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纪霖：新东亚秩序和欧盟式东亚命运共同体

　　主持人：我们开始进入下一个主题，许纪霖老师就新东亚秩序和欧盟式东亚命运共同体这方面做一个讲演。

　　许纪霖：感谢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和中国钝角传媒的邀请。

　　今天，东亚上空布满了冷战的乌云。蔡英文上台以后，台湾海峡两岸出现了冷战;朝鲜半岛的核武器扩散让人担忧;中日之间有围绕着钓鱼岛主权的摩擦;南海各国还有岛礁之争。这都显示出东亚上空非常不太平。美国两位非常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曾经谈到对东亚的担忧，说今天的东亚很有点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当年的欧洲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高涨，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

　　二十一世纪的东亚真的是上个世纪的欧洲吗?如果是，东亚各国怎么避免国家间的战争威胁?我们有没有可能超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来实现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欧洲已经不是上个世纪的欧洲，欧盟的出现终止了欧洲内部战争的危险，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题目就是：一个欧盟式的东亚共同体，对东亚各国来说是否值得追求，有没有什么可能呢?

　　一、历史上东亚的四种秩序

　　我是历史学家，所以喜欢回溯历史来思考现实的问题。所以，第一部分先和大家回溯一下从古代到今天的四种东亚秩序。

　　最早出现的是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中华帝国的秩序，从唐代到十九世纪中叶持续了一千多年。

　　第二个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当时取代了中国的日本大东亚的帝国秩序。

　　第三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苏联对抗为主导的冷战的秩序。

　　第四个就是二十一世纪初随着中国强劲地崛起，以中日对抗为中心的后冷战秩序。

　　我们先从历史上来看这四个秩序的状况。从唐代到十九世纪中叶，主宰东亚秩序的是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在长达一千多年里，中国是领先于东亚的，但是古代中国人是以中华为自我中心，很少有东亚意识，即使有，过去的天下秩序有三个同心圆，东亚秩序只是这三个同心圆最外部的部分。

　　东亚这个概念是近代的产物。之所以产生这个概念，首先是出现了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就是欧洲。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列强在东亚出现，欧洲所拥有的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力量，极大地冲击了原来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秩序。所以，西方文明一旦在东亚出现，变化就发生了。这就像福泽谕吉说的，日本首先要脱亚入欧——要摆脱传统的以中华为中心的文明秩序，融合进欧洲为中心的新的文明秩序。

　　日本当时试图建立第二组东亚秩序，这个东亚秩序当然以日本为中心。日本虽然身在落后的东亚，但却是先进的欧洲文明俱乐部的成员。这样的特殊地位使得日本在1894年“甲午海战”获胜，1904年打败俄国以后，替代中国成为了东亚世界的轴心。伴随着中国的衰落，日本的崛起，东亚意识第一次在东亚出现了。

　　这个“东亚意识”实际上依然是以一个国家为中心的，只是不再是中国，而换成了日本。从今天回过头看，日本的这个大东亚共荣的秩序充满了内在的紧张性。一方面它要加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的普遍秩序，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日本特殊的天皇国体。而且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及1940年的太平战争以后，日本试图把这样一个天皇秩序扩张到东亚乃至整个东南亚世界和太平洋地区。日本的大东亚秩序由于过度的扩张和狂妄，受到了毁灭性的挫败。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迎来了它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就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冷战时期东亚分裂了，一边是苏联、中国、朝鲜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另外一边是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组成的自由世界阵营。整个东亚被撕裂成两半，到197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美的缓和使得中国、日本和韩国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开始携手。中国和日本之间相互接近，所以出现了中日之间相对来说最友好的那段时间，一段战略的合作期。但是这个战略合作它的基础是脆弱的，为什么?因为它主要依赖于双方共同的敌人——苏联，以及中美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

　　等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了冷化。随着中国的崛起，钓鱼岛领土争端加剧和日本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两个国家到21世纪发生了直接的摩擦和对抗。今天东亚所出现的是后冷战时期，朝鲜是孤立主义，东亚主要三个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有点像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关系非常错综复杂。那么最核心的就是中日之间的对抗，这个对抗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历史上的遗留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的对抗。两个国家都在争夺整个东亚乃至泛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这就形成了今天后冷战时代东亚对抗的轴心。

　　那么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非常高涨。从政府到民间，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各个国家共同的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太高，东亚意识就变得很弱。东亚意识无论在政府、民间，还是学界都是非常微弱的声音。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东亚陷入了经济学上所说的“囚徒困境”。大家都知道合作要比不合作好，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破这个局。就是从不合作走向合作，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起点在哪里呢?所以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讨论怎么从帝国秩序转化为共同体的秩序。

