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要发展，又要秩序，这不仅为中国的领导层所强调，也是被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社会所接受的。当时的知识界盛行的两本书，一本是耶鲁大学教授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肯尼迪强调经济、科学技术等因素对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而亨廷顿强调的则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及其建设政治秩序的困难。

　　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领导层识分子群体有比较多的共识，在政治秩序建设方面，两者之间的共识就很少。对邓小平来说，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建设政治秩序。当然，这里的政治秩序也并不排斥民主化，如果民主化不会给中国造成政治乱局。但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秩序就是民主化。

　　但随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使得激进民主化不再成为建立中国政治秩序的有效选项。道理很简单，这些事件的发生本身，被普遍视为激进民主化的产物。

　　4、新加坡为什么成功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有发展、又有秩序的新加坡再次成为邓小平关注的对象。“南方讲话”之后，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不过，要把学习新加坡的强烈愿望转化成为实践，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新加坡来说，发展和秩序是同时进行的，是同一个过程，但在中国学习新加坡过程中，则把发展和秩序相对分离开来，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中国各级政府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则强调不足。

　　秩序建设要跟得上经济建设，这也是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建国以来，新加坡差不多每10年把自己的产业提升一次。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在不断进步。在社会层面，尽管新加坡不接受西方的福利社会的概念，但社会政策在很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方诸多国家，尤其是政府组屋建设方面。在政治秩序方面，新加坡拒绝了西方式的民主，但建设了有效的法治、廉政、政治开放与民主、高效公务员队伍等等制度，并且在所有这些方面，为世界所瞩目。

　　从一开始，新加坡方面一直强调，中国学习新加坡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更是“软件”建设。这里的“软件”就是各种制度建设。1994年，中新两国开始进行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双方争议的其中一个领域就是软件建设。中方很多人把这个项目仅仅视为经济建设或者工业化项目，而新加坡方面强调的则是“软件转移”。

　　对新加坡领导人来说，设立这样一个园区的主要目标是“软件转移”，就是通过园区这个“硬件”或者载体，把新加坡成功的“软件”输送到中国。可惜的是，一些地方官员并不能十分了解和把握这一点。

　　当然，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不仅学习新加坡，而且也学习其他很多国家。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式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中国既学新加坡，也学美国、日本、韩国。在“抓大”方面，中国学习了日本和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模式，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则是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

　　在“放小”方面，也就是中国式的民营化(私有化)更多的是受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金融制度方面也一样，中国参照了诸多西方经验，但从和美元挂钩到一篮子货币政策，中国则大量参照了新加坡经验。

　　5、中国对新加坡存在西方的偏见

　　在地方层面，新加坡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这里当然包括人们熟知的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新加坡—天津生态城、新加坡—广州知识城、新加坡—成都高科技园区等等。通过这些工程，中国地方政府试图从整体上学习新加坡;但更多的城市则是有选择地学习新加坡，进行制度创新或者改善已有的制度，例如上海等城市学习新加坡的公积金、汽车牌照拍卖制度等。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地方学到了新加坡的经验之后，开始向中国的其他地方输出新加坡经验。例如，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已经推广到中国的很多地方。作为城市国家，新加坡经验的主要影响在于城市层面，这很容易理解。

　　不过，在学习新加坡方面，中国社会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和认知。高层和地方的认知不同，政府与社会的认知也不同。总体上说，政府部门侧重的是学习新加坡的实践经验，但知识界往往趋向于对新加坡做过度意识形态的解读。在中国的知识界，新加坡模式一直具有争议性。这种争议性无关乎新加坡本身，更多的在于中国知识界的认知。自由派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显著。

　　1、中国是学习型国家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其成功背后有很多因素，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善于向其他国家学习。人们因此把中国称为“学习型国家”，改革开放过程也就是向其他国家学习的过程。新加坡在其中扮演了一个特别角色，起到了其他国家所起不到的作用。在改革开放30多年后的今天，中国是否会继续学习新加坡呢?这是很多人最近关切的问题。

　　要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要看新加坡经验和中国的相关性。中国学习新加坡或者其他国家，不是为了学习而学习，而是为了中国各方面现代化的需要。只要新加坡经验和中国具有相关性，中国仍然会继续学;只要新加坡经验比其他国家的经验和中国更相关，中国仍然会选择新加坡作为学习对象。

　　首先，在全球化时代，除了少数几个处于封闭状态的落后国家，没有一个国家的建设和发展，能够避免受外在经验的影响。全球化不仅仅是货物和贸易，更是各种思想在全球范围内的流通。在很大程度上说，存在着一个全球范围的“思想市场”。思想流通到哪里，哪里就会受到影响。对很多国家来说，这种影响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也就是一个主权国家主动向另外一个主权国家学习。改革开放进程中，中国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

　　2、为何选择了新加坡

　　其次，在众多的国家中，为什么中国选择了新加坡?简单地说，中国学习新加坡并非必然，而是自邓小平以来中国几代领导层的选择。为什么?

