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美国对外政策的四个思想流派

　　要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有必要回顾一下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至深的四个思想流派或学派。

　　美国著名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自美国建国以来的外交史上存在着四个主要的思想流派，他们分别是：主要代表商人、侧重保护和发展商业的汉密尔顿主义;主要代表律师、侧重维护民主制度的杰斐逊主义;主要代表军人、侧重人民主义价值观和军事实力的杰克逊主义和主要代表传教士、侧重道义的威尔逊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这四个思想流派与时俱进，其政策主张出现了变化和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具有特色的四个思想流派显示出相当强的连续性，迄今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影响。

　　(一)汉密尔顿主义

　　这个思想流派认为，与军事政策不同，商业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它更能成为和平的理由，所以在不忽视军队作用的同时，美国能够在与外国打交道时达成互利的建设性妥协。自建国以来，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通过适当的贸易体制实现国家繁荣是联邦政府的责任。联邦政府应努力保护美国的海上自由和空中自由，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为了繁荣美国的经济，汉密尔顿主义者坚持贸易自由的原则，力主门户开放，同时寻求国家金融稳定，把维持促进资本自由活动的国家体系看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显而易见，为了达到最广泛的全球资本和货物的自由流动，以及建立国际法制和金融秩序等目标，美国必须参与全球事务，主动出击，努力构建一个所有自由国家接受共同国际法则规制的世界秩序。有人把汉密尔顿主义者看做带羽毒蛇或冷血鸽子，因为他们为促进国家利益而使用精明、现实的手段，这种看法多少有些误解，因为汉密尔顿主义也和威尔逊主义一样基于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之上，也有理想主义的情怀，只不过在它眼里，商业是博爱的最高形式，是通向世界和平的最快道路。

　　汉密尔顿主义作为美国生活中的一个持久而坚定的派别，它在过去两个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将在今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

　　(二)杰斐逊主义

　　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民族自由不可或缺的保障，相反，杰斐逊主义者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最好也就是一种必需的恶，最差就是自由最危险的敌人。汉密尔顿主义者坚信，发展商业能够确保自由政府的存在，而杰斐逊主义者则发现，历史显示，巨大的商业利益搅乱并破坏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野心勃勃的富商成为民主制度最大的危险。同威尔逊主义一样，今天的杰斐逊主义者认为美国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等目标还没有实现，因为妇女仍然遭受歧视，少数族裔仍不能充分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同性恋者仍因性倾向而遭到歧视。

　　杰斐逊主义者自认为是美国为自由而长期斗争的继承者，是平民百姓的政治和思想先锋。他们在为自由和民主而战并逐渐取得成果的征程中发现，自由极其宝贵，但也极其脆弱，民主更是一株脆弱的幼苗，难以成长且难以繁殖，需要小心呵护。而向海外输出民主意味着美国会参与外国的政治，如若引发战争，会使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权力膨胀，军队势力扩张，破坏美国来之不易的宪政体制。同时对外战争也会使国债猛增，商业阶层得利，这样，手握债权的富商随之就会加强其对政府的控制力，吃亏的自然是普通大众，最终会伤害到美国的民主。因此，美国所能做的就是捍卫自身的民主，使之成为世界的模范。对美国自由民主前景的担忧，使杰斐逊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上倾向于孤立主义。虽然早期的杰斐逊主义者完成了“路易斯安纳购买案”，并吞并了佛罗里达，但却反对吞并德克萨斯，谴责墨西哥战争和美西战争。当代的杰斐逊主义者几乎在所有的对外武力干预中都唱起了反调。

　　当然，杰斐逊主义者也不一味地反对对外干预，但他们主张用制裁取代出兵，用“以夷制夷”的办法取代直接对抗，用战略平衡取代战而胜之。

　　随着美国国力的强大和世界领导者地位的确立，杰斐逊主义的外交战略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但它存在的价值不容忽视，因为一辆高速前行的汽车没有制动器是很危险的，而杰斐逊主义者恰巧是合格的制动器。

　　(三)杰克逊主义

　　同杰斐逊主义者相似，杰克逊主义者怀疑不受约束的联邦政府的权力，主张保护州权，怀疑精英，捍卫民权，依恋宪法特别是《权利法案》，致力于维护普通美国人的自由。但同杰斐逊主义相反，杰克逊主义者坚持携抢权利是自由的堡垒，在冷战中一直立场坚定，咄咄逼人。

　　杰克逊主义也称为杰克逊主义的人民主义，它最初起源于定居于南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边远地区的苏格兰—爱尔兰人的一个分支族群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杰克逊主义已经超过了原来的种族和地理范围，作为美国的民间意识形态，它已经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构件。

　　杰克逊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荣誉，荣誉观念的首要原则是自力更生。杰克逊主义者认为通过诚实劳动在社会挣得一席之地的广大工人群体或中产阶级是美利坚民族的心脏、灵魂和脊梁。

　　荣誉观念的第二个原则是平等。杰克逊主义者接受领导权威和信仰权威，但永远不会接受强加的权威，因此，他们坚持独立于教会、政府、社会等级、政党和工会之外。

　　荣誉观念的第三个原则是个人主义。在思想和生活方式自由的基础上，杰克逊主义主张每个人都有机会甚至有义务去寻找自己认可的自我实现的方式。当然，实现个人价值的权利并不妨碍接受某些社会风俗和原则，如忠于家庭。

　　荣誉观念的另一个原则是勇气，这是杰克逊主义不可或缺，甚至是至高无上的观念。他们认为随时都应为维护信仰、坚守权利和尊严而拿起武器去战斗，杰克逊主义者认为扩张军费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从军是一项神圣的职责，携带武器的权利是公民社会平等的标志，是保家卫国和抵御联邦政府侵权的利器。杰克逊主义的负面影响在于，在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及同性恋者的排斥。

　　总的来说，杰克逊主义的价值观作为美国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以自由、平等、法治为内核的美国信念的基础。杰克逊主义者是天生的民主派，也可称为人民主义，他们怀疑精英，害怕大政府，反对对外经济援助，崇尚直接民主，赞同加强军备。

　　杰克逊主义的对外政策是现实主义的，他们认为美国是家庭的延伸，而国际社会是混乱无序的，美国应当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而不应顾及国际惯例和国际道义。

　　杰克逊主义者并不好战，但有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并恪守承诺，一旦为了国家荣誉或保护他人而战，除了胜利别无他求，因此他们必须全力以赴，在尽量减少伤己的情况下战胜敌人。

　　总而言之，杰克逊主义者在经济上主张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在价值观上坚持自由、平等的观念，珍视荣誉，信守承诺，在外交上奉行现实主义，在军事上勇敢顽强，一拼到底，没有他们的支持，美国不可能打赢一战、二战和冷战并稳坐世界霸主的宝座。

　　(四)威尔逊主义

　　威尔逊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刚到美国的清教徒的思想。它深深根植于美国传教士的传统之中，在美国历史中传教士及其后裔最先打开了美国民众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大门。前仆后继的传教运动不仅扩大了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使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威尔逊主义者在传教运动中应运而生，他们可以称 为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内的“传教士”。

