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题：《中美俄三角关系之于中国崛起的前景(下)》，作者薛理泰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科学家。本文为钝角网独家稿件，转载须获得本站授权。

　　美、中、俄互动、较量及走向

　　在各国经济体量中，美、中两国位居第一、第二。俄罗斯虽然经济体量同世界经济大国相去甚远，可是它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同美国并列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又以“战斗民族”的姿态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可以说，这三个国家之间未来的互动和较量，勾勒出了未来大国战略博弈的轮廓。

　　世界混沌纷杂，颇有乱世的景象。美、中、俄三国之间的关系，是既竞争倾轧又接触磋商，一时混乱一时平静，混乱未臻极致，平静不会长久。这似乎是变局呈现的规律。当今世局恰如东汉末年曹操、孙权、刘备三大武装集团既争战又对峙的局面的现代放大版。

　　笔者攻读中外历史及国际关系，数十载矣。心得之一，即汉代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这一说法祛除唯心的含义，引申至大国博弈中的决策心理，却是恰中肯綮，因为古今杰出的战略家的决策心理毕竟是异曲同工的。

　　若用诸葛亮《隆中对》陈述时局的说法，譬喻未来美、中、俄三国之间斑驳陆离的关系，倒也入木三分：

　　“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这是指袁绍家族显赫，“四世三公”，所辖军队人数远远超过曹操，最终曹操灭了袁氏，不但顺势而为，战略谋划也远胜袁绍。

　　二战以后，美国乘势崛起，逼使苏联解体，不全然是顺应历史规律，也与美国制定的大战略棋高一着紧密相关。如今美国军力独步全球，又掌握了国际话语权，所谓“挟天子而令诸侯”，盟国及与国遍布全球。中国作为老二，“诚不可与争锋”，即莫撄其锋。假若操切行事，逆势而上，则难免重蹈德国、日本、苏联的覆辙矣。

　　接着《隆中对》说，“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此处，“孙权”可以譬喻为俄罗斯，意即中国不能算计俄罗斯，应当背靠俄罗斯，以为奥援，共抗强权。

　　俄中两国既有仰仗对方的实际需要，又存在忌惮对方真正崛起的猜疑心理。寒冷时节，刺猬呆在一起，彼此靠拢取暖，又必须保持一定距离，从而既可获得取暖的效果，又避免彼此刺痛。这一现象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适用于国际关系。此即“刺猬理论”，或许适合于今后的俄、中关系。

　　最后《隆中对》指出，“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一节引申到当前，尤其画龙点睛。

　　这可以理解为，当今中国对外要广积善缘，多争取与国和盟国;对内要尽量缓和乃至化解以往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累积下来的社会矛盾，消化不稳定的因素，逐步往“上下同欲”走过去。然后，才能审时度势，待机而动。如是，则国家崛起在望矣。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对于美、中关系能否平顺发展，学界或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纵使北京对外交政策实施了调整，也未必能促使西方右翼势力改变对中国的敌视立场。此说似是而非。

　　目前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立场仍是“防”而不是“抗”。假如美国意图在于“防”，则有所节制，注重平衡;倘若决心在于“抗”，则必欲除之而后快，无所不用其极。既然定性是“防”，就可以诉诸对话，作两手准备。

　　要改变西方右翼势力对中国的敌视立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如今中国是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之一。中美两国是互补性的经济格局，各领域往来十分频繁，呈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国腾挪移位得法，不与美国直接发生冲突，避免沦为世界矛盾的焦点，应该能够做到。

　　现实的国际环境也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美国在国际上揽事多，备多则力分。美国依然面临多方位的挑战，诸如往阿富汗增兵、朝核危机凸显、应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挑衅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恶化并随时须应对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内战等。在美国心目中，这些热点问题对全球政治格局造成的后果，虽然不具有根本性，却具有紧迫性。相对说来，美中矛盾不至于尖锐化，属于可控范畴，即使美、中结构性的矛盾日后可能会凸显，暂时却不具备紧迫性。

