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相关分析表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点，在此方面西方学术研究的积淀和中国学界力图从历史中寻求对当前乃至未来的启示形成了颇为鲜明的对照。可以说，这是一个曾经被重视、并应该持之以恒得到重视的研究议题，尤其是从历史角度、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是必然为之的重点，既有的研究成果给未来研究提供了启示和参照，而从各个角度加强相关研究似乎应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无论是理论上的突破还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升华,都存在着相当的学术空间。

　　3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自公元前3世纪，中国一直处于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下，其影响力从东亚辐射至周边有限区域;19世纪中后期，随着欧洲海外殖民发展渗入东亚地区，中国被动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由此开启了中国与现代国际秩序的互动进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从游离于秩序边缘的局外者向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再到国际秩序的建设者甚至争取国际秩序主导者的身份转变。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不断转变，反映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和自身发展需求的变化。在这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中国之世界”迈向“世界之中国”。

　　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因中国迅速和平发展而引起关注，进而影响到中国历史方方面面的深入研究，回溯历史、审视当今、展望未来，形成一条完整的逻辑线索，并成为当前包括历史学、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对此，张春满对中国与国际秩序二者关系的研究基于四种理论范式进行文献梳理，即“现实主义视角、制度主义视角、建构主义视角和文化主义视角”。具体来看，现实主义研究视角根植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奥根斯基、米尔斯海默等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带有悲观的色彩。制度主义视角以中国与国际机制、国际组织的互动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考察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情况，分析中国对国际规范的认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建构主义视角通过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建构，主要关注中国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建构关系，这包括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身份定位、认同以及互动与社会化等问题。文化主义视角则是基于中国自身的政治、文化思想，回归中国自古以来的发展理念，探索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尤其突出中华文明中的儒家、道家以及法家等先哲思想，并在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表现出或悲观或乐观的态度。

　　中国学术界认为国际秩序转型势在必然，而中国是其间强大的力量。近年来，逆全球化现象在经济、政治以及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暴露现行国际体系难以满足各国共同发展的需求，国际秩序需要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反映各国发展的现状与需要。蔡拓认为，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发生国际秩序的转型，并且这种转型有其必要性，这表现为多极化发展势头下出现的国家权力与地位的此消彼长要求“对国际秩序中现存的权力和利益配置方式做出调整;对影响国际事务和议程设置的话语权、主导权的规则进行重塑;对国际社会中的核心价值重新建构”。基于国际秩序转型的需要，中国在国际秩序的转型中可以有所作为。国内国关学界主要有三派观点:一是相对激进派，主张中国作为主导者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二是相对保守派，主张中国继续韬光养晦，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三是稳健派，主张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实现渐进式改良。中国政府和学界大多支持积极、渐进的改良路径。如阮宗泽指出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正在逐步变化:在经济甚至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国正在向国际社会提供愈来愈多的公共产品，这包括“经济的繁荣、政治上的互信、安全上的互利和文化上的互补”，成长为维护秩序持续发展的“提供者”。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皆为有益的贡献，不仅有助于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亦将促进世界重新审视中国。秦亚青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参与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这种参与必须是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参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目标是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其目的不是革命性的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促进调整与变革。这一认识的形成则是基于现行国际秩序从力量结构、规则制定到价值理念都是西方国家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任何一种改变都将引起所在社会的剧烈震动，因而需要在肯定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上逐步调整。

　　国际秩序建设是一项重大战略议题。中国崛起已成为引发国际秩序变动的重要推力，其政策取向与未来战略走向受到国际社会的格外关注，对世界主要国家的战略调整产生了巨大影响。长期以来，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是国际问题领域的重要议题，国内外学界对此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当前，国际秩序转型走向深化，而中国和平发展的效应在全球发酵，二者之间的关系成为国际社会关系的“核心议题”。

　　针对国际秩序变革与中国关系的问题，国内外学界进行了持续的研究，但仍存在着有待完善之处。迄今从学理、历史、实证等角度全面分析阐述国际秩序变革与中国和平发展的著述较少，宏观认识、政策分析的著述较多，顶层设计与对策深入结合的成果较少，相关研究领域存在着进一步深入研究的必要。

　　1国际秩序理论

　　对秩序的追求历久弥新。天下思想代表着中国对建构世界秩序的最早思考，而1311年但丁在《论世界帝国》中提出的建立世界秩序的政治理想堪称西方相关思考的渊薮。当然，严格意义上，国际秩序理论的国际关系分析在20世纪50、60年代才开始启动，海德利·布尔(HedleyBull)的著作《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中的秩序研究》被视为标志性的成果。自此，国际关系主要流派均对国际秩序建构提出了自己的理论主张，形成了持久的学术论战。

