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5月8日，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将访问日本，并参加5月9日在那里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这对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来说，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后，三国领导人年度会议被搁置，仅在2015年11月举行了一次。因此，此次东京会议能否成功举行，已不再是简单地检验三国领导人年度会议机制是否能够重回常态化进程，而是要检验在经历了领土争议、历史问题、安全困境等诸多问题的考验之后，东亚三国能否重新站在新起点、新高度和新未来的时光门槛上，重启东亚合作进程的“新时代”!

　　三国峰会是推动东亚合作的动力

　　2018年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年度会议十周年。

　　最早的三国领导人会议源于东盟与中日韩(10+3)会议。1999年，首届10+3领导人会议在马尼拉举行，开启了东亚区域首脑峰会的历史篇章。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出席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了三国领导人的早餐会，开启了三国在10+3框架内的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2002年，三国领导人决定将早餐会改为正式会晤。此后，三国领导人原则上每年在出席10+3领导人会议期间都会举行会晤。

　　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在日本福冈首次在10+3框架外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会议签署并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三国伙伴关系定位，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方向和原则。同时决定，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

　　从2009到2012年间，三国领导人会议在切实推进三国合作、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及商业关系的法制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2009年10月，第二次会议在中国北京举行，纪念三国合作十周年。2010年5月，第三次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展望了未来十年三国合作发展的方向。2011年5月，在日本遭受严重地震灾害的情况下，第四次会议在东京举行，该次会议主要拓展了三国在地震灾害、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2012年5月，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并取得两项重要成果：一是同意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二是正式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此举标志着三国政府的五年谈判终于结出硕果。与此同时，还发表了《北京宣言》，该宣言也成为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增强三国合作的重要政治文件。随后，中日韩“亚洲校园”合作项目正式启动。

　　超越地缘政治的困扰：三边合作重启不易

　　随着东亚地缘政治议题的日趋复杂化和尖锐化，三国领导人的年度会议机制也遭遇了搁浅的考验。2012年9月中日围绕钓鱼岛在日本被“国有化”而引发的争议和韩日间独岛(竹岛)问题的发酵，严重危及三国合作机制。2013年和2014年的三国领导人会议陷入停滞。2015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六次三国领导人会晤，却是形式大于内容，三国领导人合影时严肃的神态恐怕是这届峰会留给媒体最深的印象。客观上来说，当时三方都没有做好必要的政治和政策准备来重启三国合作机制。

　　2016年由于韩国国内政治危机、2017年因为时间仓促和准备不充分，三国领导人会议又两度失之交臂。

　　2018年3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两会”闭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表示，愿意积极考虑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的气氛中，利用参加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机会访问日本。李克强同时指出，在安倍首相多次表示邀请他访问日本之后，“中国对日本有所期待”：如果中日两国关系出现了“小阳春”，就要防止变成“倒春寒”。

　　确实，这次有了比前三年更好的条件和准备。首先，中日、韩日、中韩这三组双边关系都有了明显改善。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近年进展顺利，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磋商也开始重新恢复。尤其是2018年2月东海发生伊朗桑吉轮严重失火漏油事件之后，中日谈判、磋商《海上联合搜救协定》的现实需求和政治意愿显著提升。钓鱼岛僵局虽然没有根本突破，但改善和推进中日关系已经成为双方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共识。韩日方面，文在寅政府宣布接受和延续2014年制订的《韩日慰安妇协定》，在朝核问题上美日韩三边对话与协调增强，这些都给日韩关系注入新的政治活力。而中韩关系随着2017年12月文在寅总统访华有所改善，“萨德”问题也有所缓解。

　　2018年5月8日，中国国家总理李克强将访问日本，并参加5月9日在那里召开的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这对中日韩三国合作机制来说，无疑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2012年中日钓鱼岛争端激化后，三国领导人年度会议被搁置，仅在2015年11月举行了一次。因此，此次东京会议能否成功举行，已不再是简单地检验三国领导人年度会议机制是否能够重回常态化进程，而是要检验在经历了领土争议、历史问题、安全困境等诸多问题的考验之后，东亚三国能否重新站在新起点、新高度和新未来的时光门槛上，重启东亚合作进程的“新时代”!

