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是非洲最大的经贸伙伴，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去年中非贸易额高达170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非之间的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无论贸易还是投资，既帮助非洲改善了基础设施，创造了就业，改善了民生，也带动了中国企业、中国标准、中国产品‘走出去’，中非双方构成了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他特别强调，过去几十年中，非洲对外合作“经常处于不平等地位，被强加了很多政治上的不合理要求;但是中非合作的一大特点是平等，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吉布提民众欢迎中国当地的建设

　　欧洲、中国、非洲有望形成“三边合作关系”

　　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中非合作始终是发展中国家心心相印的合作。我们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追求任何特权利益。”

　　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研究所(DIE)的政治学者格利姆分析指出，“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一大“卖点”。

　　欧洲国家在开展对非援助项目时，往往会明确要求对方对政治层面上的改进持开放态度，并且要求后者将相关项目的预算公开，保证议会监督，并且促进与公民社会的对话，让公众也能参与到具体项目的规划中来。而中国的援助，“不质疑受援国的政治形态、不要求其改善治理、改革政治，非洲当地的精英统治阶级当然很吃这一套。”

　　德国知名社会学家、美因茨大学民族学系教授阿舍近年来的一大研究重点就是中国对非发展援助。他也指出，欧洲在援助非洲时，往往会直接要求对方改善人权状况，“欧洲方面认为，法制稳定、独立司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阿舍认为，中国强调“不附带政治条件”，其实暗藏了对欧洲发展援助政策的抨击，认为欧洲国家想搞新殖民主义。

　　最近十多年间，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直接投资额迅猛增长，中国企业在非洲参与了众多基础设施建筑工程，使用的则是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员以及中资银行提供的贷款。相比之下，欧美国家与非洲之间的经济合作却增长乏力。

　　阿舍指出，中国的对非合作项目，正凭借其“极高的效率和全面性”，对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等“民主存在缺陷的威权体系发展中国家”构成巨大的吸引。“一个国家应该以怎样的顺序来实现各个发展目标，这是值得争论的话题。”

　　他承认，目前西方国家在对外发展援助中宣扬民主制度优越性的做法有些片面。“我们批评有些非洲国家严重侵犯人权现象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求对方完全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做法就不合适。”欧洲国家应该借鉴中国发展援助战略中的积极部分。欧洲与中国相互借鉴、学习，就可以是一种合作形式。“中国人在促进非洲当地工业发展方面比西方要高效得多。我们也应该提供针对性的支持，从而提升当地市场对德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我们可以学习中国政府主动整合本国企业、形成一揽子援助方案的做法。这里的关键点是在受援国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这也对当前欧洲难民危机有所帮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非洲事务专家曾爱平认为，在对非援助问题上，中国和欧洲并不是竞争对手。“非洲足够大，能够容纳得下所有的发展伙伴。各国之间，有着比较优势。”

　　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研究所的格利姆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以往的援助型转变为了伙伴型：“改善非洲国家的市场环境和经济条件、加强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对有意前去投资的欧洲企业也是有利的。所以，在对非合作问题上，欧洲和中国有着很多共同利益。”他指出，欧洲、中国、非洲有望形成“三边合作关系”。格利姆进一步指出，借鉴学习并不是单向的。“中国人援助时的效率非常高，资金到位非常快。但是他们之前不是很重视规划、审计等流程的程序完整性。现在，我们注意到，中国在发展援助时，发放贷款谨慎了许多。这说明中国人也在学习的过程中。”

　　综合自BBC、DW、新华网等

　　9月3日至4日，中非合作论坛在北京举行，多个非洲国家领导人已经抵达，并与国家主席习近平会晤。在中国推动“一带一路”的背景下，随着中美贸易战不断升级，为了对抗美国可能即将对价值2000亿美元中国商品开征高达25%关税，中国积极拓展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的贸易关系，更积极谋求在非洲有更大的影响。

