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亚洲的中国

　　随着中国崛起和对世界影响的增大，在对外传播上，中国通过主动出版、向外推广世界多种文字，以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书籍、报刊、影视，力图更主动地塑造中国在各个国家的形象。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真正互相的建立首先需要互相了解。在与世界各个国家、企业、人民进行经济、政治、外交交往的同时，积极地在文化、传媒、教育等领域加大合作，是实现人心相通的重要方式。

　　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各种努力，却存在一个核心的悖论。 中国故事讲得好了，对内可以增强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对外可以增加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在国际社会上过于强势地塑造了“中国”的概念，强调中国与西方不一样、需要西方来认真了解、学习中国的立场，实际上又夸大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认同上的隔阂。而中国周边的国家，也会为强大、突出的中国形象，而加深与中国的心理距离，退回自己民族主义的自我保护的立场后面。

　　中国作为地理上、文化上的亚洲国家，在国际舞台和舆论场上，并未积极有力地代表亚洲的声音和形象，相反则由于过分强调“中国”的概念，造成了自外于亚洲的困境。相比较而言，亚洲的一些国家，则很善于使用“亚洲”的概念来获得在国际交往中更多的话语权。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地的学者、外交官处处以“亚洲”的概念影响全球的各种议题和话语权争夺。

　　作为经济体量、战略力量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发声时，运用“亚洲”的概念，不失为明智之举。对中国而言，也需要积极主动的营造一种“亚洲叙事”，在更大的程度上将中国与“亚洲”融为一体。中国要把自己塑造成为亚洲的一部分，而不是和亚洲其他国家相区别的一部分。中国要做的是亚洲的代表而不是亚洲的领导，中国的成功要塑造成亚洲的成功。

　　有了这样的战略眼光，中国才能积极地参与构建“亚洲”的叙述、“亚洲”的身份、“亚洲”的社群。在推进东亚一体化的努力中，才可以站到更高的战略高度来解决一些技术难题。

　　在这个背景下，一直受到耽搁的东亚地区一体化工作，或许到了重新加速的时候。要把积极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构建东亚地区的集体的“亚洲”身份，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亚洲”身份、“亚洲”声音、“亚洲”力量放在中国崛起和全球力量重组的大格局中来考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多讲“亚洲”故事、多发“亚洲”声音要比过分强调“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更有利。换句话说，在对外传播和参与全球话语竞争的过程中，“亚洲”是一个缓解世界、尤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过度焦虑的一个重要方法。

　　结语和行动建议

　　目前东亚地区已经具备了构建文化融合和集体的“亚洲”认同的良好条件。首尔仁川国际机场的所有标识，都同时以中、日、韩、英四种语言显示。机场的广播信息，也同时以中、日、韩、英四种语言播报，而首都国际机场也是如此。仁川机场的韩国出入境管理人员，也多数可以直接使用汉语和中国来的游客交流。而三国间在日用品、影视、流行音乐等方面，更是已经非常深入地相互渗透。可见中日韩三国在文化、语言上的融合已经具备非常坚实的基础。在不远的未来，随着实时翻译软件的推广，更是可以直接面对面交流而不需要借助翻译。

　　历史地看，东亚三国之间蔓延的冷战遗产与民族主义情绪，继续塑造这三国之间的不信和不满。而且，日韩两国与中国之间存在政体之异，政体之异进而导致意识形态问题。朝鲜的核问题、域外大国美国的存在等因素，使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微妙。但是，清除这些障碍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全力推进合作，超越具体的议题而构建东亚认同，建设共享、共同接受的东亚概念。

　　实现超越特定领域、议题的东亚共享观念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媒体等多种行为者的交流和合作。三个国家的政府、社会、企业界的精英要率先拥抱、推动这种观念，并展开各种各样的行动，来开始塑造东亚共同体、东亚集体认同的工作。作为结束，本文提出三方面的行动建议。