　　三国峰会是推动东亚合作的动力

　　2018年是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举行年度会议十周年。

　　最早的三国领导人会议源于东盟与中日韩(10+3)会议。1999年，首届10+3领导人会议在马尼拉举行，开启了东亚区域首脑峰会的历史篇章。时任中国总理朱镕基、日本首相小渊惠三、韩国总统金大中在菲律宾出席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举行了三国领导人的早餐会，开启了三国在10+3框架内的领导人定期会晤机制。2002年，三国领导人决定将早餐会改为正式会晤。此后，三国领导人原则上每年在出席10+3领导人会议期间都会举行会晤。

　　2008年12月，中日韩领导人在日本福冈首次在10+3框架外举行会议，决定建立面向未来、全方位合作的伙伴关系。会议签署并发表了《三国伙伴关系联合声明》，首次明确了三国伙伴关系定位，确定了三国合作的方向和原则。同时决定，在保留10+3领导人会议期间会晤的同时，将三国领导人单独举行会议机制化，每年在三国轮流举行。

　　从2009到2012年间，三国领导人会议在切实推进三国合作、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以及商业关系的法制化等方面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成绩。2009年10月，第二次会议在中国北京举行，纪念三国合作十周年。2010年5月，第三次会议在韩国济州岛举行，展望了未来十年三国合作发展的方向。2011年5月，在日本遭受严重地震灾害的情况下，第四次会议在东京举行，该次会议主要拓展了三国在地震灾害、核安全等领域的合作。2012年5月，第五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并取得两项重要成果：一是同意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二是正式签署中日韩投资协定。此举标志着三国政府的五年谈判终于结出硕果。与此同时，还发表了《北京宣言》，该宣言也成为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增强三国合作的重要政治文件。随后，中日韩“亚洲校园”合作项目正式启动。

　　超越地缘政治的困扰：三边合作重启不易

　　随着东亚地缘政治议题的日趋复杂化和尖锐化，三国领导人的年度会议机制也遭遇了搁浅的考验。2012年9月中日围绕钓鱼岛在日本被“国有化”而引发的争议和韩日间独岛(竹岛)问题的发酵，严重危及三国合作机制。2013年和2014年的三国领导人会议陷入停滞。2015年11月，在韩国首尔举行了第六次三国领导人会晤，却是形式大于内容，三国领导人合影时严肃的神态恐怕是这届峰会留给媒体最深的印象。客观上来说，当时三方都没有做好必要的政治和政策准备来重启三国合作机制。

　　2016年由于韩国国内政治危机、2017年因为时间仓促和准备不充分，三国领导人会议又两度失之交臂。

　　2018年3月18日，李克强总理在“两会”闭幕前夕的记者会上表示，愿意积极考虑在中日关系持续改善的气氛中，利用参加第七次中日韩领导人会议的机会访问日本。李克强同时指出，在安倍首相多次表示邀请他访问日本之后，“中国对日本有所期待”：如果中日两国关系出现了“小阳春”，就要防止变成“倒春寒”。

　　确实，这次有了比前三年更好的条件和准备。首先，中日、韩日、中韩这三组双边关系都有了明显改善。中日海洋事务高级别磋商近年进展顺利，中日海空联络机制磋商也开始重新恢复。尤其是2018年2月东海发生伊朗桑吉轮严重失火漏油事件之后，中日谈判、磋商《海上联合搜救协定》的现实需求和政治意愿显著提升。钓鱼岛僵局虽然没有根本突破，但改善和推进中日关系已经成为双方政府和社会的高度共识。韩日方面，文在寅政府宣布接受和延续2014年制订的《韩日慰安妇协定》，在朝核问题上美日韩三边对话与协调增强，这些都给日韩关系注入新的政治活力。而中韩关系随着2017年12月文在寅总统访华有所改善，“萨德”问题也有所缓解。

