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是基于国家之间的行事规则，如果两个国家的行事规则无法相容，则必定是只能有一个胜利者生存。此“生存”是指国家的“生存方式”，即国家的制度组成之一社会生活制度，而不是指民族国家的存亡。

　　独立与生存的概念，过去与现在的定义完全不同，不能混淆，否则，就无法规范国家的行事方式。

　　民族为了争取独立与生存，几乎是很少遵守规则，常用搞暗杀、搞破坏等方式，不择手段的运用。所以许多的民族英雄，在不同人的眼中会有不同的认识，只是你将其视为革命同志还是杀害同胞的刽子手。

　　现代国家的独立与生存，则是受到联合国宪章保护，国际社会对威胁拥有采取行动的准则，使小国、弱国能够独立自主。国际社会将威胁定为：1，侵犯领土边界;2，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内冲突;3，大规模的恐怖袭击;4，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社会已明确的将那些大规模或系统性地迫害其公民的国家列为安全威胁，人们可以求助于国际社会，来干涉本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国家的独立与生存，受到联合国宪章保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国家体现本国实力的指标就只剩下国家所采用的生存方式，即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否能使生存在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享受健康、和平、自由与繁荣。

　　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国家主权权利，目前除了极少数的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加入了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选择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的生活方式。

　　现代社会的普遍认识是人是依靠交换而生活。

　　对于市场经济，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则是定义不同。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而西方国家则只是自称为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称自己为“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和运行模式。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同一个意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这一定义造就了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可以内外不同。也就是在发展阶段，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基本相同，或者可以认为，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定义。

　　当初中国是在发展阶段，西方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市场经济则偏重于西方国家的定义，中国是采用韬光养晦、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方针。

　　当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时，输出的就不只是在交换商品，而是输出一整套的产能、资本、生产方式、生活文化等。其不只是商品交换这一单一的市场经济功能，而是与之配套的商业认知体系，社会的生存方式。

　　这就必然改变西方市场经济的解释方式，西方国家定义的市场经济规则受到了冲击。全球化本就是西方化，改变了市场经济的解释方式，也就是要改变西方国家的生存规则。

　　这段表述，中国普遍认识就与西方国家有极大的差别，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称“中国的成长壮大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在西方主导主演主控的经济全球化演进中以资源、环境与廉价劳动力为代价，从土地承包经营、卖茶叶蛋、“星期六工程师”等起步，靠亿万劳动者血汗辛勤付出换来的。中国自身发展了，这种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进步、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西方世界似乎不能接受与容忍这种现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摩擦所言所行，代表了西方白人世界焦虑的真实心态，对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存在充满羡慕嫉妒恨。”

　　中国社会认为中国的成长毫无问题，是以资源、环境与廉价劳动力为代价，亿万劳动者血汗辛勤付出换来的。西方世界也认为他们的方式是对的，不能接受与容忍这种现实。

　　区别在于，中国是从道德出发，用道德语言来描述。西方是从政治出发，用政治语言来描述。这两种描述方式，是南辕北辙完全不是同一个思维方式。西方用政治语言表述为，他人如果享受不到社会正义，则社会正义也就不可能为我自己所独享。中国则是我自愿做出了牺牲，忍受不公，就该得到回报，我就是榜样。

　　形成的结果就是中国所作出的努力，用西方国家理论解释是不能接受与容忍，中国越是努力做出牺牲，则西方国家就越是焦虑与害怕。

　　其原因就是，不在于你能忍受不公，而在于社会如果能容忍不公的存在，这样就没有人会得到公正待遇，能够做出牺牲就不是道德而是自残行为。

　　同样，中国过去“高调”的对外政策会让美国感到害怕，也是中国没有用政治上的话语进行解释。“一带一路”从输出过剩产能，到“一带一路”战略，再到“一带一路”倡议，这中间变换了数次解释方式。

　　将经济层面上的优势转化到社会政治层面上，只能通过用政治上的话语，来对世界给出一种符合人性的解释，使得人们相信这个经济上的优势能为人民所共享。同时，这个解释也能为按照这一原则运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的辩护。

　　中国的“一带一路”、2025等都没有用政治上的话语来解释，这也是“一带一路”战略改成“一带一路”倡议的原由，战略是军事上的话语。中国过去“高调”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使人们相信获得经济上的优势能为人民所共享，中国的专家学者高调的让世界认为中国是在引领人类命运。

