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10月25日至27日，安倍晋三将访问中国，成为自2011年以来首位正式访华的日本首相。安倍此次访华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节点，将可能成为中日关系在近期回归正轨之后再上新高度的一大契机。在当前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和多边机制面临动荡以及美国对华战略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以更大的魄力来巩固和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这对于优化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和维护区域乃至世界稳定都大有裨益。

　　中日关系改善的暖流

　　中日关系随着2017年5月日本在“一带一路”政策上的调整而发生实质性转圜，在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后重归正轨，并很有可能随着安倍首相访华步入新阶段。据报道，安倍访华将达成包括重启《货币互换协议》、创设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领域的新对话机制、在第三国合作展开基础设施项目、放松对日本东北地区食品的进口管制、签订海洋救援协定等一系列成果。

　　目前，两国关系改善的暖流正在各个领域涌动。在经济领域，中国日本商会今年6月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8年白皮书》显示，2017年日本对华投资较2016年增长5.1%，达到32.7亿美元，扭转了自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的趋势。据《日本经济新闻》的统计，今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已赴日举办了18场投资说明会，数量达到2017年全年相关活动的两倍。近期发布的2018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也显示，认为日中关系“不好”的两国民众在近8年来首次低于50%，而且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好”或“相对较好”的比例较去年增加10.7个百分点至42.2%，攀升至自2005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点。

　　更为难得的是，在敏感议题上中日两国近期都表现出相当的克制态度。2017年和2018年连续两年都没有任何日本内阁成员(包括安倍在内)在8月15日日本二战投降纪念日时参拜靖国神社。这一现象十分罕见，上一次自民党执政时期出现阁僚“零参拜”的情况还要追溯到中日关系处于“蜜月期”的1980年代。同时，虽然近期中国为彰显主权继续在钓鱼岛海域保持了常态化巡航，但其频次已经稳定下来并略有下降。而且双方在巡航钓鱼岛海域时都表现出尽量避免发生危险行为的谨慎态度。并且，针对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和直升机航母舰队在南海举行的军事演习，中方的抗议力度也点到即止。毋庸置疑，这样的克制态度与中日领导层希望能够继续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的决心密不可分。

　　中日关系改善面临的障碍

　　但是，中日关系的持续改善也仍然面临着诸多潜在的障碍。由于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东海油气田、南海海洋争端等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旦管控不慎出现意外事件，双边关系就可能重回低谷。同时，从日本方面而言，安倍急迫的修宪意图和动作也可能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和深化蒙上阴影。修宪是安倍长期以来的政治夙愿，在不久前自民党党首选举的胜选演讲上，安倍明确表示将在卸任前修改和平宪法。

　　从目前情况来看，安倍迫不及待地希望利用目前修宪派在国会上下两院占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有利局面在日本2019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之前发起修宪动议。照此形势，日本国内关于修宪的政治博弈和社会抗议将很有可能激化，预计将对日本国内政局的稳定性构成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所期盼的习主席访日能否在2019年顺利成行，或者即使成行又是否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都将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美国政府也是中日关系能否持续向好的一大变量。在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强硬的背景下，一旦特朗普政府决心施压日本给中日关系改善“踩刹车”，在安全和经济上都依赖美国的日本可能不得不被迫作出调整。

　　中方对策

　　因此，鉴于当前日本国内修宪议题尚未发酵，美国对华政策尚未完全定型，近期将成为中日关系能否迈上新台阶的关键期。中方不仅需要在中日有分歧的领域继续保持克制和紧密沟通，而且需要主动地创造与把握推进双边关系改善的机遇。在政治层面，中方要善用务虚外交形式，积极创造两国最高领导层间不设限制、能够就广泛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深入交流的机会，着力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并且探索在适当时机建立类似中俄总理定期会晤这样的机制化的中日间高层沟通渠道。

