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府不应认定中国是美国经济问题的元凶,而应努力从自身寻找经济问题的原因。
奥斯卡获奖影片《水形物语》中,当美国军方决定杀死从亚马逊河捕获的人鱼时,理由是“既然我们无法研究,也不能让俄国人得到人鱼去研究”。这是一种典型的零和思维。在近期美国政府所发布的一系列战略报告中,渗透着同样的思维,不由让人回想起冷战时代美苏的激烈争夺。不同之处只是,美国的竞争对手换成了中国,这对中美关系来说绝非好事。目前,两国急需管控竞争,避免其损害两国关系。
自然界中的竞争无处不在,同样,竞争也是国际关系的首要驱动力,包括中美关系在内。中美之间早已存在竞争关系或竞争的意愿,只是没有像现在这样,涵盖方方面面。随着中国国力不断接近美国,两国间的竞争也日趋激烈。奥巴马政府在2015年的《国家安全战略》中只是简短提及与中国竞争,而特朗普政府的《国家安全战略》则对此大书特书。作为少有的几个能够挑战美国霸权的大国,中国被美国视为首要竞争对手,是再自然不过的了。
正如竞争是推动生命演化的主要推动力,国家的进步往往也拜竞争之赐,因为只有当国家担心在竞争中落败,充满危机感时,才能发奋图强。冷战期间,正是出于与苏联竞争的需要,西方才有动力建立一个有吸引力的政经模式。
在国内层面,竞争有利于中美提升教育、基础设施、经济增长等衡量国力高低的诸多要素。例如,美国缺少熟练工程师,美国企业只好在中国投资。因此,美国只得提升教育水平,培养更多人才,以吸引投资回流。但是这种举措见效缓慢,于是特朗普政府采取减税等措施,降低企业运营的成本,以提升对资本的吸引力。这样,中国就不得不进一步改善投资环境,加大教育投入,以培养更多的人才。这是一种健康的竞争,对双方都有利。
在国际层面,中美之间存在影响力竞争。通过竞相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如向欠发达国家提供援助,主动承担责任,应对气候变化和恐怖主义等全球性挑战,两国可以树立良好的国际形象。两国民众也许无法直接从中受益,但这种竞争可以提升全人类福祉,而中美则可从中获得影响力和世人的尊重。
竞争并非一无是处,但前提是必须是良性竞争。历史上的大国竞争往往带来动荡、冲突和杀戮。
如何区分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关键在于目的。良性竞争不以消灭竞争对手为目的,如果一方将对方视为敌人或威胁,试图消灭对方,则另一方会感到不安全,认定有必要采取同样行动。于是,双方将陷入恶性循环,开展恶性竞争。如果一方能确认对方的行为不存在恶意,则会放心与对方展开竞争,不会为避免失败而采取极端手段。
当今人类已经走进文明时代,不再以杀戮和攻掠为荣,开展恶性竞争的动力在减弱。经济繁荣更多是通过科技进步获得,而不是通过对资源的占有。影响力更多通过说服获得,而不是通过强迫和收买。因此,中美开展良性竞争已有成熟的土壤。
首先,中美应明确竞争规则。美国指责中国在经济上开展不正当竞争。但是,何谓正当,何谓不正当?这个问题见仁见智。例如,美国认为中国对企业的补贴行为属于不正当竞争,但在中方看来,这种行为无可厚非。因此,关键是双方都要遵循一套共同认可的规则行事,才能实现良性竞争。
其次,中美应通过扩大合作来抵消竞争。中美关系中不仅仅是分歧和竞争,毋庸置疑,中美在各领域的合作同样广泛而深入。如果能进一步扩展双边合作,使双方利益紧密交织,则如果一方试图损害另一方利益,则需面临自身利益受损的严重后果。
第三,中美都应降格以求。美国应该学会同一个与其旗鼓相当,或更强大的中国共处。中国则应放慢在海外扩展影响力的步伐,或者调整其行事风格。中国提升影响力的“深圳速度”(编按:在中国被用来形容建设速度之快)不仅让美国忧心忡忡,也让很多其他国家担心自身主权受到侵蚀,而这对奉“维护领土与主权完整”和“不干涉内政”为圭臬的中国未必是好事。
第四,中美应避免军备竞赛。更多的军备意味着更强的杀伤能力和更大的战争风险。中国坚守“最低核威慑”政策,不会与美国在核武器领域展开竞争,但在常规军备领域,中国必须遏制赶超美国的冲动,同时,美国也必须打消用更多军备威慑中国的念头。即使双方都无意攻击对方,军备建设的目的只是威慑对方,但由于存在误解误判的可能,威慑也会失灵。
最后,中美应管控经济竞争的后果。经济竞争不像军备竞赛那么危险,但如何看待经济竞争的结果以及如何应对,有时会导致对抗。例如,特朗普政府将美国蓝领工人大量失业和高额贸易逆差归咎于中国,恶化了双边关系,使贸易战一触即发。美国政府不应认定中国是美国经济问题的元凶,而应努力从自身寻找经济问题的原因。
(作者是国际问题学者,现居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