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说，尽管美国的对华观感从上到下发生了堪称根本性的改变，但其对华政策调整仍未最终定型。一方面，今天的中美关系同当年的美苏关系有着本质不同。特朗普政府再怎么试图搅乱秩序、另立规则，也不可能改变中美同处在一个全球经济体系内的事实，其给中国深入改革发展强加的高成本代价所将产生的世界性影响最终也会成为美国和西方自己的问题。

　　中美关系无疑已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其下滑趋势能否得到遏制，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走向——自由派在和建制派、民主党在和共和党的争斗中会否发挥牵制作用，对特朗普施加有效影响。当然，特朗普个人性格的贪利多变、行事风格的率性冲动，也是任何人在近期内都无法忽视的变量因素。其次要看中国的应对——贸易战将在多大程度上蔓延到其他领域，中方能否通过持续有效的专业沟通、及时必要的策略调整、不断深化的自我改革和聪明稳健的战略博弈，将中美关系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稳定在可控轨道上。第三要看国际形势的演变——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是否可持续，金砖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下行的势头会否进一步蔓延，世界贸易体系的重组会否真的全面启动，朝核、伊朗核、叙利亚等热点问题是否会重新引爆，等等。

　　如果将中美关系中的安全、政治热点问题按其风险程度由高到低做个排序，台湾、南海、涉藏、涉疆等问题哪个近期最易从两国潜在摩擦点升级成现实燃点?笔者专门就此问题与几位中美学者做了交流，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认为南海问题近期“出大事”的概率要大于其他问题，所给出的一个理由是：南海问题涉及对国际海上公域航行自由等规则的不同解释、中国与周边国家处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的范式转变，以及不同力量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牵动各方切身利益，相较于台湾等问题更能激发“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共鸣，对美国而言更能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形成针对中国的空前国际压力。

　　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也是在11月，两国元首有利用多边场合举行新的双边会晤的机会。所以，这个秋天对中美对对方政策的塑造非常重要，双方都必须慎重把握自己的言行。然而，特朗普也许并不太在乎这次中选，因为越来越多迹象显示，无论他和共和党有多努力，都很难改变民主党以极小优势赢得众院多数议席的结果，共和党则肯定继续保有参院控制权。这将重现“微弱平衡”，特朗普首个任期推动新的立法议程的空间已经不大，还将受到“通俄门”调查甚至弹劾程序的持续叨扰。与此同时，特朗普已经把目光投向谋求连选连任。这些都意味着今后两年多他将在外交上更加示强好斗，以此作为取悦选民的主要手段。这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值得人们高度警觉。

　　无论形势如何发展，还是想提醒所有涉足中美关系的人：对这种体量巨大、影响巨大的双边关系的走势，判断不宜过急，信念不应失去，因为决定未来的不只是意图，还有能力。

　　在8月初与美国彭博新闻社高级执行主编韦斯·科索瓦的一次交流中，我说了一句话：非常令人遗憾地，中美关系已进入一个较长期的战略对峙和竞争阶段，“下行通道正式开启了”。而此前一周，笔者应邀在外交学院暑期人才孵化营授课时，也不无忧虑地对现场大学生们讲，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势头越来越警觉，开始转变态度，把中国当作“头号战略竞争对手”来对付，这就使得很多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东西——从双边关系到国际制度范式，都在发生分水岭式的变化，必将影响到每一个人的实际生活。

　　我讲这些,不是在“贩卖焦虑”，而是对现实的无奈承认。尽管本人也是一名对中美关系的“愿望思维”持有者，但过去几年发生的事正一点点击破我的愿望。

　　必须调整对华政策的共识已在美形成

　　一个难以否认的事实是，经过历时两年的大讨论，美国国内政界和战略界对华形成了共识性判断，认定中国对美国构成全方位的战略竞争压力。当下美国政界和战略学界眼中的中国，是要另起炉灶建立排斥美国、分化西方的世界秩序;是势必在21世纪中期在总量上超过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并且谋求与西方相媲美的创新力和规则制定力;是正在西太平洋和东印度洋上与美国争夺“势力范围”、排挤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力;是要重新扛起意识形态旗帜，向世界输出自己的制度模式。