　　第一方面，要继续彰显推进亚洲认同建设、构建亚洲共同身份的政治决心。中日韩三国秘书处应该被赋予更多权力和责任，加大力度办好每年一度的三国领导峰会。这个框架可以叫亚洲三国(Asia 3),并类似G20的方式，每年举行三国的商务峰会(Asia 3 Business Summit) 、智库峰会(Asia 3 Think Tank Summit)、大学峰会(Asia 3 University Summit)、青年峰会(Asia 3 Youth Summit)等。亚洲三国大学之间的学生、教师交流，应该继续大力推动。在现有的亚洲校园(Asia Campus)机制的基础上，建设亚洲大学联盟(Asia University Consoritum)，固定形成教员交换机制、学生交换机制。

　　这些机制，以中日韩三国开始构建“亚洲”。类似上海合作组织，随后的亚洲国家、主要东亚国家如蒙古可以逐步加入，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可以单独加入。

　　第二方面，亚洲认同从校园开始三国的中小学阶段，就要有专门的亚洲历史、亚洲文化课，而不是仅仅学习本国的历史、本国的文化。在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里，应该增加“亚洲的经济”、“亚洲的文化”、“亚洲的历史”、“亚洲的政治”、“亚洲的国家间关系和亚洲共同体建设”之类的课程。

　　第三方面，则是在三国的公共空间、公众的想象中，塑造“亚洲”的概念。可以建立亚洲音乐节、亚洲电影节、亚洲博览会、亚洲美术展、亚洲文化节之类的制度，在三国之间轮流举办。对已有的泛亚洲的文化、体育、艺术活动，如亚运会、亚洲杯体育竞赛和单项亚洲锦标赛进行重塑。

　　本文着重提出两项建议。第一是亚洲百人会，遴选三国的文化、社会精英共100人，代表亚洲的高度的社会活力、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光明的未来。这个“百人会”每年举行会议、推广亚洲概念。这个百人会，在初建阶段，可以每年挑选25人，四年内全部选出。每人任期四年，这样从第五年起，每年更新或重新任命1/4的人员(可以连任一届)。

　　第二是“亚洲杰出贡献奖”或类似的制度。设立这个奖项，每年奖励一名亚洲优秀人士。这位人士应该是至少有在亚洲两个国家以上的经历，作为超越国界和民族国家认同的优秀代表。

　　在欧洲，玛丽·居里(居里夫人)是波兰人，但是她主要的科学成就是在法国作出的。玛丽·居里成了超越单个国家、为“欧洲人”身份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的象征。欧盟的科技部的一项重在培养欧盟范围内的科技人才的项目，就命名为“玛丽·居里计划”。

　　同样，著名的人文学者、思想家伊拉斯谟斯虽然是鹿特丹(荷兰)人，但他的职业生涯遍及欧洲各地，被20世纪著名作家茨威格称为第一个真正的欧洲人(而不是单独哪个国家的人)。欧盟的另外一个促进欧洲共同体认同的项目，用以资助跨越欧洲内部国界的学生流动，就被命名为“伊拉斯谟斯项目”。

　　类似的，茨威格本人虽然是奥地利人，但也长期居住、工作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对欧洲(而不是单个国家)具有深厚的情感。

　　在亚洲，原籍某国的个人，到另一个国家去定居、并对新的所在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人，近代以来似乎并不多见。历史上的鉴真(688~763年)可能是最有名的例子 —— 一个中国的僧人到日本，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佛教的发展。但类似鉴真的例子还是有的。也是在中国的唐代，朝鲜半岛新罗王国的王子金乔觉(696~794年)出家修佛后，渡海来到中国，在安徽九华山苦修，最终被认定为地藏菩萨的化身，九华山因此也成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近代以来，也有中国的吴清源这样的例子，他从青年时代就居住、生活在日本，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围棋的兴起。日本的著名女排教练大松博文，受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在上世纪60年代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女排训练、奠定了中国女排崛起为世界强队的基础。北京马拉松是中国第一个马拉松赛事，从1981年开始举办，也是在日本友人的帮助和强力推动下开始的。

　　“亚洲杰出贡献奖”就可以考虑每年(开始可以考虑每三年颁发一次)奖励一位亚洲内跨越了国界、为本人新的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或为亚洲国家间的合作作出了巨大贡献、或为亚洲概念、亚洲认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