　　当前中国面临美日欧在多方位发起的挑战，周边热点问题丛集一身，国内经济持续下行，欲振乏力，维稳难题日益棘手。军事改革密锣紧鼓，诚如中央军委宣示，欲体现在实际战斗力则非2020年不办，眼前应付国际军事危机的能力尚难与国家经济体量匹配。

　　《孙子兵法军形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意即纵使一国战略谋划允当得宜，挖掘了各种潜力，充其量只能做到敌国不敢轻易挑战或者一旦战争降临本国不会被敌国战胜而已。然而，还无法做到必然战胜敌国，因为本国能否战胜敌国，毕竟取决于敌国是否犯下颠覆性的错误。假如敌国战略谋划没有稍逊一筹，内外举措合适有力，或者具有不凡的纠错能力，本国仍然不可能战胜敌国。

　　这一条引申到对大国博弈未来走向的判断以及对策研究，完全适用。质言之，亦即尽其在我，不断充实本国的综合国力，做到本国在崛起进程中不至于被横刀夺爱;至于最终能否崛起，则半由天意半由人了。

　　超级大国诉诸收缩战线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演讲时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他重申，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这一表述符合当代世局、国情的发展规律，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

　　二战后美国、苏联相继跻身为两个超级大国，接着彼此激烈地争夺全球霸权。综观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关系演变的历史，美、苏争霸具体表现为北约、华约两大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角逐、争斗。最终苏联由于体制僵硬，人谋不臧，不但华约灰飞烟灭，连庞大的苏联本国亦一朝解体，仅剩下俄罗斯自身而已。昔日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一去不复返矣。

　　质言之，在近半世纪的冷战年代中，所谓苏联“辉煌的”大国态势仅是存在于外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而已。这一态势并没有改善遑论提升苏联各阶层民众自身的地位，否则，国内民众也不会对苏联突然崩溃的局面无动于衷了。

　　再回顾美国的状况。美国赢得冷战以后，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时间风光至极。新保守主义趁势崛起壮大，诉诸国家行为，凸显美国及其价值观和它的世界使命。至此，美国在处理全球事务时，日益采取咄咄逼人的外向型的立场。然而，美国接连陷入了阿富汗尤其伊拉克这两场战争的泥淖，2008年金融海啸又突然来袭，举国上下遂直面阶段性走下坡的趋势。

　　可以说，特朗普之所以力主摆脱“政治正确”的桎梏而实行“收缩战线”的政策，就是为了争取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的选票而迎合他们对生活长期低迷不振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一言以蔽之，美国弱势群体终于明了国势持续扩张到头来不但无补于他们自身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反而把他们加速推入了边缘化的境界。

　　超级大国在国势膨胀的过程中，一度局面辉煌。到头来，不仅国内各阶层没有从国势扩张中在生活层面上受益，而且纵使超级大国的盟国获得经济援助，也未必感恩戴德，不少盟国逐渐离心离德，甚至负恩反噬。这种情况层出不穷，对此，苏联、美国冷暖自知。

　　辉煌大国地位恰戕害民生

　　许多中国民众出于怀念古代盛世大国的荣誉感，憧憬于一旦中国崛起，自己也可以置身于大国荣耀的光环下的念想之中。他们对于汉武帝、唐太宗时代的盛世状况朗朗上口，动辄说“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其实，征诸史实，此说大有商榷的余地。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连年对匈作战，皇室又肆意挥霍，以致国库空虚，天下愁苦。汉武帝实施严刑峻法，重臣、将军动辄被抄家灭族诛。在一场“巫蛊之祸”宫廷内斗中，皇后卫子夫被他赐死，太子刘据被逼自缢，两位皇孙被追兵杀死。这一灾祸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即使汉武帝本人，在内心世界里也颇为痛苦。晚年他颁布《罪己诏》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其幼子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听取首辅大臣霍光的建言，减少赋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百姓生活逐渐富裕，四夷来朝，汉朝终于中兴。

　　汉昭帝对父亲的业绩予以评价：“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轻徭薄赋，與民休息。”此则评语堪称中肯。