　　二、帝国秩序如何转化为共同体的秩序

　　虽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帝国的秩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无论是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还是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秩序，都没有真正统一过整个东亚。历史上都有例外，比如说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时候，日本就是一个例外，日本从来不是中国朝贡国。在日本近代霸权遍布东亚的时候，也只征服了半个中国，另外半个中国依然在抵抗。所以，这就意味着东亚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的帝国秩序。这个也和东亚拥有三种不同的文明有关：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农耕文明，日本的海洋文明，蒙古的游牧文明。所以，很难以某一个文明为核心，把整个东亚纳入到整个版图里面去。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在东亚世界不会以一国为老大，建立一个稳定的帝国秩序。与其无休止地多边争霸，不如重新规划，想象一个替代了旧帝国秩序的新东亚。那么首先需要思维的转变，就说要从帝国秩序转型为共同体的秩序，从等级性的支配性秩序转向为扁平化的平等秩序。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互动的、去帝国化，去中心化，去等级化的东亚共同体秩序。

　　有没有可能呢?事实上欧洲欧盟的出现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在人类历史上它竟然是有可能的。欧盟建立的恰恰是一个去中心化、去帝国化的超国家共同体。因为欧盟和欧洲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个传统帝国不一样，它没有中心，或者有多个中心，德国、法国都算中流砥柱，但是都不能自称中心。欧盟去掉了帝国的等级化和中心化，保留了帝国原来的多元宗教，多元体制和多元文化。我们可以说欧盟是去帝国化的帝国。是一个内部平等的跨民族，跨国家的政治经贸和文化共同体。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欧洲人做得到的，东亚做得到吗?接下去我要讨论第三个问题，要做到这些需要什么条件?第三部分我就谈东亚共享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个问题。

　　三、东亚共享的历史文化传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欧盟。从历史文化角度而言，欧洲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三大支柱。第一个是内部和外部的“他者”;第二个是共同的宗教与哲学;第三个是共同的历史机遇与成长经验。

　　先说第一个，所谓内部和外部的“他者”。欧洲有两个“他者”：一个我称为叫内在的“他者”，就是属于同一个基督教世界的美国。第二个“他者”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教，这是外部的“他者”。欧洲共同意识的形成有赖于这两个内部和外部的“他者”。

　　第二个条件就是共同的宗教和哲学，对欧洲来说，这些共同的宗教和哲学有三个。第一个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第二个是基督教传统，第三个是近代的启蒙思想，它们是欧洲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共同价值。

　　那么第三个得以存在的是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成长经验，欧洲是记忆与经验的共同体。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对那段历史的反省使得欧洲对过去的历史产生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同时，先是西欧，冷战结束以后是整个欧洲共同的成长经验和密切交往使得欧洲形成了非常坚实的共同成长经验和学习历史。

　　我再简单讲述这个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东亚有没有可能像欧洲一样来建立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共同体呢?即使不像欧盟一样能够建立一个邦联，但是能够至少建立一个对话的互动的命运共同体吗?当然，第一个东亚也需要有“他者”，东亚的“他者”肯定是西方。但是不应该是和东亚对抗的西方，而恰恰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西方、参照的西方。一个弱化的“他者”的存在可以让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东亚共同性的所在。今天，由于被各种各样的民族意识国家撕裂，文化意义上的东亚意识太弱了。

　　从历史传统而言，文化东亚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共同资源呢?我概括了五条。

　　第一个是我们说的汉语言文化圈。

　　第二个是东亚的儒学。

　　第三个是东亚的佛教。

　　第四个是东亚的近代启蒙。近代的启蒙在东亚是从日本开始的。我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实际上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所接受的西方的启蒙影响基本上是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没有日本的影响，中国很难接受西方的近代启蒙。所以，这也是第四个大家共享的启蒙的传统。

　　第五个一般很少提到，我把它称为叫“另一个东亚”，就是以中原文明，就是前面说的汉语言文化、东亚儒学不一样的另一个东亚，就是中亚文明。韩国人、日本人最初都是从西伯利亚和东北亚迁徙过来的，韩语和日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这也是另外一个共享的元素。

　　东亚共同体要能够形成，更重要是要有一些建构性的历史记忆和共享的经验。上个世纪日本对东亚的侵略战争留下了很多创伤，这个创伤不在于战争本身而是战后东亚各国对战争记忆的撕裂和对立。没有共同的战争记忆和历史记忆，很难形成一个共同体。所以，今天围绕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这些问题有很多争论。这就需要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学者共同努力，通过联合调查和研究超越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还原和交代。欧洲共同体之所以形成，最核心的就是法国和德国的和解。那么东亚共同体要形成也需要中日和解，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共同的历史记忆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共同的成长经验，可以说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各国中国、日本、韩国在经贸、金融，而且今天在文化上，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文化互动和交往，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东亚。不要看今天中国好像有很多年轻人对日本也有很多偏见，但是事实上特别在沿海地区很多年轻人是哈日族或者哈韩族，对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有非常大的兴趣。所以，我们也要更多地看到东亚这三四十年来因为共同的成长、互动形成的初步的共同命运感，这是让我们乐观的部分。

