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过有关中东国家的情况,认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土耳其发生的基马尔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已不可能再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成功.但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对自己的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指出,过去他认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这种观点只适合一部分国家.事实上,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天的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家就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是站在中间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2]

　　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指导地位,就必须根据发展了的实践,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丰富和完善.

　　(2)建立了新的机构,培养了新人,出了一些新成果

　　中东地区研究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求研究人员具有语言、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人文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要具备全面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军事诸方面情况综合能力.由此而言,发挥研究人员的能动作用,培养知识基础雄厚的新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从旧中国过来的许多中东问题研究工作者,由于家境贫寒,只能通过经院等旧式机构学习外语,难以得到现代化教育的培养.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得到了民间团体或民族企业家的赞助,得以赴中东国家留学,这才有机会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学成报效祖国的知识和才能.但他们人数有限,不能满足新中国全面建设的需要.

　　周恩来总理作为新中国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外语干部和国际问题研究人员的培养.1954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设立了阿拉伯语专业,当年开始招生.不久,国际关系学院(现外交学院)也开始招收学习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该专业20世纪60年代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到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对外贸易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先后都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北京大学东语系还设立了波斯语专业.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等一些城市先后开设的外国语学校(中学)也设立了阿拉伯语专业.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后,中国相继与埃及、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建交,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也开始进行.就是在当时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中,也选派了学习土耳其语等中东国家语言的学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许多在20世纪50-60年代培养的学习中东国家语言的学生和留学生成为中国中东研究的中坚力量和领军骨干.

　　1961年,中共中央联络部建立了西亚非洲研究所(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中东地区为研究对象之一的研究机构.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建立了宗教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成为该所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同年,云南大学和西北大学也成立了西亚研究所,成为中国高校中最早以中东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关中东问题的著作.首先是老一代中东问题研究工作者的作品,如纳训先生翻译的《一千零一夜》,文字优美,内容传神,多次翻印而难饗读者之求.又如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的有关中西交通史的专著和译著,同一编排,蔚成系列.另外,当时国际关系研究所(今天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文件集,也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周总理不失时机,亲自指示有关方面大量翻译英、法、俄、阿拉伯语书籍,内容覆盖中东地区政治、军事、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后来被包括笔者在内许多青年学子作为入门中东研究的宝贵读物.

　　应当严肃地指出的是,虽然新中国在其建立后的前30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遭遇重大挫折,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目的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党员,教育人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包括担负领导职责的不少人对此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结论奉为“金科玉律”,强行灌输.更有少数不良分子借机宣传“个人迷信”,鼓吹“最高指示”,结果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此文是我应约为《西亚非洲》杂志撰写的.出于“平衡”的目的,撰写中注意到了多数中东研究工作者的意见.可能是按照上级机关制订的原则,《西亚非洲》编委会在收到此文后对其第三部分做了较大的删改,并在该杂志2009年第10期上登出.我在这里发表本文原稿,并非是宣泄自己对《西亚非洲》编委会的意见,而是希望大家理解我对60年来中国中东研究的真实看法.

　　中东是人类文明发祥地之一,文化、宗教传承源远流长.数千年来,虽兵连祸结,纷乱不断,但文明之光或如涓涓细流,绵延不绝,或如凤凰涅槃,崛起重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石油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血液”,蕴涵大量油气资源的中东更为各工业化国家所重视.在原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独立的同时,由以色列的建立而引发的数十年冲突敌对使得中东成为国际政治热点,为各国学术界所关心,中国学者当然也不例外.

　　新中国建立年来,各方面工作经历了曲折反复的过程.前30年中曾辉煌起步,迅速发展,但不久卷于“折腾”旋涡,最终酿成“文化大革命”的混乱局面,国民经济滑到了崩溃的边缘.后年实行改革开放,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经济高速发展,国家实力倍增,人民生活大幅改善.各行各业在总结年的经验教训时,通常都以前后30年为分期界限.本文在探讨新中国中东研究60年的成就与缺憾时,也以此作为讨论的基点.