　　“海内虚耗”，指的是国家财用衰竭，自从武帝对匈奴用兵以来，高惠文景四位皇帝七十余年的积储，一朝而尽。“户口减半”，则归因于连年对外作战人口损失以及百姓不堪重负而逃亡人数剧增等。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则以“贞观之治”而彪炳千古。其实他并未对外大举用兵，反而一度继承其父唐高祖李渊的政策，多年对突厥称臣纳贡，竭力交好。其后，他出于守土抚民的目的，在部落联合体薛延陀的支援下，方才击灭了东突厥。他在位时，并未怎么开疆辟土。唐朝国土及势力范围急剧扩大，是其子唐高宗李治及皇后武则天时代才实现的。

　　在历史上，唐太宗的政绩之所以脍炙人口，主要不是由于开疆辟土，而是出于如下缘由：

　　其一，《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数年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国君执政期间，国泰民安，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局面，在历史上非常少见。

　　其二，贞观六年，唐太宗查看死刑名单时，萌生恻隐之心，全部假释290个死囚，让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次年秋后返回受死。届时290个死囚居然全部如期返回。唐太宗遂赦免了全部死囚。古今中外，此类情事绝无仅有。

　　其三，唐太宗能够接纳刺耳的反对意见，所谓从谏如流。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大臣魏征与他之间进谏和纳谏的故事。魏征是其政敌太子建成的忠臣。“玄武门之变”发生后，魏征被捕，唐太宗问他为何为太子献策对付自己，魏征回答说对太子没有采纳他的献策感到遗憾。唐太宗却不以为忤，还是重用他。魏征来自敌对阵营，耿直敢言，说话又非常刺耳，唐太宗仍然经常予以采纳。

　　由此可见，唐太宗成为中国古代史上首屈一指的明君，后代人每每给予佳评，恰恰不是因为他在开疆辟土上大有作为，而是他轻徭薄赋，吏治廉明，全国民众得以安居乐业，他在治国理政上好谋善断，又能接受不同意见，从善如流之故。

　　美、中博弈的格局及要素

　　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未来中国的走向为万众瞩目。若论中国究竟能否崛起，则在某个层面，前景取决于中国对自身在全球的定位。

　　如果中国的定位是亚太地区的核大国，注重战略谋划，谋定而动，内外施政又动静得宜，则一旦实现了崛起的愿景，举世乐观其成;反之，倘若中国的定位是超越美国，跻身为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违反了“势不可用尽”的信条，内外施政又急功近利，则在某个节点内外压力或许剧增，陡转逆境的局面随时可能出现。勿谓言之不预也。

　　或许有中国战略家建言，一边着眼于“引领世界”，往外大展手脚，一边致力于“稳住美国”，争取另一个战略机遇期。恕笔者直言，此番盘算不啻缘木求鱼，岂可得乎?果真如此，显然是低估了美国战略界的政治智慧，诚所谓“其谁欺，欺天乎?!”

　　近年中国周边狼烟四起。究其风源，发纵指示者仍是域外强国。本末不宜倒置。假使域外强国决定，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需要往“抗”的方向迈出一步，则会诉诸隔山打牛、借力使力的绝招，支持与中国夙有宿怨的国家和地区，两者一拍即合，于是中国周边袅袅狼烟腾空升起矣。

　　以战略谋划衡量，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中关系无疑还是重中之重。基此，中国不妨调整一下扩展性的外交立场，收缩战线。当前的收缩，正是着眼于将来的扩展。《周易·系辭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可见这层涵义，古已有之。

　　如此做法，对于稳定美、中关系，还是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怎么对待两国关系?生生不绝，化化无穷，端在拿捏分寸而已。

　　何况，回顾过去二十多年，中、俄两国注重本国的国家利益，认为与美国的关系的重要性远胜过对彼此的倚重。纵使一时中、俄两国与美国的矛盾趋于激化，一旦日后与美国关系有可能趋向缓和，这两国像钟摆一样，对美关系迅即回归原位。估计今后一段期间内，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中、美、俄三国的战略博弈。