　　周志兴先生在开幕的致词里提到，不能仅仅看政府之间的对立，还要看到民间的互动和交往。政治层面打破坚冰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坚冰之下还是有暖流在涌动，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像今天我们这样民间的交流，就体现了东亚各国知识分子开始形成超越国家意识的东亚公共领域。欧盟的出现和德国的知识分子超越自身的国家意识形成欧洲意识就有关系。

　　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和法国大思想家德里达在学术上非常对立，有很多次吵架，但他们在2003年携手发表共同宣言，提出了一个“核心欧洲”的观念，得到了欧洲各国著名知识分子的响应。所以，首先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的知识分子要通过学术交往，首先形成一个东亚意识，然后慢慢向民间传播，影响政府。国家之上还有东亚。今天的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都算邻居。地理上的邻居是不管你喜不喜欢都没有办法搬家的。不管怎么样，总是要成为邻居，处于同一个地理空间，甚至是一个文化历史空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宿命。

　　从这点而言，东亚必须慢慢联合起来，打破以美国为中心的单边世界。这个世界的和平需要多边世界的出现才能实现，而东亚理应为多边世界的建立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虽然听起来，东亚共同体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乌托邦，你觉得很难想象，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前，如果有人说欧洲将出现一个邦联式共同体的话，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在发疯，在说梦话。

　　东亚首先要有东亚意识。有了意识和观念，才会出现实体的东亚。欧洲人能够做到的，东亚人为什么做不到呢?历史上，福泽谕吉最早提出脱亚入欧，而今天东亚需要第二次脱亚入欧——摆脱过去纠缠了我们上千年的帝国意识，产生一个新的类似于欧盟的平等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摆脱旧东亚，迎接欧盟式的东亚的共同体。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点评

　　主持人：非常感谢许老师的讲演，讲到了欧盟式的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有请天儿教授做点评。

　　天儿慧：大家好，我是早稻田大学的天儿慧，我是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和外交。除此之外，我比较关心的是刚才做报告的这个主题。最近十多年还做这样共同体的研究，十几年前出了一本书叫《亚洲联盟之路》，上个月岩波书店还出了《东亚和解之路》，面向和解之道，这是我兼做编著的一本书。我本人对今天的话题非常关注，所以以此为前提，我也讲介绍一下这本书，作为我关注的一个证明。

　　许老师今天讲的是历史的一些回顾，我非常赞同您的看法。最近中国的历史学家在现象方面做一些研究，研究人员也比较多。我们日本人，还有西方人听起来好像是没有意识形态的讨论，都是根据证据来做出正确的讨论的。今天许老师谈的也是这种思路，所以我非常赞同您的想法。但是对这个现状的分析，还有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对许老师的看法是有点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能不能谈东亚共同体，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还有以欧盟为参照的，能不能照搬欧盟的方法来构筑共同体，我觉得可能是不可行的。

　　我在2000年前，那时候97年发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人谈到构筑东亚共同体。日中之外的东亚国家，比如说韩国，当时是金总统，还有菲律宾，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领袖非常积极的讨论东亚共同体的构筑的可能性，然后开始付诸行动。日本也参与，中国也将要参与这种活动，大家都趋向于构筑东亚共同体。这是东亚的历史当中第一次发生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成果在2005年的东亚峰会，在那里我们真正的要具体的规划构筑什么样的共同体，为此召开了峰会。这个东亚峰会实际上成为东亚共同体集体的第一步了，这是非常严峻冷酷的历史的一面。不能不指出这一点，我当时觉得这也是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教训。

　　欧洲在构筑欧盟的过程当中，一些基层的民间的团体面向建立欧盟的过程当中，他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也都看到这一点，亚洲的国家应该有这样的草根的阶层的组织。要不然的话，只是中央政府谈起来共同体也比较难，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讨论这种问题之前，我们感觉非常遗憾。日本和中国之间围绕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实际上我们是互相争夺主导权，东亚共同体的范围到底包括哪些国家呢?东盟，还有三国日、中、韩，这是东亚共同体的成员国，这是以中国为主来主张到的范围。对此日方也是赞同这个观点，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崛起的太猛烈了，而且急剧增长。

　　欧盟包括澳大利亚、印度，还有新西兰，两个国家之间有分歧了，没办法协调了，吉隆坡峰会的时候，两方面的说法都先保留下来，这样就了结了。扩大东盟会议就延续下去了，日本主张的东盟+6作为东亚峰会留下来了。东亚峰会只是个走形式的对话场所，参与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俄罗斯也参加了，美国也参与了，一直走到现在，是这样。

