避免“锐实力”陷阱，应该是中国宏观的“软实力”发展战略的最重要方面。这一点，我们过去注意不够。有了“锐实力”这个话题，中国可以更好地引以为鉴，确保中国“软实力”发展的正确的进步的方向。

　　中国社会具有“财大气粗”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然而，“软实力”概念说明，“财大”未必“气粗”，有时恰恰相反，“财大”是事倍功半。世界上许多人认为，金钱等“硬实力”能够转化为“软实力”。所以，一系列的“软实力”项目，依靠的是“硬实力”，不仅使“软实力”的方向错了，到头来，事与愿违。

　　如何不让“软实力”建设落入“锐实力”陷阱?面对这一中心的“软实力”悖论，在中国，人们可能有各种答案。

　　我的建议是：应该科学评估过去20多年中国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软实力”的进步，在哪些方面可能正好是为了“软实力”却不幸背弃了“软实力”的初衷?

　　在这项评估中，已有的三个概念“软实力”、“硬实力”和“锐实力”，缺一不可。

　　从“软实力”、“硬实力”和“锐实力”三个指标看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和倡议的“一带一路”，我们会得出一些非常有趣的观察。无论是亚投行，还是“一带一路”，首先都代表着中国不断增长的“硬实力”;同时，他们也代表着中国的“软实力”(中国与世界分享、共生“新发展”)。但坦率地承认，这里也应该有“锐实力”，即亚投行或者“一带一路”对许多国家产生的突然的吸引力，吸引其他国家参与这些项目的主要是中国提供的庞大的发展融资。对于中国来说，避免、减少、控制“锐实力”才能以增加或者扩大“软实力”。

　　同样，我们衡量中国最近几年的语言文化项目——全球的孔子学院体系时，也可以根据这三个指标进行。中国在短短十多年在全球构筑起的孔子学院体系，是一个了不起的全球语言与文化工作(“硬实力”);中国主要语言官方语言汉语及其代表的中国文化对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孔子学院的学生等人员产生吸引力(“软实力”);但建设孔子学院也存在着“锐实力”问题，即试图依靠短期之内的巨大投入产生中国语言、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锐实力”)。

　　在教育领域，中国在向世界各国提供越来越多的奖学金鼓励国际青年才俊大规模地来华学习(“硬实力”)，这对亚非拉地区千千万万的个人和家庭产生了强大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奖学金(“锐实力”)，还是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高等教育(“软实力”)?

　　在中美关系领域，两国的各种交流、对话机制，已经很多、很杂，但是这些机制首先是“硬实力”，即不管哪个方面的机制，其存续靠的是政府的物质上增长中的投入。面对中美关系中的消极面，中国更需要真正的“软实力”，因为“锐实力”增加中美冲突的风险，而“软实力”则一定能化解与降低与美国的冲突。当然，美国也有“锐实力”的问题。美国建立的一些吸引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奖学金项目，不能认为其就自动就是美国的“软实力”。公允地说，它们首先也是美国“锐实力”。中国也要对美国的“锐实力”进行评估，包括提出和使用“锐实力”这样的不具有建设性却有着对抗性的概念。中美双方在交流中，有的交流计划确实超越了“硬实力”和“锐实力”，对两国具有持久的相互影响力、生命力。如同约瑟夫·奈指出的，真正的“软实力”帮助中美之间建立信任，并创造出使中美合作成为可能的网络。

　　以下做几点不是结论的结论：在美国和英国有论者提出“锐实力”的概念之后，在中国，也有对“锐实力”进行反驳或者不同意的声音，却缺少对“锐实力”具有建设性的评论。可能是因为提出“锐实力”者的初衷并不是建设性的，而是从自身的角度——政治性地表达了对中国“软实力”的担心，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反击性的回应。

　　本文认为，从客观的学术的角度，“锐实力”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应该至少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到“锐实力”这一概念的学术价值，以及“锐实力”作为镜子(指标)的公共政策意义。

　　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在世界上发展、拥有和使用各国通用的“软实力”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有时候，“萝卜快了不洗泥”，有人误以为大投入的立竿见影就是“软实力”。殊不知，“锐实力”确实对“软实力”并不有利，甚至，长远效果是适得其反。所以，从积极思维的角度，本文认为“锐实力”概念是对中国发展“软实力”的一种及时的战略警醒，即中国不能不注意“软实力”求取的正确方向，因为，假如号称的“软实力”项目越来越“硬”，到了“尖锐”的地步，就不是人们初衷的“软实力”了，也难以达到“软实力”功效。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者，现任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钱江学者、澳门科技大学访问教授；原题《“锐实力”?——三大指标衡量中国的国际行动》

　　最近在美国和英国的一些重要机构和重要杂志上推出了一个新概念——“锐实力”(sharp power)，引起广泛关注。

　　在评论的方法上，本文不打算就事论事，“一棍子打死”这个“锐实力”，即不直接批评这个抱着狭隘政治动机的针对中国的新提法，而是试图回答“锐实力”这个概念到底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在面对“锐实力”时，在建设和追求中国的“软实力”时，中国到底要避免什么?

