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67年11月21日(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一道上谕发下：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著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这道上谕可谓用词含糊，具体前往什么国家，办理何等交涉事务，差使的期限几何，全无着落，哪怕是蒲安臣的身份都不知如何表达，只有遮遮掩掩的“使臣”二字。

　　蒲安臣像

　　四天后，蒲安臣离开北京南下，他前脚刚走，次日，又一道上谕发出，总理衙门的两位章京志刚和孙家榖，才堪出使之任，又因：此次出差事属创始，自应量示优异，志刚、孙家榖均著赏加二品顶戴，孙家榖并赏戴花翎。即派该二员前往有约各国，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以重委任。

　　这道上谕的辞气显然明晰壮实多了，毕竟是本国官员，回到了常规的派差轨道上。

　　其实第一道上谕的确有诸多尴尬之处，除了不好大张旗鼓地宣扬洋钦使的身份，以免遭来非议外，还有就是蒲安臣作为从未生活在君主制统治下的美国人，会如何看待一道中国皇帝的上谕。(名“安臣”，非真安心作臣)

　　况且接上谕本有一定的礼节仪制，但到了蒲氏这里又不可能一仍其旧，必须有所变通，这些全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

　　总之，两道上谕凑出了三位钦使，再加上随员、学生，以及为了安抚两大列强英、法的情绪，且便于与之交涉，专门设的两位协理：英国人柏卓安(JohnMcleavyBrown)，法国人德善(E.deChamps)，使团组成了。

　　“学习行走”使团：中国近代外交的创例

　　在这个使团中，一般认为蒲安臣是使团的中心，身份地位也高人一等，所以称这个使团为蒲安臣使团，笔者曾经一直坚持将之称为志刚、孙家榖使团，还为人指摘过，现在却也从俗从简。

　　蒲安臣作为使团的中心人物没有太大问题，交涉事务主要由其主持，但身份地位上，按照清廷设计使团组成的初衷来看，只是共同办事，并无高下之分。之所以派出三位钦使，并非一正两副，实由于使团的“学习行走”性质。

　　“学习行走”自然不是指不会走路，蹒跚学步的婴儿，而是清朝行政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大抵是署理、实习之意，通常来说是官员在职差上“学习行走”，而此番派出使团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行走”的行为。

　　总理衙门对于三使齐出，会造成的困扰，有一定的预计，所以在两道上谕发出后十天，专门给各国外交部门和驻华公使去了一道照会。照会一开始就将三位并列，且主动道出了可能造成的困扰：

　　现在我大皇帝特派前任美国蒲大臣及本衙门之志大臣、孙大臣为中国钦差，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业经恭录谕旨行知在案。本王大臣恐各国驻京大臣以中国一时同派钦差三人，将来与各国办事，无所适从，今再将其故详细言明，以免疑虑。

　　此后的照会就是在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强调中国与各国言语风俗不同等等困难，表示若非如此，早应派使节前往。其次便是夸奖蒲安臣才德兼备，故受信任而膺此命。之后便提到：

　　惟中国若无大员前往，则将来仍不能谙习奉使之事，是以复请钦派志大臣、孙大臣一同前往，既彰和好，兼资历练。

　　当然，如果此行顺利，则此后有先例可循，再派使者就容易操作多了。最后照会把三位的分工阐明：各国有事与蒲安臣商量，志刚、孙家榖更多负责如何向国内行文商议，并再次强调此乃非常之特例：

　　诚以外国之言语情形，蒲大臣熟悉，其中国之文理事体，志大臣、孙大臣熟悉也，此乃因时制宜，创始办法，并非通行常法。

　　这份照会已经很清楚地讲明了为何派出三人，及三人之间关系，大抵符合此番遣使的基本情况和用意。

　　不过，蒲安臣却在此后一直强调自己的地位(firstrank)要高过两位中国使节(secondrank)，并独有特权，这其中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翻译中出现了问题，篇幅有限，此处就不展开了。

　　明清体制，常有同堂为官之说，比如一部之尚书、侍郎并无互相统属的关系。(所以今人以部长、副部长解释尚书、侍郎，形似而实际大谬)明白了这一点，大概就能了解蒲、志、孙三人同团为使的性质。

　　1868年2月24日(同治七年二月初二)，或许是由于下了一天的大雨，故而深夜时分，还有一行人，坐着肩舆，匆匆赶到上海虹口码头，登上了一艘次日中午开往日本的美国明轮船，“哥斯达黎加”号。

