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府基辅以北13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动力机组突发故障，发生剧烈爆炸，反应堆被彻底炸毁时释放出大量高能辐射物质到大气层中。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核电灾难，给苏联人的生命造成重大危害。

　　据2015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官方最新的统计数字，爆炸当日直接造成30人死亡，事故7年后共有7000人员死亡，20年后又有5.5万抢险者丧生，30多万人患辐射病死去，侥幸活下来的人，大都患上精神疾病或永久性失忆，自杀者无数。共有11.5万人被迫撤离核电站附近居住地，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但是，以上的数字仍然具有较大的争议。

　　卫生部长建议：“关好窗户，洗净腿脚。”结果引发更大的恐慌

　　2009-2013年，我曾4次到乌克兰采访。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与小城普里皮亚季比邻。该城始建于1970年2月，是核电站的附属生活基地，切尔诺贝利爆炸事故发生时，城内共有居民47500人，大多是电站职工和家属。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突发爆炸，事发后小城居民一无所知。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家家户户像往常一样打开窗户通风换气，人们或外出购物，或去遛狗，或去晨练，一群孩子喧闹着在足球场踢球，人们哪里知道，那时死亡已经悄然降临小城——普里皮亚季那天清早的辐射强度早已突破临界，达到了威胁生命的程度。即使多年过后，有人冒死回访小城，依旧测得当地辐射强度达到每小时154毫伦琴(正常值允许量是0.01毫伦琴)，当年小城遭受辐射的恐怖之状可想而知。一夜之间，人们熟悉的普里皮亚季，已不再是美丽家园，而是死亡之谷了。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汉学研究所资深专家吉克丹柯，亲历过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他对笔者说，1986年4月26日，苏联当局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当天保持静默，倡导公开性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此时却一声不吭，苏联政府将爆炸的消息封锁得滴水不漏，此举致使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边各市镇陷入恐慌，传言四起。吉克丹柯和他的朋友们为了解真相，在家中拉上厚厚的窗帘，躲在厨房，透过苏联的电波干扰，偷听了欧美电台，方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普里皮亚季小城也大难临头。

　　欧美电台的消息迅速蔓延整个乌克兰，继而苏联各地。截至那时，苏联媒体仍在沉默，小城居民不仅不知灾情，而且缺乏受灾防护指导，“碘酒也可以防辐射”流言的蛊惑天下，失魂落魄的市民将药店的含碘药品和外用碘酒一抢而光，有人竟将碘酒兑水直接喝下，造成咽喉和肠胃损伤。一位名叫库尔钦科的幸存者还记得，一位亲戚是市政官员，他谨小慎微和含糊不清地跟她透露了几个字，她才知道核电站真的爆炸了。

　　灾难发生后多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卫生部长罗曼年科给灾民的建议竟然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关好窗户，洗净腿脚。”他的话非但没有帮到灾民，反而引发更大的恐慌。直到4月27日上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二十多个小时后，政府才开始安排全城居民准备疏散撤离。

　　2013年3月15日，在基辅，乌克兰诺贝尔文学奖被提名人、诗人沃尔内告诉笔者，当时绝大多数居民都不曾想到，前天夜里，随着近在咫尺的核电站4号机组发生的爆炸，辐射物质瞬间污染了小城普里皮亚季，不少人已在睡梦中遭受了严重核辐射侵害，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不久就会死去，或者未来必将死于辐射引发的疾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5天之后，苏联全国各地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举行庆祝五一活动，乌克兰也不例外。尽管120公里之外发生了世间罕见的核灾难，基辅照常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五一节游行，身着民族盛装的男女老少走上基辅第一街——克列夏季克大街，呼吸着飘散着核放射性物质的空气，载歌载舞，口号震天，接受观礼台上苏联党政官员的检阅，享受着盛世空前的欢乐与自豪。《真理报》当天除了报道五一游行之外，还以《夜莺在普里皮亚季上空歌唱》暨《来自核反应堆的礼物》为题，发表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无关痛痒的救灾报道。

　　工程师从核反应堆上方的直升机降落，徒手收集瓦斯样本

　　2009年4月，我在莫斯科独家采访了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抢险救灾委员会总工程师卡马洛夫。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抢险中，他患上严重的辐射病。他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爆炸一周之后，被派到现场去抢险。