　　威尔逊主义外交的首要原则是：只有民主国家才能成为可靠的伙伴，因为民主国家政局稳定，不像专制国家那样会出现政局剧变;民主国家更能反映民意，更具可预测性;民主能够防止军人政权，而军人政权最容易发动战争，破坏和平;民主会使民众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趋于一致，这种同质性会带来更多的共识;民主与法治共存，更能带来经济上的繁荣;民主能带来和平与稳定，而专制国家的战争是家常便饭。威尔逊主义的第二个原则是：在国际上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也是美国的实际需要。战后美国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推动民主转型的成功，给威尔逊主义者带来了极大的信心，从而使美国军队越来越多的参与“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干预行动。威尔逊主义的第三个原则是：防止战争。威尔逊主义认为战争残酷无情，甚至可能灭绝人类，所以一直在世界各地开展和平运动。威尔逊主义者的行动催生了“国际红十字会”和“日内瓦公约”以及国际联盟、世界法院和联合国。

　　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的革命没有完成，应该继续进行直到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这种思想和行动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移民群体之间搭起了一个思想和道义的桥梁，使得后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国家忠诚，这就为其推行在全世界传播民主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民意基础。威尔逊主义者虽然渴望和平，但一旦遇到挑战国际秩序的国家，它就会和汉密尔顿主义者一起支持战争。

　　威尔逊主义坚持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追求平等、反对殖民统治、支持女性解放，它几乎成了道义和进步的化身，或者成为包治人类各种顽疾的“灵丹妙药”。在实践中，尽管它也经常碰壁，但确实也赢得了很多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这四个对外政策学派互相之间虽然差异明显，争吵不休，但它们却共同主导着美国建国以来的对外政策。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这四个学派各自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也都有自己的弱项与盲区，如果任何一个学派一家独大，仅凭一己之力推动美国的对外政策，就难免会剑走偏锋，要么错失良机，要么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反之，四派交锋、互相砥砺、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合力，不仅会加强美国社会的凝聚力，提高美国的国力，还为美国提供了在国外的软硬两种力量。换句话说，可以使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打出软硬都有的组合拳。

　　这四种学派之所以能相得益彰，主要得益于美国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共和政体。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这四个学派都扎根于相同的政治文化基础。美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有新教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的新教理念集中体现为“美国优越论”与“天赋使命观”。美国优越论的核心是美国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具有与众不同的优越性，天赋使命观的核心是受上帝的委托，美国对于人类的未来和命运付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

　　美国的自由主义主要来源于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其内核是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当然，美国的自由主义受新教理念的影响更深，二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子与父”的关系。首先，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起源于《新约》中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其次，个人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起源于新教中“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最后，同样作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有限政府和权力分立的思想离不开基督教原罪理念。

　　美国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是欧洲文化传统与新大陆开拓者生活经验的历史结合，也是新教理念与自由主义美国化的产物，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美国例外论”、“种族优越论”、“天定命运观”、“救世主情怀”、“自由民主政治信念”、“实用主义精神”、“扩张主义使命感”等等。

　　美国的实用主义孕育于美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其注重实际效果的理念起源于美国人特有的开疆拓土的艰辛中所形成的讲究实际与效率的传统，美国大胆创新的拓疆历史也培育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创造精神，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理念还有着深远的注重现世成功的新教渊源。

　　不难看出新教理念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互相渗透浑然一体的，扎根其上的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等外交思想自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正是因为如此，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杰克逊、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学派与理想主义的威尔逊学派之间，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前二者与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的后二者经常缠斗，但他们相同的政治文化血脉，决定了其万变不离其宗，相争不忘其本，所有分争都聚焦于美国的战略目标，统一于新教理念支配下的美国利益基础之上。

　　审视美国的对外关系史，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其他国家，有上述四种学派推动的美国对外政策相当成功。建国初期，国力太弱，主张孤立的杰斐逊主义成为主导。一旦美国的国力强大，杰斐逊和杰克逊主义都支持汉密尔顿和威尔逊主义的扩张政策。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四种学派形成了共识，以杰克逊和威尔逊主义为主导，结果美国力挫强敌，凯歌行进，最终奠定了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一、美国对外政策的四个思想流派

　　要把握美国对华政策的演变，有必要回顾一下对美国外交政策影响至深的四个思想流派或学派。

　　美国著名学者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自美国建国以来的外交史上存在着四个主要的思想流派，他们分别是：主要代表商人、侧重保护和发展商业的汉密尔顿主义;主要代表律师、侧重维护民主制度的杰斐逊主义;主要代表军人、侧重人民主义价值观和军事实力的杰克逊主义和主要代表传教士、侧重道义的威尔逊主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这四个思想流派与时俱进，其政策主张出现了变化和调整，但万变不离其宗，具有特色的四个思想流派显示出相当强的连续性，迄今仍对美国的对外政策发挥着无法替代的影响。

　　(一)汉密尔顿主义

　　这个思想流派认为，与军事政策不同，商业不是一场零和游戏，它更能成为和平的理由，所以在不忽视军队作用的同时，美国能够在与外国打交道时达成互利的建设性妥协。自建国以来，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通过适当的贸易体制实现国家繁荣是联邦政府的责任。联邦政府应努力保护美国的海上自由和空中自由，必要时可以使用武力。为了繁荣美国的经济，汉密尔顿主义者坚持贸易自由的原则，力主门户开放，同时寻求国家金融稳定，把维持促进资本自由活动的国家体系看成美国外交政策的基础。

　　显而易见，为了达到最广泛的全球资本和货物的自由流动，以及建立国际法制和金融秩序等目标，美国必须参与全球事务，主动出击，努力构建一个所有自由国家接受共同国际法则规制的世界秩序。有人把汉密尔顿主义者看做带羽毒蛇或冷血鸽子，因为他们为促进国家利益而使用精明、现实的手段，这种看法多少有些误解，因为汉密尔顿主义也和威尔逊主义一样基于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之上，也有理想主义的情怀，只不过在它眼里，商业是博爱的最高形式，是通向世界和平的最快道路。

　　汉密尔顿主义作为美国生活中的一个持久而坚定的派别，它在过去两个世纪的美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并将在今后的美国外交政策中发挥重要的战略作用。

　　(二)杰斐逊主义

　　汉密尔顿主义者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是民族自由不可或缺的保障，相反，杰斐逊主义者认为强大的中央政府在最好也就是一种必需的恶，最差就是自由最危险的敌人。汉密尔顿主义者坚信，发展商业能够确保自由政府的存在，而杰斐逊主义者则发现，历史显示，巨大的商业利益搅乱并破坏一个又一个国家的民主进程，野心勃勃的富商成为民主制度最大的危险。同威尔逊主义一样，今天的杰斐逊主义者认为美国革命所追求的自由、平等等目标还没有实现，因为妇女仍然遭受歧视，少数族裔仍不能充分参与国家政治经济生活，同性恋者仍因性倾向而遭到歧视。

　　杰斐逊主义者自认为是美国为自由而长期斗争的继承者，是平民百姓的政治和思想先锋。他们在为自由和民主而战并逐渐取得成果的征程中发现，自由极其宝贵，但也极其脆弱，民主更是一株脆弱的幼苗，难以成长且难以繁殖，需要小心呵护。而向海外输出民主意味着美国会参与外国的政治，如若引发战争，会使政府特别是行政部门权力膨胀，军队势力扩张，破坏美国来之不易的宪政体制。同时对外战争也会使国债猛增，商业阶层得利，这样，手握债权的富商随之就会加强其对政府的控制力，吃亏的自然是普通大众，最终会伤害到美国的民主。因此，美国所能做的就是捍卫自身的民主，使之成为世界的模范。对美国自由民主前景的担忧，使杰斐逊主义者在对外政策上倾向于孤立主义。虽然早期的杰斐逊主义者完成了“路易斯安纳购买案”，并吞并了佛罗里达，但却反对吞并德克萨斯，谴责墨西哥战争和美西战争。当代的杰斐逊主义者几乎在所有的对外武力干预中都唱起了反调。