　　俄、中博弈中国宜注意事项

　　至于俄、中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俄罗斯GDP仅与广东省相仿，可是俄罗斯同美国并列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在不少关键地区拥有传统的影响力，对若干国际热点问题又持有积极介入的态度，其在大国博弈中的立场，对中国具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谈谈俄、中关系在大国战略博弈中的作用。下面的理由足以说明，由于俄罗斯经济体量过小，再加上其他若干变数，俄罗斯充其量只可迎之为臂助，一旦风云突变，在关键性的节点，缓急间却难以依仗：

　　其一，在西方经济制裁下，2016年俄罗斯GDP总量仅1.3万亿美元，日益依赖能源和矿产品出口，制造业逐渐萎缩，更严重的是经济活力每况愈下，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俄罗斯在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时，在财经上对中国的需索必然很多。

　　其二，中亚、西亚不少国家原来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迄今俄罗斯依然认为那些国家是它的后院，它在那里存在重大的利益，属于“禁脔”之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世纪大工程。可以预料，该工程全面铺开之日，即俄、中关系趋于复杂化之时。

　　其三，印度、越南是同中国夙有宿怨的两个邻国。六七十年以来，印、越两国与俄罗斯及前苏联始终维持着友好互助的关系，不像中国同苏联双边关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恶化至几乎开战的地步。据信迄今俄、中两国彼此还是存有戒心，双边关系比较微妙。今日俄罗斯愿意以更低的价钱、更高的质量出售新锐武器给印、越两国，中国却无法享受这个优惠待遇。

　　其四，中国与邻国交涉边界争端时，主要依据是该地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尽管俄、中两国边界协定早已签订，然而一旦牵涉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这一说法，如果中国同其他邻国如印、越两国发生争端并诉诸军事冲突的话，换位思考一下，俄罗斯领导人也会产生些微紧张情绪。

　　其五，战国时代，秦昭王接受秦相范雎关于“远交近攻”的献计，在七国争霸的乱局中迅即占得头筹。这条策略称，“远不可攻，而可以利相结;近者交之，反使变生肘腋”，又称“形格势禁，利从近取，害以远隔”。

　　这一战略引申至今，依然可以借鉴。对中国说来，假设美国是紧邻，则压力加大，对中国的影响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幸而“害以远隔”。当年苏联对中国党内的影响巨大，“近者交之，反使变生肘腋”，所以毛泽东对莫斯科介入中国内政特别警惕。

　　今日世界已成地球村，势移境迁了。不过，在大国博弈中，设若中国受挫或者败衄，囿于地缘政治，可以设想，俄罗斯“利从近取”，应该是在战役甚至战略上获益最大的邻国之一。

　　结语

　　诚如前述，大国兴衰决定于最高领导人及决策层的政治智慧和执行能力。以美国为例，特朗普上台以后，在多个重大选项上，否定了前任奥巴马的政策，并推出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新政策，以致激起了保守、激进两派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愤怒抗争。返观中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政策延续性稍胜一筹;而且，在中枢决策以后，执行力则远强过其他大国。正是这一点，中国在大国博弈中享有优势。

　　未来大国战略博弈中，中国何去何从，须对基本国情谙熟于心，并冷眼旁观若干导向性的变数何时以何种方式出现，是否会推动既定的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症结在于;只宜顺势而为，不可逆势而上。

　　原题：《中美俄三角关系之于中国崛起的前景(下)》，作者薛理泰系斯坦福大学国际安全与合作中心研究科学家。本文为钝角网独家稿件，转载须获得本站授权。

　　美、中、俄互动、较量及走向

　　在各国经济体量中，美、中两国位居第一、第二。俄罗斯虽然经济体量同世界经济大国相去甚远，可是它幅员辽阔，资源丰富，同美国并列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又以“战斗民族”的姿态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可以说，这三个国家之间未来的互动和较量，勾勒出了未来大国战略博弈的轮廓。

　　世界混沌纷杂，颇有乱世的景象。美、中、俄三国之间的关系，是既竞争倾轧又接触磋商，一时混乱一时平静，混乱未臻极致，平静不会长久。这似乎是变局呈现的规律。当今世局恰如东汉末年曹操、孙权、刘备三大武装集团既争战又对峙的局面的现代放大版。

