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修昔底德陷阱”没有太大关系

　　从历史来看，中美关系是相互塑造的，这不是二战才开始的，而是已经有两三百年的相互影响。在未来十几年，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更复杂和困难。但为了互相的利益，双方仍然可能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且避免战争。

　　从比较性的历史来看，我并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主导国家攻击一个上升国家以遏制它的上升，或者一个上升的国家攻击一个主导国家以加速它的衰落。用来分析是没关系的，但我不赞成这个理论。第一个异议是，这个理论原来是关于古希腊的情形，基本意思是斯巴达是大国家，雅典是正在兴起的小国，两国因为安全的考虑而打仗。但事实上，那时最有潜力的国家是波斯，早就崛起并占主导地位，它没有参与战争;而雅典那时已经崛起了，已是一个比较有权力的地方，斯巴达当时不占主导地位，而且斯巴达打仗不是为了安全问题是为了其军事领导者的自我形象，而不是安全或经济领域。所以当时最基本的例证中的条件并不是“修昔底德陷阱”所说的情形。

　　再举个例子，欧洲大国在过去四五百年中的94场战争中并没有发生权力转移的战争，崛起和下降的大国很少直接相互打仗。事实上，主导大国通常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霸权，并且总是试图把崛起中的(新兴)国家整合(integrate)在已有的国际体系内，而不是孤立或攻击他们;同时，崛起的国家通常也是想加入已有的大国阵营，并不想推翻他们。

　　那美国和中国在什么情形下会打仗?在海面的意外碰撞，台独，第三方找了麻烦，朝鲜政权垮台以及经济、军事冲突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都需要仔细注意。但这都和“修昔底德陷阱”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不只是看以前的历史，更要注意现在的现实问题。

　　亚太战略史：美国的最佳策略是“离岸平衡”

　　关于亚太战略，战略家Mechael J. Green指出，美国对亚太地区两百年的历史中有五大矛盾——欧洲与亚洲，大陆与海洋，岸上与离岸，自决与普遍价值观，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每对矛盾中到底哪个最重要?我想，分析特朗普新兴外交政策的一个好办法可能就是去问问他对这五个矛盾的立场。但现在的问题是，至今他还不知道他的象征性立场和实际政策的区别。

　　一，欧洲与亚洲的矛盾。对美国来说，曾经是欧洲比亚洲重要，但现在是亚洲越来越重要。当美国忽视亚洲未来的时候，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就不会很好。特朗普也明白这一点，他还是很喜欢俄罗斯的，但是普京在他心中的位置在下降，习近平的位置在上升。

　　二，大陆与海洋的矛盾。MacKinder有关大陆的理论认为，在亚洲谁可以控制最中间的地方，谁就可以控制全世界的地区，这与当时英国要保护印度的殖民地、俄罗斯要把权力往南延伸的历史背景有关系。而Mahan对于海洋的理论事实上更合适现在的情形，他认为帝国对外活动包括交换权力都是靠海军在打仗。作为海上强国，美国与日本为了对抗大陆上的强国，现在是天然盟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非常聪明，一带是大陆性的，一路是海洋性的，将来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三，岸上与离岸的前锋防线的矛盾。美国应该在亚洲什么地方画一个防御线，是所谓的第一岛链还是第二岛链?最著名的美国战略家说美国绝对不应在亚洲大陆作战，越战是一个大的战略错误。我想美国现在一点也不考虑在亚洲打仗，但也不排除与朝鲜的冲突，矛盾还未完全解决。相信美国一百年后可能会退到第二岛链，但不会很快。大部分共和党的知识分子认为，美国的最佳策略是“离岸平衡”。