　　当然，杰斐逊主义者也不一味地反对对外干预，但他们主张用制裁取代出兵，用“以夷制夷”的办法取代直接对抗，用战略平衡取代战而胜之。

　　随着美国国力的强大和世界领导者地位的确立，杰斐逊主义的外交战略显得越来越不合时宜，但它存在的价值不容忽视，因为一辆高速前行的汽车没有制动器是很危险的，而杰斐逊主义者恰巧是合格的制动器。

　　(三)杰克逊主义

　　同杰斐逊主义者相似，杰克逊主义者怀疑不受约束的联邦政府的权力，主张保护州权，怀疑精英，捍卫民权，依恋宪法特别是《权利法案》，致力于维护普通美国人的自由。但同杰斐逊主义相反，杰克逊主义者坚持携抢权利是自由的堡垒，在冷战中一直立场坚定，咄咄逼人。

　　杰克逊主义也称为杰克逊主义的人民主义，它最初起源于定居于南北卡罗来纳州和弗吉尼亚州的边远地区的苏格兰—爱尔兰人的一个分支族群的思想，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社会的变迁，杰克逊主义已经超过了原来的种族和地理范围，作为美国的民间意识形态，它已经成为美国意识形态的一个基本构件。

　　杰克逊主义的核心价值观是荣誉，荣誉观念的首要原则是自力更生。杰克逊主义者认为通过诚实劳动在社会挣得一席之地的广大工人群体或中产阶级是美利坚民族的心脏、灵魂和脊梁。

　　荣誉观念的第二个原则是平等。杰克逊主义者接受领导权威和信仰权威，但永远不会接受强加的权威，因此，他们坚持独立于教会、政府、社会等级、政党和工会之外。

　　荣誉观念的第三个原则是个人主义。在思想和生活方式自由的基础上，杰克逊主义主张每个人都有机会甚至有义务去寻找自己认可的自我实现的方式。当然，实现个人价值的权利并不妨碍接受某些社会风俗和原则，如忠于家庭。

　　荣誉观念的另一个原则是勇气，这是杰克逊主义不可或缺，甚至是至高无上的观念。他们认为随时都应为维护信仰、坚守权利和尊严而拿起武器去战斗，杰克逊主义者认为扩张军费是政府的重要工作，从军是一项神圣的职责，携带武器的权利是公民社会平等的标志，是保家卫国和抵御联邦政府侵权的利器。杰克逊主义的负面影响在于，在历史上对印第安人等少数族裔及同性恋者的排斥。

　　总的来说，杰克逊主义的价值观作为美国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构建以自由、平等、法治为内核的美国信念的基础。杰克逊主义者是天生的民主派，也可称为人民主义，他们怀疑精英，害怕大政府，反对对外经济援助，崇尚直接民主，赞同加强军备。

　　杰克逊主义的对外政策是现实主义的，他们认为美国是家庭的延伸，而国际社会是混乱无序的，美国应当奉行马基雅维利主义，而不应顾及国际惯例和国际道义。

　　杰克逊主义者并不好战，但有强烈的国家荣誉感并恪守承诺，一旦为了国家荣誉或保护他人而战，除了胜利别无他求，因此他们必须全力以赴，在尽量减少伤己的情况下战胜敌人。

　　总而言之，杰克逊主义者在经济上主张保护中产阶级的利益，在价值观上坚持自由、平等的观念，珍视荣誉，信守承诺，在外交上奉行现实主义，在军事上勇敢顽强，一拼到底，没有他们的支持，美国不可能打赢一战、二战和冷战并稳坐世界霸主的宝座。

　　(四)威尔逊主义

　　威尔逊主义最早可以追溯到刚到美国的清教徒的思想。它深深根植于美国传教士的传统之中，在美国历史中传教士及其后裔最先打开了美国民众与外部世界联系的大门。前仆后继的传教运动不仅扩大了基督教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而且在政治，经济，文化等诸方面使整个世界都发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变化。威尔逊主义者在传教运动中应运而生，他们可以称 为在政治和外交领域内的“传教士”。

　　威尔逊主义外交的首要原则是：只有民主国家才能成为可靠的伙伴，因为民主国家政局稳定，不像专制国家那样会出现政局剧变;民主国家更能反映民意，更具可预测性;民主能够防止军人政权，而军人政权最容易发动战争，破坏和平;民主会使民众在政治上和道德上趋于一致，这种同质性会带来更多的共识;民主与法治共存，更能带来经济上的繁荣;民主能带来和平与稳定，而专制国家的战争是家常便饭。威尔逊主义的第二个原则是：在国际上支持民主不仅是美国的道义责任，也是美国的实际需要。战后美国在德国、日本和意大利推动民主转型的成功，给威尔逊主义者带来了极大的信心，从而使美国军队越来越多的参与“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干预行动。威尔逊主义的第三个原则是：防止战争。威尔逊主义认为战争残酷无情，甚至可能灭绝人类，所以一直在世界各地开展和平运动。威尔逊主义者的行动催生了“国际红十字会”和“日内瓦公约”以及国际联盟、世界法院和联合国。

　　威尔逊主义认为：美国的革命没有完成，应该继续进行直到所有人的平等权利得到承认和尊重。这种思想和行动在美国的主流社会与少数民族移民群体之间搭起了一个思想和道义的桥梁，使得后者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国家忠诚，这就为其推行在全世界传播民主的外交政策提供了强大的民意基础。威尔逊主义者虽然渴望和平，但一旦遇到挑战国际秩序的国家，它就会和汉密尔顿主义者一起支持战争。

　　威尔逊主义坚持在世界范围内推行民主、追求平等、反对殖民统治、支持女性解放，它几乎成了道义和进步的化身，或者成为包治人类各种顽疾的“灵丹妙药”。在实践中，尽管它也经常碰壁，但确实也赢得了很多支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这四个对外政策学派互相之间虽然差异明显，争吵不休，但它们却共同主导着美国建国以来的对外政策。沃尔特·拉塞尔·米德认为，这四个学派各自都有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也都有自己的弱项与盲区，如果任何一个学派一家独大，仅凭一己之力推动美国的对外政策，就难免会剑走偏锋，要么错失良机，要么会冒不必要的风险。反之，四派交锋、互相砥砺、取长补短、最终形成合力，不仅会加强美国社会的凝聚力，提高美国的国力，还为美国提供了在国外的软硬两种力量。换句话说，可以使美国在对外政策中打出软硬都有的组合拳。

　　这四种学派之所以能相得益彰，主要得益于美国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共和政体。社会各阶层各利益集团都能发出自己的声音。同时，这四个学派都扎根于相同的政治文化基础。美国政治文化的主要内容有新教理念、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美国的新教理念集中体现为“美国优越论”与“天赋使命观”。美国优越论的核心是美国人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因此具有与众不同的优越性，天赋使命观的核心是受上帝的委托，美国对于人类的未来和命运付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

　　美国的自由主义主要来源于欧洲的自由主义传统，其内核是洛克和孟德斯鸠的政治思想。当然，美国的自由主义受新教理念的影响更深，二者的关系可以说是“子与父”的关系。首先，自由主义的平等观念起源于《新约》中的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观念;其次，个人主义作为自由主义的核心理念，起源于新教中“神爱每一个人”的思想。最后，同样作为自由主义核心理念的有限政府和权力分立的思想离不开基督教原罪理念。

　　美国的民族主义价值观是欧洲文化传统与新大陆开拓者生活经验的历史结合，也是新教理念与自由主义美国化的产物，它的内容非常丰富，包括“美国例外论”、“种族优越论”、“天定命运观”、“救世主情怀”、“自由民主政治信念”、“实用主义精神”、“扩张主义使命感”等等。