　　笔者攻读中外历史及国际关系，数十载矣。心得之一，即汉代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也不变”。这一说法祛除唯心的含义，引申至大国博弈中的决策心理，却是恰中肯綮，因为古今杰出的战略家的决策心理毕竟是异曲同工的。

　　若用诸葛亮《隆中对》陈述时局的说法，譬喻未来美、中、俄三国之间斑驳陆离的关系，倒也入木三分：

　　“然操遂能克绍，以弱为强者，非惟天时，抑亦人谋也。今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而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这是指袁绍家族显赫，“四世三公”，所辖军队人数远远超过曹操，最终曹操灭了袁氏，不但顺势而为，战略谋划也远胜袁绍。

　　二战以后，美国乘势崛起，逼使苏联解体，不全然是顺应历史规律，也与美国制定的大战略棋高一着紧密相关。如今美国军力独步全球，又掌握了国际话语权，所谓“挟天子而令诸侯”，盟国及与国遍布全球。中国作为老二，“诚不可与争锋”，即莫撄其锋。假若操切行事，逆势而上，则难免重蹈德国、日本、苏联的覆辙矣。

　　接着《隆中对》说，“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用，此可以为援而不可图也。”此处，“孙权”可以譬喻为俄罗斯，意即中国不能算计俄罗斯，应当背靠俄罗斯，以为奥援，共抗强权。

　　俄中两国既有仰仗对方的实际需要，又存在忌惮对方真正崛起的猜疑心理。寒冷时节，刺猬呆在一起，彼此靠拢取暖，又必须保持一定距离，从而既可获得取暖的效果，又避免彼此刺痛。这一现象不仅适用于人际关系，也适用于国际关系。此即“刺猬理论”，或许适合于今后的俄、中关系。

　　最后《隆中对》指出，“外结好孙权，内修政理;天下有变，则......诚如是，则霸业可成，汉室可兴矣。”这一节引申到当前，尤其画龙点睛。

　　这可以理解为，当今中国对外要广积善缘，多争取与国和盟国;对内要尽量缓和乃至化解以往经济蓬勃发展时期累积下来的社会矛盾，消化不稳定的因素，逐步往“上下同欲”走过去。然后，才能审时度势，待机而动。如是，则国家崛起在望矣。

　　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

　　对于美、中关系能否平顺发展，学界或谓“树欲静而风不止”，纵使北京对外交政策实施了调整，也未必能促使西方右翼势力改变对中国的敌视立场。此说似是而非。

　　目前美国对中国崛起的立场仍是“防”而不是“抗”。假如美国意图在于“防”，则有所节制，注重平衡;倘若决心在于“抗”，则必欲除之而后快，无所不用其极。既然定性是“防”，就可以诉诸对话，作两手准备。

　　要改变西方右翼势力对中国的敌视立场，既无可能，也无必要。如今中国是拉动世界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之一。中美两国是互补性的经济格局，各领域往来十分频繁，呈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中国腾挪移位得法，不与美国直接发生冲突，避免沦为世界矛盾的焦点，应该能够做到。

　　现实的国际环境也为中美两国改善关系提供了可能性。美国在国际上揽事多，备多则力分。美国依然面临多方位的挑战，诸如往阿富汗增兵、朝核危机凸显、应对伊斯兰极端势力的挑衅以及与俄罗斯关系恶化并随时须应对俄罗斯介入乌克兰内战等。在美国心目中，这些热点问题对全球政治格局造成的后果，虽然不具有根本性，却具有紧迫性。相对说来，美中矛盾不至于尖锐化，属于可控范畴，即使美、中结构性的矛盾日后可能会凸显，暂时却不具备紧迫性。

　　当前中国面临美日欧在多方位发起的挑战，周边热点问题丛集一身，国内经济持续下行，欲振乏力，维稳难题日益棘手。军事改革密锣紧鼓，诚如中央军委宣示，欲体现在实际战斗力则非2020年不办，眼前应付国际军事危机的能力尚难与国家经济体量匹配。