　　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中国刚刚开始进行改革开放，尽管新加坡也是当时中国学习的对象，但其重要性并不突出。当时东欧的匈牙利和东亚的日本也是中国的重点学习对象。匈牙利是东欧共产主义中比较早就进行改革的国家，同样作为共产主义国家的中国，参照匈牙利经验是很自然的事情。日本是亚洲第一个成功实现现代化的国家，从近代开始始终是中国学习的对象。邓小平复出不久就访问了日本。

　　因此，学习日本不难理解。1978年邓小平也访问了新加坡，这个城市国家各方面的建设成就，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中国学习新加坡也不难理解。应当指出的是，1980年代初，已经退下来的新加坡前副总理吴庆瑞先生，被邀担任中国政府沿海开发区和旅游业的顾问多年。不过，在整个1980年代，新加坡经验并没有在中国得到高度的重视，更多的是一个参照对象。

　　中国的新加坡热发生在1992年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在“南方讲话”中，邓小平认为新加坡不仅经济发展迅速，而且社会秩序好，因此首次公开高调地提出中国要学习新加坡。邓小平号召学习新加坡立即导致了大量的中国代表团访问新加坡取经。此后发展出来的各种项目，包括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学院的“干部班”等等都是其产物。为什么邓小平选择新加坡而不是其他国家和地方?

　　3、解决发展与秩序之间的矛盾

　　概括地说，邓小平号召中国学习新加坡的核心，是要解决好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会面临的一对矛盾，那就是发展与秩序之间的关系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发展中国家都面临着这一对深刻矛盾。人们至少可以看到三个类型的情况。首先，在一些国家，经济在一定期间得到了发展，但有效的秩序建立不起来，政治一直在专制(包括军人政治)和无序民主之间徘徊。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一直处于这种情况。

　　其次，在另一些国家，有了秩序，但没有发展。这往往发生在高度集权的权威主义国家。改革开放前的中国也是一个典型。再次，也有些国家，既没有发展，也没有良好的秩序。亚洲的斯里兰卡和缅甸就长期处于这种情况。既有发展也有秩序的国家少而又少。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日本和“四小龙”(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台湾)便是少数几个典型。

　　在日本和“四小龙”中间，邓小平为什么选择了新加坡?这既和邓小平1978年访问新加坡的经验有关，更和1989年之后的国际局势有关。在整个1980年代，邓小平领导下的改革主题就是发展和秩序。当时的领导层既强调经济发展，也强调政治改革。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体制改革，就是秩序建设问题。邓小平一再强调，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改革就不能得到深化，经济改革所得到的成果也不会得到巩固。1980年代早期的重点是经济改革，但在1980年代中期之后，邓小平开始强调政治改革。

　　既要发展，又要秩序，这不仅为中国的领导层所强调，也是被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的中国社会所接受的。当时的知识界盛行的两本书，一本是耶鲁大学教授肯尼迪(Paul Kennedy)的《大国的兴衰》，另一本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变革中社会的政治秩序》。肯尼迪强调经济、科学技术等因素对一个国家崛起的重要性，而亨廷顿强调的则是发展中国家政治秩序的重要性及其建设政治秩序的困难。

　　如果说在经济发展方面，中国领导层识分子群体有比较多的共识，在政治秩序建设方面，两者之间的共识就很少。对邓小平来说，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建设政治秩序。当然，这里的政治秩序也并不排斥民主化，如果民主化不会给中国造成政治乱局。但对知识分子群体来说，秩序就是民主化。

　　但随后发生的很多事情使得激进民主化不再成为建立中国政治秩序的有效选项。道理很简单，这些事件的发生本身，被普遍视为激进民主化的产物。

　　4、新加坡为什么成功

　　在这样的情况下，既有发展、又有秩序的新加坡再次成为邓小平关注的对象。“南方讲话”之后，中国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学习新加坡的热潮。不过，要把学习新加坡的强烈愿望转化成为实践，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对新加坡来说，发展和秩序是同时进行的，是同一个过程，但在中国学习新加坡过程中，则把发展和秩序相对分离开来，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中国各级政府所强调的是经济发展，而对社会政治秩序的建设则强调不足。

　　秩序建设要跟得上经济建设，这也是新加坡成功的经验。建国以来，新加坡差不多每10年把自己的产业提升一次。与此同时，新加坡的社会政治秩序也在不断进步。在社会层面，尽管新加坡不接受西方的福利社会的概念，但社会政策在很多方面甚至优于西方诸多国家，尤其是政府组屋建设方面。在政治秩序方面，新加坡拒绝了西方式的民主，但建设了有效的法治、廉政、政治开放与民主、高效公务员队伍等等制度，并且在所有这些方面，为世界所瞩目。

