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英属印度出版《艾奇逊条约集》14卷时，仅简要陈述中英在印度会议上草签了一个三方条约，但中国政府拒绝正式签署该条约。西藏地方政府亦认为由于英国并未兑现它所作出的承诺，与麦克马洪的换文自然失效,因此在会议之后，它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管理照常进行。1921年8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递交关于西藏问题的声明，宣称英国不再拖延承认西藏为“自治国家”，并将此为基础处理与西藏的事务，推行“武装西藏”的政策。1938年8月修改出版了伪《艾奇逊条约集》。

　　1937年5月，阿萨姆省督里德推行“前进政策”，主张“永久占领达旺”，加强入侵、建立哨所，阻止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按历史定制收税。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属印度提出抗议，并委任新宗本前往行驶职责。英属印度拒绝撤出军警，并阻止两宗本上任。由此中印边界问题愈加复杂化，这是洞朗危机的历史根源所在。由此引发的中印领土争端也极大的影响了中印之间关系的发展。

　　中印领土争端使中印政治关系的发展带上了极强的地缘政治色彩。两国的政治关系交往大多都是围绕解决边境领土纷争问题展开的。例如从1981年12月到1987年11月之间，双方8次谈判皆是围绕边界争端举行的。1988年4月，在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开始对北京的“破冰之旅”之前，公开表示了访问北京的愿望，希望与中国领导人就边界争端和其他问题进行会谈，并指出“在我们谈论与中国关系的长远安排时必须切记保持我们的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至为重要”。这些观点反映了印度决策层对边境地区的现状的焦虑，以及边境问题对中印政治关系发展的影响。边境问题的发展态势时刻牵动着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走向，中印领土争端是两国政治关系的“牛鼻子”，两国政治关系的友好发展触及中印安全关系的核心。

　　从安全关系上看，中印历史交往没有发生过重大冲突，这也是中印领导人常常强调中印关系史上友好往来是绝对主流的依据。美国学者约翰·加弗谈到中印间历史上冲突甚少的原因时提出“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这个观点包含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含义，那就是如果财政、工业和技术资源允许的话，中印在该地区就可能有别的作为，相安无事的状况就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科技发展为中印两国人民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安全隐患。自20世纪50年代短暂的“蜜月阶段”过后，中印进入困难敏感期，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和平问题提上中国国家安全的议事议程;边界冲突后,中印更进入互视为敌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层希望尽快实现国家的统一，希望尽快解决西藏问题的决定在新德里引起巨大震撼。当时的印度内政部长帕特尔在解放军进入西藏后立即提出“印度是否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问题”。中国政府派遣解放军入驻西藏并不含有对印战略意图，但仍被印度坚持认为是对它“兵临城下”的威胁，并将此归之于印度与“红色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印度这种效仿西方“民主国家”与“红色国家”格格不入的看法，其实就是东西方已经爆发的冷战在印度某些人士头脑中的反映。

　　印度在与中国的地缘安全关系上持有一个较为常态的看法,这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印度认为与中国在陆地上为邻对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是不利的;另一个是印度坚持要将英国殖民者划分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合法的国际分界线固定下来，因为这可以帮助印度从西藏地区获取大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印度安全专家看来，使其为国是有利于印度国家安全的，这就是中国政派军队入驻西藏地区会招致印度方面如此强烈反应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边界问题作为中印地缘安全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客观存在的，而中印安全关系问题大都围绕他们的地缘安全关系展开，笔者认为，用矛盾分析法来分析，中印领土争端在中印安全关系的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赵干城在《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中提到“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关系都是多元复合的······中印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共存，而共存的主要表现形式究竟是合作还是竞争，甚或是冲突，则取决于一些基本的条件和要素”。他就共存概念提到一种使双方的关系成为某种共生现实的必要性，虽还不是“一损俱损”，但维持关系所产生明显利益将促使双方努力不让这种关系过于恶化甚至破裂。首先,从地缘角度看，中印是亚洲幅员最广阔的国家，通过“喜马拉雅—西藏地块”的连接成为近邻。虽然两国边界问题仍然存在，但无论边界争端今后无论以什么方式和方案解决，都不会改变两国是陆地近邻的事实。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巨大的国家成为近邻，这个地缘现实在本地区是压倒一切的因素，而两个巨大的近邻就必须要共存。