　　目前存在的亚洲博鳌论坛、韩国济州论坛似乎可以承担起建设和运作“亚洲百人会”和“亚洲杰出贡献奖”这两个亚洲认同建设的机制的责任。也可能需要新建立一个亚洲基金会、亚洲论坛之类的非政府组织，来展开这两个以及本文建议的其他工作。

　　原题《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亚洲多边主义—— 如何构建新的亚洲认同》

　　可以说，21世纪世界格局中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国的崛起。思想界、政策圈对中国的崛起如何影响中国-美国、中国-西方的关系，似乎思考得很多。相较而言，中国的崛起对于作为一个文化、地理、政治概念的亚洲，以及亚洲各国、尤其是中国的亚洲邻国是什么意义，似乎并未引起非常具体的讨论。

　　中国是亚洲国家，中国的崛起，是否正在形成一种中国越来越独立于、外在于亚洲而存在的局面?中国在崛起过程中，需要依赖、也在积极构建与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但是，周边外交工作，如果只是以中方为出发点，对方为接受者的方法，来试图实现亲诚惠容的目标，是否可行?在与周边国家建设良好的关系，乃至建设诸多的“命运共同体”的努力中，仅仅重视一对一对的双边关系的建设，是否可行?

　　再者，良好的一对或若干对的双边关系，如何避免影响到第三方的利益?如何避免在与一组国家的关系中，让其中某些国家产生“厚此薄彼”的感觉，或者让某些国家认为中方在“分而治之”，拉一方、打一方?在建设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中，如果只注重解决安全、经贸、投资等物质利益的具体问题，而缺乏共同的价值观、身份认同的构建，良好的双边关系如何能够持久?如果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是亚洲的世纪，那么“中国崛起”和“亚洲世纪”之间的张力，如何解决?

　　本文认为，要实现中国崛起的“两个一百年”梦想，在中国与亚洲国家的关系，必须对上述问题给出合适的答案。更重要的，本文认为，解决上述问题，在于与亚洲国家的关系构建中的几个超越。这就是即超越双边、走向多边;超越物质，走向概念;超越中国，走向亚洲。具体而言，虽然不见得中国的崛起必须最后以实现欧盟或东盟一样的正式的、法律上的亚洲一体化，但必须构造出亚洲各国家和人民共同接受的文化、价值观、认同。“亚洲”的身份和概念，必须成为中国和周边国家共同的、而且十分强烈的身份和认同。

　　只有这样，个别双边关系之间的具体障碍，才可以彻底的消除;一对良好的双边关系，才不会因为对方国内政治的变化而起伏、摇摆;亚洲国家之间的合作、融洽、信任，也才不会被域外强权的作为而干扰;亚洲国家在军事、安全上对域外强权的依赖，也才会逐渐减弱。在这种情况下，才可以设想“命运共同体”的建设，而亚洲国家和人民也才会真正地、自愿地享受和拥抱中国的强大。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崛起和强大，也就是亚洲的崛起和强大，而亚洲的崛起与强大，也同时是中国的崛起与强大。亚洲世纪也就是中国的世纪。

　　以这个认识为背景，推动亚洲身份和认同的构建，可以从东亚的中日韩三国之间构建经济、文化、政治上实质性的一体化开始。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过程中，在中国构建亚洲各国的合作共赢以及亚洲国家的集体身份认同的努力中，与日本、韩国的合作具有重要意义。中日韩是亚洲最发达的三个经济体。日本、韩国在经济、文化上，在亚洲乃至全球都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外交上，日本对亚洲各国、尤其是东南亚各国和印度，具有深厚持久的影响力。中日韩三国如果尽快消解内部的矛盾、建立互信、形成共同的相互支持的对外经济、文化影响，对于亚洲乃至世界会产生巨大的影响力。

　　本文认为，中日韩三国积极推进区域一体化、构建“东亚”或“亚洲”的共同认同，在当前具备一些良好的结构性条件，需要认真、全面地加以利用。具体而言，韩国具备了在中日韩一体化中的特殊的优势地位，日本则需要帮助以便走出历史和现实的困境，而中国应该全面地拥抱亚洲。

