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对冲战略是一种两手战略，对冲战略包括接触合作(政治磋商、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等)与防范制衡(与另一国家拉近关系、增强本国国力和扩大影响力等)这两个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方面，它们同时实施，在不同情况下各有侧重，暗含了一定的权力平衡战略。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亚太局势的巨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相互对冲正迅速成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性与决定性态势(dynamic)[8]。当然，对冲战略不仅限于大国之间和小国对大国，它也适用于大国对小国和大国对中等强国。

　　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在历史经验方面或存在一定的欠缺;另一方面，它涉及的国家众多、问题复杂，因此在建设的过程中必然充满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针对这些，中国应参考国际关系对冲理论的基本要义，构建一个三环外交体系，在这三环之内实施对冲政策，同时又使这三环相互形成对冲，进而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灵活性、稳定性和安全度。

　　所谓的“环”，即是一个战略关系圈，若干国家为了一定的战略目的，根据不同的组合模式和组织形式聚集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圈子。这个圈子能为这些国家构建和增进特殊关系提供平台与契机，它既可以是制度化、条约化、组织化的，也可以不是。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第一环在大国层面，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它居于世界政治层次，具有主导性，在这一环中，中美关系与中俄关系能够形成对冲;第二环在周边区域首强国家层面，包括中国、日本(东北亚)、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印度(南亚)、哈萨克斯坦(中亚)，它居于区域政治层次，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升级;第三环在周边战略支点国家层面，包括中国、巴基斯坦、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它居于国家间政治层面，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基石与发力关节。这三环(三个战略关系圈)依据对立统一与相反相成原理相互连接、制约和影响而构成一个具有对冲性的战略关系网，它就是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参见图1)。中国在其中任何一环之所失都有可能从另外两环中得到弥补，中国与三环中任何一国关系的恶化也有可能通过拉近与其它国家的关系而得到弥补，从更长远的角度，中国还能运用这一形势促使一国改善对华关系。当然，本文重点研究的并不是中国该如何对这三环中的国家实施对冲政策，而是这个周边三环外交体系存在着怎样的权力对冲机制以及中国该怎样运用这些机制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二)第一环：大国层面

　　在当前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大国”只是指美国、俄罗斯与欧盟[9]，但欧盟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行为体，且与中国相距遥远，地缘政治重要性相对较低。因此，在世界政治层面，美国和俄罗斯作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两个大国对中国的周边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俄罗斯是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强国，曾几度接近世界霸权，苏联的解体亦为俄罗斯保留了丰厚的遗产。从经典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俄罗斯既是陆权强国，又是亚欧大陆枢纽地带强国[10]，有着发挥大陆全局性影响的地缘优势，其地缘政治特性决定了它的对外战略更加侧重于追求领土与势力范围。但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急剧下滑，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经济总量上，2016年俄罗斯的GDP总量为1.283万亿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总量是它的8.7倍，美国是它的14.4倍[11]。目前俄罗斯的战略优势和重点被压缩在“独联体”范围内。近几年来由于乌克兰乱局，俄罗斯与西方阵营对立的态势加剧，它的大量外交精力与战略资源被吸引到东欧。

　　美国作为全球性强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均居于世界首强地位，同时它也是在中国周边区域唯一有着广泛盟国网络的大国[12]。从地缘政治特性来看，美国是海上霸权国，在欧亚大陆的关键区域内(欧洲、中东、东亚)遏制或平衡其它强国的同时追求商业利益是其对外战略的重点。尽管美国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经济复苏缓慢，关于美国衰落的征兆和辩论再度出现[13]，但在对华战略方面，诚如崔立如教授所言，其对华战略制衡在扩大，节奏在加快[14]。

　　在这一环中，美国的国力强于中国和俄罗斯，其战略抱负与进攻性也大于中俄两国。在这三国关系中，中俄关系要好于俄美关系，中美关系也要好于俄美关系。另一方面，在全球层面，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大于中俄关系和美俄关系。在这种三强格局中，中国处于相对有利地位，中国可以在这一环中建立一个三角平衡模式，发挥美俄之间稳定器的作用。在中国周边地区，俄罗斯在中亚的权势最大，东北亚和南亚次之，东南亚最小。美国则在东北亚的权势最大，东南亚、南亚和中亚次之。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能否在中亚顺利推进有着重要意义，而美国则在东南亚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着较大的影响。这样,如果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增大且彼此的战略关系拉近，便能够加强中国在第三环中对巴基斯坦以及与美国有良好关系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巩固中国在第二环中对日本、印尼和印度的相对优势地位,同时对冲中俄关系中的不利因素。而如果中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增大且彼此的战略关系拉近，则能够增强中国在中亚和东北亚的影响力，巩固中国在第二环中对哈萨克斯坦、日本和印度的相对优势地位，同时对冲中美关系中潜藏的风险。当然，这三强之间既有相互借重，也不可避免地会有相互防范与制衡，而中国的战略目标则是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在维持这一环内部的平衡与稳定的同时，使其有助于中国在第二和第三环中达成区域性目标。

　　一“一带一路”倡议的动因与面临的问题

　　“一带一路”倡议自2013年9月、10月提出以来迅速引起了全球性瞩目，同时还引发了海内外学者的热议。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已蔚为壮观，本文尝试从“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动因与所面临的问题这两个角度进行研究，在此基础上参考国际关系对冲理论针对性地提出一个能够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补充和保障的中国战略性周边外交构想。

　　中国“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动因可以概括为政治安全与经济发展两个方面。

　　第一，在政治安全方面，虽然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但中国崛起的大趋势仍在继续，中美两强之间的权力转移进入敏感阶段，美国对中国崛起高度在意，并表现出前所未有的不安与忌惮。与此同时，中日两国间的“对手关系”开始形成[1]。对此，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一方面避免与上届美国政府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发生正面对抗，另一方面则借美国战略东移之机向广阔的西向和南向国家提出中国智慧与方案，提供新的合作与发展的机会，扩大中国在这些区域的影响，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打造更广泛、更坚实的战略依托。