　　他一到那儿就被现场的情况惊呆了：到处都是高速飞驶的军车，四处都是忙碌的军人、工人和技术人员，现场一片混乱。在炸毁的核反应堆中，残余的核燃料开始在向下泄漏，却没有人负责处理。事故处理委员会决定对反应堆下面的平台做冷却处理。参加抢险救援的人员专业知识匮乏，现场的大功率通道式核反应堆工作人员的多项操作都属于违规。

　　核电站的紧急事故处理工程师阿莫索夫负责启动反应堆的自毁装置。那天，他冒死领受任务，竟然从停在发生爆炸的四号反应堆上方的直升机上，直接用手摇泵将瓦斯气体样本收集到橡胶气囊里。这是一个必死无疑的工作：直升机悬浮在反应堆破损口上空，大量气体火山一样，汹涌地从炸毁的4号反应堆里喷射出来，剧烈的核辐射也瞬间穿透了方圆数十公里的物体，包括上空的那架直升机和里面所有机组人员和抢险人员的身体。

　　还有，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上救灾的苏联军人，极度缺乏防辐射知识，有人竟然不戴防护设备，徒手在废墟上作业。事后，卡马洛夫也因为受到严重核辐射而入院治疗，没有亲自去了解和调查其他救援人员的情况。可是，卡马洛夫对笔者说，他敢断定，那些军人在救灾之后，用不了多久全部都牺牲了。

　　卡马洛夫告诉笔者，苏联政府为了不惜一切代价救灾，欺骗了军人。莫斯科在给军人救灾紧急动员时声称，切尔诺贝利地区遭受了外国核攻击，他们奉命前往实施反冲击。卡马洛夫还奉命制定辐射安全监测数据，一套给军人，放射性剂量指标较高;一套给普通民众，放射性剂量指标较低。抢险的军人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第一波抢险，总共耗时4个小时，投入兵力3000人，数年内陆续死去。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他们制定的高辐射数据，杀死了他们。卡马洛夫对笔者说，直到苏联解体，他依旧被要求对此事保持沉默。

　　苏联政府于灾难发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隐瞒真实死伤情况，公开造谣

　　1986年6月4日，苏联召开和外国新闻媒体发布会，事前准备的通稿写道，截止那时为止，“核爆炸导致辐射病患者为187人，死亡24人，平民与儿童未见伤亡。”

　　实际上，克里沃申2015年最新披露的档案记载，苏共中央政治局切尔诺贝利抢险救灾工作小组，从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便对事故灾区的伤病情况了如指掌，苏共中央从1986年4月29日开始有每日灾情通报，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事故死伤人数了如指掌。

　　如一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写道：“秘密。1986年5月4日。第5号纪要。与会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里哈乔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多尔基赫，索科洛夫，苏共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和内务部部长弗拉索夫。特通报如下，5月4日医院收治病人1882人。总人数升至38000人。204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辐射病，其中64名为儿童。18人情况危重。”

　　另一份写道：“秘密。1986年5月6日，第7号纪要。与会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里哈乔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多尔基赫、索科洛夫，苏共中央书处书记雅科夫列夫和内务部部长弗拉索夫。特通报如下(据苏联卫生部第一部副部长谢宾同志消息)，根据5月6日上午9时情况，医院收治3454人。住院治疗人数为2600人，其中471名为儿童。”

　　另一份纪要写道：“秘密。1986年5月7日，第8号纪要。与会者：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里哈乔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多尔基赫，苏共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和内务部部长弗拉索夫。一昼夜医院收治人数为1821人。截止5月7日上午10时，需住院治疗人数4301人，其中儿童1351人。内务部军人520人患辐射病。34人病情严重。” 此后一份的纪要写道：“秘密。1986年5月12日，第12号纪要。……一昼夜医院收治2703位病人，主要来自白俄罗斯。需要住院观察和治疗的人数达10198人，其中354人有辐射病征兆。包括儿童35人。”

　　可见，苏联高层对每日收治病人情况了如指掌，新闻媒体发布会是公开撒谎会。

　　卫生部提出“将人体正常温度36.6℃上调至38℃，在特殊情况下可继续上调至39℃”

　　直到2014年，苏联前克格勃军官克里沃申才站出来，公开揭露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秘密。在切尔诺贝利抢险救灾期间，克里沃申曾担任克格勃军事反侦察组组长，著有切尔诺贝利抢险回忆录多部。在苏联解体后，他曾被特许接触苏共中央档案。

　　根据他2015年最新披露的档案记载，苏共中央政治局切尔诺贝利抢险救灾工作小组，不仅从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便对其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而且立即召开特别工作会议。从1986年4月29日开始召开，参与者不仅有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里哈乔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等，还有苏共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和内务部部长弗拉索夫等人。