　　左右逢源的韩国

　　在推动东亚一体化的过程中，韩国应该可以发挥突出的作用。一定意义上讲，韩国应该更多地承担东亚一体化的“司机”作用，发挥更大的领导力。这是因为，在东亚一体化的问题上，韩国占据着若干个非常有益的结构性条件。

　　第一，韩国对于东亚一体化，比任何国家都更具积极的立场。

　　对韩国来说，(东亚)合作型格局比竞争性格局能带来更有益的经济结构。韩国对贸易的依存度非常高，2015年韩国经济贸易依存度达到88.1%。韩国对中国经济的依赖度不断上升，日本也是韩国的主要出口国。可以说，东亚合作程度愈高，也就愈能确保韩国的国家利益。 而且，对韩国来说，东亚共同体的影响不限于经济领域。韩国为解决朝核问题，需要中日的协助和支持。由此，若东亚共同体得以成立，韩国可以节减平时的安全经费，将等值的份额投入经济、社会等领域。因此，对韩国来说，东亚共同体的成立不仅助于消除外患，同时对国内的稳定有重要贡献。

　　第二，韩国在地缘政治上的特殊地位，使它非常适合担任东亚一体化的推动者。

　　东亚的地缘政治，受几对双边关系影响。中日之间、中美之间都有显著的竞争关系，缺乏战略互信。相对而言，韩国在中日、中美之间，都比较获得两方面的信任，很适宜担任协调、组织、推动者的角色，帮助降低中日之间、中美之间的互疑，而增强中日、中美之间就东亚安全与一体化的展开合作。

　　第三，韩国会充分发挥特有的软实力。

　　从历史上看，不论是因为其力量相对较小还是别的因素，韩国从不推行帝国主义政策，也从不追求地域霸权，从未对邻国造成安全威胁(相反，日本自不必说，单是中国，包括韩国在内的一些周边国家都认为在历史上中国曾经侵略、控制、统治过他们)。

　　从国力上看，韩国比中日弱势比较明显。“和平小国” 形象就是韩国带有的软实力。韩国以自己拥有的软实力为基础，可以引领东亚秩序的根本变化，贡献于东亚共同体的成立。换言之，因为过去的帝国主义侵略，邻国对日本的领导持有戒心。目前中国的影响力无处不在，若由中国来承担东亚共同体的领导地位，“中国威胁论”很可能会愈演愈烈。由此，若将领导交给韩国 ，对韩国来说，这是提高其国际地位的好机会。同时，此任务赋予韩国等于为韩国提供转机，纠正其对美国一边倒的外交方针。如此东亚的自主权自然会增加，进而实现以东亚本地为主的秩序。不仅如此， 韩国还能起到调解中日之间过度竞争的作用。

　　韩国拥有这些独特的优势，应该在东亚一体化中起到更加积极的作用。当然，韩国也面对一些结构性的问题，阻碍它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起到更大的作用。

　　首先，韩国国内的政治领导力不够统一。韩国的总统只有一届、五年的任期，不利于形成长期稳定的政策和行动。再加上韩国国内政治经常动荡，例如上一任的总统朴槿惠在任期中间就陷入了严重的危机、最终被弹劾。

　　其次，北朝鲜的核武器问题、政局稳定问题等，对韩国的政策选择和外交行动形成了巨大的限制。

　　再次，韩国的外交和战略文化，更强调在大国之间寻求平衡和机会，而不太强调在国际事务中提供领导力。

　　这些问题事实上也是可以解决、缓解、控制的。随着2017年韩国新的总统产生，在改革总统的任期制度、改善议会与总统之间的关系等宪政改革方面，在控制、解决北朝鲜核问题方面，在积极承担区域一体化的推动者角色等方面，都值得期待可能迈出较大的步伐。