　　第二，在经济方面，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过后，全球经济复苏缓慢，这对贸易额排名世界前列的中国来说影响不可谓不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市场潜力巨大，且与中国有着地缘上的便利，它们经济的发展与繁荣对中国而言意义重大。这两大迫切的现实动因推动着“一带一路”建设迅速成为中国一项重要的全球治理和国家发展方案。

　　所谓的“动因”往往也可以作为“目的”来理解，通过以上对政治安全与经济两大动因的分析，如果单从国际战略角度来看(不包括国内经济方面的目的)，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对外目的可以概括为：(1)缓解东向安全压力，避免与美国的亚太战略正面对抗，建立更为平衡的中美关系[2]。(2)推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建设与发展，深化与沿线国家的合作共赢关系，打造更为广阔的战略依托。

　　虽然“一带一路”倡议的适时提出有着广泛的民意基础和雄厚的国力支撑，也得到许多沿线国家的积极响应，但它却仍面临着三个复杂的问题：(1)全球性强国美国与区域性强国日本和印度的战略制衡[3];(2)“一带一路”建设沿线不少国家经济落后、社会民情复杂、政局动荡，由此一些学者认为中国不仅将面临投资收益率偏低和投资安全方面的挑战[4]，而且更为严重的是这些国家动荡的局面可能会像黑洞一样将中国吸入进去，使中国在此徒耗国力，可能还会引发世界强国在相关地区爆发激烈的战略竞争与对抗;(3)中国的一些其他政策目标与该项倡议可能存在一些矛盾，需要努力去化解。

　　例如，新疆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的核心区，这就要求新疆加快发展速度，加大开放力度。但是，对比两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精神，似乎可以看出当前中央对新疆社会稳定的重视程度略大于经济发展，如在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中，新疆工作总目标中的“社会稳定”的提法取代了第一次座谈会总目标中的“跨越式发展”的提法。而一旦新疆加大向西开放力度，实现与中亚地区的深度互联互通，是否会给“三股势力”跨境作案提供便利呢?东南亚地区同样如此，东南亚地区作为“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枢纽区域有着非常重要的地缘经济价值，但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与中国在南海存在着严重的领土领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争端。中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需要东南亚国家的支持与合作，中国同时也需要在南海坚定地维护本国的合法权益，那么“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南海维权又该如何协调呢?

　　任何成功的战略无非是解决现实问题以实现既定目标，基于此，本文认为“一带一路”建设应以周边国家为基础和重心，而且单有“一带一路”倡议是不够的，该倡议若要持续取得成功，还应有一个包含对冲机制的周边三环外交体系作为补充和保障。

　　二对冲理论与周边三环外交体系

　　(一)对冲理论与建立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必要性

　　关于国际关系对冲理论，中外学者已经有相当多的研究和介绍[5]。“对冲”(hedging)原本是个金融学概念，它应用在国际关系领域意指：“在面对较高风险和较高不确定性的情况下，一国为了抵消风险而寻求和采取多样化的政策，这些政策将会产生相互抵消的效果和影响。”[6]它既为有利的情况留下空间，也为不利情况的发生做准备;一方面考虑“利益的最大化”，同时也兼顾政策风险问题，是一种具有一定灵活性和复杂性的政策操作[7]。

　　一般而言，对冲战略是一种两手战略，对冲战略包括接触合作(政治磋商、经济合作、人文交流等)与防范制衡(与另一国家拉近关系、增强本国国力和扩大影响力等)这两个对立统一、相反相成的方面，它们同时实施，在不同情况下各有侧重，暗含了一定的权力平衡战略。随着中国的持续崛起和亚太局势的巨变，有些学者甚至认为相互对冲正迅速成为中美两国在亚太地区的核心性与决定性态势(dynamic)[8]。当然，对冲战略不仅限于大国之间和小国对大国，它也适用于大国对小国和大国对中等强国。

　　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前所未有的事业，在历史经验方面或存在一定的欠缺;另一方面，它涉及的国家众多、问题复杂，因此在建设的过程中必然充满各种风险与不确定性。针对这些，中国应参考国际关系对冲理论的基本要义，构建一个三环外交体系，在这三环之内实施对冲政策，同时又使这三环相互形成对冲，进而保证“一带一路”建设的灵活性、稳定性和安全度。

　　所谓的“环”，即是一个战略关系圈，若干国家为了一定的战略目的，根据不同的组合模式和组织形式聚集在一起而形成一个圈子。这个圈子能为这些国家构建和增进特殊关系提供平台与契机，它既可以是制度化、条约化、组织化的，也可以不是。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第一环在大国层面，包括中国、美国、俄罗斯，它居于世界政治层次，具有主导性，在这一环中，中美关系与中俄关系能够形成对冲;第二环在周边区域首强国家层面，包括中国、日本(东北亚)、印度尼西亚(东南亚)、印度(南亚)、哈萨克斯坦(中亚)，它居于区域政治层次，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升级;第三环在周边战略支点国家层面，包括中国、巴基斯坦、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等国，它居于国家间政治层面，是中国周边外交战略的基石与发力关节。这三环(三个战略关系圈)依据对立统一与相反相成原理相互连接、制约和影响而构成一个具有对冲性的战略关系网，它就是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参见图1)。中国在其中任何一环之所失都有可能从另外两环中得到弥补，中国与三环中任何一国关系的恶化也有可能通过拉近与其它国家的关系而得到弥补，从更长远的角度，中国还能运用这一形势促使一国改善对华关系。当然，本文重点研究的并不是中国该如何对这三环中的国家实施对冲政策，而是这个周边三环外交体系存在着怎样的权力对冲机制以及中国该怎样运用这些机制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

