军展开目标一致的军事行动的借口。如果说，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两百年都无法趋同，难道两军也两百年老死不相往来吗?其实，两军还是完全可以展开军事合作行动的。例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打击国际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两军完全可以展开协同行动的任务。

　　中国有句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这是全世界、包括中美两国共同认同的目标。当然，或许在如何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甚至如何界定恐怖主义组织问题上，双方会产生各种分歧，但只要目标、道路相似相同，“谋合”既有可能，行动亦或实现。

　　第三，要改善中美两军关系，就必须思考如何建立健全并可有效实施的各种机制。在当前，没有健全适用的机制保障，中美两军发生误判甚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各种有效沟通机制和制度的保障下，中美两军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得以减至最低甚至应该完全避免。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美两军就已十分重视在危机管控方面的合作。过去20多年间，两军已经先后达成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陆军交流与合作对话机制框架协议、海空安全行为准则、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等，为确保两军避免误解误读误判，提供了机制性沟通与行为保障。

　　但如今，这些机制已陆续被美方单方面停止，甚至还不断出现违反已经达成的协议的行为，为两军发生冲突增添了极大风险。如果两军就恢复部分重要机制展开协商，无疑对两军有效管控风险具有正面意义。

　　不久前马蒂斯在五角大楼见记者时还说，期待与魏凤和的会面“可以掂量中国战略雄心” 。这句话含有两层意思，即表达出美方希望通过沟通，更多地了解中方的战略意图，同时也透露了美方要视中方行动而调整相应对策的盘算。总之，魏凤和美国之行令人期待，希望或借此突破中美两军交流困局，但由于此访充满着不确定性，因而也只能且行且应对。

　　作者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原题《中美改善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日前曾三度表示“期待”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年内访美，如今即将成行。在当前中美关系大局充满分歧、矛盾、斗争和挑战之际，魏凤和此次美国行，究竟上演的是“鸿门宴”还是“青梅煮酒论英雄”，大家都在拭目以待。

　　中外舆论在分析当前中美关系不断交恶原因时，大都归咎于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优先”的内政外交核心理念，以及由此而生的“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倾向严重的各项政策。特朗普推行过于强调“美国利益至上”的执政理念，让美国近30年来无论是共和或民主两党执政期间的对华“竞争、合作与遏制”政策，几乎发生了颠覆性逆转。

　　美国现任政府中保守势力更试图将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极致化”，在战略层面的对华基本意图，已从相对简单的“重商”转变为“敌视”;而副总统彭斯稍早前的讲话，已经把美国对华政策的基调全盘托出，这似乎也让北京在猛醒之余，更提升了对华盛顿的警惕。

　　在当前，如何确保中美两军不发生重大误解误判、确保即便在两国政治、经贸关系出现激烈博弈情况下，也不至于导致在安全领域发生直接冲撞，不仅关乎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而且也涉及世界的稳定与安宁。

　　笔者认为，为确保中美关系严守底线、不触红线，魏凤和此次访美实属肩负重大战略沟通使命之旅。“对话不对抗、亮牌不亮剑”应该是基本原则。当然，在与美方展开华山论剑之前，这其中还有三个关键问题需要认真思考：

　　第一，要改善中美两军关系就必须首先搞清楚，各自政策背后的“战略意图”究竟为何?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如果双方把对方的战略意图看清楚、弄准确了，应该就知道问题的症结在哪里了，也就知道如何通过沟通解惑释疑了。

　　但是，试图全面、准确和快速地了解对方的战略意图，也是异常困难的事，因为通常竞争对手不愿意、也不太可能把战略意图透明化。当然，在大国之间交往过程中，相对明确地制定交往政策并清晰地阐明政策意图，也并不罕见。例如，在小布什时期担任副国务卿的佐利克，曾致力于对华关系改善。

　　2005年9月他提出著名的“利益攸关方”(Stakeholder)对华关系新理念，主张对华应采取积极务实态度，把美中两国之间的利益关系纳入政策考虑中，并指出“美中两国是国际体系中两个重要利益攸关的参与者，双方应共同承担国际关系中的权利与义务”。

　　“利益攸关方”得到了小布什支持，即便是对华政策“鹰派”人物的时任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也在2006年6月初举行的“香格里拉对话”上强调，美中是“非常重要的利益攸关方”。

　　2009年年初，时任奥巴马政府常务副国务卿的斯坦伯格，提出了对华政策的所谓“战略再保障(Strategic Reassurance)概念。用他的话说，重点就是“美国与中国保持合作时，需要加强彼此互信。我们并不期待两国建立排外的伙伴关系，而是希望凭借战略互信，在与其他国家协同合作的广泛事务中，能够坚定地相互合作。”