　　一、前30年的成绩与挫折

　　中国与中东地区的历史联系可远溯汉唐时期.通过陆、海“丝绸之路”,双方通使贸易,进行文化交流.只是到了近代,由于封建统治者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再加上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与中东国家的交往几近中断.

　　1949年以前,虽然条件艰苦,但中国学者对中东地区的研究也并非一片“空白”.学者陈垣、潘光旦、白寿彝、张星琅、翁独健等人在民族学、中西交通史方面的研究广涉中东人文、地理诸方面的情况,博大精深,现在仍是步入中东研究学术殿堂的必读书目.马坚、纳忠、纳训等人在翻译领域里辛勤耕耘,所译文学、历史、宗教巨著秉持“忠实、明白、流利”原则,至今为人所称道.

　　但是从总体上说,旧中国的中东研究是相当落后的,人才缺乏,门类不全,与中国泱泱大国的地位不相匹配.造成这种落后局面的原因自然与当时积贫积弱的国力紧密相连,同时也受制于旧政府错误的民族政策和教育政策.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使中国以崭新的面貌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为中国的中东研究乃至整个社会科学的发展开辟了光明的前景.新中国前30年的中东研究,有两方面的情况是不能不载入史册的:

　　(1)确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马克思主义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取得中国革命胜利的理论基础,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取得全国胜利不久就号召全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并以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中东研究当然也在此列.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首先表现在其经典作家有关中东问题的研究工作中,他们的著作为我们留下了宝贵的思想财富.比如,恩格斯在研究基督教起源时,运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解释了伊斯兰世界周期性宗教起义所起的“信仰净化机制”的作用.他说:“市民富有起来了,他们沉湎于奢华的生活,对遵守‘律条’满不在乎.生活贫困并因此而保持着严峻习俗的贝都因人,则以嫉妒和渴望的眼光来看待那些财富和享受.于是,他们就团结在某个先知,即某个马赫迪的领导下,去惩罚背教者,恢复对礼仪、对真正信仰的尊重,并把背教者的财富作为给自己的奖赏而收归己有.过了一百年,他们又处于这些背教者所处的同样的地位;又需要来一次信仰净化,又出现新的马赫迪,戏又从头演起.”[1]恩格斯的这一论断对于我们今天研究中东地区的相关问题,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当然,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不是要求简单地照搬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现成结论,而是运用其立场、观点和方法去分析问题、研究问题和解决问题.马克思主义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思想体系,勇于吸收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活生生的灵魂,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时间、地点、条件发生了变化,就要根据新的情况对原有的结论有所修正,有所创新,有所发展.

　　1940年,毛泽东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提到过有关中东国家的情况,认为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土耳其发生的基马尔式的资产阶级革命已不可能再在其他殖民地半殖民地取得成功.但1958年9月2日,毛泽东在同巴西记者谈话时对自己的这个观点作了修正.他指出,过去他认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资产阶级要就是站在帝国主义战线方面,要就是站在反帝国主义战线方面,没有其他的道路.这种观点只适合一部分国家.事实上,对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阿拉伯联合共和国(今天的埃及和叙利亚)等国家就不适用.它们是民族主义国家,既不站在帝国主义的一边,也不站在社会主义的一边,而是站在中间的立场,不参加双方的集团,这是适合于它们现时的情况的.[2]

　　确立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社会科学领域里的指导地位,就必须根据发展了的实践,不断地对马克思主义加以丰富和完善.

　　(2)建立了新的机构,培养了新人,出了一些新成果

　　中东地区研究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系统工程”,不仅要求研究人员具有语言、历史、民族、宗教、文化等人文科学的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而且要具备全面分析政治、经济、社会、军事诸方面情况综合能力.由此而言,发挥研究人员的能动作用,培养知识基础雄厚的新人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和长远意义.