　　会议纪要显示，苏共中央会议天天不断，持续月余，每日灾情，上通下达，对事故死伤人数的统计极为精确。可是，在1986年6月4日苏共中央召开的苏联和外国新闻媒体发布会上，雷日科夫却说，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被诊断为辐射病的患者为187人，死亡24人，平民与儿童未见死亡。但是，1986年5月4日，苏共中央第5号纪要中就明确指出，仅5月4日苏联医院收治的病人即达1882人，住院总人数升至38000人，其中204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辐射病，64名为儿童，其中18人病情危重。

　　根据2015年解禁的苏共中央1986年5月8日秘密会议纪要内容，苏联卫生部拟定了新的苏联居民承受辐射标准。新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10倍。苏联卫生部说，在特别时期，甚至可以提高至50倍。卫生部信誓旦旦地向中央保证说，新标准适用于所有年龄层次的人，确保万无一失。9日，苏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谢宾与苏联国家卫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谢东诺夫签署秘密文件，将辐射新标准以国家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卫生部还提出“将人体正常温度36.6℃上调至38℃，在特殊情况下可继续上调至39℃”的新说法。

　　在那些日子里，莫斯科的紧张程度不亚于切尔诺贝利灾区，连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奖金和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伊里因面对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都不得不放弃有关人体伦琴当量的科学主张，而屈从权力，违心说谎。1989年5月，苏联卫生部部长罗曼年科在苏共乌克兰中央全体会议上言之凿凿地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全国除了209人患辐射病外，今天，苏联再也没有因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患病的人了。”

　　事实却是，罗曼年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成千上万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要么已经因辐射而死去，要么正在忍受辐射病之痛。他们被以不存在的方式，痛苦不堪在某处存在着。

　　据克里沃申揭秘的苏共中央第28号纪要附件说：“白俄罗斯辐射异常严重。莫吉廖夫州许多地区检测到放射污染的程度远高于我们所报道的地区。按照医学标准，在该地区的居民面临巨大的生命危险。”这条消息仅限于总编辑一级人员知情，而从未传达到生命危急中的百姓。

　　卫生部建议将放射性污染肉类配以90%的合格肉，混合加工成香肠、罐头和肉类半成品

　　克里沃申在2014-2015年披露的苏共中央档案，还涉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原苏联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大面积严重污染问题。苏联政府明知污染严重，依旧要求食品供应部门继续从上述加盟共和国采购农副产品，通过所谓变通处理的手段，继续投放全国市场，以维护社会稳定。

　　根据2015年解禁的苏共中央第8号纪要，1986年8月22日，苏共中央批准继续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全面污染地域收购农副产品，其中主要是数十万吨肉类和数百吨牛奶，储存和投放全国，以保障居民生活。

　　这份纪要指出：“将已保存和年内准备购入的放射性物质超标的肉类列为国家储备，是适当的。”第32号纪要的附件写道：“取材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污染区域内的家畜的肉类，部分放射性物质超标。目前在白俄罗斯共和国、乌克兰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各个州的肉联厂冷库中，还保存有10000吨放射性物质超标的肉类，主要为6-7级的污染肉类，今年8-12月还将有30000吨此类肉入库。苏联卫生部为不使人食用污染肉类后大剂量放射性物质附着体内，建议最大限度地在全国分散经营放射性污染肉类，配以90%的合格肉混合加工成香肠、罐头和肉类半成品。”

　　于是，根据苏共中央指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高加索自治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共和国和中亚诸共和国的大多数肉联厂，都开始加工有毒肉类，即以有毒肉与合格肉混合再加工，此项成为那个时期苏联肉类生产的主要形式。它们所生产的有毒肉类，很快就随着流通渠道输送到全国，合理合法地摆上了苏联千家万户的餐桌。