　　中印对峙过去一年了，还记着那段天天盯着新闻刷的日子。进入2018年，尽管洞郎危机已经慢慢冷却，但今年7月21号，中国驻印度大使出访不丹发表的一条推特依旧引起了印媒的紧张。印度媒体的“洞郎综合症”还没有消除，冷和平并不是真的和平。2017年6月18日，印方非法入境造成中印洞朗危机。这一事件无疑向我们敲响了中印关系的警钟，同时让我们注意到了一个战略地位非常重要的地区——洞朗(中国洞朗地处与印度、不丹接壤地，地理位置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一、洞朗问题的产生

　　(一)洞朗问题的由来

　　根据1890年《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洞朗应归属中国法理上无争议。但当时中国迫于现状，因为交通困难等原因，洞朗一直是中国没有实际控制的无人区，后来不丹在洞朗设置季节性哨所，完成实控。随着我国经济、军事力量不断发展，开始逐步收回被周边国家蚕食的领土。2007年，摧毁不丹在洞朗地区的两个非法季节性哨所，并设中国哨所，2017年修路目标是将路修至2014年建立的蔗草场哨所。一旦修通，将能够实际控制该地区，改变不丹控制的局面。

　　但洞朗方向直指印度的西里古里走廊，一旦西里古里走廊被掐断，印度整个东北部以及印占我国藏南地区就成了孤岛。因此洞朗地区就像一把指向印度的匕首,中国实控之后，一旦中国动手，就有截断印度西部和东部的联系，肢解印度的可能。这在印度引起广泛不安，于是以2012年三国签署过有关三国交界处问题处理谅解文件为由阻挠中方在洞朗修建公路。滥用文件中交界点与交界区的概念，指责中方单方面改变三国交界点现状，对西里古里走廊构成战略威胁。中方认为修路是我国主权行为，双方相持不下，就此危机不断展开。

　　(二)洞朗危机的过程

　　2017年6月16日,中方在提前向印方做出通报后,开始在洞朗地区施工。6月18日,印度边防部队在多卡拉山口越过锡金段边界线100多米阻挠中方的修路活动。6月19日，中方通过外交途径紧急向印方提出严正交涉，对印方非法越界行为予以强烈抗议和谴责,要求印方立即将越界的印度边防部队撤回到边界线印度一侧。2017年8月28日，印方将越界人员和设备全部撤回边界印方一侧，洞朗危机和平解决。

　　二、中印边境争端对两国关系发展的影响

　　此次危机爆发的背后动因是与中印之间由来已久的边界问题分不开的。从19世纪60年代起的英俄中亚大角逐至19世纪后期英俄在阿富汗、中国新疆的争夺战，英国开始从战略需要来考虑英属印度与中国的西段边界。英国面临两个选择：一是将边界依照传统习惯线维持在喀喇昆仑山脉，将阿克塞钦地区留在中国领土范围，让中国承担防卫俄国南下的重担;另一个是将边界东移至昆仑山脉，将阿克塞钦地区纳入英属印度版图，该地区的防务由英属印度承担。尽管俄国南下压力与中印经济军事实力都影响了英国的决定，但英国是心向印度的。1895年，英俄达成瓜分帕米尔协议后英国内部对班公湖以北的边界提出两种不同意见。一种支持边界线沿昆仑山脉行走的约翰逊—阿尔达线，另一种支持窦纳乐—马继业线但无论是哪条边界线，双方均未展开过交涉，所以关于中印边界西段，中国与英国、英属印度间从未缔结任何边界协议。