　　从旧中国过来的许多中东问题研究工作者,由于家境贫寒,只能通过经院等旧式机构学习外语,难以得到现代化教育的培养.后来他们中的一些人得到了民间团体或民族企业家的赞助,得以赴中东国家留学,这才有机会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学成报效祖国的知识和才能.但他们人数有限,不能满足新中国全面建设的需要.

　　周恩来总理作为新中国的创建者和领导者之一,在百废待兴的新中国建立之初就非常重视外语干部和国际问题研究人员的培养.1954年,在周总理的关怀下,北京大学东方语言系设立了阿拉伯语专业,当年开始招生.不久,国际关系学院(现外交学院)也开始招收学习阿拉伯语专业的学生(该专业20世纪60年代并入北京外国语学院).到1965年,北京外国语学院、北京语言学院、对外贸易学院、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学院等高校先后都开设了阿拉伯语专业,北京大学东语系还设立了波斯语专业.20世纪60年代,在北京等一些城市先后开设的外国语学校(中学)也设立了阿拉伯语专业.

　　1955年万隆会议召开后,中国相继与埃及、也门、叙利亚、伊拉克等国建交,派遣留学生的工作也开始进行.就是在当时派往苏联的留学生中,也选派了学习土耳其语等中东国家语言的学生.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许多在20世纪50-60年代培养的学习中东国家语言的学生和留学生成为中国中东研究的中坚力量和领军骨干.

　　1961年,中共中央联络部建立了西亚非洲研究所(即今天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成为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家以中东地区为研究对象之一的研究机构.1964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建立了宗教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伊斯兰教成为该所的一个重要研究方向.同年,云南大学和西北大学也成立了西亚研究所,成为中国高校中最早以中东地区为研究对象的学术机构.

　　新中国建立后的前30年也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翻译、出版了一些有关中东问题的著作.首先是老一代中东问题研究工作者的作品,如纳训先生翻译的《一千零一夜》,文字优美,内容传神,多次翻印而难饗读者之求.又如商务印书馆整理出版的有关中西交通史的专著和译著,同一编排,蔚成系列.另外,当时国际关系研究所(今天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编辑的有关巴勒斯坦问题的文件集,也由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

　　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外交转型,周总理不失时机,亲自指示有关方面大量翻译英、法、俄、阿拉伯语书籍,内容覆盖中东地区政治、军事、地理、历史等方面的内容,后来被包括笔者在内许多青年学子作为入门中东研究的宝贵读物.

　　应当严肃地指出的是,虽然新中国在其建立后的前30年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遭遇重大挫折,留下刻骨铭心的教训.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指导地位的目的是用科学的理论武装党员,教育人民,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的发展.然而,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包括担负领导职责的不少人对此作了教条主义的理解,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某些个别结论奉为“金科玉律”,强行灌输.更有少数不良分子借机宣传“个人迷信”,鼓吹“最高指示”,结果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阻碍了科学的发展.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知识分子作为一个整体被片面地定位为“改造对象”,不承认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认识世界,传承文明,创新理论,资政育人和服务社会的功能.学术机构和教育机构被作为安置“犯错误干部”和“成分不良人员”的单位,鼓动学生“子教三娘”,对有真才实学的专家、学者进行批判、斗争,致使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形成的“尊师重教”优良传统毁于一旦.

　　建国后前30年的挫折与成绩,不能简单地用“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三七开”来类比,而应认真吸取教训,警钟长鸣,禁绝以往的错误重犯.

　　二、改革开放30年来的成就

　　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给中国的研究人员带来了“科学的春天”,而1978年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又为伟大祖国的全面发展带来了新的生机.30年来,在邓小平同志“改革开放”的旗帜指引下,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快速发展,中东研究也在其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1)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作风

　　毛泽东晚年提出了“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第一世界”是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处于中间的是一些小一点儿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它们既欺负发展中国家,又受到两个超级大国的压迫,所以是可以争取的;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所以大家应当团结起来,争取“第二世界”,共同反对两个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1974年4月,毛泽东“点将”邓小平率团参加第六届特别联大,宣传“三个世界”的理论.