　　现实主义对国际秩序的理解带有对国际体系、国际结构和权力的既定关注，因而与自由主义国际秩序观相映成趣。可以说，上述两派理论自成逻辑，分别就国际秩序演进问题做出了自己的阐释。在现实主义者眼中，均势秩序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具有客观规律性;自由主义者则认为，从人类的理性出发，以自由和民主为核心要点的自由宪政秩序才是既正义又合理的秩序之选。然而，学界日益质疑现实主义均势秩序的规律性和自由主义宪政秩序的正义性。从理论沿革来看，现实主义学者之所以会成为均势秩序的拥趸，对其规律性极为推崇，和该学派的旗帜性人物汉斯·摩根索(HansJ.Morgenthau)以及肯尼思·华尔兹(KennethN.Waltz)等理论家在该议题上的理论化努力密不可分。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基辛格对均势与国际秩序关系持之以恒的强调。1957年,他的博士论文《重建的世界》出版。在该文中他指出，一个长期稳固的国际秩序有赖于两大支柱的支撑:第一根支柱是受到广泛认可的国际合法性，第二根支柱是一个权势均衡又或力量均衡的存在。对于国际秩序而言，第一根支柱是基础，一个合法的国际秩序不是阻止冲突的发生，而是限制冲突的范围。在基辛格看来，当前的世界秩序是“两种秩序”———西方秩序和非西方秩序，前者始自《威斯特伐利亚和约》且一直存在，后者现在正由非西方参与和塑造，问题的核心在于，前者是否能够承受住后者的介入①。与现实主义对权力和冲突的关注不同，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观另辟蹊径、独具特色，它将诸如意识形态、价值观、法律、制度、道义和原则等作为了理论分析的核心，将探索国际政治的规范模式设定为了讨论的主要话题，其最终指向就是“寻求公正的世界秩序”。为了实现这一目标，自由主义者沉思求解，力求借助集体安全、超国家组织、国际制度、世界法等建立世界秩序。20世纪80年代以来，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崛起，其关注国际秩序的重点转向国际制度。在后者看来，国际秩序中的国际制度生命力顽强，即便霸权衰落,它也能够通过体现各国利益诉求、左右国家利益判断、内化于国内政治等方式持续展现效力。颇具特色的研究来自约翰·伊肯伯里。他对国际秩序的类型进行了概括，认为均势、霸权和宪政秩序三者表现为一种递进趋势，而宪政秩序是以“分配权利”和“制约权力”的法治和政治制度为核心元素构建的，这彰显了“战略约束”对领导国的战略价值。伊肯伯里从国际秩序的起源之争论起，对上述两派理论的传统秩序思想予以了批判，指出没有一种版本的新现实主义可以充分认识到，制度战略在领导国的秩序建设和随后出现的战后秩序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而自由主义理论不那么关心国家间实力的失衡以及由此引致的对合作的制约。在此基础上，他寻求从现实主义痴迷于权力的作用和自由主义推崇的理性主义以及契约制度理论中抽身出来，探索构建国际秩序的制度路径，具体而言就是，领导国希望凸显自己，将一时之绝对实力地位延伸为长期持久之优势，战后构建合法秩序的动机，大大推升了宪政安排的吸引力。它以约束自身权力为代价，谋求其他单元对规则和制度进程的认可，来保证战后秩序的生命力和可预测性。

　　建构主义把国际秩序作为一个过程来研究，对国际秩序建构提出了不同的思路。亚历山大·温特的研究也是体系层次的，其中包含三种文化:霍布斯文化、洛克文化和康德文化。从某种角度来看，它所提出的三种文化实际上就是三种国际秩序。第一种反映了一种原始丛林式的，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人与人为敌的“自然状态秩序”;第二种反映的是一种承认主权制度、相互竞争的秩序;第三种则是一种“集体安全秩序”。温特认为，国际关系中的规范和制度都是“表”，而文化才是“里”，国家间的互动实践创造了规范和制度。也就是说，依据这个逻辑，制度和国际社会的秩序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可以改变的，这就为突破国家间的“安全困境”开出了一个药方。罗伯特·考克斯认为，“国际秩序”概念的存在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那就是已经制度化的民族国家体系。在他的论述中，他格外突出生产过程中社会力量的地位，削弱国际秩序中国家的唯一作用，将社会力量以及囊括国家于其中的各种力量的一定组合视作国际秩序的来源，并认为它们对战争与和平的走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总而言之，建构主义的核心逻辑在于:秩序由规则确立，而规则源自知识的建构。它的国际秩序观点为，国家间互动重建知识，新的国际秩序在新的合理的知识的支持下得以构建。