　　日本如何走出困境

　　日本是最成功地实现了近代化的亚洲国家。今日的日本，依然拥有显著的国家实力，在东亚共同体中自然会发挥重要作用。关于东亚一体化，日本的动机比较明显。对中国贸易的扩大，是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缓解长期萧条的秘诀之一。如今，对华贸易关乎日本经济的生存。目前日本之所以承担不起与中国不和的局势，其原因在于日本经济不能失去中国市场。因此，只依赖美日同盟的当代日本外交策略会带来诸多麻烦。设若东亚共同体得以实现，日本与中国建立互相关联以及互相依存关系，不仅中日双方可以取得双赢的结果，同时会构成比较平和的东亚秩序。

　　但是，日本政府目前存在的两种态度使周边国家心存疑惧。其一，其过于追随美国的态度。目前日本的“价值观外交”的实质是，企图借助美国新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在全球范围影响并牵制中国。[1]若不修正这种自闭的外交策略，中国难以信任日本。其二，其无反省侵略罪过的态度。与过去日本的帝国主义行为有关的历史问题以及日本政府的无反省态度常常引起东亚之间的纷争。例如，首相参拜靖国神社、右翼教科书以及历史认识问题等。 德国的例子对于日本启示很大。若没有当年德国对侵略的彻底反省，今天的欧盟是无法存在的。

　　因此，亚洲国家应该帮助日本重新思考历史问题。日本政府应该克制为稳固政权而滥用民族主义情绪的行为。如果日本一边提倡东亚和平，一边坦诚自己往昔的罪愆，如此而为方使周边国家不再怀疑其真诚。 中日韩一体化的一个重要步骤，就是帮助日本就历史问题作出决断，以便三方携手向前迈进。

　　中日韩在历史问题上作出共同的结论，也是解决日本陷入第二个困境的办法。日本在安全问题上全面依赖美国，充当美国在亚洲安全政策的基石和代理，一方面自然造成对中国等东亚国家在安全上的威胁。另一方面，东亚国家也要认识到，日本之所以紧紧拉住美国，以及近年来对中国在钓鱼岛、南海等问题上的冲动性行动，还是由于日本面对中国、尤其是面对近年来迅速崛起、国力急速增大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焦虑。

　　日本对于强大的中国的不安与焦虑，使得它一方面要在亚洲全力支持美国、美军的持续影响力，另一方面自己也试图实现“正常化”，获得更强的军事能力。日本的这些心理和行为，又恶化了中日之间的互信。如此，中国的继续崛起，又继续增加了日本的焦虑，形成了恶性循环。要避免日本的这种战略焦虑，中日之间、中日韩之间就历史问题达成共识，彻底解决历史问题，将是非常有益的。这个过程会比较漫长，但是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近年来，日本国内“亲亚洲”的力量有所抬升。前首相福田康夫在任内曾经努力改善中日关系，近年来担任博鳌亚洲论坛理事长，积极推进亚洲一体化的议题。日本国内亲亚洲的民意需要被唤醒，也可以被唤醒。

　　作为亚洲的中国

　　随着中国崛起和对世界影响的增大，在对外传播上，中国通过主动出版、向外推广世界多种文字，以介绍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历史的书籍、报刊、影视，力图更主动地塑造中国在各个国家的形象。这无疑是非常重要的。真正互相的建立首先需要互相了解。在与世界各个国家、企业、人民进行经济、政治、外交交往的同时，积极地在文化、传媒、教育等领域加大合作，是实现人心相通的重要方式。

　　但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各种努力，却存在一个核心的悖论。 中国故事讲得好了，对内可以增强文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对外可以增加各国人民对中国的了解。但是，在国际社会上过于强势地塑造了“中国”的概念，强调中国与西方不一样、需要西方来认真了解、学习中国的立场，实际上又夸大了中国与西方的文化差异，认同上的隔阂。而中国周边的国家，也会为强大、突出的中国形象，而加深与中国的心理距离，退回自己民族主义的自我保护的立场后面。