　　(二)第一环：大国层面

　　在当前中国外交话语体系中，“大国”只是指美国、俄罗斯与欧盟[9]，但欧盟并非一个统一的国家行为体，且与中国相距遥远，地缘政治重要性相对较低。因此，在世界政治层面，美国和俄罗斯作为具有世界性影响的两个大国对中国的周边形势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俄罗斯是传统的政治和军事强国，曾几度接近世界霸权，苏联的解体亦为俄罗斯保留了丰厚的遗产。从经典地缘政治角度来看，俄罗斯既是陆权强国，又是亚欧大陆枢纽地带强国[10]，有着发挥大陆全局性影响的地缘优势，其地缘政治特性决定了它的对外战略更加侧重于追求领土与势力范围。但是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经济急剧下滑，至今仍未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在经济总量上，2016年俄罗斯的GDP总量为1.283万亿美元，同年中国的GDP总量是它的8.7倍，美国是它的14.4倍[11]。目前俄罗斯的战略优势和重点被压缩在“独联体”范围内。近几年来由于乌克兰乱局，俄罗斯与西方阵营对立的态势加剧，它的大量外交精力与战略资源被吸引到东欧。

　　美国作为全球性强国，在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科技等方面均居于世界首强地位，同时它也是在中国周边区域唯一有着广泛盟国网络的大国[12]。从地缘政治特性来看，美国是海上霸权国，在欧亚大陆的关键区域内(欧洲、中东、东亚)遏制或平衡其它强国的同时追求商业利益是其对外战略的重点。尽管美国受到2008年金融危机的重创之后经济复苏缓慢，关于美国衰落的征兆和辩论再度出现[13]，但在对华战略方面，诚如崔立如教授所言，其对华战略制衡在扩大，节奏在加快[14]。

　　在这一环中，美国的国力强于中国和俄罗斯，其战略抱负与进攻性也大于中俄两国。在这三国关系中，中俄关系要好于俄美关系，中美关系也要好于俄美关系。另一方面，在全球层面，中美关系的重要性也大于中俄关系和美俄关系。在这种三强格局中，中国处于相对有利地位，中国可以在这一环中建立一个三角平衡模式，发挥美俄之间稳定器的作用。在中国周边地区，俄罗斯在中亚的权势最大，东北亚和南亚次之，东南亚最小。美国则在东北亚的权势最大，东南亚、南亚和中亚次之。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能否在中亚顺利推进有着重要意义，而美国则在东南亚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有着较大的影响。这样,如果中国对美国的战略意义增大且彼此的战略关系拉近，便能够加强中国在第三环中对巴基斯坦以及与美国有良好关系的东南亚国家的影响，巩固中国在第二环中对日本、印尼和印度的相对优势地位,同时对冲中俄关系中的不利因素。而如果中国对俄罗斯的战略意义增大且彼此的战略关系拉近，则能够增强中国在中亚和东北亚的影响力，巩固中国在第二环中对哈萨克斯坦、日本和印度的相对优势地位，同时对冲中美关系中潜藏的风险。当然，这三强之间既有相互借重，也不可避免地会有相互防范与制衡，而中国的战略目标则是趋利避害、因势利导，在维持这一环内部的平衡与稳定的同时，使其有助于中国在第二和第三环中达成区域性目标。

　　(三)第二环：周边区域首强国家层面

　　有中国学者曾提出“亚洲五强外交”这一构想，认为“亚洲的格局将越来越明显地受到这五强(中、日、哈、印度、印度尼西亚)的影响。因此，中国有必要在塑造支点国家的同时，推行‘亚洲五强外交’。”[15]笔者对此比较认同。这一环居于中间层次，起承上启下的作用。由于该环各国的国家实力不俗，还有一定的国际影响力，美俄两国对其颇为重视，同时这些国家又是其所在地区的首强国家，从而对各自地区内的中小型国家有着较大的影响，因此这一环上可以影响到第一环战略关系圈，下又关系到第三环战略关系圈的建设。

　　就地缘政治特性和国家战略抱负而论，东北亚的日本是传统的区域性海权强国，在“二战”期间几乎取得东亚和西太平洋的霸权，战后其经济迅速起飞，目前日本是全球第三大经济强国，海军实力亦居于世界第四[16]，它正在全球范围内积极地谋求发挥领导作用。东南亚的印度尼西亚(以下简称印尼)是典型的岛屿国家，位于太平洋和印度洋、亚洲和大洋洲的结合部上，有“亚洲海洋中心”[17]之称，凭借本国的地缘特性与禀赋，印尼正发展成为一个海洋强国。新任总统佐科着意要将印尼建设成为全球海洋支点与世界文明枢纽(aGlobalMaritimeAxis,aGlobalCivilizationalHub)[18]。印度在南亚大陆有着压倒性权势，同时作为印度洋大国，它正好位于北印度洋的中间位置，其国土向南延伸至印度洋2000多公里[19]，它向西临近“世界石油命脉”霍尔木兹海峡，东边安达曼群岛和尼科巴群岛又足以瞰制马六甲海峡，这一点正像潘尼迦(K.M.Panikkar)所说，印度“堪为海权国而无愧：孟加拉湾、阿拉伯海这两个要害区域都在印度掌控之中，而国土的半岛地形又使它的影响足以远播海上。”[20]此外，它还有着广阔的国土面积和巨大的人力资源，其政府也在不懈地提高印度“有声有色的大国”地位，加上近年来印度经济的快速发展，它的全球影响力也在迅速扩大。哈萨克斯坦是世界上国土面积最大的内陆国，也是亚欧大陆枢纽地带上的一个次级强国，其政治能力、国土面积、资源储量和经济实力明显优于其它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即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铀生产国，它还拥有世界上第二大的铬、铅、锌储量，锰矿储量全球第三，铜储量全球第五，并拥有占世界前十位的煤、铁和金储量[21]。由于其特殊的地缘政治属性，哈萨克斯坦同时还是欧安组织(OSCE)、集安组织(CSTO)、上合组织(SCO)的成员国[22]。