　　但在奥巴马第二任期间，由于中国国家综合实力大大提升，美国提出必须利用“巧实力”平衡美中在亚太地区的竞争。当奥巴马于2011年11月APEC峰会上正式提出美国对外政策全面转型，把战略重心转移至“充满活力、但又极具挑战的亚太地区”后，2012年6月，时任美国国防部长的帕内塔宣布，五角大楼将在亚太地区实施“亚太再平衡战略”(Asia Pacific Rebalancing Strategy)。

　　其目的是在消除美国亚太盟国长期战略忧虑的同时，从政治、外交、经济和安全等各个方面遏制中国发展，以此维持地区各种实力相对均势并确保稳定。

　　对中国而言，针对美国对华政策不断调整，北京也依据具体情况提出对美政策，其中最著名的当数中国提出的建立“新型大国关系”(New Model of Major Power Relationship)主张。

　　这项主张，是在2011年4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访美期间提出中美需“建立互相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的基础上，2012年2月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访美首次提出，中美两国应建立“前无古人、但后启来者”的“新型大国关系”。

　　中美关系重要理念和建议的落空

　　同年5月在北京举行“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期间，把“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列为会议主题正式提出。所谓“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其核心特征就是相互尊重、务实合作，争取互利共赢。尽管奥巴马政府对中国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国关系”主张一直保持沉默，但两国在处理敏感复杂问题上仍然保持对话与合作的态度。

　　然而，非常遗憾的是，所有这些中美关系重要理念和建议，几乎已被特朗普丢弃殆尽。因此，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首先表现在因两国理念政策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相关战略意图更加模糊不清上。这显然是极其危险的。

　　第二，要改善中美两军关系就必须思考，如何推进积极务实的“战略合作”?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明确双方交往政策及战略意图的情况下，中美两军应适时展开具有战略意义的军事合作(或军事行动)，以此深化两军政治互信、夯实防务合作基础、构建命运共同体。

　　如果把中美两军政策比喻是汽车的“车架”的话，两军展开务实合作就是汽车的“发动机和车轮”。汽车没有发动机和车轮无法前行，光有发动机车轮没有车架显然也难以行稳至远。

　　因此，中美两军的交流应考虑适当跳出原有的“互访、交流、人道主义演练”旧有模式，增加带有真正战略意义的协同军事行动，如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维护地区和平安全等，把两军在军事行动中形成的命运与风险共担共存融为一体，这样才能更好地实现“战略再谋合”而非“战略再对抗”，打造两军相互信任、合作双赢的新型安全伙伴关系。

　　笔者完全认同，在价值观及对具体问题的看法上，中美两国仍存在巨大差异，但这不应永远成为妨碍两军展开目标一致的军事行动的借口。如果说，中美两国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两百年都无法趋同，难道两军也两百年老死不相往来吗?其实，两军还是完全可以展开军事合作行动的。例如，在联合国安理会授权下打击国际公认的恐怖主义组织，这是两军完全可以展开协同行动的任务。

　　中国有句话说，“道不同不相为谋”。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组织、消除恐怖主义威胁，这是全世界、包括中美两国共同认同的目标。当然，或许在如何打击恐怖主义组织、甚至如何界定恐怖主义组织问题上，双方会产生各种分歧，但只要目标、道路相似相同，“谋合”既有可能，行动亦或实现。

　　第三，要改善中美两军关系，就必须思考如何建立健全并可有效实施的各种机制。在当前，没有健全适用的机制保障，中美两军发生误判甚至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将会大大增加。理想的状态应该是：在各种有效沟通机制和制度的保障下，中美两军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得以减至最低甚至应该完全避免。

　　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中美两军就已十分重视在危机管控方面的合作。过去20多年间，两军已经先后达成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重大军事行动通报机制、陆军交流与合作对话机制框架协议、海空安全行为准则、联合参谋部对话机制框架文件等，为确保两军避免误解误读误判，提供了机制性沟通与行为保障。

　　但如今，这些机制已陆续被美方单方面停止，甚至还不断出现违反已经达成的协议的行为，为两军发生冲突增添了极大风险。如果两军就恢复部分重要机制展开协商，无疑对两军有效管控风险具有正面意义。

　　不久前马蒂斯在五角大楼见记者时还说，期待与魏凤和的会面“可以掂量中国战略雄心” 。这句话含有两层意思，即表达出美方希望通过沟通，更多地了解中方的战略意图，同时也透露了美方要视中方行动而调整相应对策的盘算。总之，魏凤和美国之行令人期待，希望或借此突破中美两军交流困局，但由于此访充满着不确定性，因而也只能且行且应对。

　　作者是凤凰卫视资深时事评论员、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访问学者；原题《中美改善关系的三个关键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