　　美国的实用主义孕育于美国独特的历史文化中，其注重实际效果的理念起源于美国人特有的开疆拓土的艰辛中所形成的讲究实际与效率的传统，美国大胆创新的拓疆历史也培育了美国实用主义的创造精神，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理念还有着深远的注重现世成功的新教渊源。

　　不难看出新教理念与自由主义、民族主义、和实用主义在价值观上是互相渗透浑然一体的，扎根其上的汉密尔顿主义、杰斐逊主义、杰克逊主义和威尔逊主义等外交思想自然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正是因为如此，可归结为现实主义的杰克逊、杰斐逊和汉密尔顿学派与理想主义的威尔逊学派之间，具有孤立主义倾向的前二者与具有扩张主义倾向的后二者经常缠斗，但他们相同的政治文化血脉，决定了其万变不离其宗，相争不忘其本，所有分争都聚焦于美国的战略目标，统一于新教理念支配下的美国利益基础之上。

　　审视美国的对外关系史，我们不难发现相对于其他国家，有上述四种学派推动的美国对外政策相当成功。建国初期，国力太弱，主张孤立的杰斐逊主义成为主导。一旦美国的国力强大，杰斐逊和杰克逊主义都支持汉密尔顿和威尔逊主义的扩张政策。在一战、二战和冷战期间，四种学派形成了共识，以杰克逊和威尔逊主义为主导，结果美国力挫强敌，凯歌行进，最终奠定了美国在当今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

　　二、中美外交关系演变历程

　　(一)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

　　1949年中共夺取政权后，基于新中国未必一定会完全倒向苏联的判断，美国的外交决策者如艾奇逊，曾试图努力阻止中苏结盟，并把减少美国利益损失的最大希望寄托在中苏分裂的长远可能性上。但1949年建国后，毛泽东所代表的中共领导人，采取了“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的外交方针，奉行了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当年12月12日，毛泽东赴莫斯科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正式访问。1950年2月14日，毛泽东、周恩来与斯大林在莫斯科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等重要条约，中苏友好关系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27日，朝鲜人民军占领汉城(首尔)。当日，美国总统宣布介入朝鲜战争，美国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9月15日，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在仁川登陆，开始对朝鲜人民军进行大规模的反击。10月25日，应朝鲜方面要求，中国以人民志愿军名义赴朝，和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这样一来，中美两国实际上进入了军事对抗状态。

　　朝鲜战争爆发后，出于围堵中国的目的，美国一方面通过《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扶植台湾国民党政权，阻挠中国统一的进程，同时与东南亚诸国签订军事条约，建立“东南亚集体防务条约”组织，对新中国进行战略围堵。此外，美国联络西方国家，通过由14个资本主义国家组成的“巴黎统筹委员会”，对中国大陆进行禁运和封锁，并联合盟国，阻挠中国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中行使合法权利。

　　但兵无常势，20世纪60年代末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艾奇逊等美国战略家所做的中苏可能分裂的预测在十几年后终于应验。1969年，中苏在珍宝岛爆发武装冲突，两国关系恶化到兵戎相见的程度，而美苏对抗态势也首次出现了不利于美国的趋势，进入“苏攻美守”的阶段，在这种情况下，美、苏、中的大三角关系出现了逆转，为了对抗最危险的、且咄咄逼人的敌人——苏联，中美这两个宿敌放下旧怨，联手抗苏。

　　(二)冷战时期

　　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美签订了上海公报(中美联合公报)。双方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公报的发表标志着中美两国长达22年的敌对关系的结束和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开启。之后中美互设联络处，开始为正式建交做准备。为了避免中美建交引发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冲击，两国商定在尼克松总统的第二个任期内完成建交。可由于水门事件尼克松总统下台，中美建交拖到了1979年。在1978年底发表的建交公报中，美方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美方承诺断绝同台湾的“外交关系”，从台湾撤出美国全部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废除同台湾的共同防御条约。中美建交实质上确立了中美两国共同对抗苏联的同盟关系，改变了国际战略格局，提高了中美、特别是中国的战略地位，同时，也为中国与包括美国在内的整个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全面交流打开了大门。换句话说，为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奠定了重要的基础。从此，中美关系开始了最为顺利的“黄金十年”。

　　但是，中美建交也遗留了一些问题，美方坚持继续向台湾出售武器，中美刚建交一个月之后，美国国会就推出了《与台湾关系法》，卡特总统于4月10日签署该法。使该法成为美国的一项国内法而生效。该法试图使台湾维持现状，它明确规定，美国可以继续向台湾出售防御性武器，保持与台湾在经贸、文化等各方面的往来，更重要的是，该法用委婉的措辞表示了美国确保两岸不能使用武力，只能用和平的手段统一以及保护台湾人民的人权、安全和生活方式不被侵犯的决心。该法侵犯了中国的主权，为中美关系的平稳发展留下了隐患，中方对此强烈不满，这也使中美关系经历了建交后的第一次摩擦。经过双方反复的交涉，于1982年8月17日签署了著名的《八·一七公报》，就美国对台军售问题达成协议。美方承诺在向台湾出售的武器在性能和数量上将不超过中美建交后近几年来的水平，并逐步减少对台湾武器的销售，直至最后的停售。同时，中方重申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而美方也对此表示赞赏。

　　以《上海公报》、《建交公报》和《八·一七公报》这三个公报为基础，中美两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领域的合作逐渐深入。其中，经贸合作成果显著，两国贸易额从1978年的不到10亿美元增加到1989年的122亿美元，平均每年递增15%左右;两国在军事合作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军方高层往来频繁，美国开始并逐渐加大对中方军事技术的转让和武器销售。如：美方帮助中方改造弹药制造厂和歼击机上的雷达设备，还卖给中国火炮瞄准雷达、鱼雷、和大型S-70C舰载直升机;在文化交流方面，两国获得了突破性的飞跃式发展，单就中方派往美国的学者和留学生人数就达到了56000名，总数将超过1860至1950年将近一个世纪的数字。

　　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89年以前正值冷战期间，这个期间杰克逊和威尔逊主义者在前面冲锋陷阵，二者当中以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杰克逊主义者为主导，而同样倾向于现实主义的杰斐逊和汉密尔顿主义者在后提供支援，四个学派团结一致，共同对敌。因为在他们眼中，以苏联为代表的共产主义和以美国为代表的资本主义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尖锐对立，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你死我活，不共戴天。中国于1949年成立后加入苏联阵营，特别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中美双方在朝鲜大打出手。很自然，美国对外政策的四个学派都把中国视为和苏联一样的敌人，于是就产生了美国全面打压和围堵中国的政策。为了对抗苏联，和中国结盟后，以杰克逊为主导的四个团结一致的学派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美国开始与中国进行全方位的合作。1978年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之后，美国看到了中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向其靠拢的希望，中美之间的关系全面升温，经历了“黄金十年”。

　　(三)克林顿时期

　　苏东剧变，冷战结束，中美因对付共同的敌人苏联而结成的战略同盟，因为苏联的解体而失去了结盟的基础。八九年政治风波之后，美国对中国进行全面制裁，中美关系从谷峰跌入谷底，也使中美关系陷入建交以来最为严重的一次危机。经过两国领导人的艰苦努力，中美关系有所恢复，但由于苏联解体，中国在美国眼中由盟国变成了对手，双方原来潜伏的种种矛盾浮出水面，中美关系开始进入了动荡时期。