　　《孙子兵法军形篇》：“昔之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不可胜在己，可胜在敌。”意即纵使一国战略谋划允当得宜，挖掘了各种潜力，充其量只能做到敌国不敢轻易挑战或者一旦战争降临本国不会被敌国战胜而已。然而，还无法做到必然战胜敌国，因为本国能否战胜敌国，毕竟取决于敌国是否犯下颠覆性的错误。假如敌国战略谋划没有稍逊一筹，内外举措合适有力，或者具有不凡的纠错能力，本国仍然不可能战胜敌国。

　　这一条引申到对大国博弈未来走向的判断以及对策研究，完全适用。质言之，亦即尽其在我，不断充实本国的综合国力，做到本国在崛起进程中不至于被横刀夺爱;至于最终能否崛起，则半由天意半由人了。

　　超级大国诉诸收缩战线

　　2014年习近平主席在德国演讲时指出，一个国家要发展繁荣，必须把握和顺应世界发展大势，反之必然会被历史抛弃。他重申，中国不认同“国强必霸”的陈旧逻辑。这一表述符合当代世局、国情的发展规律，成为治国理政的重要论述。

　　二战后美国、苏联相继跻身为两个超级大国，接着彼此激烈地争夺全球霸权。综观上世纪后半期以来国际关系演变的历史，美、苏争霸具体表现为北约、华约两大集团在全球范围内的角逐、争斗。最终苏联由于体制僵硬，人谋不臧，不但华约灰飞烟灭，连庞大的苏联本国亦一朝解体，仅剩下俄罗斯自身而已。昔日苏联超级大国的地位一去不复返矣。

　　质言之，在近半世纪的冷战年代中，所谓苏联“辉煌的”大国态势仅是存在于外国民众心目中的形象而已。这一态势并没有改善遑论提升苏联各阶层民众自身的地位，否则，国内民众也不会对苏联突然崩溃的局面无动于衷了。

　　再回顾美国的状况。美国赢得冷战以后，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一时间风光至极。新保守主义趁势崛起壮大，诉诸国家行为，凸显美国及其价值观和它的世界使命。至此，美国在处理全球事务时，日益采取咄咄逼人的外向型的立场。然而，美国接连陷入了阿富汗尤其伊拉克这两场战争的泥淖，2008年金融海啸又突然来袭，举国上下遂直面阶段性走下坡的趋势。

　　可以说，特朗普之所以力主摆脱“政治正确”的桎梏而实行“收缩战线”的政策，就是为了争取为数众多的弱势群体的选票而迎合他们对生活长期低迷不振而产生的不满情绪。一言以蔽之，美国弱势群体终于明了国势持续扩张到头来不但无补于他们自身的生活状况的改善反而把他们加速推入了边缘化的境界。

　　超级大国在国势膨胀的过程中，一度局面辉煌。到头来，不仅国内各阶层没有从国势扩张中在生活层面上受益，而且纵使超级大国的盟国获得经济援助，也未必感恩戴德，不少盟国逐渐离心离德，甚至负恩反噬。这种情况层出不穷，对此，苏联、美国冷暖自知。

　　辉煌大国地位恰戕害民生

　　许多中国民众出于怀念古代盛世大国的荣誉感，憧憬于一旦中国崛起，自己也可以置身于大国荣耀的光环下的念想之中。他们对于汉武帝、唐太宗时代的盛世状况朗朗上口，动辄说“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其实，征诸史实，此说大有商榷的余地。

　　汉武帝刘彻即位后，连年对匈作战，皇室又肆意挥霍，以致国库空虚，天下愁苦。汉武帝实施严刑峻法，重臣、将军动辄被抄家灭族诛。在一场“巫蛊之祸”宫廷内斗中，皇后卫子夫被他赐死，太子刘据被逼自缢，两位皇孙被追兵杀死。这一灾祸在封建王朝的历史上也是少有的。

　　即使汉武帝本人，在内心世界里也颇为痛苦。晚年他颁布《罪己诏》称，“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其幼子汉昭帝刘弗陵即位后，听取首辅大臣霍光的建言，减少赋税，实行与民休息的政策。百姓生活逐渐富裕，四夷来朝，汉朝终于中兴。