　　中国学者对国际秩序的建构与演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理论分析。时殷弘认为，国际秩序的构建依赖于三项基本要素支撑，它们是“世界性的国际权势分布”、“国际规范体系”和“跨国价值观念体系”，中国崛起与未来世界秩序的关系主要就是与这三项基本要素的关系。而在陈玉刚看来，关于国际秩序的探讨实际就是在研究国际关系的基本组建单位——国家，以何种方式、基于何种原则组织起来的。他的一个发现是，国际秩序在概念上具有整体性，是对国际关系的总体性掌控，对它的特征具有规定性。门洪华则对(新)自由主义与国际秩序的关系进行了深入分析，根据他的观点，新自由主义是一种“理想主义色彩最为浓厚的”理论范式，它在致力于国际秩序构建上倾尽全力。在新自由主义与国际秩序二者之间，存在着一种无法为人忽视的、本质性的关联。这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和“雅尔塔体系”创设过程中所倡导的秩序理念、从在战火的洗礼、现实的熔铸后构建的全球性国际组织(国联和联合国)的架构中均可获得体现。最终他的一个结论是，正是自由主义者对理想的孜孜以求，才促成了当年国际秩序之出现。

　　在分析国际秩序的图景上，中西学者都强调了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世界秩序)的关联。多数西方学者的分析核心集中于地区秩序，他们在地区秩序与国际秩序之间搭建起了桥梁，主要精力放在了地区主义对当代国际秩序转变、对世界秩序构建的影响上。门洪华则指出，以地理范围作为划分标准，国际秩序有全球秩序和地区秩序之分。一般而言，前者即我们经常提及的国际秩序，后者则与前者相对照，是在地区各国的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又可以被看作存在于前者和国内秩序之间的一种“秩序模式”。中西学者都强调，金融秩序变动和地区秩序变动对全球秩序有着深刻的影响，是研究国际秩序走向值得密切关注的两个重要方面。

　　综合观之，现有关于国际秩序的理论大多是围绕欧美国家的国际政治经验展开的，甚少容纳其他地区的国际合作思考，其理论总结难以容纳近年来非西方大国崛起带来的冲击和理论诉求。中国学界的国际秩序理论带有较多的反思和批判成分，而理论建构依然缺失。换句话说，鉴于国际转型的加速，国际秩序理论发展迎来了春天，而学界尚未对此作出积极而全面的回应。

　　2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在国际秩序的构建和重新塑造过程中，大国往往发挥着关键的作用。这一演进规律可以归结为“实力变化-利益变化-目标变化-战略变化-秩序变革”，即大国“硬实力”和“软实力”的提升会促使其利益需求发生拓展，并推动它提出新的国际目标要求，进而促使其国家战略发生调整(这种调整可能是主动的，也可能是被动的)，重新进行设计，最终导致国际秩序的变动和变革。从这个意义上讲，大国是“国际秩序变革的实际推动者”,它的战略影响不仅体现在地区层面,还体现在全球层面上。进入20世纪直至今日，国际秩序的变动、斗争，大国之间的角力、竞争已是常态。对于国际秩序的创设而言，实力和观念同时发挥作用。前者是基础，后者的变革则是先导。当前的形势是，世界既呈现出变化的一面——全球化、地区一体化深入发展，全球治理、地区共同体等理念萌生并日渐获得普遍认可，又呈现出不变的一面——早已有之的霸权主导观念依然活跃在国际政治的场域之中。这产生的一个后果是，思维的较量在“传统”与“创新”之间展开，秩序的重构在“全球”和“地区”两个层面进行。

　　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一直是国际秩序研究乃至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内容，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转变是学者们研究了几个世纪的老问题。诸多著述对此进行过深入分析，堪称经典的是约翰·伊肯伯里的《大战胜利之后》。伊肯伯里指出，并非所有的实力变迁都导致战争和旧秩序被推翻，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国际秩序本身的特征，正是国际秩序的性质塑造了崛起国家挑战或融入该秩序的抉择。

　　更多的学者是从当前国际秩序的视角出发研究二者之间的关系的,他们认为，从历史的维度进行审视，今日国际格局之演变与一百多年前的发展趋势呈相反方向，其主要表现就是“东方的兴起”和“西方的衰落”。亨利·基辛格将之称为“四百年历史上未有之变局”。当今的世界大势是，新兴工业化国家的群体性崛起势不可挡，在东方世界性权力日益兴起的同时，以往围绕西方构建起来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已无法避免，东西方世界正在呈现出一种均衡之势。当然，新兴国家并不试图推翻西方的霸权，然而它们正在致力于发挥群体性力量，在决心和能力上均表现出了一种和平地、渐进地变革世界权力结构的取向。新兴大国的群体性崛起正在对全球治理结构的转变产生影响，某种程度上，其已被视为“最具关键意义的推动因素”。有鉴于此，它与国际秩序的关系逐渐进入国内外学界的视野，并在近年引发热议，学界关注的重点在于国际力量的分配变化带来的影响。当然，在治理理念上，群体性崛起的新兴大国与西方传统大国存在差异，这集中而深刻地反映了它们在全球治理活动中的倾向。