　　四，自决与普遍(普世)价值观的矛盾。长期的民主理想主义对美国是有利的，尽管在短期与经济或国防相冲突。但美国理想主义本身也包含紧张关系——如果价值观是完全普遍的，那怎么可以让每一个国家决定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每个国家决定自己的价值观，那价值观怎么是普遍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五，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矛盾。这个矛盾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为什么要从英国独立，有美国革命，一部分也是为了美国要跟中国有直接的贸易，不要通过中间的英国并付税，如波士顿倾茶事件。从1945年开始，美国就在推动自由贸易，当然美国历史上也曾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一直想和亚洲做生意。

　　国际关系不是台球

　　国际关系不是台球，不完全是国外的问题，而是在国外、国家(中央政府)和国内三个层次的相互贯穿，同时也不完全是国防和安全的问题，也有经济和文化认同等因素，不同领域之间的相互影响。

　　特朗普这次访华，我想最重要的是他来中国不是一个“灾难”，他有时到国外去的效果是非常不好的，幸亏这次没有发生什么大的问题。我非常佩服中国这次对特朗普访华的安排，对中国的结果应该说很有利，可以看出中国是很有能力的，这个能力也包括如何应对特朗普那么奇怪的人。当然这次访问对美国也有好处。美国现在对中国的政策需要有一点儿调整，我有点怀疑这次美国政府能否提起应该被提起的问题。

　　这次访问对中国来说是一个大的象征性的成功，但实际性的结果还有待观察。特朗普在竞选总统期间对于中美之间的历史、政治和贸易等一点都不懂，这次访问大大地缓和了他对中国的立场，也许是因为他学会了一些如何做总统，但美国既定的外交政策也确实限制了他。

　　“互动大战略”：中美两国都在调整其大战略

　　美国外交部既定的对中国的政治不是特朗普一下能推翻的，所以我继续谈一下美国对中国基本的政治。

　　大战略就是把所有应该考虑到的事情，所有必须得到的目的，和所有拥有的资源联合在一起，做一个权衡性的分析。经济、安全和文化都包括在内，国外和国内的政府也都有关系，而且短期、中期、长期的考虑也都应连在一起。

　　因为，三十年代的美国可以说在睡觉，没有什么安全问题。到了二战要开始的时候，德国和日本忽然强大起来。美国忽然发觉将来要避免有一个国家控制大部分西欧和部分非洲的情形。在亚洲，也不是需要美国控制每一个地方，但绝对不能让一个国家(那时是日本)控制太大的地方。二战结束时，很多地方都是美国的盟友，但是在欧洲和亚洲都有部分被苏联控制，这多少与德国和日本的威胁类似，所以冷战很大一部分就是美国不要给苏联控制西欧的机会，也防止它的权力在东亚扩大。

　　但重要的是，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中日关系还不好，中韩还存在分歧，美国在东亚的权力也一直有些问题。还有人说，美国与台湾的关系那么密切，是不是美国要台湾攻击中国大陆?实际是相反的。在亚洲，美国跟盟友的关系不是美国跟一个组织的关系，如NATO，而是一个一个国家，就是为了控制他们。美国最怕的就是中国开始打仗。

　　就像把两只老虎放在一个屋子，即使不需要知道他们的历史，他们原来的个性也会看出来。可以预料到，这与把两个猴子放在一起的关系是不一样的，有虎有猴子的情形也会不同。所以，不管是什么样的动物作比喻，他们都有各自的个性，中美关系也是这种互动中的大战略。

　　现在看来，美国的一个基本的全球性大战略就是自己主导北美和南美，同时避免有一个太强的国家来统治欧洲或亚洲。中国自1950年来，也有一个区域性的大战略——保护中国主权，维护外部稳定，发展国内经济。但随着权力的转移，现在中美两国都在调整他们的大战略。美国正做得越来越少，而中国正做得越来越多。两个国家都在调整国外的活动和两国关系，这个实践的过程相信会发生很多问题。

　　历史：和“修昔底德陷阱”没有太大关系

　　从历史来看，中美关系是相互塑造的，这不是二战才开始的，而是已经有两三百年的相互影响。在未来十几年，中美关系将会变得更复杂和困难。但为了互相的利益，双方仍然可能管控好两国之间的关系并且避免战争。