　　这两个国家没有成果，敷衍下去了。东亚共同体建立工作没有成为现实，解体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吸取教训呢?现在不谈这个问题，目前很多人认为谈东亚共同体没什么意义。我现在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才是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主导权的争夺战，这个争夺战谁来作主，主要是日本和中国之间来争的。中国认为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不要跟日本合作了，应该是以中国为主，建立命运共同体。至少是顶尖的领导层次积极的倡导这样，那问题是日本会不会加入我们的共同体。这个是非常遗憾的现象，刚才讲到东亚国家好不容易产生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想法的时候，中国的学者讲了，东亚地区没有共同体的经验，只有东盟1967年以后创建起来的东盟唯一的一个共同体。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底盘就是东盟，我们发动发动机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可以稍微淡化一些日中为主的主导权，不久就产生了两国之间主导权的争夺战。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清楚，然后才能往前走。

　　许老师也讲到了以往的帝国式的秩序应该把它转变成共同体的方式，而且是变成非常平等的共同体。但是，哪些人要为此做出努力和贡献呢?还有政治领导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必要性，我倒是有这个疑问。这是东盟国家作为一个底盘基础，目前中国有“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我不知道是不是共同体，我觉得不太现实，不能实现。我借领导人的话来讲，通过“一带一路”构建海上丝绸之路，在广大利益区域当中我们构筑命运共同体，是这样的想法。

　　那么东亚共同体对中国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个意义上，共同体这个概念中国是不是把共同体的意义限定于东亚地区呢?日本方面非常遗憾，现在没有一个动机和中国一起合作建立起来东亚的共同体。日中韩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三国，我们应该是促膝而谈。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跟欧洲人交流起来所产生的感情不同，我们促膝而谈能做出非常好的互动，这个互动是跟欧洲人的互动是不同的，不一样的。但是，没有人主动去做这个工作，中国政府也没有做。还有日本的安倍政权也没有做，没有谈到这个地步，我只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现实。

　　我们回顾一下欧洲共同体的历史的话，欧洲共同体有很长的历史，从1648年公约的时候就开始了。国家的邦联，还有地区合作这一方面就是从邦联开始的。刚才也讲到了原来民间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欧盟是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是以从上而下的方式来做，我们偏偏认为只有这个办法，就是从上而下的推动下来。但是，过去的东亚共同体的构筑的这个想法是从上而下，还有从下而上，他们的热情也都在，但是这个热情都崩溃了，解体了。这样的话，下一步要开始考虑做出从上而下“一带一路”的共同体。这个蓝图当中，谁来参加，现在我们是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从头开始讨论，如何让民间的力量参与，让基层的人民贡献起来。我们也要思考如何着手，以什么样的问题为切入点。许老师也讲到，我们应该有东亚的意识，没有意识的话没有办法建立共同体。那如何建立这个共同体呢?我觉得只能是做非常基本的脚踏实地的工作，积累经验。欧洲有功能主义，建立了非常庞大的联合体。2000年后我们讨论过很多的功能主义，我们回顾一下，在东亚国家的经济，还有人文交流方面务实的层次的交流是需要的。我们要回到这一个层次，不然的话，这个构想就落空了。

　　刚才讲到了中国经济的问题，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要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日本也要合作，日本也有很多社会问题。我们要努力要建立一个机制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不断合作的意识是什么形式，都要逐渐推广到共同体的建立，我觉得需要这样一个想法。我的点评到此结束，谢谢!

　　许纪霖：新东亚秩序和欧盟式东亚命运共同体

　　主持人：我们开始进入下一个主题，许纪霖老师就新东亚秩序和欧盟式东亚命运共同体这方面做一个讲演。

　　许纪霖：感谢笹川日中友好基金和中国钝角传媒的邀请。

　　今天，东亚上空布满了冷战的乌云。蔡英文上台以后，台湾海峡两岸出现了冷战;朝鲜半岛的核武器扩散让人担忧;中日之间有围绕着钓鱼岛主权的摩擦;南海各国还有岛礁之争。这都显示出东亚上空非常不太平。美国两位非常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基辛格和布热津斯基都曾经谈到对东亚的担忧，说今天的东亚很有点像二十世纪上半叶的欧洲：当年的欧洲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高涨，出现了两次世界大战。

　　二十一世纪的东亚真的是上个世纪的欧洲吗?如果是，东亚各国怎么避免国家间的战争威胁?我们有没有可能超越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冲突，来实现德国哲学家康德所说的永久和平?我们都知道今天的欧洲已经不是上个世纪的欧洲，欧盟的出现终止了欧洲内部战争的危险，我今天想和大家讨论的题目就是：一个欧盟式的东亚共同体，对东亚各国来说是否值得追求，有没有什么可能呢?