　　在此意义上，诸多学者依旧把关注点放在既有国际秩序的主要创建者美国上。朱云汉将目前国际秩序的最基本特征归结为“高度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他认为，这种特征亦存在于安全、生产与交换、金融和意识形态四个领域。从该结构的创设主体来看，其中最主要的行为者就是美国。伊肯伯里通过多年的观察和研究指出，在很多人看来，东方主导的秩序正在兴起，而西方主导的秩序正在衰落，属于美国的时代正在终结。他建言美国政府:“美国应该记住，它对西方秩序的领导权让它有权塑造中国将做出重要战略抉择的环境。如果它想保留领导权，华盛顿必须努力加强支撑那种秩序的规则和制度——让它更容易加入，更难被颠覆。它必须尽量加深这个秩序的根基，鼓励中国融入而不是反对这个秩序，提高这个体系在美国相对实力下降后仍可继续生存的几率”。2009年3月，布鲁金斯学会出版了一本具有极具代表性的著作——《权力与责任:构建跨国威胁时代的国际秩序》，围绕后布什时代国际秩序、全球治理和美国的对外战略，美国政策界和国际关系学界进行了从新的思考和设计，提出了“以负责任主权为主体、建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的建议。

　　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秩序变革的方向是和平的，其未来走向必然是大国长期博弈的结果，因此和平方式、地区秩序建构是一种符合逻辑的国际秩序建构观。巴里·布赞提出地区化世界秩序的观点，他认为，19世纪以来，西方赖以在失衡的全球权力分布状态下称霸全球及后来造就诸超级大国崛起的特殊历史条件已经不复存在，也就是说，美国的超级大国身份已经后无来者，不论是在物质上还是在社会上，其他大国都无法获得绝对优势以取得全球统治地位，而对于解释国际体系和国际社会中正在发生的变革而言，地区化的视角更有助益。在黄仁伟看来，全面秩序变革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当这些条件不具备时，局部秩序变革就变得更加有意义，它可能始自某个领域、某个地区或某个层面，加之维系整体国际秩序稳定的需求，新兴大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就迎来了历史机遇。以史为鉴不难发现，凡是崛起大国急躁冒进、试图全面改变国际秩序的案例，最终均以失败而告终，哪怕是最强盛的霸权国，想短期内让国际秩序发生蜕变也是很难成功的。诸多中国学者看到了近年来国际秩序变革的积极趋向。陈志敏认为，新的多极世界也是大国协调的产物，在一系列国际议题上，“多极大国协调”正在展现着切实而重要的战略张力，它要求“参与的包容性、权责的对应性、立场的妥协性、议题的广泛性以及合作的有效性”。时殷弘强调在转折时刻大国应该把握的战略方向，他特别强调了跨国价值观念层次的“重大的历史性创新”，指出了这一创新对世界史的贡献、世界的吸引力、本国人民的鼓舞力三个维度的价值。纵观现代世界历史演进，他认为，荷兰、英国、美国在进抵世界舞台中央、崛起为头等强国的过程中，都做出了跨国价值观念层面的创新和贡献。审视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在这方面，中国所做的创新和贡献与其迅猛发展的经济和突飞猛进的对外贸易量不成比例。

　　上述相关分析表明，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应该是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点，在此方面西方学术研究的积淀和中国学界力图从历史中寻求对当前乃至未来的启示形成了颇为鲜明的对照。可以说，这是一个曾经被重视、并应该持之以恒得到重视的研究议题，尤其是从历史角度、理论角度进行分析是必然为之的重点，既有的研究成果给未来研究提供了启示和参照，而从各个角度加强相关研究似乎应被视为国际关系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无论是理论上的突破还是历史经验的总结升华,都存在着相当的学术空间。

　　3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

　　自公元前3世纪，中国一直处于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朝贡体系下，其影响力从东亚辐射至周边有限区域;19世纪中后期，随着欧洲海外殖民发展渗入东亚地区，中国被动进入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秩序，由此开启了中国与现代国际秩序的互动进程;自新中国成立以来，经历了从游离于秩序边缘的局外者向国际秩序的挑战者，再到国际秩序的建设者甚至争取国际秩序主导者的身份转变。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角色不断转变，反映了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和自身发展需求的变化。在这过程中，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从“中国之世界”迈向“世界之中国”。

　　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因中国迅速和平发展而引起关注，进而影响到中国历史方方面面的深入研究，回溯历史、审视当今、展望未来，形成一条完整的逻辑线索，并成为当前包括历史学、哲学、政治学、马克思主义理论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重要议题。