　　此外，32号纪要附件还谈及牛奶污染问题。1986年8月1日，苏联出台了牛奶放射性物质含量标准，但化验结果表明，白俄罗斯共和国所生产的牛奶，受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影响污染严重，辐射物质超标过高，不能供应市场。于是，中央决定降低国家牛奶辐射物质检验标准，白俄罗斯辐射物质超标的有毒奶，不久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全国的食品店。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后，含有大剂量放射性物质的有毒食品在苏联横行数年，但最终纸包不住火。苏联有毒食品肆虐多年，直到1989年，有良知的苏联人民代表出面揭露当局的阴谋，苏联检察院为此拟提起公诉。苏联副总检察官安德列耶夫在给调查委员会的信中说：“根据国家指示，自1986年至1989年，从被认定的污染地区生产了47500吨肉类，200万吨的牛奶。仅白俄罗斯就生产了1500吨辐射物质超标的肉类。据调查，含有高剂量放射性物质的有毒食品已经遍及苏联全国，并可能给居民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1989年，是苏联放射性物质的有毒食品肆虐的最后一年，污染严重的布良斯克州、莫吉廖夫州、基辅州和日托米尔州所生产的肉类，全部配送给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高尔基州、雅罗斯拉夫州、伊凡诺夫州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商场和食品店。甚至远离莫斯科的楚瓦什和科米共和国都尝到了有毒肉。这是切尔诺贝利核爆炸给整个苏联带来的伤害。不久，苏联解体，苏联检察院不复存在，有毒食品坑害百姓的公诉也不了了之。

　　1986年5月1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第3号秘密纪要说，“同意公布卫生部关于在莫斯科第6医院接受治疗病人的人数与状况，因为这家医院有美国人工作。”

　　加强传媒管控，严厉封锁消息，打击提出问题的记者，造成灾后二次伤害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后，苏共中央加强了传媒的监管力度。1986年5月6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第7号秘密纪要说，加强审查提供给传媒使用的信息，做到内外有别。确切地说，虚假信息是供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使用的，属于内部信息，而为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所提供的是真实信息。会议纪要还说，中央派往灾区采访的苏联记者团，所采写的灾区见闻仅供国家报刊和电视使用，任何记者都不得私设主题，另写报道给国外媒体，否则将被查处。纪要还严厉批评白俄罗斯《消息报》记者马杜可夫斯基，指责他在灾区撰写文章揭发政府隐瞒问题，试图引起苏联高层和民众注意。

　　根据苏共中央1986年5月8日第18号会议纪要记载，苏共中央召集各大报刊总编辑开会，布置宣传工作重点，强调“要把宣传的重点放在政府确保被撤离居民的正常劳动和社会生活条件，消除灾难后果的措施上，广泛反映劳动者积极参与这些措施的执行情况。要求电视台禁播对核电站事故持不同意见的人的节目。要求塔斯社取消欧洲国家，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后限制从苏联进口商品的报道。1986年5月9日，苏共中央委要求加强监督苏联媒体在切尔诺贝利救灾期间关于苏联政府的报道。

　　苏共中央对第28号纪要附件注明：“绝密。送电传打字员。本电传不传达任何人，除了报社总编辑。销毁副本。特告，白俄罗斯辐射异常严重。莫吉廖夫州许多地区检测到放射污染的程度远高于我们所报道的地区。根据医学标准，该地区的居民面临巨大的生命危险。”但是，这段文字仅仅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报社总编辑之间的对话而已，从未传达到生命危急中的百姓。相反，苏共中央在1986年6月4日的21号附件中，却命令媒体“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报道，强调宣传党和国家采取了最积极的措施，确保居民的安全，特别是被困污染区域的人民的安全。同时要坚决驳斥西方国家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空气污染，带来严重环境和物质损失的指责。”

　　切尔诺贝利的技术灾难，已经发生整整30年，但是，就整个事件而言，还有太多的真相没有披露，或者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根本不能披露。逝者与幸存者都蒙在鼓里，整个世界都在遗忘。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和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写过思考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新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她在获奖后说，切尔诺贝利灾难过去了30年，但我们从未真正反思那场大灾难。人类如不正视这个问题，必将为此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当然，还有比环保更重要的，就是凡事讲真话、凭良心，因为一切都将葬送于谎言，毁于昧了良心。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苏联乌克兰加盟共和国首府基辅以北13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4号动力机组突发故障，发生剧烈爆炸，反应堆被彻底炸毁时释放出大量高能辐射物质到大气层中。这场人类历史上最惨痛的核电灾难，给苏联人的生命造成重大危害。

　　据2015年俄罗斯和乌克兰官方最新的统计数字，爆炸当日直接造成30人死亡，事故7年后共有7000人员死亡，20年后又有5.5万抢险者丧生，30多万人患辐射病死去，侥幸活下来的人，大都患上精神疾病或永久性失忆，自杀者无数。共有11.5万人被迫撤离核电站附近居住地，经济损失超过2000亿美元。但是，以上的数字仍然具有较大的争议。

