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中美进入新冷战”的说法逐渐增多，近几个月愈演愈烈的贸易战，以及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些对华措施，则成为一些学者“中美进入新冷战”的新证据。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必要从学理上辨析、认定中美关系的性质。

　　认为“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的主要依据是：美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从政治宣传、经济合作、科技文化交流、军事合作等多方面采取针对性很强的对抗性、限制性措施，除了自己采取行动外，美国还拉拢盟友与伙伴国采取协同行动。这意味着美国遏制(围堵)中国已经是事实。那么，这些“症状”足以做出“新冷战已经发生”的诊断么?

　　从学理角度看，历史上冷战的关键特征是：美苏之间以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瓦解、同化对方为目标，采取除全面热战以外的各种措施以在强化自己的实力与势力范围的同时削弱对方的实力与势力范围。主要外交政策包括：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全力打压对方，军事上开展全面的军备竞赛、构建同盟体系与伙伴国网络，并在局部进行代理人战争，经济上组建平行市场，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上互相区隔。以此对比目前的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现状与趋势大致如下。

　　新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上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内政外交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上，把合作共赢确定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致力于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在对美关系上，力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显然，中国既无意瓦解、同化美国，也无意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推行伙伴外交而没有构建同盟体系，经济上不断推出新的开放措施，强化与各国的文化、科技、人员交流。

　　美国方面，经过几年的辩论形成的新共识是：尼克松以来基于“通过接触引导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战略已经“失败”，美国必须调整对华政策思路。原因在于，随着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在外交上日益“强势”并以多种手段“胁迫”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中小国家，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不进反退”;经济上推行“国家资本主义”，让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科技上通过“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等手段影响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文化上通过孔子学院、各类媒体等对美国进行“渗透”。同时，中美发生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并非新版的苏联，目前也没有与美国全面对抗的能力，但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快。因此，美国不能让中国继续“不公平地利用自己的优势”，要求中国做到“公平”“对等”，否则美国将进行反制与惩罚。同时，迫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周边外交中守“规矩”(rule-based order)。

　　具体到特朗普政府，其特点是：重视美国利益与美国本土事务，特别是在制造业、能源、技术、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及军工部门、全球化受害者群体的利益;反对承担过多的海外义务，对世界领导地位、价值观外交兴趣不大，只在有限地区、有限议题参与国际事务，且要让盟友与伙伴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在对华外交上，启用对华坚定派，以贯彻自己的理念与思路;尽可能排除对华温和派以免重蹈前政府的“覆辙”。至于“中国崛起导致的地区力量失衡”，美国可以在地区盟友与伙伴的推动下，选择性参与一些热点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台海问题、南海问题，条件是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义务与责任，为此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

　　总之，中国对美外交的基调依然是合作而非对抗，“新冷战”论说服力不足。当然在对美外交中，中国在议程设定上将更为积极，在坚持底线上将更为坚定，同时在外交方式上也会更为灵活。因此，只要美国不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如台湾问题)，中国就可能会展示通达的一面。美国在中美关系上依然是相对强势的一方，如果执意对华复制当年的对苏政策，“新冷战”论从美国的角度看有一定说服力，至于有多少国家跟从是另一回事。但美国无意做这种复制，而是试图在不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前提下，采取灵活而坚定的手段，限制美所认为的中国的“不当”优势，以便为美国获取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中美关系并非“新冷战”，而是一种利益互相纠缠的角力，或可称之为“冷缠斗”，其目的是：在每一个议题领域，确定中美关系的“新均衡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

　　今年以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关于“中美进入新冷战”的说法逐渐增多，近几个月愈演愈烈的贸易战，以及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些对华措施，则成为一些学者“中美进入新冷战”的新证据。考虑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有必要从学理上辨析、认定中美关系的性质。

　　认为“中美关系进入新冷战”的主要依据是：美国已经把中国确定为主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并从政治宣传、经济合作、科技文化交流、军事合作等多方面采取针对性很强的对抗性、限制性措施，除了自己采取行动外，美国还拉拢盟友与伙伴国采取协同行动。这意味着美国遏制(围堵)中国已经是事实。那么，这些“症状”足以做出“新冷战已经发生”的诊断么?

　　从学理角度看，历史上冷战的关键特征是：美苏之间以对抗性的意识形态为基础，以瓦解、同化对方为目标，采取除全面热战以外的各种措施以在强化自己的实力与势力范围的同时削弱对方的实力与势力范围。主要外交政策包括：政治与意识形态上全力打压对方，军事上开展全面的军备竞赛、构建同盟体系与伙伴国网络，并在局部进行代理人战争，经济上组建平行市场，文化、科技、人员交流上互相区隔。以此对比目前的中美关系，中美之间的现状与趋势大致如下。

　　新时代的中国，意识形态上继续“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内政外交的根本目标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外交上，把合作共赢确定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核心，致力于成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为人类问题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同时“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在对美关系上，力倡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显然，中国既无意瓦解、同化美国，也无意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推行伙伴外交而没有构建同盟体系，经济上不断推出新的开放措施，强化与各国的文化、科技、人员交流。

　　美国方面，经过几年的辩论形成的新共识是：尼克松以来基于“通过接触引导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的战略已经“失败”，美国必须调整对华政策思路。原因在于，随着综合实力的迅速增长，中国在外交上日益“强势”并以多种手段“胁迫”其他国家特别是周边中小国家，在“政治民主化”方面“不进反退”;经济上推行“国家资本主义”，让美国的市场资本主义在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科技上通过“强迫技术转让”“盗窃”等手段影响到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技术优势;文化上通过孔子学院、各类媒体等对美国进行“渗透”。同时，中美发生热战的可能性不大，中国并非新版的苏联，目前也没有与美国全面对抗的能力，但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快。因此，美国不能让中国继续“不公平地利用自己的优势”，要求中国做到“公平”“对等”，否则美国将进行反制与惩罚。同时，迫使中国在国际事务中特别是在周边外交中守“规矩”(rule-based order)。

　　具体到特朗普政府，其特点是：重视美国利益与美国本土事务，特别是在制造业、能源、技术、基础设施等领域，以及军工部门、全球化受害者群体的利益;反对承担过多的海外义务，对世界领导地位、价值观外交兴趣不大，只在有限地区、有限议题参与国际事务，且要让盟友与伙伴国承担更大的责任与义务。在对华外交上，启用对华坚定派，以贯彻自己的理念与思路;尽可能排除对华温和派以免重蹈前政府的“覆辙”。至于“中国崛起导致的地区力量失衡”，美国可以在地区盟友与伙伴的推动下，选择性参与一些热点议题，如朝鲜半岛问题、东海问题、台海问题、南海问题，条件是其他国家承担更大的义务与责任，为此可以采取更为灵活的方式。

　　总之，中国对美外交的基调依然是合作而非对抗，“新冷战”论说服力不足。当然在对美外交中，中国在议程设定上将更为积极，在坚持底线上将更为坚定，同时在外交方式上也会更为灵活。因此，只要美国不触及中国的核心利益(如台湾问题)，中国就可能会展示通达的一面。美国在中美关系上依然是相对强势的一方，如果执意对华复制当年的对苏政策，“新冷战”论从美国的角度看有一定说服力，至于有多少国家跟从是另一回事。但美国无意做这种复制，而是试图在不引发大规模冲突的前提下，采取灵活而坚定的手段，限制美所认为的中国的“不当”优势，以便为美国获取实实在在的好处。因此，中美关系并非“新冷战”，而是一种利益互相纠缠的角力，或可称之为“冷缠斗”，其目的是：在每一个议题领域，确定中美关系的“新均衡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战略室主任、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