　　对此，张春满对中国与国际秩序二者关系的研究基于四种理论范式进行文献梳理，即“现实主义视角、制度主义视角、建构主义视角和文化主义视角”。具体来看，现实主义研究视角根植于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以奥根斯基、米尔斯海默等为代表的进攻性现实主义者对中国崛起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带有悲观的色彩。制度主义视角以中国与国际机制、国际组织的互动为主要研究内容，通过考察中国参与国际组织的情况，分析中国对国际规范的认同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建构主义视角通过对中国在国际体系中的身份建构，主要关注中国与国际规范之间的建构关系，这包括中国对国际秩序的身份定位、认同以及互动与社会化等问题。文化主义视角则是基于中国自身的政治、文化思想，回归中国自古以来的发展理念，探索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尤其突出中华文明中的儒家、道家以及法家等先哲思想，并在分析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表现出或悲观或乐观的态度。

　　中国学术界认为国际秩序转型势在必然，而中国是其间强大的力量。近年来，逆全球化现象在经济、政治以及价值观等诸多方面，都暴露现行国际体系难以满足各国共同发展的需求，国际秩序需要进行调整以更好地反映各国发展的现状与需要。蔡拓认为，当前国际社会正在发生国际秩序的转型，并且这种转型有其必要性，这表现为多极化发展势头下出现的国家权力与地位的此消彼长要求“对国际秩序中现存的权力和利益配置方式做出调整;对影响国际事务和议程设置的话语权、主导权的规则进行重塑;对国际社会中的核心价值重新建构”。基于国际秩序转型的需要，中国在国际秩序的转型中可以有所作为。国内国关学界主要有三派观点:一是相对激进派，主张中国作为主导者改变现有的国际秩序;二是相对保守派，主张中国继续韬光养晦，维护现有国际秩序;三是稳健派，主张中国对现有国际秩序实现渐进式改良。中国政府和学界大多支持积极、渐进的改良路径。如阮宗泽指出的，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身份正在逐步变化:在经济甚至政治和安全领域，中国正在向国际社会提供愈来愈多的公共产品，这包括“经济的繁荣、政治上的互信、安全上的互利和文化上的互补”，成长为维护秩序持续发展的“提供者”。中国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皆为有益的贡献，不仅有助于世界的发展与繁荣，亦将促进世界重新审视中国。秦亚青认为，中国已经开始参与引领国际规则的制定，这种参与必须是积极参与而不是消极参与。中国参与国际体系的目标是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更为公平合理的方向发展，其目的不是革命性的而是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促进调整与变革。这一认识的形成则是基于现行国际秩序从力量结构、规则制定到价值理念都是西方国家长期发展中形成的，任何一种改变都将引起所在社会的剧烈震动，因而需要在肯定现有国际秩序的基础上逐步调整。

　　在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过程中，国际社会对中国的负面看法一直存在，中国威胁论、中国挑战论时起时伏，但总体而言，学术界对中国和平发展与国际秩序的前景表达了审慎的乐观。新西兰学者陈智宏等指出，中国在推进现行国际秩序变革中始终坚持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利益作为国际体系的根本准则,即坚持将国家作为国际社会的主要行为体，强调其在全球治理中为促进各国共同利益的维护中所发挥的主导作用。伊肯伯里认为，中国并不是在彻底改变现行国际秩序，其所作出的改变并未触及国际秩序之根本，而是在通过调整国际秩序规则寻求从当前国际秩序中取得更多权力和话语。张小明认为，现在大多数人都不再将中国的发展看作是对国际秩序、西方世界的挑战，这种说法随着意识形态因素的消解和国家间务实合作的态度而有所改变，特别是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推动、对秩序运行的维护以及避免修昔底德式的大国竞争等意愿都通过近年来中国的切实行动传递给世界。诸多中外学者研究和谐世界作为中国国际秩序理念的价值，将之视为超越西方国际秩序理论的中国范式。

　　另一方面，学术界也深刻认识到中国和平发展对国际秩序的冲击与挑战，这种挑战不仅体现在外部，而且也体现在内部。正如时殷弘指出的，中国所要面对的根本性挑战在于:中国是否可以为国际社会的发展提供一整套适应新形势的发展模式，而在国际秩序的运作中，中国能否成为并维护其世界性大国的地位。这是中国当前在处理自身与国际秩序二者关系中的切实挑战。在此方面，中国学者深刻认识到国际规范和理念的重要性,这与国际权力结构的变化一道是国际秩序转型的重要标准。中国试图促进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这不仅需要价值理念的倡导，更需要通过国际规则和机制的转变来将观念确定下来，并以权力和利益分配的方式得以体现。中国面临的外部挑战方方面面，而最核心的挑战来自中美关系和中国与东亚的关系。当然,诸多人士认为，中美矛盾固然很突出，但并未突出到成为国际政治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的程度，中美合作仍然极其重要。陆伯彬(RobertRoss)则认为，中国已经崛起为东亚大陆的主导力量，整个东亚地区正在被划分为中美两国的势力范围。21世纪初叶，中国对美国在东亚海域的控制力及其全球的安全利益形成挑战，中国在建设海洋性大国上表现出的意愿是美国不能接受的。不同于以往的是，尽管美国需要遏制中国在东亚地区甚至全球范围的发展，美国难以将彼此间利益的竞争转化为冲突与战争。随着两国间经济相互依赖的日益深化，美国需要肯定二者不断扩大的共同利益而展开合作。由此出现，中美两国间呈现竞争与合作并存的局面。在处理中美关系和东亚地区秩序建设上，台湾学者朱云汉建议，中国在推进秩序演进上，不应过于关注中国与现行秩序的主导者美国之间的关系，而是要相对均质地维护好中国与东亚地区各国的合作关系，在保证东亚地区秩序转型实现并平稳发展的基础上，拓展至整个世界秩序的发展与变化。