　　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俄在中亚的角逐战场开始东移，从中国的帕米尔地区逐渐转向对西藏的争夺。西藏地方上层因不满清廷对外妥协对内压制西藏地方抗英的行为，开始对俄国产生幻想，又受俄国间谍德尔智蛊惑，暗中与俄联系。英国为了阻遏俄国在藏区势力的继续蔓延做出种种努力，其中包括英属印度总督寇松提出的“缓冲国计划”，但都没有取得显著成效。1907年英法俄三国协约形成，亚洲民族主义高涨，如何在备战欧洲的同时防堵来自中国的“威胁”成为英国和英属印度一个重要的战略考虑。1910年10月23号，当时的印度总督名托就中国军队进驻日马一事致电莫利提出企图侵占中国领土的“战略边界”计划。20世纪初，英国利用辛亥革命后边疆地区的动荡对中国西南边疆实行“缓冲国计划”和“战略边界计划”，伙同日本、俄国形成联手瓜分中国边疆的默契。1914年3月24号，麦克马洪与西藏地方政府代表夏札以换文的方式达成麦克马洪线。这是一项未完成的非法交易。说它非法，是因为夏札所代表的西藏地方政府不具备缔结国际条约的合法地位。说它尚未完成，是因为英国在三方会议上为西藏取得所谓的”自治国家“地位和支持西藏扩展其与四川、云南、青海等地边界既是西藏地方接受麦克马洪线的交换条件，同时也是西藏地方获得谈判和缔结国际条约的地位，将麦克马洪线所要侵占而其实尚在川滇边控制之下的土地出让的必要前提，这些都有待于三方会议的结果。三方会议破产，这桩未写成的协议最终落空了。

　　1929年英属印度出版《艾奇逊条约集》14卷时，仅简要陈述中英在印度会议上草签了一个三方条约，但中国政府拒绝正式签署该条约。西藏地方政府亦认为由于英国并未兑现它所作出的承诺，与麦克马洪的换文自然失效,因此在会议之后，它在麦克马洪线以南地区的管理照常进行。1921年8月26日，英国外交大臣递交关于西藏问题的声明，宣称英国不再拖延承认西藏为“自治国家”，并将此为基础处理与西藏的事务，推行“武装西藏”的政策。1938年8月修改出版了伪《艾奇逊条约集》。

　　1937年5月，阿萨姆省督里德推行“前进政策”，主张“永久占领达旺”，加强入侵、建立哨所，阻止西藏地方政府官员按历史定制收税。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属印度提出抗议，并委任新宗本前往行驶职责。英属印度拒绝撤出军警，并阻止两宗本上任。由此中印边界问题愈加复杂化，这是洞朗危机的历史根源所在。由此引发的中印领土争端也极大的影响了中印之间关系的发展。

　　中印领土争端使中印政治关系的发展带上了极强的地缘政治色彩。两国的政治关系交往大多都是围绕解决边境领土纷争问题展开的。例如从1981年12月到1987年11月之间，双方8次谈判皆是围绕边界争端举行的。1988年4月，在印度总理拉吉夫·甘地开始对北京的“破冰之旅”之前，公开表示了访问北京的愿望，希望与中国领导人就边界争端和其他问题进行会谈，并指出“在我们谈论与中国关系的长远安排时必须切记保持我们的边境地区和平与安宁至为重要”。这些观点反映了印度决策层对边境地区的现状的焦虑，以及边境问题对中印政治关系发展的影响。边境问题的发展态势时刻牵动着两国政治关系发展的走向，中印领土争端是两国政治关系的“牛鼻子”，两国政治关系的友好发展触及中印安全关系的核心。

　　从安全关系上看，中印历史交往没有发生过重大冲突，这也是中印领导人常常强调中印关系史上友好往来是绝对主流的依据。美国学者约翰·加弗谈到中印间历史上冲突甚少的原因时提出“是不能也，非不为也”。这个观点包含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含义，那就是如果财政、工业和技术资源允许的话，中印在该地区就可能有别的作为，相安无事的状况就可能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科技发展为中印两国人民带来福利的同时也带来了新的挑战和安全隐患。自20世纪50年代短暂的“蜜月阶段”过后，中印进入困难敏感期，中国西南边疆的稳定与和平问题提上中国国家安全的议事议程;边界冲突后,中印更进入互视为敌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高层希望尽快实现国家的统一，希望尽快解决西藏问题的决定在新德里引起巨大震撼。当时的印度内政部长帕特尔在解放军进入西藏后立即提出“印度是否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问题”。中国政府派遣解放军入驻西藏并不含有对印战略意图，但仍被印度坚持认为是对它“兵临城下”的威胁，并将此归之于印度与“红色中国”在意识形态上的分歧。印度这种效仿西方“民主国家”与“红色国家”格格不入的看法，其实就是东西方已经爆发的冷战在印度某些人士头脑中的反映。

