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个“地缘经济”新时代，原有的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等国际组织解决全球性问题、国际间冲突已较难解决上述诸多挑战，当前也并无可以完全取而代之的新的国际秩序，国家秩序慢慢出现了可怕的真空。

　　国际新秩序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也将带来暂难估计的影响。例如，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必将面临国际市场占有率之争，尤其和西欧、美国和日本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竞争，将进入近身肉搏的阶段，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可能只是单纯的美好愿望。又例如，西方国家可动用金融武器、大宗商品价格等手段，消耗中国的外汇储备以冲击人民币汇率，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愿持有人民币乃至对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实力继续推动“一带一路”产生怀疑。

　　中国若要积极面对地缘经济新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及制定国际组织的新游戏规则，需要借鉴日本政府的经验，可考虑至少在以下两方面着力。

　　其一，须大力培养及储备有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中高级人才。与有超过800名日本人在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任职，其中有77人担任相关机构的高级职务相比，数据显示中国仅有不到100名在相关机构任职，其中担任高级职务的更不到20名，属于任职人数偏低的国家，更与中国当前的综合国力地位严重不符。应该说，中国精英进入国际组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地缘经济新时代之下，中国政府除了继续由政府内部派出和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之外，也应考虑从经济学界、金融界、大型民企的中高层高管，乃至港澳和海外华人华侨中招揽优秀人才，将他们培养成为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如果有更多中国高级的专业人才充实到国际组织，不但可扩充中国籍高管的比例，更可发挥其专业知识，有利于晋升为国际组织关键的职务，以此提升中国政府在国际组织的设置议程、议事决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二，积极吸引更多国际组织落户中国。国际组织总部对所在的国家、城市影响深远，不仅可助推东道国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可为提升该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城市的转型升级。除了北京、上海两大门户之外，中国也应积极吸引国际组织前往粤港澳大湾区落户。

　　发展大湾区经济已是世界经济强国的“标配”，世界知名的三大湾区经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不仅凸显了美国和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力，同时也吸引了众多主要的国际组织入驻，发挥着磁吸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仅要彰显出中国经济实力和国力逐步踏入“大而渐强”的阶段，也应当好好发挥大湾区对国际组织的磁吸作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拥有良好的配套设施和政策，较为用完善的法律、财务制度，以及拥有国际金融中心，有利于形成了良性的国际组织“生态环境”，推动国际组织落户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利于大湾区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

　　尤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掌握国际金融话语权更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在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二战后，西方国家先后创建和主导了5个国际金融组织，分别是世界银行、欧洲重建发展银行、拉美发展银行、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此主导了国际金融领域的游戏规则。

　　中国也应当考虑利用其大湾区，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创建更多的国际金融、经济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之后，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亚洲金融合作协会这三大金融组织已经相继在北京成立。未来若要抓住地缘经济的新机遇，以及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绿色金融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中国应当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优势，在大湾区内成立和“一带一路”相关的区域性金融、经济组织，以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可以说，在当前“地缘经济”的国际新秩序下，国际组织的地位依然至关重要，其中也已开始出现部分“真空”，这是中国亟需重视，不可再错过的机遇。中国要提升国际话语权，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必须更加主动、深度参与国际组织，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国际组织游戏规则的完善，既令其更符合国际新秩序的发展，同时为“一带一路”未来的建设铺设一条较为平坦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于国际组织更积极参与的努力，并非挑起中西模式之争，而是贡献中国的智慧、经验，为现有国际秩序作出有益补充。

　　作者介绍：梁海明系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冯达旋系丝路智谷研究院高级顾问、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原副校长。

　　近日媒体广泛报道，日本政府积极向私营部门中的资深高管招手，为他们提供补助，希望将他们培养成国际组织高级官员，以增加在国际组织工作的日本籍高级官员数量。日本此举可见，尽管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多边主义表示“意兴阑珊”，但美国仍在世界主要的国际组织中深具广泛影响力，日本要增加国际话语权，须在现存的国际多边秩序中深耕，努力寻求突破。

　　这对经济实力已大而渐强、冀在国际社会发挥更大作用的中国政府而言，应当对日本的做法好好思考和研究，采取措施积极培养国际组织高层人才、吸引更多国际组织落户中国及创建更多国际金融、经济机构等。这对于推动“一带一路”建设，以及应对国际事务渐趋由经济主导的“地缘经济”(geoeconomics)新时代所带来的挑战意义深远。