　　这些多是严重的误解，却已在美国形成共识。标志性事件有两个。一是，特朗普政府自2017年底以来接连出台的几份官方报告均宣示美国对外战略重心从应对恐怖主义向传统大国竞争回调，并且将中国明确定性为美国首要的“战略竞争对手”和国际秩序的“修正主义国家”，正式吹响了对华政策调整的号角。二是，2018年2月美国国会众参两院以无异议通过的形式完成了对“台湾旅行法案”的审议，印证了两党对华情绪的高涨。

　　2018年5月23日，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长王毅结束访问阿根廷回国途经华盛顿，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举行会晤，双方在会谈结束后共见记者

　　无独有偶，包含要求禁止邀请中国参加“环太平洋联合军演”等若干强硬涉华内容的《2019财年国防授权法案》先后在2018年5月24日由国会众院以351票赞成、66票反对，6月18日在参院以85票赞成、10票反对获通过。同样的基调，自然也延伸到美国国防部发布的2018年度《中国军力报告》中。该报告称“中国人民解放军正在发展打击离中国本土尽可能远的目标的能力”，“很可能也在准备武统台湾”，突破了原有渲染“中国军事威胁”的陈述框架。

　　经济交锋成为中美博弈核心领域

　　经过多轮故作姿态的“叫价”，特朗普政府发起的对华“贸易战”正步步升级。特朗普无视中方谈判意愿，几次推翻双方工作层已达成的原则共识，对中国输美商品叠加关税和扩大加征关税范围,向天下昭示了,这场由美方挑起的“贸易战”恐非简单的“贸易战”，也不能用“史上最大规模贸易摩擦”来完全概括，而是对华战略调整的发端和引线，其影响正向其他领域蔓延。

　　笔者接触的中国学者越来越倾向于相信，富有从商经验的特朗普不是没有估计到中方反制措施可能给美国农业、汽车、电信等行业造成的损失，也不是不明白这场贸易摩擦所产生的反噬效应会给中国最善良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权利带来什么样的冲击，但他的贸易政策已被“鹰派”主导，全盘采纳现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在其旧著《致命中国》《即将到来的中国战争》中阐述的观点，打着寻求“公平贸易”的旗号放手一搏。这种不惜“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做法，目的在于阻滞中国经济持续的高速增长和资本市场扩张，精准打压中国的产业竞争力和科技创新力，把中国压制在全球产业链的中低端。

　　也有学者注意到，特朗普发动的贸易战不是单向“锁定”中国的，大锤也抡向包括加拿大、墨西哥、韩国、日本、印度和部分欧盟国家在内的美国盟友。大家怀疑，这场贸易混战背后隐藏着的，除哄抬全球大宗产品价格、对外输入通胀压力外，可能还有一种对全球贸易体系先“退出”再“重构”的策略：先是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重谈北美自贸协定、搁置“跨大西洋贸易与投资伙伴协议”(TTIP)谈判，全面废除民主党执政期间推行的自由主义国际秩序构建措施，再由日本出面救活TPP并同欧洲达成关税全面清零的自贸协定，进而美国自己出面与欧洲搁置贸易争议、达成类似日欧之间的“高端共识”。这就初步勾勒出在发达国家阵营内建立一个高标准大自贸区的路径。人们不能不产生这样的疑问，美国是不是在架空已被其认定不能发挥实际作用并被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掌握话语权的世界贸易组织(WTO)，并修改国际贸易规则，重构以美国为中心的全球贸易格局乃至经济新秩序?