　　中国作为地理上、文化上的亚洲国家，在国际舞台和舆论场上，并未积极有力地代表亚洲的声音和形象，相反则由于过分强调“中国”的概念，造成了自外于亚洲的困境。相比较而言，亚洲的一些国家，则很善于使用“亚洲”的概念来获得在国际交往中更多的话语权。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地的学者、外交官处处以“亚洲”的概念影响全球的各种议题和话语权争夺。

　　作为经济体量、战略力量相对较小的国家，在全球范围内发声时，运用“亚洲”的概念，不失为明智之举。对中国而言，也需要积极主动的营造一种“亚洲叙事”，在更大的程度上将中国与“亚洲”融为一体。中国要把自己塑造成为亚洲的一部分，而不是和亚洲其他国家相区别的一部分。中国要做的是亚洲的代表而不是亚洲的领导，中国的成功要塑造成亚洲的成功。

　　有了这样的战略眼光，中国才能积极地参与构建“亚洲”的叙述、“亚洲”的身份、“亚洲”的社群。在推进东亚一体化的努力中，才可以站到更高的战略高度来解决一些技术难题。

　　在这个背景下，一直受到耽搁的东亚地区一体化工作，或许到了重新加速的时候。要把积极推动东亚地区一体化、构建东亚地区的集体的“亚洲”身份，在全球舞台上塑造“亚洲”身份、“亚洲”声音、“亚洲”力量放在中国崛起和全球力量重组的大格局中来考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多讲“亚洲”故事、多发“亚洲”声音要比过分强调“中国故事”、“中国道路”、“中国模式”更有利。换句话说，在对外传播和参与全球话语竞争的过程中，“亚洲”是一个缓解世界、尤其西方国家对“中国”的过度焦虑的一个重要方法。

　　结语和行动建议

　　目前东亚地区已经具备了构建文化融合和集体的“亚洲”认同的良好条件。首尔仁川国际机场的所有标识，都同时以中、日、韩、英四种语言显示。机场的广播信息，也同时以中、日、韩、英四种语言播报，而首都国际机场也是如此。仁川机场的韩国出入境管理人员，也多数可以直接使用汉语和中国来的游客交流。而三国间在日用品、影视、流行音乐等方面，更是已经非常深入地相互渗透。可见中日韩三国在文化、语言上的融合已经具备非常坚实的基础。在不远的未来，随着实时翻译软件的推广，更是可以直接面对面交流而不需要借助翻译。

　　历史地看，东亚三国之间蔓延的冷战遗产与民族主义情绪，继续塑造这三国之间的不信和不满。而且，日韩两国与中国之间存在政体之异，政体之异进而导致意识形态问题。朝鲜的核问题、域外大国美国的存在等因素，使三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微妙。但是，清除这些障碍的最好办法，就是在可以合作的领域全力推进合作，超越具体的议题而构建东亚认同，建设共享、共同接受的东亚概念。

　　实现超越特定领域、议题的东亚共享观念是一个长期的工作，需要包括政府、社会、企业、个人、媒体等多种行为者的交流和合作。三个国家的政府、社会、企业界的精英要率先拥抱、推动这种观念，并展开各种各样的行动，来开始塑造东亚共同体、东亚集体认同的工作。作为结束，本文提出三方面的行动建议。

　　第一方面，要继续彰显推进亚洲认同建设、构建亚洲共同身份的政治决心。中日韩三国秘书处应该被赋予更多权力和责任，加大力度办好每年一度的三国领导峰会。这个框架可以叫亚洲三国(Asia 3),并类似G20的方式，每年举行三国的商务峰会(Asia 3 Business Summit) 、智库峰会(Asia 3 Think Tank Summit)、大学峰会(Asia 3 University Summit)、青年峰会(Asia 3 Youth Summit)等。亚洲三国大学之间的学生、教师交流，应该继续大力推动。在现有的亚洲校园(Asia Campus)机制的基础上，建设亚洲大学联盟(Asia University Consoritum)，固定形成教员交换机制、学生交换机制。

　　这些机制，以中日韩三国开始构建“亚洲”。类似上海合作组织，随后的亚洲国家、主要东亚国家如蒙古可以逐步加入，马来西亚、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可以单独加入。