　　卫生部长建议：“关好窗户，洗净腿脚。”结果引发更大的恐慌

　　2009-2013年，我曾4次到乌克兰采访。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与小城普里皮亚季比邻。该城始建于1970年2月，是核电站的附属生活基地，切尔诺贝利爆炸事故发生时，城内共有居民47500人，大多是电站职工和家属。

　　1986年4月26日凌晨1点23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突发爆炸，事发后小城居民一无所知。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家家户户像往常一样打开窗户通风换气，人们或外出购物，或去遛狗，或去晨练，一群孩子喧闹着在足球场踢球，人们哪里知道，那时死亡已经悄然降临小城——普里皮亚季那天清早的辐射强度早已突破临界，达到了威胁生命的程度。即使多年过后，有人冒死回访小城，依旧测得当地辐射强度达到每小时154毫伦琴(正常值允许量是0.01毫伦琴)，当年小城遭受辐射的恐怖之状可想而知。一夜之间，人们熟悉的普里皮亚季，已不再是美丽家园，而是死亡之谷了。

　　乌克兰国家科学院汉学研究所资深专家吉克丹柯，亲历过切尔诺贝利核灾难。他对笔者说，1986年4月26日，苏联当局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当天保持静默，倡导公开性的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此时却一声不吭，苏联政府将爆炸的消息封锁得滴水不漏，此举致使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边各市镇陷入恐慌，传言四起。吉克丹柯和他的朋友们为了解真相，在家中拉上厚厚的窗帘，躲在厨房，透过苏联的电波干扰，偷听了欧美电台，方知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爆炸，普里皮亚季小城也大难临头。

　　欧美电台的消息迅速蔓延整个乌克兰，继而苏联各地。截至那时，苏联媒体仍在沉默，小城居民不仅不知灾情，而且缺乏受灾防护指导，“碘酒也可以防辐射”流言的蛊惑天下，失魂落魄的市民将药店的含碘药品和外用碘酒一抢而光，有人竟将碘酒兑水直接喝下，造成咽喉和肠胃损伤。一位名叫库尔钦科的幸存者还记得，一位亲戚是市政官员，他谨小慎微和含糊不清地跟她透露了几个字，她才知道核电站真的爆炸了。

　　灾难发生后多日，苏联乌克兰共和国卫生部长罗曼年科给灾民的建议竟然只有简单的两句话：“关好窗户，洗净腿脚。”他的话非但没有帮到灾民，反而引发更大的恐慌。直到4月27日上午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二十多个小时后，政府才开始安排全城居民准备疏散撤离。

　　2013年3月15日，在基辅，乌克兰诺贝尔文学奖被提名人、诗人沃尔内告诉笔者，当时绝大多数居民都不曾想到，前天夜里，随着近在咫尺的核电站4号机组发生的爆炸，辐射物质瞬间污染了小城普里皮亚季，不少人已在睡梦中遭受了严重核辐射侵害，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不久就会死去，或者未来必将死于辐射引发的疾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爆炸5天之后，苏联全国各地根据苏共中央的要求举行庆祝五一活动，乌克兰也不例外。尽管120公里之外发生了世间罕见的核灾难，基辅照常举行了规模盛大的庆祝五一节游行，身着民族盛装的男女老少走上基辅第一街——克列夏季克大街，呼吸着飘散着核放射性物质的空气，载歌载舞，口号震天，接受观礼台上苏联党政官员的检阅，享受着盛世空前的欢乐与自豪。《真理报》当天除了报道五一游行之外，还以《夜莺在普里皮亚季上空歌唱》暨《来自核反应堆的礼物》为题，发表了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无关痛痒的救灾报道。

　　工程师从核反应堆上方的直升机降落，徒手收集瓦斯样本

　　2009年4月，我在莫斯科独家采访了当年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抢险救灾委员会总工程师卡马洛夫。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抢险中，他患上严重的辐射病。他是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核爆炸一周之后，被派到现场去抢险。

　　他一到那儿就被现场的情况惊呆了：到处都是高速飞驶的军车，四处都是忙碌的军人、工人和技术人员，现场一片混乱。在炸毁的核反应堆中，残余的核燃料开始在向下泄漏，却没有人负责处理。事故处理委员会决定对反应堆下面的平台做冷却处理。参加抢险救援的人员专业知识匮乏，现场的大功率通道式核反应堆工作人员的多项操作都属于违规。