　　很明显， “锐实力”这个概念建立在更加宏大而深刻的背景上。在评论“锐实力”时，我们绝对不能忽略宏观背景。

　　这个宏观背景高度复杂的，首先是世界范围的反思“软实力”的情况。“软实力”诞生在冷战结束前夕，主要流行于冷战结束以后。一些“软实力”的观察者现在发现，世界各地存在背离“软实力”情况。当然，这种背离是相对于他们确定的“软实力”标准而言的。“锐实力”就是对“软实力”的背离。

　　其次，美国正在对过去20多年的经历了数个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行全面反思或者大清算。这一反思可能是极其深刻的。从20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的对华政策总体上是“接触”(engagement)中国。由于“中国崛起”，这些大清算派认为美国的对华政策应该进入“后接触”。这个大清算派的一个看法是，美国人原来以为中国会学习借鉴美国的“软实力”之道，用于发展中国自己的“软实力”，但是，主张“锐实力”的人发现，中国确实在借鉴美国，发展中国的软实力，但是，中国并未完全如美国那样发展“软实力”。

　　第三、全球的西方(包括地理上不在欧美的“西方国家”)正在出现新的对中国的担心。西方现在对中国的反应其实不是旧的“中国威胁”，而是对中国的担心，我们应该把其叫做“中国担心”(担心中国)。担心中国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担心中国的“锐实力”。中国追求“软实力”，本来应该是中美关系等中外关系的积极面。但如今，美国担心，中国用大投入的方法产生更大的影响力。这种“急火”比“文火”的影响力更大，所以，他们挖空心思，找了个形容词“锐”，来形容、批评和讽刺中国的“软实力”攻势。显然，与“软实力”不同，“锐实力”不是中美关系的积极面。

　　从“中国崛起”的宏大背景看，如同其他国家一样，在发展“软实力”的过程中，难免有把“锐实力”当作“软实力”的情况发生。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引进美国的“软实力”概念，到21世纪初开始全面实践“软实力”，已经差不多接近20年。这20年也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原则发生深刻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之外的世界对“中国软实力”的观察、研究一直是焦点。在过去10多年，我英国牛津大学和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等西方学术机构做过关于中国软实力的演讲，对此深有体会。为什么是焦点?西方真正担心的“中国威胁”是表里结合的。在一些人看来，经济甚至军事等“硬实力”终究是“表”，得到了也可以失去，而“软实力”等则是“里”，得到了则可以持久拥有。西方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评价一般不够高。这也正常，因为中国在短短时间里发展“软实力”，对“软实力”的认识不足，生产与投射“软实力”的能力都处在“初期阶段”。在“锐实力”这个概念出来之前，西方就有认为中国“软实力”不够“软”，甚至“软实力”有点“硬”、号称为“软实力”，实则是“硬实力”的各种说法。如果不带政治上的有色眼镜，从学术的客观研究看，“锐实力”是最新的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评价。这个评价只是世界上已有的各种各样的关于中国“软实力”的评价的一种。不过，如果说“软实力”本身已经成为整体的美国和个体的“软实力”概念的发明人约瑟夫奈的“软实力”，“锐实力”这一术语太过尖锐(sharp)，对中国“软实力”评估太过否定，并不是一个衡量中国“软实力”的建设性概念。

　　这里我也要套用一句俗语：“锐实力”是批评中国的大帽，客观而全面地看待，这顶大帽戴在中国的头上并不合适，因为中国的进步的、正确的方向早已确立，即通过可持续的“改革开放”，通过可持续的发展，在世界上见贤思齐，追求中国真正的“软实力”。

　　“锐实力”这一概念提醒中国要注意我所称的“软实力” 陷阱。“软实力”陷阱之一就是“锐实力”。“锐实力”有一时之快，有一时之效，但从根本上伤害的是“软实力”。这就是为什么“软实力”概念的发明人约瑟夫奈一再强调的，诸如那些看似锋利无比的实力，其实恰恰不是“软实力”。中国在追求自己的“软实力”时，一定要避免落入“锐实力”陷阱。所以，“锐实力”在学术上也是有意义的。有则改之。闻过则喜。中国应该感激“锐实力”这个听起来不怎么悦耳的说法。

　　避免“锐实力”陷阱，应该是中国宏观的“软实力”发展战略的最重要方面。这一点，我们过去注意不够。有了“锐实力”这个话题，中国可以更好地引以为鉴，确保中国“软实力”发展的正确的进步的方向。