　　第二方面，亚洲认同从校园开始三国的中小学阶段，就要有专门的亚洲历史、亚洲文化课，而不是仅仅学习本国的历史、本国的文化。在大学的通识教育课程里，应该增加“亚洲的经济”、“亚洲的文化”、“亚洲的历史”、“亚洲的政治”、“亚洲的国家间关系和亚洲共同体建设”之类的课程。

　　第三方面，则是在三国的公共空间、公众的想象中，塑造“亚洲”的概念。可以建立亚洲音乐节、亚洲电影节、亚洲博览会、亚洲美术展、亚洲文化节之类的制度，在三国之间轮流举办。对已有的泛亚洲的文化、体育、艺术活动，如亚运会、亚洲杯体育竞赛和单项亚洲锦标赛进行重塑。

　　本文着重提出两项建议。第一是亚洲百人会，遴选三国的文化、社会精英共100人，代表亚洲的高度的社会活力、灿烂的文化、悠久的历史、光明的未来。这个“百人会”每年举行会议、推广亚洲概念。这个百人会，在初建阶段，可以每年挑选25人，四年内全部选出。每人任期四年，这样从第五年起，每年更新或重新任命1/4的人员(可以连任一届)。

　　第二是“亚洲杰出贡献奖”或类似的制度。设立这个奖项，每年奖励一名亚洲优秀人士。这位人士应该是至少有在亚洲两个国家以上的经历，作为超越国界和民族国家认同的优秀代表。

　　在欧洲，玛丽·居里(居里夫人)是波兰人，但是她主要的科学成就是在法国作出的。玛丽·居里成了超越单个国家、为“欧洲人”身份的形成作出了突出贡献的象征。欧盟的科技部的一项重在培养欧盟范围内的科技人才的项目，就命名为“玛丽·居里计划”。

　　同样，著名的人文学者、思想家伊拉斯谟斯虽然是鹿特丹(荷兰)人，但他的职业生涯遍及欧洲各地，被20世纪著名作家茨威格称为第一个真正的欧洲人(而不是单独哪个国家的人)。欧盟的另外一个促进欧洲共同体认同的项目，用以资助跨越欧洲内部国界的学生流动，就被命名为“伊拉斯谟斯项目”。

　　类似的，茨威格本人虽然是奥地利人，但也长期居住、工作在欧洲其他国家，也对欧洲(而不是单个国家)具有深厚的情感。

　　在亚洲，原籍某国的个人，到另一个国家去定居、并对新的所在国的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产生巨大影响的人，近代以来似乎并不多见。历史上的鉴真(688~763年)可能是最有名的例子 —— 一个中国的僧人到日本，极大地影响了日本佛教的发展。但类似鉴真的例子还是有的。也是在中国的唐代，朝鲜半岛新罗王国的王子金乔觉(696~794年)出家修佛后，渡海来到中国，在安徽九华山苦修，最终被认定为地藏菩萨的化身，九华山因此也成了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

　　近代以来，也有中国的吴清源这样的例子，他从青年时代就居住、生活在日本，极大地推动了日本的围棋的兴起。日本的著名女排教练大松博文，受中国总理周恩来的邀请，在上世纪60年代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女排训练、奠定了中国女排崛起为世界强队的基础。北京马拉松是中国第一个马拉松赛事，从1981年开始举办，也是在日本友人的帮助和强力推动下开始的。

　　“亚洲杰出贡献奖”就可以考虑每年(开始可以考虑每三年颁发一次)奖励一位亚洲内跨越了国界、为本人新的祖国作出了巨大贡献、或为亚洲国家间的合作作出了巨大贡献、或为亚洲概念、亚洲认同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人。

　　目前存在的亚洲博鳌论坛、韩国济州论坛似乎可以承担起建设和运作“亚洲百人会”和“亚洲杰出贡献奖”这两个亚洲认同建设的机制的责任。也可能需要新建立一个亚洲基金会、亚洲论坛之类的非政府组织，来展开这两个以及本文建议的其他工作。

　　原题《中国崛起背景下的亚洲多边主义—— 如何构建新的亚洲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