　　国际社会完全知道中国是需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而国际上的共识是，对外输出需要承担“道德包袱”，改变别国的生活方式，就要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纠正错误并不能使其走上正确的道路上，而是纠正了错误还要使其走上正确的轨道上，这就是“道德包袱”。 西方国家对外输出资金，一定是要有附加条件，因为对国内和接受国都要承担道德包袱，资金不能用于损害社会和国际规则。同样，美式“中东大民主计划”西方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也必将承担道德的包袱，改变了中东，其责任也将是要承担改造中东，中东成为美国巨大的包袱也在于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身是限制了中国承担“道德包袱”，胡鞍钢教授说中国要承担人类的使命，这当然会使西方国家焦虑与害怕。道德隐含有三重作用：权力、责任、信仰，即道德追求和道德包袱，只有道德追求那就是革命。中国国内普遍缺乏道德包袱的约束，比如，地方政府部门对道德的追求，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形象工程出现，为民工程的高速发展。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会形成道德包袱，但被眼下忽视掉了，后续的生存将不得不承担这一包袱，如高举的债务、空置的公共财产、无法偿还的利息等。

　　西方国家不会相信中国会承担“道德包袱”，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限制，中国也常常是以发展中国家自居，不承担与之不符的责任。

　　中国以资源、环境与廉价劳动力为代价，这种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进步、人类文明的嘲弄，而不是贡献。这种用牺牲换取胜利的方式，是可以摧毁任何的生活方式，牺牲的越多，胜利就越不可或缺，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修昔底德陷阱真正的含义是“胜利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失败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美国是在指责中国用牺牲换取胜利的生存方式，令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而不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争。

　　修昔底德陷阱的形成是基于国家之间的行事规则，如果两个国家的行事规则无法相容，则必定是只能有一个胜利者生存。此“生存”是指国家的“生存方式”，即国家的制度组成之一社会生活制度，而不是指民族国家的存亡。

　　独立与生存的概念，过去与现在的定义完全不同，不能混淆，否则，就无法规范国家的行事方式。

　　民族为了争取独立与生存，几乎是很少遵守规则，常用搞暗杀、搞破坏等方式，不择手段的运用。所以许多的民族英雄，在不同人的眼中会有不同的认识，只是你将其视为革命同志还是杀害同胞的刽子手。

　　现代国家的独立与生存，则是受到联合国宪章保护，国际社会对威胁拥有采取行动的准则，使小国、弱国能够独立自主。国际社会将威胁定为：1，侵犯领土边界;2，引发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的国内冲突;3，大规模的恐怖袭击;4，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国际社会已明确的将那些大规模或系统性地迫害其公民的国家列为安全威胁，人们可以求助于国际社会，来干涉本国侵犯人权的行为。

　　国家的独立与生存，受到联合国宪章保护，大小国家一律平等，国家体现本国实力的指标就只剩下国家所采用的生存方式，即这个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否能使生存在这个社会中的大多数人，终其一生享受健康、和平、自由与繁荣。

　　生活方式的选择是国家主权权利，目前除了极少数的国家，大多数国家都是加入了全球一体化的市场经济，选择市场经济作为社会的生活方式。

　　现代社会的普遍认识是人是依靠交换而生活。

　　对于市场经济，中国与其他西方国家则是定义不同。中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体现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而西方国家则只是自称为实行“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而不称自己为“资本主义”， 资本主义既是一种经济制度，又是一种社会组织和运行模式。对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与市场经济是同一个意思。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是同社会主义基本社会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市场经济，这一定义造就了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可以内外不同。也就是在发展阶段，中国的市场经济是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基本相同，或者可以认为，并没有改变西方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定义。

　　当初中国是在发展阶段，西方国家处于优势地位，市场经济则偏重于西方国家的定义，中国是采用韬光养晦、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方针。

　　当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时，输出的就不只是在交换商品，而是输出一整套的产能、资本、生产方式、生活文化等。其不只是商品交换这一单一的市场经济功能，而是与之配套的商业认知体系，社会的生存方式。