　　印度在与中国的地缘安全关系上持有一个较为常态的看法,这又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印度认为与中国在陆地上为邻对印度的国家安全利益而言是不利的;另一个是印度坚持要将英国殖民者划分的“麦克马洪线”作为合法的国际分界线固定下来，因为这可以帮助印度从西藏地区获取大约9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在印度安全专家看来，使其为国是有利于印度国家安全的，这就是中国政派军队入驻西藏地区会招致印度方面如此强烈反应的根本原因。可以看出，边界问题作为中印地缘安全关系的一个基本要素是客观存在的，而中印安全关系问题大都围绕他们的地缘安全关系展开，笔者认为，用矛盾分析法来分析，中印领土争端在中印安全关系的发展中所处的地位是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

　　赵干城在《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中提到“在当代国际体系中，大国关系都是多元复合的······中印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共存，而共存的主要表现形式究竟是合作还是竞争，甚或是冲突，则取决于一些基本的条件和要素”。他就共存概念提到一种使双方的关系成为某种共生现实的必要性，虽还不是“一损俱损”，但维持关系所产生明显利益将促使双方努力不让这种关系过于恶化甚至破裂。首先,从地缘角度看，中印是亚洲幅员最广阔的国家，通过“喜马拉雅—西藏地块”的连接成为近邻。虽然两国边界问题仍然存在，但无论边界争端今后无论以什么方式和方案解决，都不会改变两国是陆地近邻的事实。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巨大的国家成为近邻，这个地缘现实在本地区是压倒一切的因素，而两个巨大的近邻就必须要共存。

　　由于是近邻，就一定会发生利益的交汇与冲突问题，当利益交汇时，共存关系将朝着积极方向发展，反之则朝向消极方向发展。尼赫鲁曾讲到，“长远来看，印度和中国是亚洲毗邻而居的两个最大国家，两国都有扩张倾向，因为两国都充满活力”，现在随着中印两国的不断崛起，两国对更大的国际影响力的追求的内在动因是否是如尼赫鲁所说的，这是由两国的地缘现实条件所决定的大国扩张倾向导致的，倘若真是这样，在双方同为大国且为近邻的地缘现实无法改变的前提下，中印领土争端的解决将在两国的政治发展中处于特殊的重要地位。但从国际政治演变的规律来看，大国的兴起与否可能主要不在于他们是否扩张倾向，而在于他们是否具备相应的力量。换言之，有目标而无力量，则实现目标的过程将是充满挫败和失望的进程;反之有力量而无此目标，却仍然有可能在此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战略设想。印度虽有失败教训但并不放弃追求全球大国地位，与中国不追求主导地位却日益具备全球大国力量形成对比。此外，考虑到新兴大国合作协调趋势中的均衡因素，在目前的新兴大国中，这种均衡是不存在的。近年来，印度对中国军队在南亚特别是在印度洋日益频繁的活动显得尤为警惕。而在东亚则以“东向”政策为主导，希望在未立足的东亚和西太平洋地区甚至中国南海地区取得一席之地。它的这种作为常被西方学界和媒体解读为“平衡”中国，努力鼓吹中印“竞争”关系。但是共存不一定表示合作，“中印关系的现实也指向一些消极方面，但共存的特点显示了两国最合适的相处方式是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寻求机会，而在有矛盾和分歧的地方努力降低摩擦、搁置争议”。

　　这种由边境争端对中印关系的广泛影响，同样辐射到了两国的经贸发展关系中,随着新兴大国之间的依存度的逐渐上升，中印之间整体上形成了以“政热经冷”为特点的交往模式。这种经贸模式由于近年来中印经贸往来中不平衡、贸易逆差等问题具有不稳定的特点。印度突出的贸易逆差问题使得印度分析人士对未来的两国经贸关系前景产生忧虑。忧虑之一是印度对中国出口商品结构问题，印度有沦为对中国的原料供应国的担忧。忧虑之二是两国虽同为新兴大国，但由于两国经济发展的差距在拉大，产生了印度是否会对中国过度依赖的问题。忧虑三是印度为贫油国能源供给大量来源进口。而且这种非均衡状况体现的中国优势是印度短期内无法赶上的，对此印度关于中国的“一带一路”计划抱有强烈的反对意见,也已经不止一次做出不利于中国开展大战略计划的行为。近日，中国光缆接入尼泊尔受到尼泊尔人民的欢迎，结束了印度在尼泊尔的互联网垄断地位，更是增加了印度的对华敌意。