　　这群人之中，既有外国人，也有官绅模样的中国人。十多天后，这个华洋混合的团队又在日本，换乘另一艘更大的美国轮船，名为“中国”号，向茫茫的太平洋驶去，前往当日大多数国人完全陌生的美洲和欧洲。

　　蒲安臣使团合影，中立者为蒲安臣，其左侧坐者为志刚、柏卓安，右侧为孙家榖、德善。

　　这个中西合璧的团队，就是赫赫有名的蒲安臣使团，它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比如中国人第一次有据可查的环游地球，中国官方代表第一次踏上美洲大陆等等。

　　不过相较于这些创纪录，更重要的是，从中国近代外交的历程着眼，这个使团具有承前启后的意义，多个“第一”实际上也正说明其兼具筚路蓝缕和摸着石头过河的性质。

　　首任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廷认识到，中西之间的日常外交接触已经不可避免，负责相关事宜的总理衙门建立了，西方各国的公使们也陆陆续续进入北京，长期驻扎下来。这其中就包括美利坚合众国的公使：蒲安臣。

　　蒲安臣(AnsonBurlingame)1820年出生于美国纽约州，大学毕业后，他成为律师，开始了政治活动，并成为议员。对于美国国内政治而言，蒲安臣较有影响的应该是参与组建了共和党，以及坚定的反奴隶制立场。

　　正因为此，他与共和党领袖，同持反奴立场的林肯关系密切。在林肯总统的第一个任期刚开始，也恰是清廷无奈允许各国公使来京之时，蒲安臣即被任命为驻华公使。

　　1861年秋冬之际，蒲安臣来到了中国，因忌惮北京的冬天和封冻的航道，所以在上海逗留。次年春天，蒲安臣动身前往北京，7月方才抵达，此时他连正式的办公场所都没有，只能先借住他国公使馆。

　　8月初，主持朝局和外交事务的恭亲王就送来了请柬，邀请美国公使前往总理衙门一叙。8月20日下午三点，蒲安臣带着随行人员卫三畏(WellsWilliams)等人与恭亲王、总署大臣们会面了。

　　根据事后给国务卿西华德(Seward)的汇报，持续两个小时的谈话还是非常友好和愉快的，或许是因为当日的中美之间，本来就没有太多的矛盾和纠纷，从西华德到蒲安臣，也都比较倾向于较为平等的“合作政策”。

　　主持总理衙门的恭亲王给刚到北京的蒲安臣的信

　　除了礼节性的寒暄和表达善意之外，双方只谈了两件比较糟心的事情，一个是在美的华人待遇，这也是日后相当长时期，中美交涉的主要问题。

　　另一件就是南方的太平天国，对话中谈到了华尔(GeneralWard)及其洋枪队，蒲安臣顺势提出了可借此改革军事的建议。

　　最后蒲安臣向恭亲王赠送了传教士裨治文(Dr.Bridgman)编写的一册美国史，这很可能是《美理哥合省国志略》或者其后续版本，又通过恭亲王向皇帝转赠了宗教书籍，在场的大臣文祥说赠书正是友谊的标志。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至1867年底卸任，蒲安臣在华的外交生涯相对顺利，他和总署大臣之间保持着较为友好的关系。甚至在有些时候，他还会帮忙处理一些棘手的外交事务，这都为日后他成为中国外交代表打下了基础。

　　在宴会上聊出来的使团

　　蒲安臣成为中国使者的契机比较具有戏剧性，似乎是在觥筹交错间，因一句戏言而决定。据他自己给西华德的信和当时在场的丁韪良(WilliamMartin)回忆，在恭亲王主持的欢送宴会上，双方一边表示着离别的遗憾，一边说到希望蒲安臣卸任回国之后，仍旧可以帮助沟通中西双方，消除误会，解释各种难处等等。这时文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了句：你可以成为中国的正式外交代表。

　　蒲安臣虽然没有一口答应，但在经过一番考虑之后，还是同意了，他自己的说法是这不仅有益于美国的利益，而且，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国，要通过世界上最年轻国家的代表作纽带，去亲善西方世界，这是无法拒绝的。

　　1867年11月21日(同治六年十月二十六日)，一道上谕发下：使臣蒲安臣处事和平，洞悉中外大体，著即派往有约各国，充办理各国中外交涉事务大臣。

　　这道上谕可谓用词含糊，具体前往什么国家，办理何等交涉事务，差使的期限几何，全无着落，哪怕是蒲安臣的身份都不知如何表达，只有遮遮掩掩的“使臣”二字。

　　蒲安臣像

　　四天后，蒲安臣离开北京南下，他前脚刚走，次日，又一道上谕发出，总理衙门的两位章京志刚和孙家榖，才堪出使之任，又因：此次出差事属创始，自应量示优异，志刚、孙家榖均著赏加二品顶戴，孙家榖并赏戴花翎。即派该二员前往有约各国，充办理中外交涉事务大臣，以重委任。