　　在这一环的五个国家中，中国的国力最强，日本次之，印度、印尼与哈萨克斯坦再次之(参见表1)。在与中国的战略关系方面，哈萨克斯坦与中国较亲近，印尼次之，印度和日本再次之。在与美国的战略关系方面，日本与美国最亲近，印度、印尼和哈萨克斯坦次之。在与俄罗斯战略关系方面，哈萨克斯坦与其最亲近，印度次之，日本和印尼再次之。另一方面，就这四个首强国家在各自区域内的地位和战略环境而言，它们仅仅是综合国力方面的首强国家，还远非领导性国家。日本在东北亚时常处于外交上的孤立状态，印尼国内经济社会状况不佳，距离建立起自己的地区领导秩序仍然遥远。印度在南亚不得不面对巴基斯坦这个与自己有着多重矛盾的战略对手。哈萨克斯坦在中亚则面对着乌兹别克斯坦这个拥有人口和文明优势的竞争者，而土库曼斯坦作为中立国则不时地游离于中亚地区秩序之外。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认为中国可以在这一环中发挥桥梁国的角色，借这一环来对冲第一环大国关系恶化的风险。在这一环内部，一方面巩固与哈萨克斯坦的战略关系，拉近与印尼的合作关系，提升与它们的合作平台，帮助它们提高国际地位，协助它们发挥地区领导作用，使其成为“一带一路”建设走出国门的前沿基石。同时，在这一环中借中哈、中国—印尼关系的提升来对冲中日、中印关系潜在的不确定性;另一方面，以亚洲五强协作为吸引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日本逐渐向亚洲回归，并使美日同盟有所松动。此外，在这一框架内也有利于亚洲国家以集体形式规范日本的行为。对于印度而言，这一平台能够凸显其亚洲大国的身份，使其影响和作用超出南亚，同时还能增进它与日本、印尼、哈萨克斯坦的战略交往，而不会使其自身有所损失。但是，中国又不能对这一环战略关系圈抱有太大的期望，区域首强国家出于对本国实力和文化的自信，往往会奉行平衡外交和对冲政策。印度与中国有着陆上领土争端和一定程度的海权竞争[23]，印尼与中国在南海虽然没有岛礁主权之争，但却有专属经济区的争议，而且印尼对南海“九段线”保持着高度警觉[24]，它们还是最早的不结盟运动发起国。哈萨克斯坦介于中俄两强之间，日本是美国牢固的盟友，中国很难与它们建立起更深层次的战略关系，因此中国更应当借助的是这一环的形与势。

　　(四)第三环：战略支点国家层面

　　美国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布热津斯基博士(ZbigniewBrzezinski)曾经从地缘战略角度提出过“地缘政治支点国家”(GeopoliticalPivots)这个概念，认为由于该类国家敏感的地理位置，它们在决定战略棋手国(布津热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认为美中俄印法德是欧亚大陆的六大战略棋手国)能否进入某个重要区域或能否获得某种资源方面有着特殊作用，它们既是某个关键性国家或地区的防御屏障，有时它们自身的存在又能对邻近的棋手国产生重要的政治与文化影响[25]。近几年来打造战略支点国家已经成为中国学术界热议的话题，综合布热津斯基的概念和中国周边的实际形势，本文认为，战略支点国家可以这样定义：(1)该类型的国家与中国的亲密度和信任度高于一般伙伴关系，但并未达到结盟的形式，中国与这类国家的合作关系中包含了较多的政治和安全内容，彼此交往的意义和价值远远超越于经济互惠;(2)在政治与安全领域，这类国家对中国的需求度和信任度大于其他任何一个强国;(3)在综合国力方面，该类国家均属于中小型国家;(4)该类国家对中国有着特殊的地缘战略价值和意义。

　　根据上述定义，笔者尝试将中国周边的战略支点国家划分为三类：(1)较成熟的战略支点国家——巴基斯坦;(2)仍需努力巩固的战略支点国家——柬埔寨、马来西亚、缅甸;(3)仍需观察和等待的潜在战略支点国家——泰国、老挝、孟加拉国、斯里兰卡。

　　巴基斯坦邻近波斯湾，位于欧亚大陆枢纽地带与印度洋的结合部、“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叉口，它既与广大的伊斯兰国家有着深刻的联系，又因为反恐问题与美国有着复杂的关系，同时其自身还是南亚地区的一个次级强国，地缘战略价值不可估量。中巴友谊深厚而稳定，是全天候战略伙伴关系，虽然巴基斯坦国内政治、部族、经济和社会问题丛生，但中国更应该将这看作是深化中巴合作关系的机会，帮助其实现“亚洲之虎”的梦想，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样板国家。第二类支点国家的地缘战略地位颇为重要，柬埔寨位于中南半岛的腹心区域，马来西亚是扼守马六甲海峡的沿岸国之一，缅甸则是联接中国与东印度洋的枢纽，而且它们与中国交往深厚，对中国的各项战略需求较大，同时，它们也没有与其它强国建立特殊关系。但另一方面，这类国家还处在对外战略的观望时期，它们还需要中国投入适当的精力、资源、智慧和诚意去争取。第三类战略支点国家的地缘战略地位同样重要，泰国在地缘上是中南半岛的中心性强国，老挝则是联接中国与中南半岛的陆上枢纽，孟加拉国位于东印度洋北岸的中间位置，斯里兰卡则可谓是印度洋上的枢纽性岛国，它们在经济上与中国有着密切的联系，对中国亦有安全上的潜在需求，但这类国家又深受其它强国的影响。对此，中国一方面需要有耐心、诚意与智慧去等待，另一方面又不能抱有过高的理想化心态。

　　在这一环中，中国可以发挥领导与凝聚作用，进而建立起一个以平等和相互尊重为原则的，包括经济与安全合作在内的多方位新型战略伙伴关系网。这一环在中国的周边三环外交体系中居于根基性地位，是“一带一路”建设的发力关节。借助于这一环，中国既可以对冲第二环中印关系的不确定性，又能够对冲中越、中菲关系恶化的风险。