　　克林顿总统上台后为了兑现自己在竞选期间做出的对华态度强硬的承诺，几年间，实施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在1993年，克林顿政府主张对华最惠国待遇与人权问题挂钩，直至制造“银河号”事件，此事对两国关系造成很大伤害，使中美两国关系陷入危机。次年，克林顿签署《1994年至1995财政年度国务院授权法案》，规定《与台湾关系法》的第二、三条优于包括公报在内的美国政策声明，相当于美国单方面否定了《八·一七公报》。这为美国全面介入台湾问题提供了法律基础，于是才有了接下来的李登辉访美“事件”。美国政府的这一系列政策，违反了中美之间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也打破了中美建交16年以来的禁忌。中方对此以牙还牙，解放军于1996年春在东南沿海进行导弹发射演习，此举招来了美国两艘航空母舰与解放军形成对峙。至此，台海危机爆发，中美关系又一次陷入谷底。此外，随着科索沃危机升级成南斯拉夫战争，在1999年的5月8号，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美国的导弹击中。当日，中国政府随即发表声明，就此次事件对美国表示严正的谴责并提出强烈抗议。之后两天，中国国内暴发了大规模游行示威活动，声讨美国炸馆行为。

　　从克林顿总统开始，几十年间，美国对华政策基本上在沿用一个固定的套路——交替打“接触”和“遏制”两张牌。一方面对中国可能的扩张加紧建立有效约束的机制，另一方面尽量促使中国加入由美国主导的国际政治和经济体系。所以，在经贸往来上，两国一直保持快速增长的趋势。截止1998年底，美国成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中国也已成为美国的第四大贸易伙伴。中美贸易总额从1990年的118亿美元到1999年的614亿美元，九年间增长约5.2倍，两国经贸关系已经发展成为中美两国关系的“压舱石”。八年间两国领导人分别在不同场合多次进行会晤，并商定双方分别于1997和1998年进行互访。1997年江泽民主席访美，中美两国发表《联合声明》，确立了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这也是中美建交以来两国关系的第二次定位。次年，克林顿总统访华，双方就促进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签署了一系列合作协议。而后，美方强调并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和对台“三不”政策的承诺，中美关系进一步改善。1999年中美签署关于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双边协议，2000年美国国会也通过了对华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法案。

　　随着“八九风波”和冷战结束，中美关系进入克林顿总统的任期内，威尔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联袂领军，成为先锋和主角。而杰克逊主义暂时退到了杰斐逊主义的位置，二者安居后台。在冷战中美国大获全胜。威尔逊主义者认为这是促进法治，传播自由民主，建立国际机构反对侵略、保护人权的好时机，而汉密尔顿主义者则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和经济活力都无可匹敌，应该抓住这个独特时机，建立世界性的贸易和金融体制。显而易见，在威尔逊主义者看来，中国的内外政策和意识形态越来越像美国新的敌人。从这八年里中美之间的几次危机可以看出两国在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尖锐对立，而后，两国领导人多次进行会晤，到2001年中国最终加入世贸组织，中美经贸关系获得了稳定而长足的发展，中国经济在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体系内迅速成长，这一时期中美关系的特点是政冷经热，经济上的热络可以看作是汉密尔顿主义者的成功。但我们必须看到，威尔逊主义者为了推动中国民主转型，也支持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因为他们相信市场经济所推动的经济发展有利于中国的政治制度向民主制度演变，以及中国的意识形态向自由主义靠拢。

　　(四)小布什时期

　　时间走到21世纪，中美关系也进入了小布什担任总统时期。小布什总统深受杰克逊主义理念的影响。在其执政初期，一改克林顿总统时期中美“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的提法，并把中美关系定位成“战略竞争对手”。美国把一直以来在对华政策中使用的“合作”和“遏制”两手战略慢慢向“遏制”一方靠拢。这才有了接下来的“南海撞机事件”、美国对台军售、同意陈水扁过境和会见达赖等一系列事件。同时，美国国内也在掀起一波反华浪潮。911事件后，美国的国家安全受到了恐怖主义严峻的挑战，所以杰克逊主义者从幕后走到了前台，又开始冲锋陷阵。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布什政府相应的迅速调整对华强硬政策，转而寻求与中国加强合作。美国前后发动了阿富汗和伊拉克两次反恐战争。因此，美国把战略重心向中东和反恐转移，美国将对华战略从“战略竞争对手”再次转向了“战略伙伴”，中美两国关系迎来了又一个“蜜月期”。自此，中国获得了完美的战略发展期。在此期间，两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多次“会晤”，布什总统更是在就任的四年里三次访问中国。为使中美两国高层之间可以保持定期的对话和沟通，中美在2005年和2006年分别开启了“中美战略对话”和“中美经济对话”两个合作机制。在台湾问题上，布什总统在多个场合反复阐明坚持一个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的立场。在朝核问题上，中美双方也积极建立和完善“六方会谈机制”并推动会议成果。在中美两国的贸易往来上，在2007年已突破3000亿美元大关，中国国内的生产总值达到44016.14亿美元，中美经济规模的差距从2000年的1：10迅速缩小到2008年的接近1:3，中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

　　(五)奥巴马时期

　　2008年美国次贷危机波及全球，世界经济遭遇重创，在这个“风雨飘摇”的时刻，奥巴马打着“变革”的旗号当选第44任美国总统，在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中，中国不仅独善其身，还带动了其他国家步出危机，促进了世界经济的复苏。于是奥巴马上台后不久出访中国并提出了G2(两国集团)的概念，想和中国一起维护世界秩序，但这一想法遭到了中国的拒绝。之后2010年的一组数字彻底引起了美国朝野的警惕，中国经济规模空前壮大，一举超过日本，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大经济体。同时，中国国内工业生产总值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一。至此，美国民主、共和两党达成共识都认为中国才是“心腹之患”，其他都是“疥痒之疾”。2011年奥巴马在他的国情咨文中把中国的崛起称为我们这个时代的sputnik moment (斯普特尼克时刻)所以，2012年底美国国防部《发布新军事战略报告》正式出台了“亚太再平衡战略”。确立了将军事资源转为以亚太为重心的倾向。一是美军确立了两个60%的军力部署目标，即在2020年前将60%的海军军舰，海外60%的空军力量部署到亚太地区。二是通过完善三重岛链的布局，实现对中国的战略封堵和形成绝对优势的军事态势，亚太再平衡战略不仅是军事战略还包括政治和经济两个方面。在政治方面，强化美国与亚太地区传统盟友的关系，即强化双边的“美韩同盟”、“美日同盟”、“美菲同盟”和三边的“美日澳同盟”。同时拓展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新盟友，主要是印度、越南、蒙古和缅甸等国。在经济领域，大力推进TPP(跨太平洋经济战略伙伴关系协定)，打造一个由美国主导的将亚洲、北美洲、南美洲和相关国家组成的相当于经济北约的贸易集团。亚太再平衡战略的要义就是在亚太地区恢复、巩固和加强美国的主导地位。从而达到防范和遏制中国的目的。