　　2018年8月27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与墨西哥总统涅托通电话，表示美墨已就修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达成共识，与加拿大的谈判也即将展开。

　　如这种推测属实，下一步值得注意的是，新的北美自贸协定何时达成?美国和印度之间会否缔结新的贸易安排?美国是否会谋求重返TPP?以及在搅局中东、制裁伊朗、操控国际油价方面会针对外国能源企业发起哪些“长鞭”威胁?

　　军事安全政治领域祭出更多遏华举措

　　与“贸易战”同步展开的，是美国在军事安全和政治领域加强对华防范遏制的实际举动。这包括：以中国为假想敌，出台名义上的“印太”战略，加强西太平洋与东印度洋军力的整合联动以及周边地带的军事部署，并在这个大框架下鼓动组建美日印澳“菱形包围”。在南海问题上，继续炒作“军事化”概念，将美军“航行自由”行动的重点从南沙扩至西沙，“无害通过”变“有害通过”，频率也相应增加，甚至开始出动军机直接飞越中国岛礁上空。在台湾问题上，不断试探大陆方面底线，反映出有将这一中美关系中传统的核心敏感问题重新激活为美国手中可用之牌的意图。另外还有涉及新疆稳定的问题，在反恐方面一直奉行“双重标准”的美国及其西方伙伴近来明显重新开始对中国进行道德指责，而这又必然在中国国内激活“美国想搞乱新疆、‘分化’中国”的联想。与此同时，美国开始更严格限制中国留学生进入美敏感行业工作，并对“长江学者”“千人计划”来华访问人员施加调查。

　　美方在军事、安全、政治领域的举措同贸易方面的强硬行动相叠加，已使中国战略界倾向于对美国对华政策调整方向和中美关系走势做出转折性的判断。即便这种“转折性”的判断不便公开做出，或者隐藏在对美政策话语的陈旧体系下，也很难否认，中美之间正在发生的斗争较量已对中国在心理和战略层面的对美逻辑认知造成长期、深远的影响。

　　有位中国学者谈了他的感受：美国始终以冷战胜者自居，无法正视国际上任何一支所谓非民主力量的崛起，也自认为有能力压制住任何竞争对手，因此很难摆脱把中美关系带入竞争状态的诱惑和冲动，无论中国如何解释自己的战略意图是“和平发展”。当今世界能够激发美国此般“冲动”的，除了俄罗斯就是中国了，更何况中国的综合国力水平已远超俄罗斯。而且，美国存在通过渲染外部威胁、设定竞争对手激发自强机能的“路径依赖”，其把战略矛头对准中国，可以助其解决包括产业空心化、中产阶级萎缩等在内的很多问题，也有助于其重返军备扩张周期并重整美国的海外同盟体系。

　　笔者接触的几位俄罗斯专家认为，观察美国时需要注意区分“特朗普美国”和“建制派美国”。在他们眼中，“特朗普美国”和“建制派美国”的对俄政策主张有所不同，美国的国内政治纷争从根本上掣肘着特朗普改善对俄关系的努力，促使俄对前者柔性拉拢，对后者强硬对抗，由此也就形成了普京这届任期“以对抗促合作、维护可控对立”的总体对美方针。而在我看来，中国面临的形势则似乎大不相同，“两个美国”在对华政策方面正合二为一。很难说在当选前没有任何公务履历和学术经验的特朗普对中国和世界有什么系统化的战略考量，但他在贸易上对华示强、在军事安全问题上放任美国军方自行其是的态度深得建制派赞赏。“建制派美国”已经钻到“特朗普美国”体内发挥作用，向强硬方向调整对华政策成为他们的共同利益纽带。从此意义上讲，俄罗斯的经验对中国有局部参考价值，但不具整体可复制性。

　　未来路径几何?