　　据新华社报道，这次峰会吸引多国领导人出席，是“中国在非洲影响力日益增强的结果”，峰会有望构建“更加紧密中非命运共同体”，和对接“一带一路”与非洲发展。

峰会前，习近平与加蓬总统邦戈（左）等非洲国家领导人逐一会晤

　　在今年论坛举行前，中方已经向非洲多国送出大礼，落实一些投资项目，有多个非洲国家还透露会加大引入中国投资，以及和中国准备敲定借贷及援助方案。

　　据到访北京的加蓬官员透露，中国能源企业特变电工将在西非国家加蓬投资价值2亿美元的水力发电项目，这个项目名为FE2，发电厂位处加蓬北部，邻近喀麦隆及赤道几内亚，第一阶段完成后可供应70兆瓦的电力。特变电工是中国民企，在中国的风力发电及巴基斯坦的太阳能发电项目有关。

　　许多中国企业在加蓬有直接投资，例如江苏万林现代物流近期在当地兴建家具厂，投资了约1亿美元。另外，尼日利亚总统府宣布，中国进出口银行将会向尼日利亚贷款3.28亿美元，改善当地的电讯设备。尼国政府称，有决心改善当地资讯及通讯科技，促进经济发展和创造就业，以减少对出售石油的依赖。

　　中国进出口银行是中国对非洲融资的主要渠道，副行长谢平日前透露，自2006年起，进出口银行对非洲贷款年均增长40%，对非货款占银行全部境外业务三分之一，分布在45个国家，当中包括铁路、公路、医院、住房等项目，未来会增加在农业、能源产业的支持力度。

　　对非洲援助成了“债务陷阱”?

　　上届中非论坛峰会，中国向非洲提供600亿美元贷款及援助。不过，一些非洲国家在接受中国资金时，面对劳工、环境及债务问题，同样备受关注。

　　例如，8月31日，在北京举行新闻发布会时，《喀麦隆论坛报》记者提出，中国在非洲投资工程项目危害了当地环境，而且一些中资公司在非洲只聘用中国人，不愿意聘请当地劳工。

　　对此，中国国际贸易促进会会长姜增伟回应，中国在非洲开展项目重视环保，投资非洲项目要根据“互利互惠”原则和市场需要，而随着非洲劳工技术日渐成熟，非洲聘请中国工人比例将会减少。和过去相比，在非洲的中资企业发生环保和雇工问题的比率正“愈来愈少”。

　　美国麦肯锡公司2017年发表报告，在8个非洲国家的1000多家中国企业进行调查，发现这些企业89%的雇员是非洲本地人，不过56%经理或以上级别人员并非当地人，另外只有47%中国企业会从非洲本地企业进行采购，反映当地企业无法从中国投资获利。

　　一些观察人士批评，中国在非洲的投资及借贷是制造“债务陷阱”，非洲小国难以偿还沉重的债务。

　　例如吉布提债务2014年约占GDP一半，到2016年升至85%，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发出警告。肯尼亚内中国资金建造的铁路项目，被当地人批评债务问题以及穿过国家公园破坏环境，据BBC非洲部报道，肯尼亚交通部公开数据，指中国资助的铁路项目营运首年录得1亿美元亏损。

　　这条铁路连接肯尼亚第二大城市蒙巴萨以及首都内罗毕，是向中国进出口银行借贷30亿美元兴建，预料需要15年时间偿还债务。据估计指，中国目前持有肯尼亚70%的债务。

　　肯尼亚当局否认铁路项目造价太高导致经济上不能负担，交通部长明言，在今次出席中非合作论坛，会和中国签署这个项目的第二期，涉及38亿美元的合同。

　　埃塞俄比亚是最多中国资金涌入的非洲国家之一，但近年政府债务已占GDP的59%，当地央行官员7月时表明，有意减少中国债务。据路透社报道，中国近期在当地投资转冷，一些企业亦缩减在当地的投资规模，令当地的铁路项目发展缓慢，路透社指，埃国寻求在中非合作论坛与中国方面斡旋，寻求在平衡债务下推展合作。

　　对于“中国债务陷阱”的说法，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回应表示，非洲债务问题有着“复杂的历史背景和现实情况”，不只是经济金融问题，也是不公正、不合理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产物。华春莹说，2000至2016年，中国对非货款仅占非洲总体对外债务1.8%，且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等行业。“迄今没有一个非洲国家抱怨因为与中国合作而陷入债务危机，同样是资金，怎么西方国家的资金就是香甜的‘馅饼’，而中国提供的就变成了黑暗的‘陷阱’?这是毫无道理的。希望西方一些国家、人士和媒体能客观、公正地看待中国与有关国家的合作。”