　　一、历史上东亚的四种秩序

　　我是历史学家，所以喜欢回溯历史来思考现实的问题。所以，第一部分先和大家回溯一下从古代到今天的四种东亚秩序。

　　最早出现的是古代以中国为中心的、以朝贡体系为核心的中华帝国的秩序，从唐代到十九世纪中叶持续了一千多年。

　　第二个是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出现的当时取代了中国的日本大东亚的帝国秩序。

　　第三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和苏联对抗为主导的冷战的秩序。

　　第四个就是二十一世纪初随着中国强劲地崛起，以中日对抗为中心的后冷战秩序。

　　我们先从历史上来看这四个秩序的状况。从唐代到十九世纪中叶，主宰东亚秩序的是以中华帝国为核心的“天下”体系。在长达一千多年里，中国是领先于东亚的，但是古代中国人是以中华为自我中心，很少有东亚意识，即使有，过去的天下秩序有三个同心圆，东亚秩序只是这三个同心圆最外部的部分。

　　东亚这个概念是近代的产物。之所以产生这个概念，首先是出现了一个“他者”，这个“他者”就是欧洲。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的列强在东亚出现，欧洲所拥有的强大的物质文明和精神力量，极大地冲击了原来以中华为中心的东亚秩序。所以，西方文明一旦在东亚出现，变化就发生了。这就像福泽谕吉说的，日本首先要脱亚入欧——要摆脱传统的以中华为中心的文明秩序，融合进欧洲为中心的新的文明秩序。

　　日本当时试图建立第二组东亚秩序，这个东亚秩序当然以日本为中心。日本虽然身在落后的东亚，但却是先进的欧洲文明俱乐部的成员。这样的特殊地位使得日本在1894年“甲午海战”获胜，1904年打败俄国以后，替代中国成为了东亚世界的轴心。伴随着中国的衰落，日本的崛起，东亚意识第一次在东亚出现了。

　　这个“东亚意识”实际上依然是以一个国家为中心的，只是不再是中国，而换成了日本。从今天回过头看，日本的这个大东亚共荣的秩序充满了内在的紧张性。一方面它要加入欧洲式的民族国家的普遍秩序，另一方面又要保持日本特殊的天皇国体。而且自从上个世纪30年代以后，特别是九一八事变以及1940年的太平战争以后，日本试图把这样一个天皇秩序扩张到东亚乃至整个东南亚世界和太平洋地区。日本的大东亚秩序由于过度的扩张和狂妄，受到了毁灭性的挫败。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东亚迎来了它的第三个历史阶段，就是长达半个世纪的冷战。

　　冷战时期东亚分裂了，一边是苏联、中国、朝鲜组成的社会主义阵营，另外一边是美国、日本、韩国、台湾组成的自由世界阵营。整个东亚被撕裂成两半，到1970年代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中美的缓和使得中国、日本和韩国面对共同的敌人苏联开始携手。中国和日本之间相互接近，所以出现了中日之间相对来说最友好的那段时间，一段战略的合作期。但是这个战略合作它的基础是脆弱的，为什么?因为它主要依赖于双方共同的敌人——苏联，以及中美之间的战略同盟关系。

　　等到90年代初苏联解体，中日之间的友好关系就逐渐发生了变化，开始了冷化。随着中国的崛起，钓鱼岛领土争端加剧和日本政府首脑参拜靖国神社，两个国家到21世纪发生了直接的摩擦和对抗。今天东亚所出现的是后冷战时期，朝鲜是孤立主义，东亚主要三个国家中国、日本和韩国，有点像中国历史上的三国时代，关系非常错综复杂。那么最核心的就是中日之间的对抗，这个对抗既有意识形态的因素，也有历史上的遗留问题，更重要的是国家利益的对抗。两个国家都在争夺整个东亚乃至泛太平洋地区的主导权，这就形成了今天后冷战时代东亚对抗的轴心。

　　那么更重要的是在今天的东亚各国，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情绪非常高涨。从政府到民间，民族国家利益至上成为各个国家共同的意识形态。民族意识、国家意识太高，东亚意识就变得很弱。东亚意识无论在政府、民间，还是学界都是非常微弱的声音。但是，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东亚陷入了经济学上所说的“囚徒困境”。大家都知道合作要比不合作好，但是就是不知道怎么来破这个局。就是从不合作走向合作，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起点在哪里呢?所以第二个问题我们要讨论怎么从帝国秩序转化为共同体的秩序。

　　二、帝国秩序如何转化为共同体的秩序

　　虽然历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帝国的秩序，但是我们要注意到，无论是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还是日本为中心的东亚秩序，都没有真正统一过整个东亚。历史上都有例外，比如说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的时候，日本就是一个例外，日本从来不是中国朝贡国。在日本近代霸权遍布东亚的时候，也只征服了半个中国，另外半个中国依然在抵抗。所以，这就意味着东亚在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统一的帝国秩序。这个也和东亚拥有三种不同的文明有关：以中国为代表的大陆农耕文明，日本的海洋文明，蒙古的游牧文明。所以，很难以某一个文明为核心，把整个东亚纳入到整个版图里面去。