　　核电站的紧急事故处理工程师阿莫索夫负责启动反应堆的自毁装置。那天，他冒死领受任务，竟然从停在发生爆炸的四号反应堆上方的直升机上，直接用手摇泵将瓦斯气体样本收集到橡胶气囊里。这是一个必死无疑的工作：直升机悬浮在反应堆破损口上空，大量气体火山一样，汹涌地从炸毁的4号反应堆里喷射出来，剧烈的核辐射也瞬间穿透了方圆数十公里的物体，包括上空的那架直升机和里面所有机组人员和抢险人员的身体。

　　还有，切尔诺贝利4号反应堆上救灾的苏联军人，极度缺乏防辐射知识，有人竟然不戴防护设备，徒手在废墟上作业。事后，卡马洛夫也因为受到严重核辐射而入院治疗，没有亲自去了解和调查其他救援人员的情况。可是，卡马洛夫对笔者说，他敢断定，那些军人在救灾之后，用不了多久全部都牺牲了。

　　卡马洛夫告诉笔者，苏联政府为了不惜一切代价救灾，欺骗了军人。莫斯科在给军人救灾紧急动员时声称，切尔诺贝利地区遭受了外国核攻击，他们奉命前往实施反冲击。卡马洛夫还奉命制定辐射安全监测数据，一套给军人，放射性剂量指标较高;一套给普通民众，放射性剂量指标较低。抢险的军人在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后第一波抢险，总共耗时4个小时，投入兵力3000人，数年内陆续死去。其主要原因，就是为他们制定的高辐射数据，杀死了他们。卡马洛夫对笔者说，直到苏联解体，他依旧被要求对此事保持沉默。

　　苏联政府于灾难发生后，召开新闻发布会，隐瞒真实死伤情况，公开造谣

　　1986年6月4日，苏联召开和外国新闻媒体发布会，事前准备的通稿写道，截止那时为止，“核爆炸导致辐射病患者为187人，死亡24人，平民与儿童未见伤亡。”

　　实际上，克里沃申2015年最新披露的档案记载，苏共中央政治局切尔诺贝利抢险救灾工作小组，从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便对事故灾区的伤病情况了如指掌，苏共中央从1986年4月29日开始有每日灾情通报，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事故死伤人数了如指掌。

　　如一份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纪要写道：“秘密。1986年5月4日。第5号纪要。与会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里哈乔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多尔基赫，索科洛夫，苏共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和内务部部长弗拉索夫。特通报如下，5月4日医院收治病人1882人。总人数升至38000人。204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辐射病，其中64名为儿童。18人情况危重。”

　　另一份写道：“秘密。1986年5月6日，第7号纪要。与会者：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里哈乔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多尔基赫、索科洛夫，苏共中央书处书记雅科夫列夫和内务部部长弗拉索夫。特通报如下(据苏联卫生部第一部副部长谢宾同志消息)，根据5月6日上午9时情况，医院收治3454人。住院治疗人数为2600人，其中471名为儿童。”

　　另一份纪要写道：“秘密。1986年5月7日，第8号纪要。与会者：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里哈乔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多尔基赫，苏共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和内务部部长弗拉索夫。一昼夜医院收治人数为1821人。截止5月7日上午10时，需住院治疗人数4301人，其中儿童1351人。内务部军人520人患辐射病。34人病情严重。” 此后一份的纪要写道：“秘密。1986年5月12日，第12号纪要。……一昼夜医院收治2703位病人，主要来自白俄罗斯。需要住院观察和治疗的人数达10198人，其中354人有辐射病征兆。包括儿童35人。”

　　可见，苏联高层对每日收治病人情况了如指掌，新闻媒体发布会是公开撒谎会。

　　卫生部提出“将人体正常温度36.6℃上调至38℃，在特殊情况下可继续上调至39℃”

　　直到2014年，苏联前克格勃军官克里沃申才站出来，公开揭露切尔诺贝利核灾难的秘密。在切尔诺贝利抢险救灾期间，克里沃申曾担任克格勃军事反侦察组组长，著有切尔诺贝利抢险回忆录多部。在苏联解体后，他曾被特许接触苏共中央档案。

　　根据他2015年最新披露的档案记载，苏共中央政治局切尔诺贝利抢险救灾工作小组，不仅从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便对其来龙去脉了如指掌，而且立即召开特别工作会议。从1986年4月29日开始召开，参与者不仅有苏共中央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雷日科夫、里哈乔夫、沃罗特尼科夫、切布里科夫等，还有苏共中央书记雅科夫列夫和内务部部长弗拉索夫等人。