　　目前，中国是非洲最大的经贸伙伴，根据中国政府的数据，去年中非贸易额高达1700亿美元。中国商务部副部长钱克明在此前的新闻发布会上指出，中非之间的经贸合作是互利共赢的，“无论贸易还是投资，既帮助非洲改善了基础设施，创造了就业，改善了民生，也带动了中国企业、中国标准、中国产品‘走出去’，中非双方构成了更加紧密的中非命运共同体。”他特别强调，过去几十年中，非洲对外合作“经常处于不平等地位，被强加了很多政治上的不合理要求;但是中非合作的一大特点是平等，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吉布提民众欢迎中国当地的建设

　　欧洲、中国、非洲有望形成“三边合作关系”

　　9月2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习近平指出，“中非合作始终是发展中国家心心相印的合作。我们不附加任何政治条件，不追求任何特权利益。”

　　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研究所(DIE)的政治学者格利姆分析指出，“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如今已经成为了中国对外援助的一大“卖点”。

　　欧洲国家在开展对非援助项目时，往往会明确要求对方对政治层面上的改进持开放态度，并且要求后者将相关项目的预算公开，保证议会监督，并且促进与公民社会的对话，让公众也能参与到具体项目的规划中来。而中国的援助，“不质疑受援国的政治形态、不要求其改善治理、改革政治，非洲当地的精英统治阶级当然很吃这一套。”

　　德国知名社会学家、美因茨大学民族学系教授阿舍近年来的一大研究重点就是中国对非发展援助。他也指出，欧洲在援助非洲时，往往会直接要求对方改善人权状况，“欧洲方面认为，法制稳定、独立司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至关重要。”

　　阿舍认为，中国强调“不附带政治条件”，其实暗藏了对欧洲发展援助政策的抨击，认为欧洲国家想搞新殖民主义。

　　最近十多年间，中国与非洲国家之间的贸易额、直接投资额迅猛增长，中国企业在非洲参与了众多基础设施建筑工程，使用的则是来自中国的专业人员以及中资银行提供的贷款。相比之下，欧美国家与非洲之间的经济合作却增长乏力。

　　阿舍指出，中国的对非合作项目，正凭借其“极高的效率和全面性”，对埃塞俄比亚、卢旺达等“民主存在缺陷的威权体系发展中国家”构成巨大的吸引。“一个国家应该以怎样的顺序来实现各个发展目标，这是值得争论的话题。”

　　他承认，目前西方国家在对外发展援助中宣扬民主制度优越性的做法有些片面。“我们批评有些非洲国家严重侵犯人权现象的做法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要求对方完全照搬西方政治体制的做法就不合适。”欧洲国家应该借鉴中国发展援助战略中的积极部分。欧洲与中国相互借鉴、学习，就可以是一种合作形式。“中国人在促进非洲当地工业发展方面比西方要高效得多。我们也应该提供针对性的支持，从而提升当地市场对德国投资者的吸引力。我们可以学习中国政府主动整合本国企业、形成一揽子援助方案的做法。这里的关键点是在受援国当地创造就业岗位，这也对当前欧洲难民危机有所帮助。”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的非洲事务专家曾爱平认为，在对非援助问题上，中国和欧洲并不是竞争对手。“非洲足够大，能够容纳得下所有的发展伙伴。各国之间，有着比较优势。”

　　德国发展援助政策研究所的格利姆也持相似观点。他认为，欧洲和非洲之间的关系，已经从以往的援助型转变为了伙伴型：“改善非洲国家的市场环境和经济条件、加强当地的可持续发展，对有意前去投资的欧洲企业也是有利的。所以，在对非合作问题上，欧洲和中国有着很多共同利益。”他指出，欧洲、中国、非洲有望形成“三边合作关系”。格利姆进一步指出，借鉴学习并不是单向的。“中国人援助时的效率非常高，资金到位非常快。但是他们之前不是很重视规划、审计等流程的程序完整性。现在，我们注意到，中国在发展援助时，发放贷款谨慎了许多。这说明中国人也在学习的过程中。”

　　综合自BBC、DW、新华网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