　　有鉴于此，东亚秩序与中国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相应地中国传统国际秩序思想也引起了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兴趣。东亚秩序问题已成为多个学科关注的焦点问题，充分体现了其综合性命题的特征。基于理念和现实两个层面，历史、现实、未来三个维度，不同学科的学者探讨了不同的内容。在该项研究的视角和方法上，除了国际关系、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之外，还包括了哲学的、文化的和历史的。综合来看，虽然相关研究在系统性、理论性上尚存在很大不足，通约尚不够深入，但在问题的提出上、思想的创新上和实证方法的引入上，已经奠定了初步的基础。值得注意的是，在国际关系学界关注该问题之前，国内很多哲学和文化学界的学者已开始就东亚秩序相关命题展开研究，他们分析论述的核心是以古代中国为中心的东方秩序。这些研究视角独特，与国际关系学界的着眼点不同，它们主要基于东方的文化、世界秩序观和制度的哲学本源视角，“俯视古代中国影响力所辐射的地区关系”。赵汀阳的《天下体系》一书堪称这一领域的开拓者。正如英国学者柯岚安指出的，《天下体系》的成功表明，中国内部有一种以中国方式解决世界问题的热望。冷战后，国际体系的变革对东亚秩序产生冲击效应。虽然到目前为止，对于东亚秩序的容貌我们尚不能草率做出结论，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那就是冷战终结以后，将世界其他地区作为参照物，在整体上该地区长期保持了和平状态，其国家间关系的大趋势、总体走向是和平稳定、经济发展与地区合作。具体来看，东亚地区主义的显著特征是其开放性，这和具有等级性特征的“北美模式”以及具有平等性特征的“欧洲模式”都不相同。新世纪开启以来，映衬中国崛起的大背景，中国已成为该地区秩序构建和美国东亚战略调整的核心变量，中国的变化与美国的变化叠加，使得未来东亚秩序的演变更加扑朔迷离。在可预见的未来，地区和平、地区开放能否延续、如何延续，既会对东亚各国的和平与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也会对该地区秩序的构建发挥作用。综合观之，在冷战后东亚秩序的探讨上，西方学者把中国因素作为分析的核心具有一定的客观性。然而，他们的秩序研究存在一个普遍的“弱点”，他们所提出的秩序形态在事实上缺少经验支持，不论战争冲突模式、霸权稳定模式还是地区一体化模式，均是如此。当然，中国学者在该问题也着墨甚多，然而对于东亚多边主义的前途命运，究竟是何者主导，其性质是开放还是封闭的，尚弥漫着理论层面的争论。正因如此，可以判定，东亚秩序研究如果缺乏实证支持就难免会落入空想的窠臼。对此，理论的宏观思考、历史的战略考量，以及对地区具体国际关系的实证研究都是需要的，某种程度上，实证研究应该成为重中之重。

　　综上所述，关于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相关文献极为丰富。但总体而言，其研究内容多是宏大叙事，实证研究甚少;其分析视角多是对策性的，相关历史研究、理论研究的成果甚少。即使外国学者的相关研究，也大致体现出上述特征。值得肯定的是，近年来关于中国传统思想史的研究为国际秩序分析提供了一个全新而较为深刻的视角。有鉴于此，进一步加强中国与国际秩序关系的历史分析、理论总结、实证研究、思想史探索，是非常必要的。