　　为了避免中美两国陷入“修昔底德陷阱”，中方在拒绝“两国集团”(G2)的概念之后，又提出了“新型大国关系”的概念。对此，美方不拒绝，但是也不接受。而美国希望在打击ISIS和制裁俄罗斯方面中国能给自己扮演一个“助攻”角色的愿望也事与愿违。奥巴马政府相信随着中国国力的增长、领导人的更迭和对外战略的改变，表明中国已经放弃了自邓小平主政以来一直坚持的韬光养晦的对外战略，开始“有所作为”，这就是全面挑战美国所主导的国际秩序。具体表现为：军事上，军力迅速膨胀，在南海填礁筑岛，修建军事设施，在东海划设防空识别区，摧毁数十年来保障亚太区域繁荣和稳定的基石，威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传统主导地位。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莱帕甚至以为中国在情报与科技、大规模杀伤武器及扩散、太空对抗等全球威胁及东亚安全方面成为美国的关键威胁。经济上：倡议并实行一带一路，推动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等。这是在挑战美国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为此，美国朝野开始重新研讨对华政策。2014年，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普西将美国应对的主要威胁概括为“2一2一2一1”，即：中国和俄罗斯两个大国、朝鲜和伊朗两个中等国家、“基地组织”和跨国犯罪两个网络、网络安全。时任国防部长2016年二月公开表示，美国正在形成的挑战是俄罗斯、中国，朝鲜，伊朗、伊斯兰国。而其中大多数危险又集中于太平洋区域。

　　为了应对中国的挑战， 除了增加在亚太的兵力外，美方还派遣军舰在中方岛礁12海里领海内自由巡航，派军机在中方确定的防空识别区绕行。但美国也尽量避免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仅在南海秀秀肌肉，制造点紧张气氛，一方面使亚太盟国放心，另一方面迫使他们进一步靠拢美国。更重要的是，诱使亚太国家害怕中国，以达到孤立中国的战略目标。在台湾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也展示了与以往不同的强硬态度。尽管美国反复表达反对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立场，奥巴马在任期内先后四次向台军售，总额高达140多亿美元，在历任美国总统中名列第一。在2016年的台湾大选中，美国政府同情和支持民进党。在蔡英文正式就任的前夕。美国众议院一致表决通过”第88号共同决议案”，重申《与台湾关系法》的有效性，并第一次用文字把里根时期对台口头承诺的六项保证写入决议案。决议认定《与台湾关系法》和里根的六项保证是美国对台政策的基石。六项保证的基本内容是美国将继续对台出售武器，台湾主权问题由中国人和平解决，美国不在大陆与台湾之间做调解人，美国不会承认中国对台湾拥有主权。“第88号共同决议案”虽不具有法律效力，但却清楚的表明了美国国会坚定支持蔡英文政府的立场。在网络安全问题上，奥巴马政府不断对中方施压，指责中国政府主导黑客入侵美国政府部门、企业和非政府组织等机构，指控中国指使网络人员大规模窃取美国公司知识产权，2014年美国刑事指控五名中国军官通过网络入侵美国公司窃取商业机密。

　　奥巴马与其2009年的竞选对手麦凯恩不同，奥巴马与国务卿希拉里都不是杰克逊主义者，他们有较为浓厚的威尔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色彩，主张多边主义，反对单边主义;主张与盟国合作协调，一致行动，不主张美国在国际舞台上我行我素，唱独角戏。同时，力主弘扬美国的软实力或巧实力，也就是通过灵巧运用可由美国支配的所有政策工具，包括政治、军事、经济、外交、法律和文化等各种手段软硬兼施，在国际冲突中运用美国的军事压力、道德优势和经济文化方面的影响力，以不战而屈人之兵，这也与坚信靠军事实力取胜的杰克逊主义者划清了界限。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和外交政策方面的“咄咄逼人”，美国对外政策的四种学派在对华政策上渐渐形成了共识，它们认为对中国的防范和担忧是正确的，于是奥巴马政府全力推进“亚太再平衡”战略，杰克逊主义的影响开始上升。不可否认，奥巴马政府为美国开启了一个进程，把对华政策真正放到全球框架下加以调整，把中国真正当作一个不同于前苏联的头号战略竞争对手加以审视并全面遏制。

　　(六)特朗普时期

　　2016年，唐纳德·特朗普，一个70岁的、毫无政治经验的房地产商人，戏剧性的战胜了共和党建制派的大佬，在党内初选中脱颖而出，成为共和党推出的总统候选人。而后他又出人意料地击败被美国甚至全世界所看好的希拉里成为第45任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当选，在美国引发了政治地震，在国际上一时激起千层浪，他不按牌理出牌，不依规则行事，狂发推特，狠招迭出，令人眼花缭乱，如醉五里雾中，给中美关系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信奉马基雅维利主义的特朗普在对华政策上果真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特朗普赶在上任之前，也就是12月2日，和蔡英文通了电话，称蔡为为台湾总统。过了几天连发两条推文攻击中国，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扬言要对中国进口的产品加征45%的关税，并指责中国擅自在南海修建庞大的军事设施。十多天后又发推文称“一中原则”也可以协商，意在漫天要价。2月10日，在习近平与特朗普的通话中，特朗普又承诺坚守“一中原则”。习近平4月初访美和特朗普进行了著名的“海湖庄园”会谈后，中美关系进入了“蜜月期”。双方同意实施经贸方面的“百日计划”，增加美国商品的出口以减少对华贸易赤字。作为回报，特朗普不再指责中国为汇率操纵国。在朝核问题上双方也达成了一些重要的共识。特朗普对中国解决朝鲜核问题的愿望和能力抱有很大的期望，减轻了对朝鲜的军事压力。中方也报之以李，没有正面谴责美国对叙利亚政府军的导弹打击，在4月12号安理会谴责叙利亚政府使用化武的决议案中没有和俄罗斯一起投反对票，而是投了个弃权票，并答应停止进口朝鲜的煤炭，给足了特朗普面子。

　　尽管中美关系出现了转折，开始向好的方向发展，但除了废除TPP之外，种种迹象表明特朗普政府无意改变奥巴马政府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实质内容，只是换了个名称而已。在5月24日，这是美国军舰时隔七个月之后，也是特朗普总统上台后的首次在南海的自由航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美国军舰杜威号还进行了救生演习。在中国的领海内进行军事演习，这明显带有挑衅的意味。时隔不久，在6月4号的香格里拉访长会议上，美防长马蒂斯再次指责中国在南沙岛礁上修建军事设施，并保证继续对台军售。果真在6月29号美国国务院批准，特朗普总统上任后首次对台军售总价共14.2亿美元。在朝核问题上，金正恩发展核武器的政策并没有改变的迹象，特朗普越来越怀疑中方在朝鲜问题上的诚意和能力。6月29日，美国财政部部长宣布，由于丹东银行参与了为朝鲜的核导弹开发洗钱，美国对丹东银行以及2个人和一家海运公司实施制裁。七月二号，美国军舰再闯南海。对此，中国外交部提出强烈抗议。七月四号，在美国国庆日当天，朝鲜方面给美国送了一份“大礼”，宣布洲际导弹试射成功。导弹射程虽不能打到美国本土，但可以覆盖美国阿拉斯加州全境。美方做出强烈反应，在美韩军演中试射导弹，同时也难掩对中国的埋怨之意，尽管在7月8号的汉堡G20峰会上，习近平和特朗普再次握手言欢。但与此同时的7月10号，美国、日本和印度三国在印度洋马拉巴尔海域进行首次大型联合军演，美军“尼米兹”核动力航空母舰、日本准航母“出云号”和印度航母“超日王”号总计约20艘舰船参加演习，威慑中国的意图十分明显。美国联邦众议院于当地时间7月14号以344：81的高票通过《2018财政年度国防授权法案》，要求国防部长评估美台军舰互泊的可行性，并要求对台军售的程序常规化。这个法案的要害是美国军舰可以重返台湾，这个法案一旦被特朗普签署，将会对自1979年建交以来相对稳定的中美关系造成严重的伤害。