　　三周边三环外交体系与“一带一路”建设

　　如前文所述，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是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补充与保障，单从外交角度来看，“一带一路”倡议更强调进取性，以发展为第一要务，以经济建设与合作为主体;周边三环外交体系则更强调平衡性和保险性，追求稳定，侧重于政治、经济和安全等方面的综合考虑，它针对的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两大对外目标和三大问题。

　　(一)促进实现两大目标

　　对于政治与安全目标而言，中国一方面通过第一环的中美俄对话协商机制主动将美国纳入到中国周边外交范畴内，显示中国的诚意和包容，该机制或将有助于中美之间的增信释疑。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可以通过这一机制在某些议题上发挥平衡美国的作用，对冲中美两国关系恶化的风险。与此同时，通过第二环还能够将日本的诸多资源与精力吸纳到亚洲内部事务中，减轻它对美日同盟的依赖，使其在“亚洲五强外交”中找到归属感和成就感，逐渐淡化其因孤立感而产生的对整军备武的狂热。第二环还能为中日对话协商提供一个层级更高的平台，有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

　　就经济目标而言，“一带一路”建设是以积极主动的方式来实现经济目标，而三环外交体系的作用则是通过区分主次的差异化方式来使经济目标的实现更具策略性。在第二环中，中国主动以国际机制的方式确认印度、印尼和哈萨克斯坦为其所在区域的首强国家，支持它们发挥区域领导作用，这一点或可以赢得上述三国对“一带一路”建设的信任与支持，特别是对于印尼和哈萨克斯坦这两个在各自区域内尚未拥有明显优势的国家来说，中国的这一倡议格外重要。通过如此重大的战略互助来深化彼此间的互信与合作，哈萨克斯坦与印尼有望成为中国的战略依托(印度的情况比较特殊，下文将做重点分析)，从而对冲中日、中印关系下滑的风险。在第三环中，通过在南亚和东南亚打造众多的支点国家，“一带一路”建设便有了坚定的基石，而这些基石连接在一起又能构成中国西向和南向的体系性战略依托，这个战略依托亦有助于对冲第一环和第二环的不确定性。

　　(二)克服三大问题

　　1.以对冲战略应对强国的反制

　　中国与美国的全球结构性矛盾以及与亚洲强国主要是日本和印度的区域结构性矛盾是客观存在的，中国推出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难免会引发美国、日本和印度等国的疑虑与反制。对此，中国如果仅单方面宣布“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性与开放性将是无力的，把“一带一路”建设局限在经济领域亦是自缚手脚。那么该如何解决“一带一路”建设所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呢?本文认为，一方面应尽最大可能对相关国家做增信释疑的工作，另一方面针对这些国家的反制措施，中国应该运用对冲战略，以实力和智慧去回应。这两个方面相反相成，使对方既无力亦无利去实施反制，而这些可以借助于周边三环外交体系来操作。通过第一环外交，中国一方面加强对美的增信释疑工作，另一方面借助俄罗斯平衡美国在中国周边地区的权势;通过第二环外交，中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使美日同盟有所疏离，同时也削弱美国在亚洲事务上的发言权及其部分行动的正当性，美国不得不借助日本在“亚洲五强”中发挥影响，而日本在这一环中又往往会面对4:1或3:2的格局;在第三环中，中国在周边地区打造了诸多战略支点国家，意味着美国将失去大量重要的制衡中国的战略工具。

　　对于印度的疑虑和反制，三环外交体系也能发挥上述对冲作用。首先，由于俄印之间的相互信任度与安全感高于中印，所以中国可以通过俄罗斯来做印度的增信释疑工作;在第二环中，中国通过国际机制的方式确认印度为亚洲五强之一，这本身即是在主动对印度表示诚意，而“亚洲五强外交”又为中印协商增加了渠道、提升了平台。通过这两环，中国尽最大的诚意去减轻印度对“一带一路”建设的疑虑，但这仍然难以确保印度不对“一路一带”建设或明或暗地实施反制行动。对此，中国应将巴基斯坦打造为中国的首要战略支点国家，又由于中国是孟加拉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斯里兰卡最大的援助国[26]，因此中国还有条件将这些南亚小型国家发展为潜在的战略支点国家。再加上中国已经拥有了对印度的陆上优势，就足以确保印度既缺乏能力，又缺少有利性去对“一带一路”建设进行反制，即便有，也将会是一些小规模、低层次的反制。

　　2.管控经济与政治风险

　　“一带一路”建设的第二大问题往往是由一些沿线的中小型国家引起，使“一带一路”建设既面临经济风险，又面临政治与安全风险。对于控制经济风险，本文认为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作用不是很大，但可以把第三环中的几个战略支点国家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优先合作国，循序渐进，不断地进行观察、研究和改革。在这其中，巴基斯坦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中国可以先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作为试点，在此过程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总结经验，然后再逐个、逐步地推广。另一方面，还可以由中国、第一环中的俄罗斯以及第二环中的印度、印尼、哈萨克斯坦共同筹建一个“一带一路”风险管理委员会(以共同管理、共担风险为原则)，并鼓励第三环中的战略支点国家参与进去。

　　与经济风险控制相比，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价值可能更多地体现在应对政治与安全风险方面。在中国周边地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对象集中在东南亚、南亚和中亚，这三块区域内部都存在着一定政治与安全风险，但在性质和程度上却有着巨大差异。在东南亚地区，泰国和缅甸的局势较为动荡，但泰国的动荡并未影响到其国内更深层次的政治体制与政治结构的稳定，新上台的政府一般也不会对上一届政府的外交政策做出革命性的颠覆。缅甸政局正处在过渡阶段，但就目前的形势来看，这一过渡是有序进行的，近年来一些事实也证明缅甸政府有着较强的日常行政能力、应急变通能力、社会动员能力[27]。而根据中国科学院的一份关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的分析报告，东南亚没有任何国家被划到高危等级[28]。总之，东南亚的政治与安全风险是较小且可控的。南亚地区的主体印度自身较为稳定，斯里兰卡、孟加拉国和尼泊尔等国可能会因为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而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某些项目做出不利于中国的决定，但它们的这些决定并不会对“一带一路”建设的总体布局产生严重影响。中国通过与第二环中的印尼和印度两个地区首强国家进行磋商与合作，再通过第三环中的战略支点国家建设，完全有可能把这两个地区的政治和安全风险最小化。