　　汉昭帝对父亲的业绩予以评价：“承孝武奢侈餘敝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霍)光知時務之要，轻徭薄赋，與民休息。”此则评语堪称中肯。

　　“海内虚耗”，指的是国家财用衰竭，自从武帝对匈奴用兵以来，高惠文景四位皇帝七十余年的积储，一朝而尽。“户口减半”，则归因于连年对外作战人口损失以及百姓不堪重负而逃亡人数剧增等。

　　至于唐太宗李世民，则以“贞观之治”而彪炳千古。其实他并未对外大举用兵，反而一度继承其父唐高祖李渊的政策，多年对突厥称臣纳贡，竭力交好。其后，他出于守土抚民的目的，在部落联合体薛延陀的支援下，方才击灭了东突厥。他在位时，并未怎么开疆辟土。唐朝国土及势力范围急剧扩大，是其子唐高宗李治及皇后武则天时代才实现的。

　　在历史上，唐太宗的政绩之所以脍炙人口，主要不是由于开疆辟土，而是出于如下缘由：

　　其一，《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数年后，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国君执政期间，国泰民安，出现“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局面，在历史上非常少见。

　　其二，贞观六年，唐太宗查看死刑名单时，萌生恻隐之心，全部假释290个死囚，让他们回家与家人团聚，次年秋后返回受死。届时290个死囚居然全部如期返回。唐太宗遂赦免了全部死囚。古今中外，此类情事绝无仅有。

　　其三，唐太宗能够接纳刺耳的反对意见，所谓从谏如流。最著名的例子自然是大臣魏征与他之间进谏和纳谏的故事。魏征是其政敌太子建成的忠臣。“玄武门之变”发生后，魏征被捕，唐太宗问他为何为太子献策对付自己，魏征回答说对太子没有采纳他的献策感到遗憾。唐太宗却不以为忤，还是重用他。魏征来自敌对阵营，耿直敢言，说话又非常刺耳，唐太宗仍然经常予以采纳。

　　由此可见，唐太宗成为中国古代史上首屈一指的明君，后代人每每给予佳评，恰恰不是因为他在开疆辟土上大有作为，而是他轻徭薄赋，吏治廉明，全国民众得以安居乐业，他在治国理政上好谋善断，又能接受不同意见，从善如流之故。

　　美、中博弈的格局及要素

　　在大国博弈的过程中，未来中国的走向为万众瞩目。若论中国究竟能否崛起，则在某个层面，前景取决于中国对自身在全球的定位。

　　如果中国的定位是亚太地区的核大国，注重战略谋划，谋定而动，内外施政又动静得宜，则一旦实现了崛起的愿景，举世乐观其成;反之，倘若中国的定位是超越美国，跻身为首屈一指的超级大国，违反了“势不可用尽”的信条，内外施政又急功近利，则在某个节点内外压力或许剧增，陡转逆境的局面随时可能出现。勿谓言之不预也。

　　或许有中国战略家建言，一边着眼于“引领世界”，往外大展手脚，一边致力于“稳住美国”，争取另一个战略机遇期。恕笔者直言，此番盘算不啻缘木求鱼，岂可得乎?果真如此，显然是低估了美国战略界的政治智慧，诚所谓“其谁欺，欺天乎?!”

　　近年中国周边狼烟四起。究其风源，发纵指示者仍是域外强国。本末不宜倒置。假使域外强国决定，在处理双边关系时，需要往“抗”的方向迈出一步，则会诉诸隔山打牛、借力使力的绝招，支持与中国夙有宿怨的国家和地区，两者一拍即合，于是中国周边袅袅狼烟腾空升起矣。

　　以战略谋划衡量，在可以预期的未来，美、中关系无疑还是重中之重。基此，中国不妨调整一下扩展性的外交立场，收缩战线。当前的收缩，正是着眼于将来的扩展。《周易·系辭下》：“尺蠖之屈，以求信(伸)也。”可见这层涵义，古已有之。