　　对于日本修宪问题，中方要注意掌握表达反对立场的尺度，不能让这一议题成为中日关系再次脱轨的导火索。目前中日两国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差异。许多中方观察家认为一旦安倍修宪企图成真，将有可能开启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连锁反应。但是如果仔细揣摩安倍目前的修宪提案就不难发现这一提案已经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和其自身的民族主义野心有着极大的落差——目前的修宪案不仅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日本和平宪法的本质，甚至对于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帮助都不大，故而有许多日本右翼的保守势力也在质疑推动这样一个极其“软弱”的修宪案的意义。并且，日本社会中反对修宪的势力仍然极为强大，自民党内部对于安倍执意推动修宪也不乏质疑之声，同属执政联盟的公民党的怀疑态度就更为明显，安倍修宪案通过的前景并不乐观。

　　因此，中方不应对安倍修宪的举动过度担忧，也不宜采取激烈举动(这样反而容易刺激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助推修宪案的通过)。

　　在经贸领域，中方需要下定决心推进RCEP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早日取得显著成果。中国需要理性地看待日本在这两项协议中追求的“高标准”。对于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向日方所希望的“高标准”靠拢不仅能够推动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能够向世界证明中国支持自由贸易体制、扩大开放的坚定意志。在恰当的时机，中国甚至可以表达加入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的意愿，这对于为该协定的达成投入大量政治资本，并且在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后持续努力并最终挽救该协定的安倍内阁而言将是巨大的政治支持。

　　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是一直以来阻碍中日关系改善的结构性矛盾。对于前者，中日务必继续保持克制和紧密沟通，按照2014年11月达成的四点共识继续完善危机管控，持续深化和细化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对于后者，周恩来总理确定了正确对待两千年与五十年的关系的政策基调，即中国一方面应牢记近代以来五十余年间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但另一方面更不能忘记中日两国人民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友好交往史。但这一表述随着中日关系近年来的冰冻已逐渐淡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同日方沟通历史问题时应当重申这一立场。

 　　2018年10月25日至27日，安倍晋三将访问中国，成为自2011年以来首位正式访华的日本首相。安倍此次访华正值《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40周年的重要节点，将可能成为中日关系在近期回归正轨之后再上新高度的一大契机。在当前世界自由贸易体制和多边机制面临动荡以及美国对华战略压力与日俱增的情况下，中国需要以更大的魄力来巩固和推进中日关系的改善，这对于优化中国目前的国际环境和维护区域乃至世界稳定都大有裨益。

　　中日关系改善的暖流

　　中日关系随着2017年5月日本在“一带一路”政策上的调整而发生实质性转圜，在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后重归正轨，并很有可能随着安倍首相访华步入新阶段。据报道，安倍访华将达成包括重启《货币互换协议》、创设科技创新和知识产权领域的新对话机制、在第三国合作展开基础设施项目、放松对日本东北地区食品的进口管制、签订海洋救援协定等一系列成果。

　　目前，两国关系改善的暖流正在各个领域涌动。在经济领域，中国日本商会今年6月发布的《中国经济与日本企业2018年白皮书》显示，2017年日本对华投资较2016年增长5.1%，达到32.7亿美元，扭转了自2012年以来持续下降的趋势。据《日本经济新闻》的统计，今年以来中国地方政府已赴日举办了18场投资说明会，数量达到2017年全年相关活动的两倍。近期发布的2018年“中日关系舆论调查”结果也显示，认为日中关系“不好”的两国民众在近8年来首次低于50%，而且中国民众对日本印象“好”或“相对较好”的比例较去年增加10.7个百分点至42.2%，攀升至自2005年开始调查以来的最高点。

　　更为难得的是，在敏感议题上中日两国近期都表现出相当的克制态度。2017年和2018年连续两年都没有任何日本内阁成员(包括安倍在内)在8月15日日本二战投降纪念日时参拜靖国神社。这一现象十分罕见，上一次自民党执政时期出现阁僚“零参拜”的情况还要追溯到中日关系处于“蜜月期”的1980年代。同时，虽然近期中国为彰显主权继续在钓鱼岛海域保持了常态化巡航，但其频次已经稳定下来并略有下降。而且双方在巡航钓鱼岛海域时都表现出尽量避免发生危险行为的谨慎态度。并且，针对近期日本海上自卫队潜艇和直升机航母舰队在南海举行的军事演习，中方的抗议力度也点到即止。毋庸置疑，这样的克制态度与中日领导层希望能够继续推动双边关系改善的决心密不可分。