　　看似围绕两国各自经济特征和发展阶段而展开的中印经济关系，实质却是与两国的安全问题、政治因素联系在一起的。然而，由于中印关系中确实存在着一些不易解决的问题，两国的边境争端对中印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有多大，很难做出定量的回答，但其却像影子一样一直跟随并影响着两国关系中最具正面意义的经贸合作。

　　中印民间关系是两国关系中发展潜力最大的领域。以两个大国的交流现状而言双,方的民间交往无论是规模还是密度，都有着巨大的潜力尚待挖掘，这种潜力的存在是受中印之间重要的自然原因和深刻的历史原因所决定的。首先，在技术尚未发达的时代，中印民间交流和沟通面临巨大的自然阻碍，由于喜马拉雅山脉的阻隔，两国民间交往程度很低，与中国和东亚邻国之间的交往是没法比的。但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因自然地理环境带来的障碍已经被克服，中印民间交往开始了新时期。其次，历史上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在两国民间交往史上留下伟大的记载，中印之间有着亚洲乃至世界最古老的文明，有着历史上的文化纽带。但中印之间仍然存在普通民众对彼此知之甚少的现状。

　　这种现状就加强了两国边界冲突在两国社会交往中的影响作用。通过《今日印度》等几个在印度国内浏览量比较大的主流媒体来看，在印度民众如何看待中国这个问题上，大多数人给出的回答是偏消极的。历史遗留问题尚未解决，洞朗危机又重新唤起了印度民众关于1962年武装冲突的回忆，再次加深了两国群众之间的相互敌意。现实证据就是印度每年生产数百部电影但在中国的电影市场上，数年都难以一见引进印度电影，在中国也是一样。而且经洞朗危机一事，大多数印度媒体以市场为目标，在对中国的舆论和形象塑造上有很多失实的报道。例如在洞朗危机解决的第四天，印度主流媒体《印度时报》就有标题为“China'smediawarfare:Winningwithoutfighting”的文章登在上面。言辞犀利的说中国正在用舆论战、心理战、法律战三种战略达到中国媒体所讲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并且指责这三种战术是针对印度的。评价中国媒体不是在威胁印度就是在抹黑印度把印度说成入侵者。

　　印度媒体提出的问题在国内有一定程度的体现，比如在很多网站上流行的“印度扒火车”视频以及“阿三”等流传于年轻人圈子里的很多对印度人有偏见的称呼，这些都是不对的，都不利于两国社会交往的进一步发展。历史留下的阴影是民族主义培育和发展的温床，一旦条件允许，就有可能产生不良后果。媒体应该起一个正确的导向作用，不要过度扩大两国边境冲突的影响，这在长远来看是不利的。这种舆论虽然不一定是主流，但却可以对两国关系造成实质性的损害。因此，目前仍然主要以政府渠道为主的中印民间关系，是一种政治先导、为政治服务的民间关系形式，这其实不是民间关系的本质，因为民间关系的基础是双方对对方强烈的了解兴趣，而不是围绕政治服务展开。

　　中国和印度在国力上的差距呈现逐渐拉大的趋势，而在整个金砖五国集团中，真正和中国可以比较的首先就是印度。而中印之间受到边境冲突等历史遗留和现实因素的影响，达成互信的共识在实际操作中难度很大。中印双边关系方面的不信任趋势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还将持续存在，双边关系中历史的包袱造成的一些现实问题难以得到妥善解决。促进合作趋势发展是符合双方利益的，因为在共同利益明确的领域，两国的分歧不一定会成为两国合作的障碍。