　　4中国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路径

　　推动国际秩序变革,中国首先要确立自己的道路选择与战略定位。中国坚定地选择和平发展道路，并逐步丰富了其内涵和战略框架。在和平发展道路的建设方式上，郑必坚指出，“中国要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结合起来，全方位地扩大同各方利益的汇合点，同一切相关国家和地区建立并发展不同领域、不同层次、不同内涵的利益共同体，推动实现中国和世界各国的共同和平发展。”在建设和平发展道路的国际环境上，裘援平认为，“中国和平发展道路不会是一条坦途，这是由中国所处的‘大国向强国转变的发展阶段’所决定的”。其中的干扰因素和阻力变量不容小觑，为此裘援平提出四个“更加”，即在对内外环境的认识上、战略定力的保持上、内外工作的统筹上以及态度上中国都更加需要做好，提升和平发展道路的稳定性。黄仁伟为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设定了一个时间截点，即“到2020年以前，必须尽一切可能争取对自己比较有利的全球性和地区性国际体系，逐步实现国际秩序的相对公正性和合理性”。中国推动国际体系转型主要发生在经济领域，同时亦要促进文化竞争力、制度创新力和观念影响力等软实力的逐步提升。唐家璇也认为，“中国的和平发展需要从思想理念上保驾护航。思想理念的重要性已得到历史发展的验证，任何国家的崛起都必然伴随着思想的崛起,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正在探索一条史无前例发展道路的社会主义国家来说,思想的崛起意义和任务艰巨性都更为重大”。在处理全球与区域发展的关系上，巴里·布赞指出，“要实现和平崛起的目标，中国需要重视区域层面与全球层面国际社会的区别以及两者的互动。为此，一种和平发展的路径是首先在区域层次”。崔立如进一步指出，“中国要将对国际秩序的转型进程与中国国家发展的现代化进程密切结合起来”。

　　在此意义上，中国必须明确自己的战略定位，有条不紊地推进国际秩序变革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进而实现国家发展与世界转型的良性互动。蔡拓认为，“中国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兴大国，是国际共同体中理性且负责任的成员,应成为国际体系与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合作者、现存国际法体系的遵循者、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的塑造者，”这一定位突出了中国在国际社会权力关系和处理国际事务中的地位,强调国际地位的发展变化属性、参与塑造的能力和合作负责的意愿。门洪华则认为“中国的制度定位是新型社会主义大国、经济社会定位是发展中大国、文化定位是传统资源丰富的文化大国、政治定位是负责任大国，而战略定位是有重大世界影响的亚太大国”，这是基于国家大战略布局而从顶层设计到具体领域上进行的国际定位，将中国在国际社会各个领域的发展提升到战略高度。十八大以来，中国决策者围绕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的主张，在全球经济治理和世界秩序建设上呈现出建设性参与者和一定意义上走向主导者的姿态，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大力拓展国家战略利益，致力于开启以‘共同利益’、‘合作共赢’、‘中国责任’为核心的新外交时代;以全球性国际制度的全面参与者的身份以建设性、合作、可预期的姿态推动国际秩序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积极参与地区制度的创立，成为国际秩序重塑的重要力量。随着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抓住了既有国际金融秩序坍塌、亟需重建的机遇，回应着国际社会期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承担更大责任的诉求，在地区和全球两个层面推动国际秩序的重塑”。在此意义上，中国如何重塑国际秩序成为备受全球关注的重大议题。

　　中外学者对中国国际秩序建设的思路提出了针对性建议。其中，汲取传统文化的营养被视为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中国传统文化以“仁礼”为主要内容，孕育着丰富的人道思想。俞正樑指出，中国先哲旨在实现的是“仁”的人道思想与“礼”的现实秩序之间的平衡，仁礼之道是人生哲理与社会机制的统一与综和，其最高境界则是老子的“致中和”，即以中庸之法作为“天下之大本”统筹天地万物，以此化解多元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冲突性，达到“和谐天下”的状态，这对于最具流动性与交往性的全球化世界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的另一个关注重点是王道思想。朱云汉认为，从中西方主权国家观念的比较看，中国的王道思想有其独到之处，可为重组全球秩序提供一套新的理论思维。其次，诸多学者强调了中国在国际秩序中的特殊性以及深入思考其国际秩序战略的重要性，这是研究中国传统文化的落脚点。

　　例如，长期研究中国传统思想的巴里·布赞指出，“正在崛起的中国是一个‘改良主义—修正主义国家’，这表现为对国际制度的接受程度上，‘只接受国际社会中的某些制度，但是抵制其他一些制度，甚至希望改变另外一些制度’”。对此刘贞晔作出解释，中国对现有秩序及其规则的态度是依据现行发展状态和发展目标决定的，中国对国际秩序有更加开放和包容的要求，这是中国融入国际秩序的方式，而由此则可能导致国际秩序出现更加包容或利益交错的局面。其三,诸多学者具体分析中国国际秩序建设的思路。例如，蔡拓指出，中国应努力成为国际秩序的塑造者、平衡者，坚定地推进国内改革，以此面目重构国际秩序。

　　在推进国际秩序转型方面，中国应着重于软实力,在倡导、提供新的规范、理念上下功夫。唐士其认为，中国需要在高度的理论自觉下探索国家发展道路;中国的传统文化思想是促进理论自觉与创新的重要思想来源，在逻辑演绎和思想深度上推进国际道义理念的发展与转变，促进理论思想得到国内民众与国际社会的认同与支持;基于对道义的追求，“中国应进一步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通过逐步扩大中国的影响而改造国际社会，这是中国建设性参与国际秩序的路径选择”。徐步认为，中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重点在于完善国际秩序的发展，这意味着中国是国际秩序的建设者而非挑战者，为此，中国积极倡导“共赢理念”，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法治化与合理化”。对国际规范的态度是中国参与国际秩序建设的重要内容，张小明指出，中国对于国际规范的态度，可能难以用“适应、接受”或者“挑战、修正”这样简单的、非此即彼的话语来加以概括。