　　邓小平在大会发言时,批评了超级大国到处对别国进行侵略、干涉、控制、颠覆和掠夺的行径,表明了中国坚决不做超级大国的立场,又特别加上了他自己亲自确定的观点,指出:“如果中国有朝一日变了颜色,变成一个超级大国,也在世界上称王称霸,到处欺负人家,侵略人家,剥削人家,哪么,世界人民就应当给中国戴上一顶社会帝国主义的帽子,就应当揭露它,反对它,并且同中国人民一道,打到它.”邓小平在联合国的这个发言,受到了绝大多数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很多人还排队和他握手表示祝贺.[3]

　　然而,“三个世界”的理论作为划分世界政治力量的标准过于简单、静止,与实际执行的反对“社会帝国主义”的“一条线”战略也南辕北辙,结果造成一些国家对我们的误解.1978年伊朗爆发了反对巴列维王朝的人民起义,我国当时的主要领导人却固守“三个世界”理论和“一条线”战略,坚持赴德黑兰进行访问,结果造成重大外交失误,就是这方面的一个教训.

　　改革开放后,当时担任中联部副部长的李一氓和其他同志向邓小平建议,我国的国际战略应不再拘泥于“三个世界”的理论,而应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总方针,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我们国家的利益来确定我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李一氓等人的建议被以邓小平同志为首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愉快地加以接受.[4]

　　绝大多数中东国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但由于宗教信仰有差别,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实行不同的政治制度,对超级大国的态度不同,奉行不同的外交政策,所以研究中东问题既不能以这些国家所处的地位“定位”,也不能以它们对“超级大国”的态度“划线”,而只能实事求是,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才能得出符合实际的结论.从这一点上说,中国外交政策不再拘泥于“三个世界”的理论,对中东问题研究工作者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它为广大研究人员求真务实地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开拓了光明的前景.

　　以邓小平为首的党中央领导实事求是,从善如流的态度也为后来研究人员广开言路,建言献策创造了良好的环境.数年前,“中国和平崛起论”盛行,相似的观点也出现在一些高级领导的讲话之中,中国中东学会的一位资深会员却力排众议,对此提出了不同看法.他在建言中指出,“和平崛起论”既不符合发展的一般规律,也容易引起误读,使西方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为制造的“中国威胁论”找到“市场”,因此不宜作为我国发展的纲领性口号.以胡锦涛同志为首的党中央新的领导集体诚恳地接受了他的建议.

　　(2)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和1978年5月开始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为改革开放事业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政治前提,新时期的中国中东研究也在这一背景下迅速重启.

　　1977年,在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干预下,“文化大革命”中被废除的高等学校入学考试制度得以恢复,尊师重道的学风开始重新确立.在这一背景下,与中东研究相关的一些语言、文学、历史等专业重新招生,多年中被荒疏学业的老教师因此可重执教鞭,千百有志于中东研究的莘莘学子也获得了从师受教的机会.

　　一些在“黄钟毁弃”年代无缘付梓的学术著作、译著也开始得以出版,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坚先生所译的《古兰经》.该译文虽早在1945年就得以完成,但在其后30多年的时间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全集出版.1978年春,重病在身的马先生开始重新整理自己的手稿.只可惜的是,他未能看到这本自己倾注了几十年心血的译著出版就离世归真了.译稿后经马夫人存真女士及有关人士的努力,最终于1981年面世,也算是对马先生的一种告慰和纪念.[5]

　　1978年年底,一些研究中东问题的学者聚首云南大学,宣布成立中国中东学会,由此成为中国中东研究历史上的一件大事.30余年来,中东学会先后召开十数次全国性的学术年会,在中国中东研究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组织和协调作用.2008年年底,中国中东学会在云南大学召开纪念学会成立30周年大会,时年85岁的原中东学会副会长方德昭教授在发言中回顾起学会初创时蹒跚起步情景,依然使与会者心潮澎湃,久久不能平息.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开创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代,各行各业的工作逐步走上正轨,中东研究也开始步入取得辉煌成就的新时期.