　　三、美国的亚太政策对中印边境争端及两国关系发展的影响

　　首先，从美印历史因素来分析洞朗危机。自从美国把南亚重点由“美巴”转向“美印”，两国防务贸易与合作迅速发展。尤其是2015年《防务合作框架协议》和2016年《后勤交流备忘录协定》的签订，标志着两国防务领域合作的强化。其次，从美印的新时期战略计划方面讲，莫迪政府的“大国战略”和“东进计划”与奥巴马上台后积极推行的“亚太再平衡战略”不谋而合。现阶段印度格外重视与世界大国的战略合作，希望借助大国的影响力来实现自己的大国梦想,对于美印关系给予了高度的重视。美国作为全球的超级大国，对中国的崛起采取遏制政策，不希望看到任何区域强国强大到足以在区域内挑战其地位的程度。制衡中国，印度是一枚天然的棋子，特朗普大有把封锁中国的第一岛链延伸到印度洋之势，美印之间积极靠拢。

　　“如果两国关系处理不当······而相关的好处却落在他国，所以美国和英国都竭力张扬印中的敌意，甚至苏联也不希望看到印中友好”。关于域外大国的影响，尼赫鲁曾作出这样的评价。他的判断虽然是将近60年前作出的，但今天来看仍具有一定的意义，他提出的问题确实需要两国根据新的形势作出新的判断。当今时代,尽管新兴大国已经在世界体系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国际体系的主导地位仍被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占据，对中国和印度来说，维护和扩大国家利益都不大可能以与美国为敌的方式进行。相反，从两国的现行政策来看，两国都强调发展对美国合作友好的关系为主，甚至两国间还因对方与美国的关系是否过于紧密而对己不利产生过怀疑。这不是因为中印之间关系的发展出了根本性的问题，而是因为美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客观地位还不大可能发生颠覆性的变化，美国继续主导国际体系的事实决定了其仍然拥有强大的手段可用以影响他国的相关政策，而美国对新兴大国的担忧也主要在于这些潜在的全球性大国可能拥有挑战美国霸权地位的能力和手段。但从国际政治演变的规律来看，大国的兴起与否主要在于他们是否具备相应的力量，域外大国力量的渗透与介入不占主导地位。

　　四、结论

　　中国领导人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印度总理曼莫汉·辛格2008年访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发表演讲时指出，“世界足够大，可以让印度和中国在加强合作的同时共同发展和繁荣”。从现代国际政治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在大国崛起的进程中除非双方的利益高度吻合，否则两个平行发展的崛起大国不大可能成为真正的伙伴，但却极易产生矛盾和斗争。尽管中印在区域问题上的猜疑、不信任趋势短期内难以消除。但两国却存在着一些有着重大的相似的其它属性。例如从历史上讲，两国都曾经是文明古国，都曾在世界舞台上占有重要地位，两国都有庞大的人口等。步入近代，中印政治关系起始点与这两个国家在现代史上的重大节点几乎是一致的，印度摆脱殖民统治时,中国的政治大局差不多也已告明朗。从现代看，中国和印度都属于在亚洲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地位的国家。

　　洞朗博弈结束之后，印媒第一时间宣称取得外交胜利。国内媒体的普遍声音是从两个方面进行分析，一是从印方成功迫使中国停建公路，满足了缓解西里古里走廊安全压力的需求，印方胜。二是中方打赢了洞朗主权保卫战，中方胜。得出结论是双方都赢得了面子和里子，中印合作减少冲突的潜力仍然巨大。随着中印两国的迅速崛起，经济贸易需求日益增加，中印无论在地区还是全球层面上都存在着广泛的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使中印在反对恐怖主义和全球气候问题上有着广泛共识。不仅因为这些领域的发展符合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且因为鼓励和增强积极因素，对防止两国关系出现大幅度倒退仍然是有益的。

　　而对于边境问题的解决，澄清和确认实控线曾是中印双方就解决边界问题达成的共识之一。但近年来，中国不再强调澄清实控线，而是转而强调探寻其它可行方案，将维护边境实控线地区的和平安宁与最终“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结合实行，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黄溪连在2015年6月在会见印度记者代表团时表示：“如果我们发现它(澄清实控线)是一个绊脚石，会使问题进一步复杂化,我们就必须谨慎了······在边界问题上无论做什么事必须是建设性的，就是说它对谈判过程应该是一个台阶，而不是绊脚石”。我们提议中印双方通过采取综合性措施，在最终解决边界问题之前管控边界，尤其是完善落实有关双方边防部队的边境行为准则，等待时机成熟后“一揽子”解决边界问题。