　　适应国际规范的发展与变化是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主体方针，并愿为此承担相应的国际责任，与此同时，对国际规范的适应与接受不意味着放弃自我甚至委曲求全，而要努力保持自身的文化特色与政治特色;中国也“应该积极参加国际规则的调整与修正，以影响国际规范的变迁。”基于对国际规则与规范适应与调整的态度，高程指出，为更好地融入国际秩序并促进国际秩序的发展，中国应首先评估各类国际组织和国际机制的性质与目标，对于组织与机制的约束性和融合性有所考量;其次，在对现有国际组织和机制作出接受、调整或拒绝的审慎判断后，中国要对自身在国际机制中的角色和定位从单一的“融入者”或“参与者”向机制的“主导者”、“博弈者”等方向转变，争取行为的主动性。最后，在参与国际组织和促进国际机制运作中，中国要积极响应国际规则，通过兼顾本国和他国共同利益促进多边合作，降低甚至打破利用规则和议题设置对国家话语权不合理的限制。

　　诸多学者认识到中国在东亚影响力的上升和中国重塑东亚秩序的可能。新加坡学者黄朝翰认为，近年来，中国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超过日本，成为本区域和周边地区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东亚地区正在建设以中国为中心的经济新格局，中国应抓住机会重塑东亚秩序。阮宗泽基于历史发展评估中国国力与东亚秩序的相关性，认为二者呈现正相关，即“历史上中国强盛时，东亚的秩序就稳定;反之东亚秩序就陷入混乱与分裂”，为此，中国若要取得自身发展，要着手改善周边发展环境，增进邻国间的认同与互信。在中国参与东亚秩序的构建上，门洪华全面研究了中国的东亚秩序战略，提出了系统性的战略主张。

　　笔者则指出，中国要充分认识到美国联盟体系在东亚的现实存在,这是中国在亚洲区域发展以及东亚秩序塑造的前提。为此，中国在推动东亚秩序发展中考虑到美国在该区域和全球布局的实际需要，基于东亚发展的多元性，促进中美两国在经济和安全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上述关于中国国际秩序建构之战略思路的梳理表明，全面研究并深刻认识中国和平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确定中国的世界定位与战略布局，是中国建设性推动国际秩序变革的前提。国内外学界各有侧重，对上述问题进行了多角度、多领域的研究，研究成果丰硕，不同观点纷争激烈，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该问题打下了丰富的基础。如何推动国际秩序变革朝着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实现国家利益与人类利益的相结合，是中国思考国际秩序战略的重要基点。目前的相关研究和政策建议，多停留在宏观设计层面，政策针对性较弱，其根源在于历史研究、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还存在一定的不足。

　　秩序是人类恒久的追求。回溯历史，大国崛起、地区秩序和国际秩序变动存在着必然的逻辑关联。大国崛起常常伴随着自身与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调整，随着大国影响力的扩展，其崛起路径常常始于地区秩序的改变，并进而在全球层面引起一系列变动。对于中国当前的全面崛起而言，中国对国际秩序的看法及其自身在国际秩序中的定位都影响着中国发展道路的选择和国际秩序的演化路径，因而倍受世界关注。

　　历史上,多次国际秩序的形成或变迁都发生在战争冲突之后，而此次国际秩序的演变总体是在和平的状态下进行的，这也决定了其变迁与前景将更加错综复杂并难以预期。国际秩序变革势在必然，其去向也必然深受大国之间竞争合作的影响。在多极化的影响下，国际秩序难以在一国主导或多国协调下长期发展，而是沿着各国的竞争与合作中所达成有利于世界共同发展的共识不断推进。

　　长期以来，国内外学界对国际秩序变革与中国战略的关系问题进行了持续的研究,尤其在国际秩序理论、大国崛起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与国际秩序的关系、中国国际秩序战略等相关研究上积累了丰富的成果。但是，迄今从学理、历史、实证等角度全面分析阐述国际秩序变革与中国和平发展的著述较少,宏观认识、政策分析的著述较多，顶层设计与对策深入结合的成果较少。中国的迅猛发展导致全世界关注着中国的国际秩序观和相应国际战略布展。一方面，人们逐步认识到中国没有必要也不会去挑战现行国际秩序，对中国在国际秩序变革中发挥负责任的作用充满期待，另一方面又对中国的整体战略走向充满疑虑，担心强大起来的中国难以应对。有鉴于此，在深入分析国际秩序变革与中国战略的研究议题之基础上，全面阐述中国的国际秩序观以及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的坚定性，形成在国际秩序上的中国论述，存在着可能性、必要性和迫切性。(注释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