　　与之对照，从巴基斯坦到中亚河中地区，以阿富汗为中心的“大中亚”地带“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可能面临严峻的挑战。阿富汗的民族分布复杂，统一的政治基础脆弱，外来势力多难以建立起长久有效的统治，它甚至还被一些西方人士称为“帝国坟墓”，从近代的英俄“大博弈”到当代的印巴竞争，阿富汗的地缘政治意义重要而敏感，现在这里又成为恐怖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活动的温床。而在中亚五国，“随着几位老强人的迟暮，中亚的未来20年，可能是动荡加剧、地区安全局势继续恶化的20年。”[29]这将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及中国的国家安全和边疆稳定构成重大威胁。对此，中国或许可以在“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上克制与阿富汗经济合作的兴趣，但在政治与安全上，中国应加大对阿富汗的关注和投入。

　　首先，中国应在第一环中积极协调美国和俄罗斯的力量，合力管控这一区域恐怖主义的活动，筹建一个全球性的中亚问题磋商与协作组织，以补充北约在阿富汗的单方面作用，这个组织以联合国维和部队为保障，参与到阿富汗的经济、社会和教育等基础建设方面;其次，在第二环中，加强与哈萨克斯坦的合作，共同支持乌兹别克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在阿富汗问题上发挥其地缘和族缘优势，以逐步建立起一个旨在遏止恐怖主义活动扩散的北方隔离带和旨在推动阿富汗经济社会发展的北方商贸通道;最后，在第三环中，中国要继续提升与巴基斯坦在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合作高度与紧密程度，使两国两军在制度、组织、情报及武器装备上实现更进一步的协作。另外，在阿富汗问题上积极协调阿巴关系和印巴关系，同时与巴基斯坦国内地方部族发展良好而广泛的关系，协助巴国内的各部族建立起反对恐怖主义活动外溢的南方隔离带和有助于促进阿富汗经济社会发展的南方入海通道，在条件成熟的时候，或可考虑支持阿富汗融入到“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通过以上外交和战略布局，借助于世界强国和区域强国在安全和军事领域的合作来对冲中国在经济拓展方面的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将既能够避免恐怖主义活动的大规模破坏，又不至于诱发世界主要强国在这一地区形成激烈的地缘政治竞争与对抗局面。当然，该组织以及这两对隔离带和经济通道能否成功组建，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中国对三环外交体系中的权力对冲机制的把握与运用。

　　3.协调相互对冲的政策

　　就第三个问题的第一个方面而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与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的精神确有相互对冲的意味，但如果二者协调不当便会成为相互抵牾的政策。“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旨在实现跨国互联互通，新疆是其西出欧亚的门户与核心区，广大的中亚国家则是互联互通的必经之地，而且南疆地区也在与巴基斯坦积极建设以喀喇昆仑公路为动脉的“中巴经济走廊”，这些措施的确有利于新疆的经济发展，但另一方面也可能会给“三股势力”的跨境作案提供条件，对新疆的社会稳定造成严重的危害。那么，该如何在借“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之机推动新疆经济发展的同时最大程度上维护新疆的稳定局面呢?新疆“三股势力”的泛滥是个内外勾联的问题，引发问题的火苗多在境外，因此从外交角度来看，通过周边三环外交体系，中美俄可以共同筹建一个全球性的中亚问题磋商与协作组织;中国联合哈萨克斯坦协调部分中亚国家建成遏止恐怖主义活动扩散的北方隔离带;中国与巴基斯坦政府及其各部族合作建立南方隔离带。这一外交战略布局与“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相结合，或许能够保障新疆在发挥核心区的同时又能够避免外来“三股势力”的大规模渗透。

　　同样，“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与南海维权之间也有相互对冲的意味。东南亚在中国周边外交格局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首先，该区域内目前没有与中国在战略上如东北亚的日本那样对立的大国，也不存在一个如东北亚的朝核问题那样长期游走在战争边缘的重大安全问题，区域合作水平相对较高，风险和冲突相对较小;其次，这一区域人口众多、资源丰富、市场庞大，经济增长速度较快，东盟十国2014年和2015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为4.7%[30]，与中国的经济互补性较强，各项合作也较为成熟，而且这两大经济体之间不仅共享海运之便，在发展陆上互联互通方面也享有地理上的便利。因此，在经济上东南亚是中国周边四大区域中条件最为优越的合作对象，这种优越性在中国周边区域中是特别稀缺的，可以说东南亚是目前“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基石与重中之重。

　　然而，另一方面，南海之于中国又有着重大意义。首先，对于南海断续线以内的岛礁及其周围12海里的水域，理论上中国对它们拥有相应的主权，它们的得失不仅关乎中国的国际威望，更关系到中国国内的大局稳定与政治安全。其次，南海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可燃冰和各种渔业资源，它们是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物质保障，而根据《联合国海洋法公约》规定的经济专属区制度和中国主张的历史性权利，中国拥有对这些资源的管辖权。最后，南海作为太平洋和印度洋的枢纽，作为“远东十字路口”[31]，它的地缘战略重要性不言自明，而它对中国国家安全的价值还体现在：它是中国南部的海空战略防御前沿、战略弹道导弹核潜艇的庇护所[32]、发展航天力量的关键区域[33]以及以航空母舰为代表的大型水面舰艇编队进行集结、机动、演习、训练的重要场所[34]。此外，由于南海岛礁吹填工程，中国在西沙和南沙还拥有了重大战略和安全资产。所以南海几乎完全涉及中国的六大核心利益，而太平岛又与国家统一这项核心利益相关联，客观形势决定中国在南海问题上很难做出较大的让步、妥协。