　　客观地看，尽管因边界冲突产生的敌友观念长期以来困扰着中印关系，现实却是中印边境冲突的解决仍然面临种种问题，但双方基本维护了边境地区的和平。正如危机过去的这一年中两国领土争端所显现的发展态势，虽然边界争端没有解决，但双方都认为和平共处是首要。我们要把边界冲突放在一个合适的位置上,不要将地域矛盾扩大化。中印双方仍需要建立长远的战略眼光，而不是在地区合作问题上过多纠缠。因为从长远来看，中印在全球影响中都将发挥重大的作用，中印关系不但将远远超出双边关系范畴，而且也不会局限于地区层面的交集，中印的国际影响都将超出地区层面，所以目前双方在地区层面上的竞争即使存在，也是暂时的、短期的。因此我们要“稳中不退，稳中有升”。关于两国能否共同和平崛起的问题，笔者比较认同的观点是地域问题的尖锐化是一个国家崛起过程中重要且必经的阶段。这是对正处于快速发展状态中的中印两国处理地域问题能力的考验，妥善处理好对印关系问题是对中国和平崛起的挑战，同时也是机遇。此次我们对洞朗危机采取的和平解决方式不仅是对印,其背后的连带效应也向与中国相邻的其它国家彰示了中国选择的发展道路是和平发展互利共赢的发展道路。合则双赢战则俱损，对于印度来说，与其寻衅滋事，不如把重点放在如何与它最大的邻居搞好关系。中印开展合作，进一步发展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积极推动中印关系朝着有利于双方的关系发展，才是中印两国乃至地区的重大福利。

　　注释

　　西里古里走廊是连接东西印度的唯一接口，对印度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阿克塞钦地区，位于喀喇昆仑山与昆仑山之间

　　窦纳乐—马继业线又称“马继业线”，沿拉宗山脉的边界线将喀拉喀什河谷、阿克赛钦腹地等划在中国一侧而林济塘、羌臣摩河谷、奇普恰普河则划在英属印度一侧。

　　名托在报告中称“我们要奉行的最好政策将是：通过尽可能的扩展‘外线’,并使线内和线外的部落除与我们之外不与任何外国势力接触和建立联系，以此来获得一个缓冲”。即沿喜马拉雅山脊非法侵占中国喜马拉雅山南麓领土。

　　西藏问题应以1906年中英《北京条约》与1907年英俄间《关于波斯、阿富汗、西藏问题的专约》为准，因此夏札背着中国代表进行的秘密谈判及麦克马洪与夏札私下的换文纯属非法。

　　赵干城：“由于中国政府拒绝签约，英国政府和英属印度政府均认为西姆拉姆会议是一次破产的会议，没有取得任何成果，《西姆拉姆条约》以及麦克马洪和夏札签署的《英藏联合声明》与《英藏贸易章程》无任何国际法效力，他与夏札关于边界的换文当然也是一纸空文”。

　　新版《艾奇逊条约集》将无效的《西姆拉姆条约》、《英藏联合声明》、《英藏贸易章程》与麦克马洪和夏札关于边界的换文，将出版日期仍标为1929年用以替换和收回已发行出去的1929年出版的真书，真书收回后即被销毁。

　　【参考文献】

　　吕昭义，孙建波著.中印边界问题、印巴领土纠纷研究[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甲涛.新时期中国对印度外交政策及影响因素研究[D]:[硕士学位论文].新疆：新疆大学，2016.5.

　　赵干城.中印政治关系的内涵与特点[J].《南亚研究》，2010年第4期.

　　赵干城.中印关系现状·趋势·应对[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3.12.

　　袁寅洲.21世纪以来中印关系的挑战与展望[D]:[硕士学位论文].江西：江西师范大学，2015.8.

　　[IN]ShipraBihani，China'smediawarfare:Winningwithoutfighting[J].THETIMESOFTNDIA，2017Sep.

　　王帆，卢静主编.国际安全概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

　　张力.中印边界问题中的实际控制线因素[J].《南亚研究季刊》，201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