　　这就必然改变西方市场经济的解释方式，西方国家定义的市场经济规则受到了冲击。全球化本就是西方化，改变了市场经济的解释方式，也就是要改变西方国家的生存规则。

　　这段表述，中国普遍认识就与西方国家有极大的差别，上海社科院副院长称“中国的成长壮大艰难困苦玉汝于成，是在西方主导主演主控的经济全球化演进中以资源、环境与廉价劳动力为代价，从土地承包经营、卖茶叶蛋、“星期六工程师”等起步，靠亿万劳动者血汗辛勤付出换来的。中国自身发展了，这种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进步、人类文明作出的巨大贡献。西方世界似乎不能接受与容忍这种现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动中美贸易摩擦所言所行，代表了西方白人世界焦虑的真实心态，对中国今天在世界上的存在充满羡慕嫉妒恨。”

　　中国社会认为中国的成长毫无问题，是以资源、环境与廉价劳动力为代价，亿万劳动者血汗辛勤付出换来的。西方世界也认为他们的方式是对的，不能接受与容忍这种现实。

　　区别在于，中国是从道德出发，用道德语言来描述。西方是从政治出发，用政治语言来描述。这两种描述方式，是南辕北辙完全不是同一个思维方式。西方用政治语言表述为，他人如果享受不到社会正义，则社会正义也就不可能为我自己所独享。中国则是我自愿做出了牺牲，忍受不公，就该得到回报，我就是榜样。

　　形成的结果就是中国所作出的努力，用西方国家理论解释是不能接受与容忍，中国越是努力做出牺牲，则西方国家就越是焦虑与害怕。

　　其原因就是，不在于你能忍受不公，而在于社会如果能容忍不公的存在，这样就没有人会得到公正待遇，能够做出牺牲就不是道德而是自残行为。

　　同样，中国过去“高调”的对外政策会让美国感到害怕，也是中国没有用政治上的话语进行解释。“一带一路”从输出过剩产能，到“一带一路”战略，再到“一带一路”倡议，这中间变换了数次解释方式。

　　将经济层面上的优势转化到社会政治层面上，只能通过用政治上的话语，来对世界给出一种符合人性的解释，使得人们相信这个经济上的优势能为人民所共享。同时，这个解释也能为按照这一原则运转的社会和政治结构提供正当性的辩护。

　　中国的“一带一路”、2025等都没有用政治上的话语来解释，这也是“一带一路”战略改成“一带一路”倡议的原由，战略是军事上的话语。中国过去“高调”的对外政策，并没有使人们相信获得经济上的优势能为人民所共享，中国的专家学者高调的让世界认为中国是在引领人类命运。

　　国际社会完全知道中国是需要遵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国家，而国际上的共识是，对外输出需要承担“道德包袱”，改变别国的生活方式，就要承担起改造社会的责任。纠正错误并不能使其走上正确的道路上，而是纠正了错误还要使其走上正确的轨道上，这就是“道德包袱”。 西方国家对外输出资金，一定是要有附加条件，因为对国内和接受国都要承担道德包袱，资金不能用于损害社会和国际规则。同样，美式“中东大民主计划”西方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也必将承担道德的包袱，改变了中东，其责任也将是要承担改造中东，中东成为美国巨大的包袱也在于此。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本身是限制了中国承担“道德包袱”，胡鞍钢教授说中国要承担人类的使命，这当然会使西方国家焦虑与害怕。道德隐含有三重作用：权力、责任、信仰，即道德追求和道德包袱，只有道德追求那就是革命。中国国内普遍缺乏道德包袱的约束，比如，地方政府部门对道德的追求，会看到许许多多的形象工程出现，为民工程的高速发展。这其中很大一部分会形成道德包袱，但被眼下忽视掉了，后续的生存将不得不承担这一包袱，如高举的债务、空置的公共财产、无法偿还的利息等。

　　西方国家不会相信中国会承担“道德包袱”， “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限制，中国也常常是以发展中国家自居，不承担与之不符的责任。

　　中国以资源、环境与廉价劳动力为代价，这种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进步、人类文明的嘲弄，而不是贡献。这种用牺牲换取胜利的方式，是可以摧毁任何的生活方式，牺牲的越多，胜利就越不可或缺，人挡杀人，佛挡杀佛。修昔底德陷阱真正的含义是“胜利者可以做他们能够做的一切，而失败者只能忍受他们必须忍受的一切”。美国是在指责中国用牺牲换取胜利的生存方式，令中美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而不是崛起国与守成国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