　　历史已经证明，而且将继续证明在东亚世界不会以一国为老大，建立一个稳定的帝国秩序。与其无休止地多边争霸，不如重新规划，想象一个替代了旧帝国秩序的新东亚。那么首先需要思维的转变，就说要从帝国秩序转型为共同体的秩序，从等级性的支配性秩序转向为扁平化的平等秩序。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互动的、去帝国化，去中心化，去等级化的东亚共同体秩序。

　　有没有可能呢?事实上欧洲欧盟的出现已经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典范，在人类历史上它竟然是有可能的。欧盟建立的恰恰是一个去中心化、去帝国化的超国家共同体。因为欧盟和欧洲历史上出现过的几个传统帝国不一样，它没有中心，或者有多个中心，德国、法国都算中流砥柱，但是都不能自称中心。欧盟去掉了帝国的等级化和中心化，保留了帝国原来的多元宗教，多元体制和多元文化。我们可以说欧盟是去帝国化的帝国。是一个内部平等的跨民族，跨国家的政治经贸和文化共同体。

　　那么现在的问题就变成：欧洲人做得到的，东亚做得到吗?接下去我要讨论第三个问题，要做到这些需要什么条件?第三部分我就谈东亚共享的历史文化传统这个问题。

　　三、东亚共享的历史文化传统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先看欧盟。从历史文化角度而言，欧洲共同体的存在依赖于三大支柱。第一个是内部和外部的“他者”;第二个是共同的宗教与哲学;第三个是共同的历史机遇与成长经验。

　　先说第一个，所谓内部和外部的“他者”。欧洲有两个“他者”：一个我称为叫内在的“他者”，就是属于同一个基督教世界的美国。第二个“他者”实际上就是伊斯兰教，这是外部的“他者”。欧洲共同意识的形成有赖于这两个内部和外部的“他者”。

　　第二个条件就是共同的宗教和哲学，对欧洲来说，这些共同的宗教和哲学有三个。第一个是古希腊罗马文明，第二个是基督教传统，第三个是近代的启蒙思想，它们是欧洲共同体得以存在的共同价值。

　　那么第三个得以存在的是共同的历史记忆与成长经验，欧洲是记忆与经验的共同体。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德国对那段历史的反省使得欧洲对过去的历史产生了共同的历史记忆。同时，先是西欧，冷战结束以后是整个欧洲共同的成长经验和密切交往使得欧洲形成了非常坚实的共同成长经验和学习历史。

　　我再简单讲述这个以后我们回过头来看东亚有没有可能像欧洲一样来建立这样一个去中心化的共同体呢?即使不像欧盟一样能够建立一个邦联，但是能够至少建立一个对话的互动的命运共同体吗?当然，第一个东亚也需要有“他者”，东亚的“他者”肯定是西方。但是不应该是和东亚对抗的西方，而恰恰应该是一个互动的西方、参照的西方。一个弱化的“他者”的存在可以让我们更加清醒地意识到东亚共同性的所在。今天，由于被各种各样的民族意识国家撕裂，文化意义上的东亚意识太弱了。

　　从历史传统而言，文化东亚究竟有一些什么样的共同资源呢?我概括了五条。

　　第一个是我们说的汉语言文化圈。

　　第二个是东亚的儒学。

　　第三个是东亚的佛教。

　　第四个是东亚的近代启蒙。近代的启蒙在东亚是从日本开始的。我是研究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实际上从晚清到民国初年中国所接受的西方的启蒙影响基本上是通过日本这一中介，没有日本的影响，中国很难接受西方的近代启蒙。所以，这也是第四个大家共享的启蒙的传统。

　　第五个一般很少提到，我把它称为叫“另一个东亚”，就是以中原文明，就是前面说的汉语言文化、东亚儒学不一样的另一个东亚，就是中亚文明。韩国人、日本人最初都是从西伯利亚和东北亚迁徙过来的，韩语和日语都属于阿尔泰语系，这也是另外一个共享的元素。

　　东亚共同体要能够形成，更重要是要有一些建构性的历史记忆和共享的经验。上个世纪日本对东亚的侵略战争留下了很多创伤，这个创伤不在于战争本身而是战后东亚各国对战争记忆的撕裂和对立。没有共同的战争记忆和历史记忆，很难形成一个共同体。所以，今天围绕慰安妇问题、南京大屠杀这些问题有很多争论。这就需要中国、日本和韩国三国学者共同努力，通过联合调查和研究超越国家的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偏见，给历史一个真实的还原和交代。欧洲共同体之所以形成，最核心的就是法国和德国的和解。那么东亚共同体要形成也需要中日和解，首先要解决的就是共同的历史记忆问题。