　　“海上丝绸之路”建设是一项争取人心和温暖人心的工程，它需要和平稳定的形势与坦诚友善的氛围，但其中的一些国家却与中国有着难以解决的岛礁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中国南海维权意志坚定，而这又该如何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相协调呢?本文认为应当从三个层面去应对这一问题。

　　首先，当前南海问题已经不只是中国和东盟声索国之间的问题，由于“美国担心崛起的中国对其在南海乃至整个西太平洋的海上优势和主导地位的冲击”[35]，因此自2010年以来美国迅速介入南海争端且大有喧宾夺主之势。可以说，南海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演变为中美两国长期的地区主导权之争，美国企图借此破坏中国对地区秩序的塑造，干扰“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顺利实施。对此，中国应一方面在南海做好与美国长期斗而不破的准备，另一方面，在东亚—西太平洋之外继续与美国开展广泛合作。此外，中国应调动三环外交体系中的有利因素，将美国在南海的军事行动的不利影响最大程度地控制在中美双边关系上。

　　其次，南海问题还涉及中国与东盟的关系，但东盟并非是铁板一块的整体，中国或可以对其推行差异化外交。印尼不是南海岛礁声索国，这便于中国与其建立深层次的战略协作关系，中国在三环外交中的第二环帮助印尼发挥地区领导作用，或许能够争取印尼对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部分理解与支持。另外，在东盟十国中，只有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文莱与中国存在着岛礁主权争端，其中越南和菲律宾与中国的争端最为复杂难解，而其它八国则与中国保持着稳定而良好的合作关系。中国通过在第三环中打造战略支点国家则可以将其中的一些合作关系升级为战略关系，可以说除印尼之外其他七国都有可能成为中国的战略支点国家，这样中国就有可能争取到东盟十国中支持南海和平稳定与“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的多数。

　　最后，越南和菲律宾是南海争端中的重点，但是当前越南有发展国内经济的强烈需求，越南共产党还将继续执政，这两点决定了目前越南既不会因岛礁领土领海主权与海洋权益之争而全面反对“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也不会全面倒向美国。因此，可以认为在更高的战略需求上，中越相互合作的需要大于彼此的矛盾和冲突，彼此间的矛盾还是可控的。而且，越南海军实力较弱，目前还处于近岸防御向近海防御的过渡阶段，其单独一国也难以在具体的战役战斗层面对中国构成实际挑战。菲律宾新任总统杜特尔特一改前任的对外政策，主动改善对华关系，对此中国应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在其有限的任期内就有关争议问题的解决达成原则共识并形成方案，建立和健全紧急情况下的高层磋商机制，并尝试进行广泛的安全合作(如反恐和反海盗等)，同时扩大与菲律宾的经济和人文联系，为中菲关系的长期稳定厚植基础。这样，尽管“海上丝绸之路”建设会不时地因为南海岛礁争端而受到影响，但却不至于影响到大局的稳定。

　　结语

　　在英美古典地缘政治学说中，中国是兼具欧亚大陆枢纽地带性和边缘地带性的海陆复合型强国，相对于历史上的法国和德国等传统欧洲海陆复合型强国，中国不仅可以在全球海洋体系中大有作为，而且能够以其枢纽地带性在欧亚大陆上发挥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影响，这种地缘政治和经济优势有利于中国避免重复法德两国的崛起悲剧而实现国家和平稳定的持续发展。立足于这一优势，新一届党中央以宏伟的战略眼光和深沉的历史情怀于2013年相继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构想，此后四年多的时间内各种惠及他国的政策和机制不断推出。“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从区域性强国走向全球性强国的一项重大方略，该方略的重点不是为了从全球范围内获取中国发展为全球性强国所需的资源、市场和战略空间，而是向世界其他国家展现中国作为未来全球性强国的能力和责任心，提供以往全球性强国都未曾提供过的善意和福祉，更长远地为中国赢得全球范围内的人心民望。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失败，它必须成功地应对各种重大风险与挑战。

　　从当前的全球和周边形势来看，“一带一路”建设还应该有一个精巧、广泛和稳定的战略关系网来保驾护航，这个战略关系网正是本文所研究的中国周边三环外交体系。从国家实力和战略关系出发，中国的周边国家可以划分为三个层面：大国层面、周边区域首强国家层面、周边战略支点国家层面，中国通过在这三个层面中发挥不同的作用而将每个层面的国家连接在一环(一个战略关系圈)之内，它们根据对立统一和相反相成的对冲原理连接在一起，构成了一个相互制约、相互影响的战略关系网。构建周边三环外交体系的过程应与“一带一路”建设深度融合，离开“一带一路”建设，周边三环外交体系将变成一个消极、空洞的框架，甚至有沦为清谈馆的可能;离开周边三环外交体系，“一带一路”建设也将因为缺少平衡性与稳定性而难以顺利持续推进。

　　注释

　　[1]朱锋：《国际战略格局的演变与中日关系》，《日本学刊》2014年第6期。

　　[2]王缉思：《“西进”，中国地缘战略的再平衡》，《环球时报》2012年10月17日，http://opinion.huanqiu.com/opinion_world/2012-10/3193760.html

　　[3]杜德斌、马亚华：《“一带一路”：中华民族复兴的地缘大战略》，《地理研究》2015年第6期。

　　[4]张明：《直面“一带一路”的六大风险》，《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4期。

　　[5]关于中外学者在国际关系对冲理论方面的研究，可参看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王栋、贾子方：《浅析美国对台政策演变及其基本特点》，《国际政治研究》2012年第2期;俞新天：《美国对冲政策的新特点与中国的应对》，《国际问题研究》2012年第5期;韦宗友：《澳大利亚的对华对冲战略》，《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4期;史田一：《地区风险与东盟国家对冲战略》，《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5期;陈庆鸿：《菲律宾对华对冲战略评析》，《当代亚太》