　　特朗普上台之后以总统行政命令的方式颁布禁止也门等六个国家公民在六个月内入境美国的行政令;颁布在美国和墨西哥边境的筑墙令;把打击恐怖主义者作为对外政策的重中之重，不再向国外输出民主与自由;废除TPP、退出巴黎气候协定;要求日韩等国减少对美国的贸易顺差、加大对美国的投资;要求日本、韩国、德国提高承担美国驻军的费用比例并要求他们和北约的其他盟友增加军事方面的投入;特朗普还要求并设法使美国在海外的企业回迁，以增加美国国内的就业率，改善美国中产阶级的地位。同时，特朗普在提出十年内平衡联邦政府的预算目标的情况下还增加了美国的军费，要求把美国军舰的数量从现在的277艘增加到350艘以上，航母从现在的十艘增加到12艘。

　　显然，与奥巴马相信软实力不同，特朗普推崇硬实力，坚信实力最强者得天下的原则。特朗普希望通过上述措施，连同他的对华政策能够实现其”美国第一”、“美国再次伟大”的目标。特朗普是是靠白人中产阶级的支持上台的，而后者是杰克逊主义的社会基础。从特朗普上台后的所作所为来看，他是个杰克逊主义者所推崇的马基雅维利主义者，他所推行的政策几乎都是杰克逊主义者所认可的政策。无独有偶，讨厌特朗普但又不得不支持他的共和党建制派大佬、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麦凯恩等人也是杰克逊主义者。这样一来，杰克逊主义就自然登上前台，成为首屈一指的领导力量。而国内民众很多都对奥巴马八年执政不满，认为它对内使中产阶级萎缩，对外使美国领导力下降。因此，奥巴马所代表的威尔逊主义不得不暂时退出前台。而汉密尔顿主义者因为国内民众对其推行经济全球化政策的不满，也不得不暂时收起锋芒。二者与杰斐逊主义者一道成为杰克逊主义者的制衡者和监督者。而杰克逊主义的对华政策显然是现实主义的，面对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的中国，不可能不使出浑身解数，在军事上严加防范，不仅没有放弃奥巴马时期的”亚太再平衡战略”，而且想办法弥补该战略经费上的不足以使是该战略落到实处，在经济上实行恐吓战略，漫天要价，以求在就地还钱时占个大便宜。

　　三、结论

　　结论一

　　纵观近45年的中美关系，我们发现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是中美关系的难解之结，甚至可以说是死结。汉密尔顿、杰斐逊、杰克逊和威尔逊四个主导对政策的学派都扎根于美国独特的政治文化、历史传统与民主共和制度之上，它们对以新教理念、自由、平等、法治、个人主义或人权为核心的美国信念坚信不疑。尽管前三个学派不像威尔逊主义那样热衷于向全世界输出民主和自由的美国价值观，甚至还反对和嘲笑后者的所作所为。主要原因不在于他们不坚信民主和自由的价值，不同情和支持别国人民争取自由民主的事业，而在于他们认为后者那样做劳民伤财、于事无补，不如在经济上、政治上和军事上把自己做大做强。打铁还需自身硬，自己的事情做好了，美国就自然会成为民主的典范和自由的灯塔。榜样的作用很重要，灯塔也自然会照亮别人走向自由民主之路。

　　为什么45年来台湾问题一直是横亘在中美关系之间的不可逾越的障碍?因为在美国对外政策的决策者眼中，台湾一直反共，在冷战中是美国在亚洲的坚定盟友。尽管台湾在1987年“解严”前不是民主体制，但自1927年蒋介石分共之后，国民党就靠拢美国，并开始构建民主体制，溃败到台湾后迫于中国的压力放弃民主，实行戒严。但这是权宜之计和无奈之举，它一直都有“民代”选举、相当程度的言论自由以及市场经济，一旦时机成熟，就会向民主体制转型。1987年台湾向民主转型后，成为美国民主同盟当中的可靠伙伴。所以美国的四种对华政策学派都认为台湾不能抛弃，他们甚至认为保卫台湾就是捍卫他们的核心利益。当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中方签署上海公报室时，当时大敌当前，急需中国的支持，但美国还是不愿意放弃台湾，1979年中美建交时，苏联咄咄逼人，美国处于守势，但宁肯得罪中国也没有放弃台湾。

　　中美于1979年1月1日正式建交，2月底就有议员提出《与台湾关系法》议案。这个议案在3月份两院表决时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众院是345：55，参院是90：6。卡特总统4月10号签署成为法律，前后总共42天，这种立法速度在美国史上极为罕见。《与台湾关系法》和里根总统的“六项保证”成为了美台关系的基石，是中美关系良性发展的重大障碍。中美在南海问题上的分歧，也是中美关系中难以解决的热点问题之一。为什么美国一再怂恿和支持相关国家在南海问题上向中国发难?说到底还是在骨子里把中国作为一个敌对的国家，其深层原因还是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尖锐对立。中美关系中另一个难解之结是朝核问题。朝鲜和美国是在冷战期间结下的怨。朝鲜离美国很远，金日成想统一朝鲜，没有直接威胁到美国的安全，可是包括上述四个学派在内的美国决策者还是感到了威胁，不惜代价地对朝鲜大打出手，艾森豪威尔甚至要使用核武器。说白了，在美国决策者的眼中，朝鲜是以苏联为首的共产主义阵营里的前沿阵地。现在苏联虽已解体，但朝鲜仍是社会主义国家，依然是美国的敌人。而对中国而言，朝鲜则是社会主义的同志和战友。所以中美在朝鲜问题上的分歧几十年来都难以消除。今后仍然是妨碍中美关系的一个大难题，稍有不慎还会引发中美之间的冲突。

　　结论二

　　40多年来，中美关系发展最为顺畅的领域就是经贸，中美关系正常化之后中国在美国主导的经济体系内如鱼得水，经济迅猛发展。许多学者都认为中美关系多年来斗而不破主要得益于有经贸关系这个压舱石。笔者认为，中美建交后的“黄金十年”，中美互为盟友且中国正在大力进行改革开放，开始摆脱苏联模式，启动政治和经济体制的改革，开始了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美国当然乐观其成，在经贸领域自然大开绿灯。但八九风波之后美国对中国进行了全面制裁，且冷战结束，中美之间不再互为盟友，甚至可能重新成为敌人。但这并没有影响克林顿、小布什到奥巴马时期中美经贸关系的迅猛发展。究其原因，除了美国想占领中国这个巨大的市场之外，美国决策者从克林顿担任总统时期所定下的接触、合作、影响、改变这个原则直到奥巴马担任总统时期都没有改变。

　　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最合汉密尔顿主义者的意，但其他三个学派也不会反对。因为在美国的精英看来，经济发展有利于民主转型。自美国著名学者李普赛特1959年发表名为《民主的一些社会条件》的论文，首次明确论证“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观点以来，这个问题就成为美国政治学界的热点问题，不少学者比如杰克曼、波伦、伯克哈特、鲁其梅尔等写出了颇有分量的著作，补充、论证并支持了李普赛特的观点。著名学者塞缪尔·亨廷顿在《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一书中论证到：经济发展会使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的力量壮大，他们会不断要求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享有发言权和影响力;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在各个团体中分配，政治变得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经济增长使经济体系更加复杂，国家很难控制，而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导致独立的权力中心的产生和成长，掌握财产的资产阶级要求有一个他们能够施加影响的政治制度;尽管经济增长在短期内会加剧收入不平等，但从长远看它会导致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民主政治与财富和收入的巨大不平等是不相容的。到了20世纪90年代初，“李普赛特命题”，已成为美国学界的主流观点。当然也有学者如拉斯特、奥当纳等人著书质疑李普赛特的论点。特别是海格德、考夫曼在1995年，摩尔在1996年，普泽沃斯基等在2000年发表论著反驳李普赛特的观点。但20世纪初，波伊克斯、英格里哈特和爱普斯坦等人著书立说，补充、丰富和发展了李普赛特的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主相关性的理论。比如在民主政体和非民主政体加入了部分民主类型，在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加入了一个变量“政治文化”，因为政治文化中的自我表达的价值是民主转型与稳固的基本动力。总而言之，李普赛特关于经济发展促进政治民主的观点在争议中发展完善，成为了美国政治精英中的共识。