　　另外一个就是共同的成长经验，可以说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东亚各国中国、日本、韩国在经贸、金融，而且今天在文化上，特别是年轻人之间的文化互动和交往，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的东亚。不要看今天中国好像有很多年轻人对日本也有很多偏见，但是事实上特别在沿海地区很多年轻人是哈日族或者哈韩族，对日本文化和韩国文化有非常大的兴趣。所以，我们也要更多地看到东亚这三四十年来因为共同的成长、互动形成的初步的共同命运感，这是让我们乐观的部分。

　　周志兴先生在开幕的致词里提到，不能仅仅看政府之间的对立，还要看到民间的互动和交往。政治层面打破坚冰的时候还没有到来，但是，坚冰之下还是有暖流在涌动，能够做的事情很多。像今天我们这样民间的交流，就体现了东亚各国知识分子开始形成超越国家意识的东亚公共领域。欧盟的出现和德国的知识分子超越自身的国家意识形成欧洲意识就有关系。

　　德国大思想家哈贝马斯和法国大思想家德里达在学术上非常对立，有很多次吵架，但他们在2003年携手发表共同宣言，提出了一个“核心欧洲”的观念，得到了欧洲各国著名知识分子的响应。所以，首先中国、日本以及韩国的知识分子要通过学术交往，首先形成一个东亚意识，然后慢慢向民间传播，影响政府。国家之上还有东亚。今天的东亚，中国、日本和韩国都算邻居。地理上的邻居是不管你喜不喜欢都没有办法搬家的。不管怎么样，总是要成为邻居，处于同一个地理空间，甚至是一个文化历史空间，是一个命运共同体，这是宿命。

　　从这点而言，东亚必须慢慢联合起来，打破以美国为中心的单边世界。这个世界的和平需要多边世界的出现才能实现，而东亚理应为多边世界的建立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虽然听起来，东亚共同体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乌托邦，你觉得很难想象，但是在一个世纪以前，如果有人说欧洲将出现一个邦联式共同体的话，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他在发疯，在说梦话。

　　东亚首先要有东亚意识。有了意识和观念，才会出现实体的东亚。欧洲人能够做到的，东亚人为什么做不到呢?历史上，福泽谕吉最早提出脱亚入欧，而今天东亚需要第二次脱亚入欧——摆脱过去纠缠了我们上千年的帝国意识，产生一个新的类似于欧盟的平等的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摆脱旧东亚，迎接欧盟式的东亚的共同体。

　　我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各位!

　　点评

　　主持人：非常感谢许老师的讲演，讲到了欧盟式的命运共同体的构筑，有请天儿教授做点评。

　　天儿慧：大家好，我是早稻田大学的天儿慧，我是研究当代中国的政治和外交。除此之外，我比较关心的是刚才做报告的这个主题。最近十多年还做这样共同体的研究，十几年前出了一本书叫《亚洲联盟之路》，上个月岩波书店还出了《东亚和解之路》，面向和解之道，这是我兼做编著的一本书。我本人对今天的话题非常关注，所以以此为前提，我也讲介绍一下这本书，作为我关注的一个证明。

　　许老师今天讲的是历史的一些回顾，我非常赞同您的看法。最近中国的历史学家在现象方面做一些研究，研究人员也比较多。我们日本人，还有西方人听起来好像是没有意识形态的讨论，都是根据证据来做出正确的讨论的。今天许老师谈的也是这种思路，所以我非常赞同您的想法。但是对这个现状的分析，还有未来的发展方向，我对许老师的看法是有点不一样的。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能不能谈东亚共同体，有没有这个可能性。还有以欧盟为参照的，能不能照搬欧盟的方法来构筑共同体，我觉得可能是不可行的。

　　我在2000年前，那时候97年发生了金融危机，金融危机以后很多人谈到构筑东亚共同体。日中之外的东亚国家，比如说韩国，当时是金总统，还有菲律宾，还有新加坡、马来西亚，这些国家的领袖非常积极的讨论东亚共同体的构筑的可能性，然后开始付诸行动。日本也参与，中国也将要参与这种活动，大家都趋向于构筑东亚共同体。这是东亚的历史当中第一次发生的非常有意义的活动，这个成果在2005年的东亚峰会，在那里我们真正的要具体的规划构筑什么样的共同体，为此召开了峰会。这个东亚峰会实际上成为东亚共同体集体的第一步了，这是非常严峻冷酷的历史的一面。不能不指出这一点，我当时觉得这也是欧洲的一个重要的教训。