　　中日关系改善面临的障碍

　　但是，中日关系的持续改善也仍然面临着诸多潜在的障碍。由于中日双方在钓鱼岛、东海油气田、南海海洋争端等议题上仍存在重大分歧，一旦管控不慎出现意外事件，双边关系就可能重回低谷。同时，从日本方面而言，安倍急迫的修宪意图和动作也可能为双边关系的稳定和深化蒙上阴影。修宪是安倍长期以来的政治夙愿，在不久前自民党党首选举的胜选演讲上，安倍明确表示将在卸任前修改和平宪法。

　　从目前情况来看，安倍迫不及待地希望利用目前修宪派在国会上下两院占据三分之二以上多数的有利局面在日本2019年夏天的参议院选举之前发起修宪动议。照此形势，日本国内关于修宪的政治博弈和社会抗议将很有可能激化，预计将对日本国内政局的稳定性构成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安倍所期盼的习主席访日能否在2019年顺利成行，或者即使成行又是否能够取得预期的成果都将有相当大的不确定性。

　　此外，美国政府也是中日关系能否持续向好的一大变量。在美国对华政策日趋强硬的背景下，一旦特朗普政府决心施压日本给中日关系改善“踩刹车”，在安全和经济上都依赖美国的日本可能不得不被迫作出调整。

　　中方对策

　　因此，鉴于当前日本国内修宪议题尚未发酵，美国对华政策尚未完全定型，近期将成为中日关系能否迈上新台阶的关键期。中方不仅需要在中日有分歧的领域继续保持克制和紧密沟通，而且需要主动地创造与把握推进双边关系改善的机遇。在政治层面，中方要善用务虚外交形式，积极创造两国最高领导层间不设限制、能够就广泛议题进行开诚布公的深入交流的机会，着力建立相互信任关系，并且探索在适当时机建立类似中俄总理定期会晤这样的机制化的中日间高层沟通渠道。

　　对于日本修宪问题，中方要注意掌握表达反对立场的尺度，不能让这一议题成为中日关系再次脱轨的导火索。目前中日两国存在着明显的认知差异。许多中方观察家认为一旦安倍修宪企图成真，将有可能开启日本重蹈军国主义覆辙的连锁反应。但是如果仔细揣摩安倍目前的修宪提案就不难发现这一提案已经是政治妥协的产物，和其自身的民族主义野心有着极大的落差——目前的修宪案不仅没有从实质上改变日本和平宪法的本质，甚至对于全面解禁集体自卫权的帮助都不大，故而有许多日本右翼的保守势力也在质疑推动这样一个极其“软弱”的修宪案的意义。并且，日本社会中反对修宪的势力仍然极为强大，自民党内部对于安倍执意推动修宪也不乏质疑之声，同属执政联盟的公民党的怀疑态度就更为明显，安倍修宪案通过的前景并不乐观。

　　因此，中方不应对安倍修宪的举动过度担忧，也不宜采取激烈举动(这样反而容易刺激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助推修宪案的通过)。

　　在经贸领域，中方需要下定决心推进RCEP和中日韩自由贸易协定早日取得显著成果。中国需要理性地看待日本在这两项协议中追求的“高标准”。对于中国而言，在一定程度上向日方所希望的“高标准”靠拢不仅能够推动国内经济的转型升级，也能够向世界证明中国支持自由贸易体制、扩大开放的坚定意志。在恰当的时机，中国甚至可以表达加入日本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的意愿，这对于为该协定的达成投入大量政治资本，并且在美国单方面宣布退出后持续努力并最终挽救该协定的安倍内阁而言将是巨大的政治支持。

　　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是一直以来阻碍中日关系改善的结构性矛盾。对于前者，中日务必继续保持克制和紧密沟通，按照2014年11月达成的四点共识继续完善危机管控，持续深化和细化中日海空联络机制。对于后者，周恩来总理确定了正确对待两千年与五十年的关系的政策基调，即中国一方面应牢记近代以来五十余年间遭受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历史，但另一方面更不能忘记中日两国人民长达两千年之久的友好交往史。但这一表述随着中日关系近年来的冰冻已逐渐淡出，中国最高领导层同日方沟通历史问题时应当重申这一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