　　但这种共识到2015年发生了变化。2015年美国对政策领域里的专家开始了一场对华政策的大辩论。占主导地位的观点是，经济发展并没带来民主转型，中产阶级壮大后也并不反对执政党，因此也不会水到渠成地促进政治自由化。中国在意识形态上“向左转”，以往被当做极端民族主义而遭贬斥的中国鹰派的主张成了党的“正式路线”。不仅专家、学者、前政府官员、现任国会议员、包括民主党的众议院领袖佩洛西等人也认为多年来实行的“接触、合作、影响、改变”的政策遭到了失败，结果是养虎成患，必须改弦更张。特朗普在当选总统的前后指责中国盗窃了美国400-700万个工作岗位，说自从中国加入了WTO，美国关闭了6万家工厂，中国是操纵汇率的总冠军，拥有5000多亿贸易盈余，中国盗窍美国的知识产权等等，不一而足。美国贸易委员会主席纳瓦罗对中国的指责更为严厉，直言中国是损害美国经济的万恶之源。温和而理性的东亚问题专家、曾在白宫和中情局关键岗位上任职的韦德宁最近在接受专访时也说在中国进入WTO时，美国对中国提供了很多优惠，因为当时美国希望中国繁荣和增长，而现在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近乎超过美国，再让美国提供优惠就说不过去了。美国的市场除了国防领域中国都可以投资，而中国的金融保险等等行业包括电影院美国都不能投资，因此，当务之急是调整中美双方的经济贸易结构(钝角网韦德宁专访)。在7月19日于华盛顿美国财政部召开的中美经济对话会议上相对温和的财政部长姆钦和商务部长罗斯都认为应当构建更加公正、对等、互利的两国关系，并提出造成两国高逆差的原因是中国的市场不够开放。可以推断，只要特朗普在台上，美国对中国的经贸方面压力会加大。

　　结论三

　　回顾一下美国的对外关系史，不难发现，强敌环伺时，美国对外政策的四个主流学派容易形成共识，杰克逊主义者在前面冲锋陷阵。而一旦没有了强有力的敌人的威胁，四个学派就会陷入争吵之中，无法形成共识，国会、总统和公共舆论之间就会互相掣肘，美国也就没有一个统一的强有力的对外政策。最典型的例证就是一战之后的美国，在汉密尔顿主义者、杰斐逊主义者和和杰克逊主义者的大力推动下，美国的国内外政策都大力支持企业发展，其结果却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商业萧条;在这段时期内，威尔逊主义者极力推动裁军和国际仲裁，也确实取得了很多成果，使国会批准了一个禁止战争的严肃的国际条约一《白里安一凯洛格公约》。当时几乎所有大国和独立国家都签署了这个承诺永不发动战争的公约，其结果却是迎来了人类历史上一场最残酷最邪恶也是最大的战争——二战。

　　另外，冷战后，杰克逊主义者和杰斐逊主义者认为既然打败了苏联这个最大的敌人，美国就不应该承担这么多的国际义务，而应返回国内，打理好自己的事情，结果，克林顿当选美国总统，威尔逊主义和汉密尔顿主义在世界各地推销民主，大做生意。2000年小布什胜选，克林顿时期的副总统戈尔败选，当时杰克逊主义者抱怨克林顿没能使俄罗斯和中国转型是影响大选结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后，向杰克逊主义倾斜，先后发动阿富汗和伊拉克两场反恐战争。战争旷日持久，耗费数万亿美元，仅伊拉克战争美军士兵的死亡就超过5000人。这引起了美国民众的不满，2009年倾向于威尔逊和汉密尔顿主义的奥巴马担任美国总统。美国在经济上倡导和推行全球化，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侧重“软实力”，借助于盟友的力量在全球行使霸权。

　　但伴随着俄罗斯和中国的崛起以及恐怖主义的坐大，杰克逊主义开始重返前台，美国开始推行遏制中俄和打击恐怖主义的政策。2016年，杰克逊主义者占主导的共和党获得了总统和国会选举的双重胜利。杰克逊主义虽有孤立主义倾向，但一旦感觉到有强敌威胁，就会义无反顾的冲锋在前。大多数杰克逊主义者对俄罗斯的看法都比较负面。苏联在冷战中失败了，但它从未投降，这惹恼了杰克逊主义者，而现在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所作所为，使杰克逊主义者难以容忍。当然在其他几个学派眼里，这几年高涨的俄罗斯民族主义确实难以接受。这就是得益于俄罗斯支持而胜选的对俄罗斯有特殊好感的特朗普总统想重启美俄关系却遭到美国国会和舆论强有力阻击的原因。在后者看来，重启美俄关系未尝不可，但俄罗斯必须退让和收敛，不能威胁美国盟友的安全，否则就要对其进行围堵和制裁。现在看来，除非俄罗斯在乌克兰和叙利亚问题上做出实质性的妥协和让步，不然，特朗普重启美俄关系的愿望难以实现。美国对俄罗斯的政策直接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在美国看来中国在很大程度上已是俄罗斯的盟国。从2000年开始，俄罗斯经济告别了1990年代的转轨危机，开始复苏，2000年至2008年，年均GDP增长率为6.9%。2012年经济增速开始下滑，2014年至2016年再次陷入经济危机。居民实际可支配收入2014年为-0.7%，2015年为-3.2%，2016年为-5.8%。俄罗斯的经济危机虽然有其内在的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原因，但西方的制裁却是重要的外部原因。在此情况下，俄罗斯需要中国的援助和支持，中国也确实及时的给予支持。

　　2014年，中国签订了向俄罗斯购买天然气的4000亿美元的天价大单，2016年向俄罗斯购买了5230万吨石油，使俄罗斯超过沙特成为中国石油的第一大输出国。从2014年起中国就成为了俄罗斯第一大贸易合作伙伴，贸易额达到了952.08亿美元。除了经贸以外，中俄两国还加强了双方的军事、人文甚至是中国共产党和俄罗斯统一党的合作与交流。当然，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两国政治关系或者是说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提升。中国和70多个国家有战略伙伴关系，但只有和俄罗斯有战略协作伙伴关系，而且，两国还希望把独有的”协作”关系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7月3日，习近平对俄罗斯进行上任以来的第六次访问，央视网称之为”走亲戚”，双方元首承诺在涉及双方核心利益的问题上互相支持。中俄关系的进一步亲密，很可能唤醒美国四个对外政策学派的冷战记忆，使冷战思维重新在他们的脑海里活跃。换句话说，中俄结盟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新的冷战对手出现，为此，他们很可能放弃争吵，达成共识，挑起新一轮的军备竞赛，达到拖垮中俄经济的目的。当然也有可能会尝试缓和与俄罗斯的关系。一旦实现或部分实现与俄罗斯缓和关系的目标，对中国经济和军事的压力就会进一步加大。

　　本文原载2017年第6期《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