　　另外，当前中日韩都面临着来自特朗普政府的贸易制裁压力，如何加强沟通、协调对策、共同应对破坏全球自由贸易规则和WTO程序的“特朗普冲击”，共同捍卫全球化和自由贸易的国际规则和制度，成为加强东亚合作的重大现实需求。韩国已经宣布了3.8亿美元的对美钢铁关税报复的反制措施。尽管特朗普政府将贸易战的威胁更多地对准了中国，但事实上三国无一幸免。面对特朗普政府强硬奉行的“美国利益优先”的诸多做法，三国在维护全球化的问题上，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利益一致。

　　未来的东亚合作：从功能性向战略性跨越

　　虽然中日韩领导人会议在过去六年中因为政治因素几乎陷入中断，但三国在经贸、社会交往与联系方面还是取得了长足发展。

　　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日本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3029.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1%。其中，日本对中国出口1373.3亿美元，增长6.1%;自中国进口1656.5亿美元，增长13.7%。日本与中国的贸易逆差为283.2亿美元。中国和韩国分别成为日本的第二和第三大出口市场，第一和第四大进口市场。中国、美国和越南是韩国出口前三位的国家，日本排在第五位。中国占韩国2017年出口总额的25%左右，美国一直保持在12%?13%左右，日本则是5%。中国、日本和美国是韩国进口排名前三位的国家，占比分别为20%、11%和10.6%。韩国贸易逆差主要源于日本、德国和中东的一些产油国家。贸易顺差主要来自中国、中国香港和越南。同样据中国海关总署统计，2017年韩国与中国双边货物进出口额为2802.8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0.9%。其中，韩国对中国出口1775.1亿美元，增长11.7%;自中国进口1027.7亿美元，增长9.7%。中日韩三国事实上已经成为彼此最为重要的贸易伙伴。

　　近六年来，中国去日韩旅游的人数呈爆发性增长，尤其是去日本。除了2012年受上一年日本关西地震的影响、数字有所下降外，2013年之后每年中国赴日游客的数量都以20%多的速度增长，但日本来华游客人数却逐年下降，韩国来华游客则保持稳定缓慢增长态势。2016年，中国赴日游客总数超过806.7万人次，赴韩游客超过637.3万人次。更为重要的是，中日韩三国GDP总量在世界GDP总额中的占比不断攀升。2016年，三国GDP总量已经占全球的23.2%，超过了美国在全球GDP中的占比，成为全球经济稳定与繁荣的“重心”。

　　未来的中日韩三国合作进程，需要通过三国的密切合作，在全球贸易、金融和技术创新、产业创新的制度和规则制定与推广中发出“东亚声音”，共同展示在全球经济与安全治理中的“东亚力量”。但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跨越两道“门槛”：一是要摸索和寻找到中日韩合作在战略上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超越现有的功能性的合作范式，让东亚三国合作进程具有共同的地缘战略理念与利益的支撑和助力。二是从政治、社会、文化、教育、媒体等诸多方面重新审视和衡量三国的形象，升级和更新三国各自常常只是基于国内系统的认知进程。最近，《人民日报》刊发评论，要求停止播放“抗日神剧”类的影视作品;前不久，日本京都大学披露参与二战期间731细菌战的京都大学学生和教员名单，并取消他们的学位。这些基于客观和良知基础上的行动，对于三国重新培育相互间的国民情感具有积极的作用。

　　未来三国的合作要想跃上历史性的新高峰，需要时间，更需要“连点成线”的努力。2017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马尼拉举行的第16届东亚峰会上指出，“东亚能成为世界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国际合作的高地，不是自然而然的，也不是一帆风顺的。这得益于地区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共同追求，得益于东亚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文化特质，得益于地区国家人民对共建和谐亚洲、繁荣亚洲的认同”;东亚需要探索具有“东亚特色的和平共处之道”。今天，东亚已经不仅仅需要和平共处，更需要共同繁荣、提高战略互信、为一个更加包容与和平的地区乃至全球秩序，打造“东亚责任”。

　　(本文成稿于2018年5月7日)

　　(作者为南京大学中国南海研究协同创新中心执行主任、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