　　从比较性的历史来看，我并不认同“修昔底德陷阱”，即一个主导国家攻击一个上升国家以遏制它的上升，或者一个上升的国家攻击一个主导国家以加速它的衰落。用来分析是没关系的，但我不赞成这个理论。第一个异议是，这个理论原来是关于古希腊的情形，基本意思是斯巴达是大国家，雅典是正在兴起的小国，两国因为安全的考虑而打仗。但事实上，那时最有潜力的国家是波斯，早就崛起并占主导地位，它没有参与战争;而雅典那时已经崛起了，已是一个比较有权力的地方，斯巴达当时不占主导地位，而且斯巴达打仗不是为了安全问题是为了其军事领导者的自我形象，而不是安全或经济领域。所以当时最基本的例证中的条件并不是“修昔底德陷阱”所说的情形。

　　再举个例子，欧洲大国在过去四五百年中的94场战争中并没有发生权力转移的战争，崛起和下降的大国很少直接相互打仗。事实上，主导大国通常是为了争取更多的霸权，并且总是试图把崛起中的(新兴)国家整合(integrate)在已有的国际体系内，而不是孤立或攻击他们;同时，崛起的国家通常也是想加入已有的大国阵营，并不想推翻他们。

　　那美国和中国在什么情形下会打仗?在海面的意外碰撞，台独，第三方找了麻烦，朝鲜政权垮台以及经济、军事冲突等等。这些都是非常现实的问题，都需要仔细注意。但这都和“修昔底德陷阱”没有太大关系。所以不只是看以前的历史，更要注意现在的现实问题。

　　亚太战略史：美国的最佳策略是“离岸平衡”

　　关于亚太战略，战略家Mechael J. Green指出，美国对亚太地区两百年的历史中有五大矛盾——欧洲与亚洲，大陆与海洋，岸上与离岸，自决与普遍价值观，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每对矛盾中到底哪个最重要?我想，分析特朗普新兴外交政策的一个好办法可能就是去问问他对这五个矛盾的立场。但现在的问题是，至今他还不知道他的象征性立场和实际政策的区别。

　　一，欧洲与亚洲的矛盾。对美国来说，曾经是欧洲比亚洲重要，但现在是亚洲越来越重要。当美国忽视亚洲未来的时候，美国对亚洲的政策就不会很好。特朗普也明白这一点，他还是很喜欢俄罗斯的，但是普京在他心中的位置在下降，习近平的位置在上升。

　　二，大陆与海洋的矛盾。MacKinder有关大陆的理论认为，在亚洲谁可以控制最中间的地方，谁就可以控制全世界的地区，这与当时英国要保护印度的殖民地、俄罗斯要把权力往南延伸的历史背景有关系。而Mahan对于海洋的理论事实上更合适现在的情形，他认为帝国对外活动包括交换权力都是靠海军在打仗。作为海上强国，美国与日本为了对抗大陆上的强国，现在是天然盟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也非常聪明，一带是大陆性的，一路是海洋性的，将来会有比较大的影响。

　　三，岸上与离岸的前锋防线的矛盾。美国应该在亚洲什么地方画一个防御线，是所谓的第一岛链还是第二岛链?最著名的美国战略家说美国绝对不应在亚洲大陆作战，越战是一个大的战略错误。我想美国现在一点也不考虑在亚洲打仗，但也不排除与朝鲜的冲突，矛盾还未完全解决。相信美国一百年后可能会退到第二岛链，但不会很快。大部分共和党的知识分子认为，美国的最佳策略是“离岸平衡”。

　　四，自决与普遍(普世)价值观的矛盾。长期的民主理想主义对美国是有利的，尽管在短期与经济或国防相冲突。但美国理想主义本身也包含紧张关系——如果价值观是完全普遍的，那怎么可以让每一个国家决定自己的价值观?如果每个国家决定自己的价值观，那价值观怎么是普遍的?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