　　如此做法，对于稳定美、中关系，还是具有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怎么对待两国关系?生生不绝，化化无穷，端在拿捏分寸而已。

　　何况，回顾过去二十多年，中、俄两国注重本国的国家利益，认为与美国的关系的重要性远胜过对彼此的倚重。纵使一时中、俄两国与美国的矛盾趋于激化，一旦日后与美国关系有可能趋向缓和，这两国像钟摆一样，对美关系迅即回归原位。估计今后一段期间内，这一规律也适用于中、美、俄三国的战略博弈。

　　俄、中博弈中国宜注意事项

　　至于俄、中关系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尽管俄罗斯GDP仅与广东省相仿，可是俄罗斯同美国并列最大的核武器国家，在不少关键地区拥有传统的影响力，对若干国际热点问题又持有积极介入的态度，其在大国博弈中的立场，对中国具有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

　　谈谈俄、中关系在大国战略博弈中的作用。下面的理由足以说明，由于俄罗斯经济体量过小，再加上其他若干变数，俄罗斯充其量只可迎之为臂助，一旦风云突变，在关键性的节点，缓急间却难以依仗：

　　其一，在西方经济制裁下，2016年俄罗斯GDP总量仅1.3万亿美元，日益依赖能源和矿产品出口，制造业逐渐萎缩，更严重的是经济活力每况愈下，经济发展缺乏后劲。俄罗斯在与中国开展战略合作时，在财经上对中国的需索必然很多。

　　其二，中亚、西亚不少国家原来是苏联的加盟共和国。迄今俄罗斯依然认为那些国家是它的后院，它在那里存在重大的利益，属于“禁脔”之列。“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一带一路”是中国的世纪大工程。可以预料，该工程全面铺开之日，即俄、中关系趋于复杂化之时。

　　其三，印度、越南是同中国夙有宿怨的两个邻国。六七十年以来，印、越两国与俄罗斯及前苏联始终维持着友好互助的关系，不像中国同苏联双边关系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至八十年代末恶化至几乎开战的地步。据信迄今俄、中两国彼此还是存有戒心，双边关系比较微妙。今日俄罗斯愿意以更低的价钱、更高的质量出售新锐武器给印、越两国，中国却无法享受这个优惠待遇。

　　其四，中国与邻国交涉边界争端时，主要依据是该地域“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尽管俄、中两国边界协定早已签订，然而一旦牵涉到“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这一说法，如果中国同其他邻国如印、越两国发生争端并诉诸军事冲突的话，换位思考一下，俄罗斯领导人也会产生些微紧张情绪。

　　其五，战国时代，秦昭王接受秦相范雎关于“远交近攻”的献计，在七国争霸的乱局中迅即占得头筹。这条策略称，“远不可攻，而可以利相结;近者交之，反使变生肘腋”，又称“形格势禁，利从近取，害以远隔”。

　　这一战略引申至今，依然可以借鉴。对中国说来，假设美国是紧邻，则压力加大，对中国的影响犹如水银泻地，无孔不入，幸而“害以远隔”。当年苏联对中国党内的影响巨大，“近者交之，反使变生肘腋”，所以毛泽东对莫斯科介入中国内政特别警惕。

　　今日世界已成地球村，势移境迁了。不过，在大国博弈中，设若中国受挫或者败衄，囿于地缘政治，可以设想，俄罗斯“利从近取”，应该是在战役甚至战略上获益最大的邻国之一。

　　结语

　　诚如前述，大国兴衰决定于最高领导人及决策层的政治智慧和执行能力。以美国为例，特朗普上台以后，在多个重大选项上，否定了前任奥巴马的政策，并推出了具有鲜明特点的新政策，以致激起了保守、激进两派民众一波接一波的愤怒抗争。返观中国，与其他大国相比，政策延续性稍胜一筹;而且，在中枢决策以后，执行力则远强过其他大国。正是这一点，中国在大国博弈中享有优势。

　　未来大国战略博弈中，中国何去何从，须对基本国情谙熟于心，并冷眼旁观若干导向性的变数何时以何种方式出现，是否会推动既定的世界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症结在于;只宜顺势而为，不可逆势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