　　中国社会具有“财大气粗”的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然而，“软实力”概念说明，“财大”未必“气粗”，有时恰恰相反，“财大”是事倍功半。世界上许多人认为，金钱等“硬实力”能够转化为“软实力”。所以，一系列的“软实力”项目，依靠的是“硬实力”，不仅使“软实力”的方向错了，到头来，事与愿违。

　　如何不让“软实力”建设落入“锐实力”陷阱?面对这一中心的“软实力”悖论，在中国，人们可能有各种答案。

　　我的建议是：应该科学评估过去20多年中国在哪些方面取得了“软实力”的进步，在哪些方面可能正好是为了“软实力”却不幸背弃了“软实力”的初衷?

　　在这项评估中，已有的三个概念“软实力”、“硬实力”和“锐实力”，缺一不可。

　　从“软实力”、“硬实力”和“锐实力”三个指标看中国发起的亚投行和倡议的“一带一路”，我们会得出一些非常有趣的观察。无论是亚投行，还是“一带一路”，首先都代表着中国不断增长的“硬实力”;同时，他们也代表着中国的“软实力”(中国与世界分享、共生“新发展”)。但坦率地承认，这里也应该有“锐实力”，即亚投行或者“一带一路”对许多国家产生的突然的吸引力，吸引其他国家参与这些项目的主要是中国提供的庞大的发展融资。对于中国来说，避免、减少、控制“锐实力”才能以增加或者扩大“软实力”。

　　同样，我们衡量中国最近几年的语言文化项目——全球的孔子学院体系时，也可以根据这三个指标进行。中国在短短十多年在全球构筑起的孔子学院体系，是一个了不起的全球语言与文化工作(“硬实力”);中国主要语言官方语言汉语及其代表的中国文化对直接或者间接参与孔子学院的学生等人员产生吸引力(“软实力”);但建设孔子学院也存在着“锐实力”问题，即试图依靠短期之内的巨大投入产生中国语言、文化对世界的影响力(“锐实力”)。

　　在教育领域，中国在向世界各国提供越来越多的奖学金鼓励国际青年才俊大规模地来华学习(“硬实力”)，这对亚非拉地区千千万万的个人和家庭产生了强大吸引力，但这种吸引力在多大程度上是因为奖学金(“锐实力”)，还是中国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一流高等教育(“软实力”)?

　　在中美关系领域，两国的各种交流、对话机制，已经很多、很杂，但是这些机制首先是“硬实力”，即不管哪个方面的机制，其存续靠的是政府的物质上增长中的投入。面对中美关系中的消极面，中国更需要真正的“软实力”，因为“锐实力”增加中美冲突的风险，而“软实力”则一定能化解与降低与美国的冲突。当然，美国也有“锐实力”的问题。美国建立的一些吸引中国学者和学生的奖学金项目，不能认为其就自动就是美国的“软实力”。公允地说，它们首先也是美国“锐实力”。中国也要对美国的“锐实力”进行评估，包括提出和使用“锐实力”这样的不具有建设性却有着对抗性的概念。中美双方在交流中，有的交流计划确实超越了“硬实力”和“锐实力”，对两国具有持久的相互影响力、生命力。如同约瑟夫·奈指出的，真正的“软实力”帮助中美之间建立信任，并创造出使中美合作成为可能的网络。

　　以下做几点不是结论的结论：在美国和英国有论者提出“锐实力”的概念之后，在中国，也有对“锐实力”进行反驳或者不同意的声音，却缺少对“锐实力”具有建设性的评论。可能是因为提出“锐实力”者的初衷并不是建设性的，而是从自身的角度——政治性地表达了对中国“软实力”的担心，引起了中国方面的反击性的回应。

　　本文认为，从客观的学术的角度，“锐实力”是一个重要的概念，我们应该至少从方法论的角度看到“锐实力”这一概念的学术价值，以及“锐实力”作为镜子(指标)的公共政策意义。

　　中国这样的巨型国家，在世界上发展、拥有和使用各国通用的“软实力”无疑是十分必要的。不过，有时候，“萝卜快了不洗泥”，有人误以为大投入的立竿见影就是“软实力”。殊不知，“锐实力”确实对“软实力”并不有利，甚至，长远效果是适得其反。所以，从积极思维的角度，本文认为“锐实力”概念是对中国发展“软实力”的一种及时的战略警醒，即中国不能不注意“软实力”求取的正确方向，因为，假如号称的“软实力”项目越来越“硬”，到了“尖锐”的地步，就不是人们初衷的“软实力”了，也难以达到“软实力”功效。

　　作者系国际关系学者，现任中国海洋大学特聘教授、浙江师范大学钱江学者、澳门科技大学访问教授；原题《“锐实力”?——三大指标衡量中国的国际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