　　会议纪要显示，苏共中央会议天天不断，持续月余，每日灾情，上通下达，对事故死伤人数的统计极为精确。可是，在1986年6月4日苏共中央召开的苏联和外国新闻媒体发布会上，雷日科夫却说，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中，被诊断为辐射病的患者为187人，死亡24人，平民与儿童未见死亡。但是，1986年5月4日，苏共中央第5号纪要中就明确指出，仅5月4日苏联医院收治的病人即达1882人，住院总人数升至38000人，其中204人患有不同程度的辐射病，64名为儿童，其中18人病情危重。

　　根据2015年解禁的苏共中央1986年5月8日秘密会议纪要内容，苏联卫生部拟定了新的苏联居民承受辐射标准。新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了10倍。苏联卫生部说，在特别时期，甚至可以提高至50倍。卫生部信誓旦旦地向中央保证说，新标准适用于所有年龄层次的人，确保万无一失。9日，苏联卫生部第一副部长谢宾与苏联国家卫生委员会第一副主席谢东诺夫签署秘密文件，将辐射新标准以国家文件的形式确定下来。卫生部还提出“将人体正常温度36.6℃上调至38℃，在特殊情况下可继续上调至39℃”的新说法。

　　在那些日子里，莫斯科的紧张程度不亚于切尔诺贝利灾区，连苏联科学院院士、列宁奖金和苏联国家奖金获得者伊里因面对来自党内外的巨大压力，都不得不放弃有关人体伦琴当量的科学主张，而屈从权力，违心说谎。1989年5月，苏联卫生部部长罗曼年科在苏共乌克兰中央全体会议上言之凿凿地说：“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全国除了209人患辐射病外，今天，苏联再也没有因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患病的人了。”

　　事实却是，罗曼年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成千上万切尔诺贝利的受害者，要么已经因辐射而死去，要么正在忍受辐射病之痛。他们被以不存在的方式，痛苦不堪在某处存在着。

　　据克里沃申揭秘的苏共中央第28号纪要附件说：“白俄罗斯辐射异常严重。莫吉廖夫州许多地区检测到放射污染的程度远高于我们所报道的地区。按照医学标准，在该地区的居民面临巨大的生命危险。”这条消息仅限于总编辑一级人员知情，而从未传达到生命危急中的百姓。

　　卫生部建议将放射性污染肉类配以90%的合格肉，混合加工成香肠、罐头和肉类半成品

　　克里沃申在2014-2015年披露的苏共中央档案，还涉及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造成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原苏联农副产品生产加工基地大面积严重污染问题。苏联政府明知污染严重，依旧要求食品供应部门继续从上述加盟共和国采购农副产品，通过所谓变通处理的手段，继续投放全国市场，以维护社会稳定。

　　根据2015年解禁的苏共中央第8号纪要，1986年8月22日，苏共中央批准继续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事故全面污染地域收购农副产品，其中主要是数十万吨肉类和数百吨牛奶，储存和投放全国，以保障居民生活。

　　这份纪要指出：“将已保存和年内准备购入的放射性物质超标的肉类列为国家储备，是适当的。”第32号纪要的附件写道：“取材于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污染区域内的家畜的肉类，部分放射性物质超标。目前在白俄罗斯共和国、乌克兰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共和国、各个州的肉联厂冷库中，还保存有10000吨放射性物质超标的肉类，主要为6-7级的污染肉类，今年8-12月还将有30000吨此类肉入库。苏联卫生部为不使人食用污染肉类后大剂量放射性物质附着体内，建议最大限度地在全国分散经营放射性污染肉类，配以90%的合格肉混合加工成香肠、罐头和肉类半成品。”

　　于是，根据苏共中央指示，俄罗斯联邦共和国、摩尔多瓦共和国、高加索自治共和国、波罗的海三共和国和中亚诸共和国的大多数肉联厂，都开始加工有毒肉类，即以有毒肉与合格肉混合再加工，此项成为那个时期苏联肉类生产的主要形式。它们所生产的有毒肉类，很快就随着流通渠道输送到全国，合理合法地摆上了苏联千家万户的餐桌。