　　现代化建设要求中国人民“放开眼睛看世界”,加强同外部世界交流与合作,中东研究也是这样.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后,中国同中东各国的关系不断加强,并在1992年同中东所有国家都实现了关系正常化.在政治、经贸、文化关系发展的同时,更多的中国留学生被派往中东国家学习.同时,由于中东所处的重要战略地位,发达国家一贯重视中东研究,中国学者同发达国家同行之间的交流也逐步扩大.欧盟、美国有关单位都曾安排学者来华与中国同行进行交流,使得中国学者与外国同行的交流早已超出了“双边”的范畴--中国中东学会曾在北京组织过由中国、日本和韩国中东问题研究工作者参加的“三边”学术讨论会,中国学者也曾多次赴欧美参加世界性的中东问题研讨会.

　　“长江后浪推前浪”,改革开放政策为培养更多的中东研究人才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从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培养中国中东研究硕士生的工作就开始启动.到了80年代后半期,以北京外国语大学纳忠先生、西北大学彭树智先生和上海社科院龚方震先生为先导,中国中东研究博士培养基地又有序扩展.目前,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外交学院、云南大学、南京大学等高校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等单位均有研究中东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毕业,其中有些人已经在中东研究与教学中承担起重要角色.从上世纪90年代起,一些新的中东研究或中东专题研究机构相继在南京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河南大学等高校建立.与此同时,许多高校和研究机构也成立了新的、有关中东研究的教研室和学术中心.仅就语言教学看,土耳其语、希伯来语和普什图语在中国有关高校均有教授,后备人才的培养工作为中国中东研究事业的持续发展夯实了坚实的基础.

　　从上世纪70年代末起步,经过80年代的努力,到90年代初,中国的中东研究开始进入自己的“繁荣期”.据初步统计,改革开放以来,公开发表的有关中东研究的论文、译文和相关文献已经超过篇,出版的相关专著、译著约册.[6]从论文和专著覆盖的方向看,从以往集中在政治、军事、历史、宗教、文学等传统领域,现已扩大到经济、能源、社会、文化、地理、交通诸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编辑的学术期刊《西亚非洲》,从以前的季刊改版为双月刊,又在数年前再改为月刊,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30年来中国中东研究的繁荣局面.

　　三、期望

　　中国中东研究在过去30年能够得到巨大的发展,得益于邓小平同志的改革开放路线.但在同时也应当看到,新中国建立60年,对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言还仅仅是良好的开端.我们的目标是到新中国成立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7]要实现这一伟大的目标,还需要我们做出巨大和不懈的努力.

　　未来40年中国中东研究的路应当怎样走?这不是笔者本人在这里能够圆满回答的问题.但从回顾过去6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30年来的情况看,笔者愿意在这里表达自己的两点期望.

　　(1)期望研究工作的外部环境能够得到进一步的改善

　　改革开放清除“左”的错误以后,党和国家的发展路线重新回到正确方向,公开“戴帽子”、“打棍子”的情况已不多见,但教条主义的余毒还未根本肃清,反对右,更要注意反对“左”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在我们在从事中东研究工作中,对这方面的问题仍不能掉以轻心.

　　冷战结束后,国际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关系出现了多元化的趋势,中国同世界的关系也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在当今世界,一些国家虽然在政治上是盟友,但在经贸领域中却存在着激烈甚至是残酷的竞争.一些国家虽然是军事上的盟国,但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却存在着严重的分歧.中国实行改革开放后,在经贸领域同许多国家形成了互补关系,并且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wto).但由于“冷战思维”的存在,中国也常受到个别国家的猜疑、中伤甚至是诬陷.在这种新形势下,我们应当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总方针,根据问题本身的是非曲直和我们国家的利益来确定我对重大国际问题的态度.谁搞霸权主义,破坏世界和平,我们就反对它的政策.同时,也应放弃“非敌即友”的教条主义思维方式,发展同世界所有国家的友好关系.