　　这道上谕的辞气显然明晰壮实多了，毕竟是本国官员，回到了常规的派差轨道上。

　　其实第一道上谕的确有诸多尴尬之处，除了不好大张旗鼓地宣扬洋钦使的身份，以免遭来非议外，还有就是蒲安臣作为从未生活在君主制统治下的美国人，会如何看待一道中国皇帝的上谕。(名“安臣”，非真安心作臣)

　　况且接上谕本有一定的礼节仪制，但到了蒲氏这里又不可能一仍其旧，必须有所变通，这些全都是前所未有的新情况。

　　总之，两道上谕凑出了三位钦使，再加上随员、学生，以及为了安抚两大列强英、法的情绪，且便于与之交涉，专门设的两位协理：英国人柏卓安(JohnMcleavyBrown)，法国人德善(E.deChamps)，使团组成了。

　　“学习行走”使团：中国近代外交的创例

　　在这个使团中，一般认为蒲安臣是使团的中心，身份地位也高人一等，所以称这个使团为蒲安臣使团，笔者曾经一直坚持将之称为志刚、孙家榖使团，还为人指摘过，现在却也从俗从简。

　　蒲安臣作为使团的中心人物没有太大问题，交涉事务主要由其主持，但身份地位上，按照清廷设计使团组成的初衷来看，只是共同办事，并无高下之分。之所以派出三位钦使，并非一正两副，实由于使团的“学习行走”性质。

　　“学习行走”自然不是指不会走路，蹒跚学步的婴儿，而是清朝行政上的一个专有名词，大抵是署理、实习之意，通常来说是官员在职差上“学习行走”，而此番派出使团本身，就是一种“学习行走”的行为。

　　总理衙门对于三使齐出，会造成的困扰，有一定的预计，所以在两道上谕发出后十天，专门给各国外交部门和驻华公使去了一道照会。照会一开始就将三位并列，且主动道出了可能造成的困扰：

　　现在我大皇帝特派前任美国蒲大臣及本衙门之志大臣、孙大臣为中国钦差，前往有约各国，办理中外交涉事务，业经恭录谕旨行知在案。本王大臣恐各国驻京大臣以中国一时同派钦差三人，将来与各国办事，无所适从，今再将其故详细言明，以免疑虑。

　　此后的照会就是在解释，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首先当然是强调中国与各国言语风俗不同等等困难，表示若非如此，早应派使节前往。其次便是夸奖蒲安臣才德兼备，故受信任而膺此命。之后便提到：

　　惟中国若无大员前往，则将来仍不能谙习奉使之事，是以复请钦派志大臣、孙大臣一同前往，既彰和好，兼资历练。

　　当然，如果此行顺利，则此后有先例可循，再派使者就容易操作多了。最后照会把三位的分工阐明：各国有事与蒲安臣商量，志刚、孙家榖更多负责如何向国内行文商议，并再次强调此乃非常之特例：

　　诚以外国之言语情形，蒲大臣熟悉，其中国之文理事体，志大臣、孙大臣熟悉也，此乃因时制宜，创始办法，并非通行常法。

　　这份照会已经很清楚地讲明了为何派出三人，及三人之间关系，大抵符合此番遣使的基本情况和用意。

　　不过，蒲安臣却在此后一直强调自己的地位(firstrank)要高过两位中国使节(secondrank)，并独有特权，这其中究竟是有意为之，还是翻译中出现了问题，篇幅有限，此处就不展开了。

　　明清体制，常有同堂为官之说，比如一部之尚书、侍郎并无互相统属的关系。(所以今人以部长、副部长解释尚书、侍郎，形似而实际大谬)明白了这一点，大概就能了解蒲、志、孙三人同团为使的性质。

　　不过，三人同使毕竟有悖近代西方主导的外交惯例，另外，出使所有有约国家，没有出使的时间期限，也没有出使的具体目的，都是“创始办法”、过渡时期的显著表现。

　　不过“并非通行常法”也不是推说之辞，之后十年郭嵩焘刘锡鸿使团西行，便目的国明确，使期清楚，惟有仍存正副使之说，却也并非华洋三人行，此后，清廷派出的使团，再也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了。

　　(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