　　此外，32号纪要附件还谈及牛奶污染问题。1986年8月1日，苏联出台了牛奶放射性物质含量标准，但化验结果表明，白俄罗斯共和国所生产的牛奶，受切尔诺贝利核爆炸影响污染严重，辐射物质超标过高，不能供应市场。于是，中央决定降低国家牛奶辐射物质检验标准，白俄罗斯辐射物质超标的有毒奶，不久便大摇大摆地走进了全国的食品店。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后，含有大剂量放射性物质的有毒食品在苏联横行数年，但最终纸包不住火。苏联有毒食品肆虐多年，直到1989年，有良知的苏联人民代表出面揭露当局的阴谋，苏联检察院为此拟提起公诉。苏联副总检察官安德列耶夫在给调查委员会的信中说：“根据国家指示，自1986年至1989年，从被认定的污染地区生产了47500吨肉类，200万吨的牛奶。仅白俄罗斯就生产了1500吨辐射物质超标的肉类。据调查，含有高剂量放射性物质的有毒食品已经遍及苏联全国，并可能给居民健康造成极大危害。”

　　1989年，是苏联放射性物质的有毒食品肆虐的最后一年，污染严重的布良斯克州、莫吉廖夫州、基辅州和日托米尔州所生产的肉类，全部配送给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阿尔汉格尔斯克州、高尔基州、雅罗斯拉夫州、伊凡诺夫州和弗拉基米尔州的商场和食品店。甚至远离莫斯科的楚瓦什和科米共和国都尝到了有毒肉。这是切尔诺贝利核爆炸给整个苏联带来的伤害。不久，苏联解体，苏联检察院不复存在，有毒食品坑害百姓的公诉也不了了之。

　　1986年5月1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第3号秘密纪要说，“同意公布卫生部关于在莫斯科第6医院接受治疗病人的人数与状况，因为这家医院有美国人工作。”

　　加强传媒管控，严厉封锁消息，打击提出问题的记者，造成灾后二次伤害

　　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发生后，苏共中央加强了传媒的监管力度。1986年5月6 日，苏共中央委员会第7号秘密纪要说，加强审查提供给传媒使用的信息，做到内外有别。确切地说，虚假信息是供社会主义阵营领导人使用的，属于内部信息，而为资本主义国家领导人所提供的是真实信息。会议纪要还说，中央派往灾区采访的苏联记者团，所采写的灾区见闻仅供国家报刊和电视使用，任何记者都不得私设主题，另写报道给国外媒体，否则将被查处。纪要还严厉批评白俄罗斯《消息报》记者马杜可夫斯基，指责他在灾区撰写文章揭发政府隐瞒问题，试图引起苏联高层和民众注意。

　　根据苏共中央1986年5月8日第18号会议纪要记载，苏共中央召集各大报刊总编辑开会，布置宣传工作重点，强调“要把宣传的重点放在政府确保被撤离居民的正常劳动和社会生活条件，消除灾难后果的措施上，广泛反映劳动者积极参与这些措施的执行情况。要求电视台禁播对核电站事故持不同意见的人的节目。要求塔斯社取消欧洲国家，在切尔诺贝利核灾难后限制从苏联进口商品的报道。1986年5月9日，苏共中央委要求加强监督苏联媒体在切尔诺贝利救灾期间关于苏联政府的报道。

　　苏共中央对第28号纪要附件注明：“绝密。送电传打字员。本电传不传达任何人，除了报社总编辑。销毁副本。特告，白俄罗斯辐射异常严重。莫吉廖夫州许多地区检测到放射污染的程度远高于我们所报道的地区。根据医学标准，该地区的居民面临巨大的生命危险。”但是，这段文字仅仅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和报社总编辑之间的对话而已，从未传达到生命危急中的百姓。相反，苏共中央在1986年6月4日的21号附件中，却命令媒体“消除切尔诺贝利事故后果的报道，强调宣传党和国家采取了最积极的措施，确保居民的安全，特别是被困污染区域的人民的安全。同时要坚决驳斥西方国家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造成空气污染，带来严重环境和物质损失的指责。”

　　切尔诺贝利的技术灾难，已经发生整整30年，但是，就整个事件而言，还有太多的真相没有披露，或者由于政治和历史的原因根本不能披露。逝者与幸存者都蒙在鼓里，整个世界都在遗忘。

　　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白俄罗斯作家和记者阿列克谢耶维奇曾经写过思考切尔诺贝利核灾难新的作品《切尔诺贝利的回忆》。她在获奖后说，切尔诺贝利灾难过去了30年，但我们从未真正反思那场大灾难。人类如不正视这个问题，必将为此付出更惨重的代价。当然，还有比环保更重要的，就是凡事讲真话、凭良心，因为一切都将葬送于谎言，毁于昧了良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