　　然而,一些同志闭眼不看当今国际关系出现的新变化,固守过去可能是正确但今天难免脱离实际的旧观点,并企图将其强加于人.我们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适应新的形势,坚持以“土地换和平”原则为基础,通过政治谈判建国的立场.有人却反其道而行之,借他人之口污蔑巴解是“叛徒”,鼓吹应当继续采取极端措施,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例子.

　　本来,不同的观点可以采取平等讨论的方式来加以解决,但实际的情况却复杂得多.简言之,我国高校和研究机关长期存在的“行政主导制”妨碍了学术上的平等讨论--“大人物”(即行政地位高的人)说错了,最多是不了了之;而“小人物”即使说对了,也难以找到说理的“平台”,甚至遭到“批判”.

　　“行政主导制”对学术资源也造成了严重的浪费.近年来“仕而优则学”之风盛行.一个教研机构好不容易得到了“博士点”,但首先要来读学位的却是上级机关的党务干部.“资源”是他“批”的,教研机构不敢拒绝.他拿到学位后官升一级,不再从事研究工作,所花费的资源难以得到回报,对提高学术水平没起到任何作用.

　　“行政主导制”所造成的弊端当然并不仅仅局限在中东研究领域,而是当前阻碍我国教育、科研工作发展的一个重大问题,并且有愈演愈烈的势头.我们期望,这方面的问题能在尽短的时间内加以解决.

　　(2)期望研究工作者脚踏实地,更上一层楼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要使中国的中东研究在未来更上一层楼,还需研究人员做出更大的努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中东研究的成果不仅数量增加,质量也大大提高.从某种角度看,这是和对外交流引入新的研究范式相关的.科学创新源自新的研究范式的引进,这是科学发展的一般规律.采取“拿来主义”的态度,引进国外新的研究范式,深化我们的研究工作,这是显而易见、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不应当加以拒绝.比如,当前研究石油价格问题,不使用模型在电脑上对期货市场价格涨跌进行多元分析,就不可能比较准确地预测油价未来的走势.我们今后仍应注意引进国外新的研究范式,以推动我国中东研究的深入发展.

　　不过应当指出的是,受浮躁情绪的影响,目前在我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某些领域里出现了不同程度、过度迷信西方研究范式的现象.一些文章不注意认真讨论问题,却大谈什么西方的“主义”,形而上学,空洞无物,实在是应当迅速加以改变的事情.还以研究油价为例,有时即使使用电脑对期货数据进行分析,也未必能够准确地推测出油价的未来走势.这是因为,油价的变动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不仅受制于期货的变动,还受供求状况、政治形势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中东研究中的许多课题,都存在这种复杂性情况.

　　正如本文上面所述,中东研究是一门“交叉科学”,它要求研究人员不仅要具备社会科学研究所应具备的知识和才能,还需具备语言、历史、民族、宗教等人文学科的扎实基础.所以,有志于研究中东问题的青年学子不仅首先应熟练掌握一门中东地区的语言,还应努力学会一门通用外语.这样才能细致入微地“发掘”第一手的资料,同时又能通过交流引入新的研究范式,深化自己的研究工作,并把自己的成果推广到更大的范围中去.另外,无论是研究中东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那一方面的问题,都应对该地区的历史、民族和宗教背景有一个透彻的了解.否则容易出现纰漏,因为一点儿失误而毁了整个研究项目.

　　笔者20世纪70年代末初入中东研究之门时,尚是一个懵懂而不谙中东事务的毛头小伙儿.而今撰写此文,接近耳顺之年,不由浮想联翩,感慨万千.在此,我祝中东研究的各位前辈心情愉快,健康长寿;愿后学青年奋发向上,赶超前人;而我等同事则应继续努力,学习前辈,提携后学,共同把中国的中东研究提升到一个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