　　五，保护主义与自由贸易的矛盾。这个矛盾有两百多年的历史。美国为什么要从英国独立，有美国革命，一部分也是为了美国要跟中国有直接的贸易，不要通过中间的英国并付税，如波士顿倾茶事件。从1945年开始，美国就在推动自由贸易，当然美国历史上也曾是贸易保护主义者，但一直想和亚洲做生意。

　　政策：美国应该调整对中国的政治

　　关于中美关系，不管是谁当选美国总统，区别可能不是很大。因为最近几年，关于中美关系的学者和分析家都认为，美国应该调整关于中国的政治。因为1978年以后，美国基本为了对付苏联，都要中国经济发展以培养对付苏联的盟友。但三十年后，没有猜到中国会在经济、文化等方面变成如此强大的国家。

　　目前的亚太局势，美国外交委员会主任Richard Hass在几月前的文章中指出，亚洲没有发生大战(除了越战)被很多人认为是正常情形，但事实上这是一个意外。要创造这个“亚洲战略奇迹”需要三个条件：亚洲社会相对稳定，中国对打仗不感兴趣，美国或多或少帮助维持和平，但现在这三个条件逐渐在消失。

　　学者David C. Kang关于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经验认为，以前美国成功的时候有三个条件：战略，实力和执行。但现在的情形完全不是这样，美国现在的大战略并不连贯，也说不出对中国的要求和太好的分析。特朗普的贸易议程与他的安全议程自相矛盾，一方面以控诉和关税来惩罚中国，一方面又在说服中国去解决朝鲜问题。

　　美国的权力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占主导地位。美国在经济、军事上的权力正在发生问题，美国的联盟在减弱，而中国的支持者在增加。特别是在执行方面的问题更严重，特朗普政府里面并没有任命好新的团队，现在的外交部还是一个空盒子。除了朝核问题，美国如果跟朝鲜有冲突，真的很怕朝鲜会在网络安全方面带来未可知的麻烦。

　　制裁朝鲜为什么行不通?

　　一些人认为朝鲜问题可以通过制裁来解决，但是每个国家政治权力的安排都不一样。朝鲜的权力集中在极少数人手里，特别是军队和情报机关，其政权的性质是军事和安全的联盟在掌握政权，他们对老百姓受到什么制裁基本是不在乎的，这是制裁屡屡不能奏效的原因。

　　这次特朗普来中国时又谈到，我们的目标是朝鲜半岛无核化。但现实的结论是，朝鲜已经成了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美国和其他国家可能不方便承认这个事实和它的影响，但是他们这么说并没有用。

　　对于朝鲜最有可能的未来是苏美冷战式的恐怖平衡，双方都有可怕的武器。冷战三十年还是很危险的，万一放射物发生泄漏，我们都可能已经死了。但它确实阻止了核战争的爆发，虽然也只是勉强。现在我们只能去希望这种平衡也对朝鲜有用，这是我们拥有的为数不多的可能性。

　　特朗普正如何结束美国时代?

　　那么美国的外交有没有希望?共和党自己的一个战略家Eliot Cohen认为，特朗普已经破坏了美国与大多数地区的关系。外国领导人们正在调整他们与美国的关系，不管是区域的和全球的，还是政治和经济。

　　如果下一任总统不是特朗普的话，问题可能也不能完全解决。因为即使特朗普的民粹主义选民仍然对美国对外的参与不满意，还有个问题是美国知识分子、外交政策精英们原本有一个共同的理解，但现在将越来越分裂，尤其是共和党，这个问题可能不容易得到改善。

　　中国有繁荣的经济、强有力的领导者和一个精明的大战略。所以，关于中美关系，把中国与美国各自的情形作对比的话，中国还是占优势。但是还是有不少国家仍然在怀疑不断强大的中国将来会怎么做，这一点中国也要很清楚。

　　韦爱德(Edwin Winckler)，美国政治学家，哥伦比亚大学东亚研究院教授；原题《特朗普访华与美国对华大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