　　从一开始，新加坡方面一直强调，中国学习新加坡不仅仅是经济发展，而且更是“软件”建设。这里的“软件”就是各种制度建设。1994年，中新两国开始进行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建设，双方争议的其中一个领域就是软件建设。中方很多人把这个项目仅仅视为经济建设或者工业化项目，而新加坡方面强调的则是“软件转移”。

　　对新加坡领导人来说，设立这样一个园区的主要目标是“软件转移”，就是通过园区这个“硬件”或者载体，把新加坡成功的“软件”输送到中国。可惜的是，一些地方官员并不能十分了解和把握这一点。

　　当然，邓小平“南方讲话”之后，中国不仅学习新加坡，而且也学习其他很多国家。例如在1990年代中期开始的“抓大放小”式的国有企业改革方面，中国既学新加坡，也学美国、日本、韩国。在“抓大”方面，中国学习了日本和韩国的大企业集团模式，组建大型国有企业集团，来提升企业的国际竞争力，而管理国有企业的方式，则是学习新加坡的淡马锡模式。

　　在“放小”方面，也就是中国式的民营化(私有化)更多的是受美国和西方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在金融制度方面也一样，中国参照了诸多西方经验，但从和美元挂钩到一篮子货币政策，中国则大量参照了新加坡经验。

　　5、中国对新加坡存在西方的偏见

　　在地方层面，新加坡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更为显著。这里当然包括人们熟知的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新加坡—天津生态城、新加坡—广州知识城、新加坡—成都高科技园区等等。通过这些工程，中国地方政府试图从整体上学习新加坡;但更多的城市则是有选择地学习新加坡，进行制度创新或者改善已有的制度，例如上海等城市学习新加坡的公积金、汽车牌照拍卖制度等。

　　更有意思的是，一些地方学到了新加坡的经验之后，开始向中国的其他地方输出新加坡经验。例如，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的经验，已经推广到中国的很多地方。作为城市国家，新加坡经验的主要影响在于城市层面，这很容易理解。

　　不过，在学习新加坡方面，中国社会历来就有不同的看法和认知。高层和地方的认知不同，政府与社会的认知也不同。总体上说，政府部门侧重的是学习新加坡的实践经验，但知识界往往趋向于对新加坡做过度意识形态的解读。在中国的知识界，新加坡模式一直具有争议性。这种争议性无关乎新加坡本身，更多的在于中国知识界的认知。自由派在这方面表现得很显著。

　　自由派一直对新加坡持有诸多的批评，认为新加坡是“经济自由主义加上政治专制”模式。当然，这种认知要不基于他们对新加坡的不了解，要不基于他们来自于西方教科书的知识。自“五四运动”以来，中国的自由派知识分子一直具有美化西方民主而贬低偏离西方模式的民主的倾向。

　　例如，他们在看美国民主时，从来不会记得美国民主在很长的历史时间保留了奴隶制度，更不用说选举资格的限制了。而新加坡从一开始就实行了“一人一票”大众民主。大众民主也广泛存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经常处于无政府状态。新加坡在法治的基础之上实现了有序的大众民主，这样的例子并不多见。

　　6、邓小平的正确选择

　　回顾历史，邓小平学习新加坡的选择是对的。邓小平1997年去世之后的今天，发展与秩序的关系问题越来越成为更多国家所面临的挑战。邓小平强调新加坡的秩序好，而秩序建设正是中国今天需要学习新加坡的地方。尽管中国的经济发展了，但方方面面的秩序问题越来越严重。信任危机、官员腐败、道德消失等等现象，使得中国社会面临着无政府状态。

　　可惜的是，中国的一些官员，尤其是中层官员开始骄傲自大起来，变得目中无人，不再像从前那样，虚心学习他国了。相反，他们开始也学习美国，动不动就要教育其他国家。在中层，很多官员也开始对新加坡不以为然。不过，这种心态除了满足一下民族主义情绪之外，对国家建设毫无用处。

　　从秩序建设的角度看，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学习新加坡容易学的部分已经学了，现在到了难学的部分，也就是新加坡的“软件”，制度建设。中国能不能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学习包括新加坡在内的其他国家制度建设经验，建设起一整套自己的制度，决定了中国是否能够继续崛起。

　　历史地看，所有国家都应当成为学习型国家。封闭起来会走向失败;洋洋自得，认为够好了，也会失败;自己不做改进，而去教训别人，会失败得更快。中国过去的成功在于学习和探索，今后也会如此。这里还是可以借用毛泽东的一句话，“谦虚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对一个人是这样，对一个国家更是这样。

　　作者系华南理工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