　　未来中美关系大概有几种路径：一是陷入全方位对抗的泥潭难以自拔。这固然将使缺乏现代意义上大国竞争经验的中国不得不承受由外及内、由里向外的方方面面压力，但对美国来说，其在成为超级大国的历程中也从未有过与中国这样一个独特而富有韧性的东方强国搞冷战的经历。因此，其结果极不可测，美方内部应已在着眼各种可能做实操准备。二是在战略、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同时开展有限度、可控制的竞争，同时在贸易、应对跨国挑战等方面维持最基本的合作。这个状态很贴近西方一些学者关于中美关系将从“合作的对手”转向“对手的合作”的判断，又何尝不是“正在进行时”而非“将来时”呢?三是中方倡导的“新型大国关系”，也即“不对抗、不冲突、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然而这一理念已被美方事实上拒绝，越来越像理想主义幻象了。不仅如此，美方还对“相互尊重、合作共赢”做出了扭曲性的解读，认为这是中方为实现与美国“平起平坐”而摆下的“迷魂阵”。

　　应该说，尽管美国的对华观感从上到下发生了堪称根本性的改变，但其对华政策调整仍未最终定型。一方面，今天的中美关系同当年的美苏关系有着本质不同。特朗普政府再怎么试图搅乱秩序、另立规则，也不可能改变中美同处在一个全球经济体系内的事实，其给中国深入改革发展强加的高成本代价所将产生的世界性影响最终也会成为美国和西方自己的问题。

　　中美关系无疑已进入一个矛盾多发期，其下滑趋势能否得到遏制，取决于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首先是美国国内政治的走向——自由派在和建制派、民主党在和共和党的争斗中会否发挥牵制作用，对特朗普施加有效影响。当然，特朗普个人性格的贪利多变、行事风格的率性冲动，也是任何人在近期内都无法忽视的变量因素。其次要看中国的应对——贸易战将在多大程度上蔓延到其他领域，中方能否通过持续有效的专业沟通、及时必要的策略调整、不断深化的自我改革和聪明稳健的战略博弈，将中美关系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对外关系稳定在可控轨道上。第三要看国际形势的演变——发达国家的经济复苏是否可持续，金砖等发展中国家经济下行的势头会否进一步蔓延，世界贸易体系的重组会否真的全面启动，朝核、伊朗核、叙利亚等热点问题是否会重新引爆，等等。

　　如果将中美关系中的安全、政治热点问题按其风险程度由高到低做个排序，台湾、南海、涉藏、涉疆等问题哪个近期最易从两国潜在摩擦点升级成现实燃点?笔者专门就此问题与几位中美学者做了交流，值得注意的是有人认为南海问题近期“出大事”的概率要大于其他问题，所给出的一个理由是：南海问题涉及对国际海上公域航行自由等规则的不同解释、中国与周边国家处理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之争的范式转变，以及不同力量之间的地缘战略竞争，牵动各方切身利益，相较于台湾等问题更能激发“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共鸣，对美国而言更能产生“一呼百应”的效果，形成针对中国的空前国际压力。

　　今年11月，美国将举行国会中期选举。也是在11月，两国元首有利用多边场合举行新的双边会晤的机会。所以，这个秋天对中美对对方政策的塑造非常重要，双方都必须慎重把握自己的言行。然而，特朗普也许并不太在乎这次中选，因为越来越多迹象显示，无论他和共和党有多努力，都很难改变民主党以极小优势赢得众院多数议席的结果，共和党则肯定继续保有参院控制权。这将重现“微弱平衡”，特朗普首个任期推动新的立法议程的空间已经不大，还将受到“通俄门”调查甚至弹劾程序的持续叨扰。与此同时，特朗普已经把目光投向谋求连选连任。这些都意味着今后两年多他将在外交上更加示强好斗，以此作为取悦选民的主要手段。这对中美关系意味着什么，值得人们高度警觉。

　　无论形势如何发展，还是想提醒所有涉足中美关系的人：对这种体量巨大、影响巨大的双边关系的走势，判断不宜过急，信念不应失去，因为决定未来的不只是意图，还有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