　　欧洲在构筑欧盟的过程当中，一些基层的民间的团体面向建立欧盟的过程当中，他们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们也都看到这一点，亚洲的国家应该有这样的草根的阶层的组织。要不然的话，只是中央政府谈起来共同体也比较难，我的想法是这样的。但是我们讨论这种问题之前，我们感觉非常遗憾。日本和中国之间围绕东亚共同体的建立，实际上我们是互相争夺主导权，东亚共同体的范围到底包括哪些国家呢?东盟，还有三国日、中、韩，这是东亚共同体的成员国，这是以中国为主来主张到的范围。对此日方也是赞同这个观点，刚开始的时候是这样的。但是中国崛起的太猛烈了，而且急剧增长。

　　欧盟包括澳大利亚、印度，还有新西兰，两个国家之间有分歧了，没办法协调了，吉隆坡峰会的时候，两方面的说法都先保留下来，这样就了结了。扩大东盟会议就延续下去了，日本主张的东盟+6作为东亚峰会留下来了。东亚峰会只是个走形式的对话场所，参与的国家也越来越多，俄罗斯也参加了，美国也参与了，一直走到现在，是这样。

　　这两个国家没有成果，敷衍下去了。东亚共同体建立工作没有成为现实，解体了。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如何吸取教训呢?现在不谈这个问题，目前很多人认为谈东亚共同体没什么意义。我现在一直思考一个问题，什么才是问题呢?第一个问题是主导权的争夺战，这个争夺战谁来作主，主要是日本和中国之间来争的。中国认为中国已经超过了日本，不要跟日本合作了，应该是以中国为主，建立命运共同体。至少是顶尖的领导层次积极的倡导这样，那问题是日本会不会加入我们的共同体。这个是非常遗憾的现象，刚才讲到东亚国家好不容易产生了建立命运共同体的想法的时候，中国的学者讲了，东亚地区没有共同体的经验，只有东盟1967年以后创建起来的东盟唯一的一个共同体。比如说我们开车的时候，底盘就是东盟，我们发动发动机就可以了。这样的话，可以稍微淡化一些日中为主的主导权，不久就产生了两国之间主导权的争夺战。我觉得这个问题应该解决清楚，然后才能往前走。

　　许老师也讲到了以往的帝国式的秩序应该把它转变成共同体的方式，而且是变成非常平等的共同体。但是，哪些人要为此做出努力和贡献呢?还有政治领导有没有意识到这个必要性，我倒是有这个疑问。这是东盟国家作为一个底盘基础，目前中国有“一带一路”，“一带一路”我不知道是不是共同体，我觉得不太现实，不能实现。我借领导人的话来讲，通过“一带一路”构建海上丝绸之路，在广大利益区域当中我们构筑命运共同体，是这样的想法。

　　那么东亚共同体对中国来讲到底有什么意义呢?从这个意义上，共同体这个概念中国是不是把共同体的意义限定于东亚地区呢?日本方面非常遗憾，现在没有一个动机和中国一起合作建立起来东亚的共同体。日中韩是关系非常密切的三国，我们应该是促膝而谈。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跟欧洲人交流起来所产生的感情不同，我们促膝而谈能做出非常好的互动，这个互动是跟欧洲人的互动是不同的，不一样的。但是，没有人主动去做这个工作，中国政府也没有做。还有日本的安倍政权也没有做，没有谈到这个地步，我只能看到这样的一个现实。

　　我们回顾一下欧洲共同体的历史的话，欧洲共同体有很长的历史，从1648年公约的时候就开始了。国家的邦联，还有地区合作这一方面就是从邦联开始的。刚才也讲到了原来民间的贡献是非常大的，欧盟是做到了这一点。我们是以从上而下的方式来做，我们偏偏认为只有这个办法，就是从上而下的推动下来。但是，过去的东亚共同体的构筑的这个想法是从上而下，还有从下而上，他们的热情也都在，但是这个热情都崩溃了，解体了。这样的话，下一步要开始考虑做出从上而下“一带一路”的共同体。这个蓝图当中，谁来参加，现在我们是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从头开始讨论，如何让民间的力量参与，让基层的人民贡献起来。我们也要思考如何着手，以什么样的问题为切入点。许老师也讲到，我们应该有东亚的意识，没有意识的话没有办法建立共同体。那如何建立这个共同体呢?我觉得只能是做非常基本的脚踏实地的工作，积累经验。欧洲有功能主义，建立了非常庞大的联合体。2000年后我们讨论过很多的功能主义，我们回顾一下，在东亚国家的经济，还有人文交流方面务实的层次的交流是需要的。我们要回到这一个层次，不然的话，这个构想就落空了。

　　刚才讲到了中国经济的问题，也指出了中国经济的问题。这些问题也都要讨论，在这个基础上，日本也要合作，日本也有很多社会问题。我们要努力要建立一个机制来共同解决这个问题，不断合作的意识是什么形式，都要逐渐推广到共同体的建立，我觉得需要这样一个想法。我的点评到此结束，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