　　2015年第6期;俞正樑：《试论美国对华的对冲战略》，《国际观察》2006年第1期;唐小松、刘江韵：《论东盟对中美的对冲外交困境及其原因》，《南洋问题研究》2008年第3期;〈印〉思瑞坎：《印度对华对冲战略分析》，《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RobertA.Manning&JamesJ.Przystup,“Asia’sTransitionDiplomacy:HedgingAgainstFutureShock”,Survival,Vol.41，No.3,1999;EvanS.Medeiros,“StrategicHedgingandtheFutureofAsia-PacificStability”,TheWashingtonQuarterly,Vol.29,No.1,2005;KuikCheng-Chwee，“TheEssenceofHedging:MalaysiaandSingapore’sResponsetoaRisingChina”,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A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StrategicAffairs,Vol.30,No.2,2008;Cheng-ChweeKuick,“TheChinaFactorintheU.S.‘Re-Engagement’withSoutheastAsia:DriversandLimitsofConvergedHedging”,AsianPolitics&Policy,Vol.4,No.3,2012;RosemaryFoot,“ChineseStrategiesinaUS-HegemonicGlobalOrder:AccomodatingandHedging”,InternationalAffairs,Vol.82,No.1,2006;BrockF.Tessman,“SystemStructureandStateStrategy:AddingHedingtotheMenu”,SecurityStudies,Vol.21,No.2,2012.

　　[6]KuikCheng-Chwee，“TheEssenceofHedging:MalaysiaandSingapore’sResponsetoaRisingChina”,ContemporarySoutheastAsia:AJournalofInternationalandStrategicAffairs,Vol.30(2),2008,p.163.

　　[7]周方银：《中国崛起、东亚格局变迁与东亚秩序的发展方向》，《当代亚太》2012年第5期。

　　[8]EvanS.Medeiros,“StrategicHedgingandtheFutureofAsia-PacificStability”,TheWashingtonQuarterly,Vol.29，No.1,2005,pp.145-167.

　　[9]参见王毅《盘点2014：中国外交丰收之年》，《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

　　[10]H.J.Mackinder，“TheGeographicalPivotofHistory”,TheGeographicalJournal,Vol.23，No.4,1904,p.436.

　　[11]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http://data.worldbank.org.cn/country，2017-10-17。

　　[12]HillaryClinton,“America’sPacificCentury”,ForeignPolicy,Nov.,2011,p.58.

　　[13]参见ChristopherLayne,“ThisTimeIt’sReal:theEndofUnipolarityandthePaxAmericana”,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Vol.56，No.1,2012;StephenG.Brooks,G.JohnIkenberryandWilliamC.Wohlforth,“Don’tComeHome,America:TheCaseagainstRetrenchment”,InternationalSecurity,Vol.37，No.3,2012.

　　[14]崔立如：《管理战略竞争：中美关系格局的挑战》，《美国研究》2016年第2期。

　　[15]薛力：《“一带一路”视野下的“亚洲五强外交”》，《世界知识》2015年第6期。

　　[16]杨震、周云亨：《论后冷战时代的中国海权与航空母舰》，《太平洋学报》2014年第1期。

　　[17]RobertD.Kaplan,Monsoon:TheIndianOceanandtheFutureofAmericanPower,NewYork:RandomHouse,2010,p.261.

　　[18]VibhanshuShekharandJosephChinyongLiow,“IndonesiaasaMaritimePower:Jokowi’sVision,Strategies,andObstaclesAhead”，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14/11/Indonesia-maritime-liow-shekhar，2016-09-13.

　　[19]DavidScott,“India’sAspirationsandStrategyfortheIndianOcean-SecuringtheWaves?”，TheJournalofStrategicStudies,Vol.36,No.4,2013,p.486.

　　[20]〈印〉潘尼迦著，德隆、望蜀译《印度和印度洋：略论海权对印度历史的影响》，世界知识出版社，1965年，第89-90页。

　　[21]〈美〉罗伯特·D.卡普兰著，涵朴译《即将到来的地缘战争》，广东省出版集团、广东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96页。

　　[22]周明：《中亚五国对阿富汗局势的应对：历史与趋势》，《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

　　[23]C.RajaMohan,SamudraManthan:Sino-IndianRivalryintheIndo-Pacific,Washington,D.C.:CarnegieEndowmentforInternationalPeace,2012,pp.13-14.

　　[24]龚晓辉：《佐科政府南海政策初探》，《东南亚研究》2016年第1期。

　　[25]ZbigniewBrzezinski,TheGrandChessboard:AmericanPrimacyandItsGeostrategicImperatives,NewYork:BasicBooks,1997,p.41.

　　[26]〈印〉思瑞坎：《印度对华对冲战略分析》，《当代亚太》2013年第4期。

　　[27]王子昌：《2014年缅甸政治发展》，《东南亚研究》2015年第2期。

　　[28]赵敏燕、董锁成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安全形势评估及对策》，《中国科学院院刊》2016年第6期。

　　[29]储殷、高远：《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定位的三个问题》，《国际经济评论》2015年第2期。

　　[30]曹云华：《论当前东南亚局势》，《东南亚研究》2017年第2期。

　　[31]沈文周主编《中国近海空间地理》，海洋出版社，2006年，第180页。

　　[32]JamesPatton,“ColdWarSSNOperations:LessonsforUnderstandingChineseNavalDevelopment”,inAndrewS.Erickson,LyleJ.Goldstein,WilliamS.Murray,andAndrewR.Wilson,eds.,China’sFutureNuclearSubmarineForce,Annapolis:NavalInstitutePress，2007，p.278.

　　[33]杨震、周云亨、朱漪：《论后冷战时代中美海权矛盾中的南海问题》，《太平洋学报》2015年第4期。

　　[34]计秋枫、刘维娜：《美国战略界关于中国海军发展的评析述略》，《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15年第5期。

　　[35]王森：《从幕后走向中央——中美海权竞争激化背景下的美国南海政策》，《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16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