　　根据日本传媒的报道，与过往主要招聘35岁及以下的年轻人不同，日本政府转而对私人企业的中年及老年资深高管，和曾有帮助发展中国家经验的人士求才若渴，以图将他们培养成为联合国及其它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乃至最高官员。此举的背景在于，作为向联合国缴纳的会费仅次于美国的日本，截至2016年底，有820名日本人在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任职，但其中仅有77人担任相关机构的高级职务。日本政府希望通过增加在国际组织担任高级官员人数，强化日本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

　　但我们应当看到，更为重要的是日本政府已经意识到何为“If You Can't Beat Them, Join Them”。

　　美国总统特朗普虽然高举“美国优先”的大旗，甚至在不少国际组织中公开“退群”，但并没有改变美国依然是大多数主要国际组织中流砥柱的现状。当前的美国也没有衰落的迹象，一个强国要衰落往往首先是经济出现严重衰退，加上军事过度扩张，社会、政治出现各种问题才会坠落。事实上，美国继续凭借其超强的经济、金融和军事实力对国际组织有广泛及深远的影响力，虽然相继退出了一些国际组织，但美国并没有将一些关键性国际组织的人事权拱手相让。

　　有美国智库发布的报告显示，在全球53个主要的国际组织中，美国是近一半国际组织(24个)的最大金主，主导了这些国际组织的主要话语权、人事权，而并列第二的日本、英国则是9个国际组织的最大金主，作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暂时不是任何国际组织的最大金主。要成为国际组织的最大金主，拥有该国际组织的主导权，并不如很多人以为的那样只是根据GDP总量，或者拿钱砸、Over Pay即可，而是有众多的综合因素如经济、物质、社会、资源和政治等考量因素。

　　可以说，纵使美国完全放弃多边主义，也不意味着日本、英国或者中国，就能取代美国的地位主导国际事务。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在未来不短的时间内，美国继续主导世界秩序，更符合各国当前的利益。

　　打个比方，相信不少读者看过由香港导演杜琪峰导演执导的电影《黑社会》、《黑社会-以和为贵》，电影情节提及，黑社会老大被警察抓进拘留所之后，原本以为黑社会群龙无首，香港社会就能安定下来，但没想到的是，各路黑社会人马由于没有老大管束，反而更加争权夺利，为了抢地盘展开激烈斗殴，让社会的秩序更加混乱。如果将当前国际社会比作“黑社会”，那美国就是这个“黑社会”的龙头，虽然这个龙头向来有对人严、对己宽的陋习，但如果世界缺少了美国，很大可能如影片中所呈现的那样，不但大国间会互相争抢地盘，一些中小国家也会兵戎相见，例如中东国家与以色列、印度与巴基斯坦、朝鲜和韩国之间就会因为没有美国的制衡，随时触动地区战争的爆发，世界将会陷入混乱，这给大多数国家带来的麻烦和威胁只会比现在多。

　　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如果没有美国，“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会否对中国更有戒心，更担心遭中国控制，导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合作无法像现在这样大致顺利呢?值得各位读者深思。

　　因此，在这种Can't Beat Them的考量之下，日本选择了Join Them，且成绩堪称靓丽。从公开的新闻媒体报道中可看到，虽然国际组织还是由美国、西欧国家主导，但日本也并不逊色，现任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国际海关组织秘书长分别由日本籍官员天野之弥、御厨邦雄出任，除了上述二人已晋身为重要国际组织的最高官员外，日本人也曾先后出担任过国际海事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难民署、国际能源署等重要机构的最高官员职务，为日本政府在国际事务上的长袖善舞，国际规则的制定和修改立下汗马之功。

　　作为“大而渐强”的中国而言，应深思日本政府做法，更加主动参与国际组织，然后再寻求完善、修改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这是一个世界强国的“标配”，也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且有助于为“一带一路”向全球推广扫清一些障碍，尤其是国际专业行业组织的障碍。

　　更重要的是，中国继续参与完善、修改国际组织的游戏规则，可应对国际事务渐趋以经济挂帅，国际间的竞争由过去争夺资源转向市场占有率竞争的“地缘经济”新时代的挑战。

　　在新的国际秩序下，除了众多新兴国家的兴起出现了许多新市场，引发各国竞相争夺国际市场占有率之外，国家间的对抗，已由过去的政治、军事愈发转为现在的经济、货币领域的对抗，越来越多的国家倾向于以区域性的经贸协议取代军事联盟，越来越多的国家选择通过金融武器、大宗商品价格和货币汇率等的手段来打击敌对国家，以消耗对方的经济基础、政治基础。越来越多的国家相信要制裁它国，通过经济制裁、贸易禁运等手段，比军事打击能更有力地摧毁其政权。

　　在这个“地缘经济”新时代，原有的世界银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和二十国集团(G20)峰会等国际组织解决全球性问题、国际间冲突已较难解决上述诸多挑战，当前也并无可以完全取而代之的新的国际秩序，国家秩序慢慢出现了可怕的真空。

　　国际新秩序对中国“一带一路”的实施，也将带来暂难估计的影响。例如，中国企业的“走出去”，必将面临国际市场占有率之争，尤其和西欧、美国和日本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市场的竞争，将进入近身肉搏的阶段，第三方市场的合作可能只是单纯的美好愿望。又例如，西方国家可动用金融武器、大宗商品价格等手段，消耗中国的外汇储备以冲击人民币汇率，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不愿持有人民币乃至对中国是否有足够的实力继续推动“一带一路”产生怀疑。

　　中国若要积极面对地缘经济新时代所带来的挑战，及制定国际组织的新游戏规则，需要借鉴日本政府的经验，可考虑至少在以下两方面着力。

　　其一，须大力培养及储备有国际组织工作经验的中高级人才。与有超过800名日本人在联合国及有关国际组织任职，其中有77人担任相关机构的高级职务相比，数据显示中国仅有不到100名在相关机构任职，其中担任高级职务的更不到20名，属于任职人数偏低的国家，更与中国当前的综合国力地位严重不符。应该说，中国精英进入国际组织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在地缘经济新时代之下，中国政府除了继续由政府内部派出和推荐优秀人才到国际组织任职之外，也应考虑从经济学界、金融界、大型民企的中高层高管，乃至港澳和海外华人华侨中招揽优秀人才，将他们培养成为国际组织的高级官员。如果有更多中国高级的专业人才充实到国际组织，不但可扩充中国籍高管的比例，更可发挥其专业知识，有利于晋升为国际组织关键的职务，以此提升中国政府在国际组织的设置议程、议事决策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其二，积极吸引更多国际组织落户中国。国际组织总部对所在的国家、城市影响深远，不仅可助推东道国和城市的经济、社会发展，还可为提升该城市的国际化程度、城市的转型升级。除了北京、上海两大门户之外，中国也应积极吸引国际组织前往粤港澳大湾区落户。

　　发展大湾区经济已是世界经济强国的“标配”，世界知名的三大湾区经济：纽约湾区、旧金山湾区与东京湾区，不仅凸显了美国和日本强大的经济实力和国力，同时也吸引了众多主要的国际组织入驻，发挥着磁吸作用。

　　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不仅要彰显出中国经济实力和国力逐步踏入“大而渐强”的阶段，也应当好好发挥大湾区对国际组织的磁吸作用。粤港澳大湾区范围内拥有良好的配套设施和政策，较为用完善的法律、财务制度，以及拥有国际金融中心，有利于形成了良性的国际组织“生态环境”，推动国际组织落户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利于大湾区经济的发展，更有利于提升中国在国际的影响力。

　　尤其，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掌握国际金融话语权更有助于巩固和发展在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二战后，西方国家先后创建和主导了5个国际金融组织，分别是世界银行、欧洲重建发展银行、拉美发展银行、非洲发展银行、亚洲开发银行，以此主导了国际金融领域的游戏规则。

　　中国也应当考虑利用其大湾区，例如粤港澳大湾区，创建更多的国际金融、经济组织。“一带一路”倡议于2013年提出之后，亚投行、丝路基金以及亚洲金融合作协会这三大金融组织已经相继在北京成立。未来若要抓住地缘经济的新机遇，以及互联网金融、移动支付、绿色金融迅猛发展的新形势，中国应当结合粤港澳大湾区在国际金融领域的优势，在大湾区内成立和“一带一路”相关的区域性金融、经济组织，以提升中国在国际金融领域的话语权。

　　可以说，在当前“地缘经济”的国际新秩序下，国际组织的地位依然至关重要，其中也已开始出现部分“真空”，这是中国亟需重视，不可再错过的机遇。中国要提升国际话语权，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必须更加主动、深度参与国际组织，并在此基础上致力于国际组织游戏规则的完善，既令其更符合国际新秩序的发展，同时为“一带一路”未来的建设铺设一条较为平坦的道路。需要强调的是，中国对于国际组织更积极参与的努力，并非挑起中西模式之争，而是贡献中国的智慧、经验，为现有国际秩序作出有益补充。

　　作者介绍：梁海明系丝路智谷研究院院长;冯达旋系丝路智谷研究院高级顾问、美国德州大学达拉斯分校原副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