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观地回顾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历史，我们既可以发现值得我们双方骄傲的友好合作，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深刻思考的负面教训。只有汲取经验教训，我们才能更好地、更持久地开展今后的友好交往。

　　历史上的中国一向是开关锁国，也就是说，打开国门，欢迎外国人前来经商，但不允许本国商人出境。因此，在奔走于丝绸之路的商队里，基本没有中国人;航行在印度洋上的数以百计的所谓中国商船上的水手和商人，也基本上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中国商人的角色只是在官方指定的市场上批发货物。中国对外国客商有足够的尊重，唯独不尊重本国商人，实际上是一种孤立，一种傲慢。

　　商业往来是这样，中国同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也是如此。正是由于中国开关锁国的国策和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中国从来不主动向外输出意识形态，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坐等别人前来模仿。而当外来意识形态传入时，中国总是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无论是佛教、景教、拜火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中国都不排斥，都不禁止。

　　当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和中亚以后，中国同西方的陆上贸易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公元751年，中国军队和阿拉伯军队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地区的怛罗斯 (Taraz) 爆发了争夺中亚的决战，紧接着就是中国的严重国内战乱，致使中国永远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丝绸之路随即中断，海上中西商道取而代之。

　　应该承认，西亚和中亚伊斯兰化之后，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基本上是侨民身份的西亚穆斯林商人完成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南方沿海城市广州是东西方贸易的最主要的港口，直至公元879年他们因抵抗黄巢反叛军队的进驻而被全部杀害，据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遇难者有12万之多。这个数字显然是夸大了，但当时的广州侨居穆斯林人口过半的说法是可信的。黄巢叛军彻底摧毁了广州西亚商团，一时使得波斯湾沿岸港口再无中国商船到来，西亚商船也再也不敢驶入珠江，中西贸易一度陷入绝境。广州的衰落促使福建泉州港的快速崛起，宋代的泉州取代广州成为中西海上通道的东部起点。

　　但泉州港依旧控制在西亚穆斯林手中，阿拉伯人蒲寿庚掌控市舶司长达30年，他的兄长蒲寿宬则拥有一支由几百艘战船组成的舰队，负责福建至广东的海防，南宋的海上贸易税收完全仰仗于蒲寿庚家族的经营。中国政府如此高度信任蒲氏家族，但当1276年蒙古军队将南宋王室从杭州追赶至泉州城下时，蒲寿庚兄弟不仅没有打开城门救主，反而将泉州城内几千名南宋官员和王室家族成员屠杀殆尽，并协助蒙古军队将南宋末代皇帝及数万名随从全部消灭在广东水域。

　　蒲寿庚家族是13世纪中西海上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在南宋和元代前期对中西交流贡献极大，可以说是个世界级别的商业大英雄。但在中国人眼里，他是目无中国朝廷的外国侨民首领，是忘恩负义的异族罪人。对于元朝统治者，蒲寿庚家族同样心怀二心，蒙古人不得不将泉州市舶司交付以那兀纳为首的波斯什叶派商团，而那兀纳集团和蒲寿庚家族在元代后期均发动反元叛乱，泉州和莆田等沿海城镇被多次屠城。

　　元代末期，蒙古军队到处镇压汉人的反元起义，唯独在福建，汉人协助蒙古人镇压福建的阿拉伯和波斯武装，泉州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商团都遭到了500年前广州西亚侨民商团同样的下场。

　　广州和泉州的悲剧，值得我们深刻思考。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不相互尊重也是行不通的，干涉他国内政更是行不通的。

　　我们都犯过不尊重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奥斯曼帝国干涉过中国内政，1870年代向侵占大半个新疆的阿古柏政权提供武器和军事教官，但阿古柏政权最终被中国的左宗棠大将军消灭了。1967-1971年间，中国军事支持反叛阿曼王室的“佐法尔解放运动” ，粗暴地干涉了阿曼内政，愚蠢而草率地介入了伊斯兰世界复杂的内部冲突，这是中国必须永久汲取的教训。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真正做到有持续性的友好交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互尊重的含义很广，经济交往中，要互惠互利;政治交往中，要平等公正;文化交往中，不搞意识形态输出。

　　我们看到，过去40年，中国的内外政策发生了极大变化。闭关锁国早已成为笑话，但在对外部世界全面开放的同时，我们没有做到对本国文化的必要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受到蔑视和批判，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修补。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规则和传统被严重摧毁，14世纪以来始终保持中国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已经越来越少，高耸的宣礼塔已经成了许多村镇和大城市的地标，宁夏的清真寺数量已经达到1949年以前的10倍，几乎与伊朗全国清真寺的数量相等，而这个省的穆斯林人口不及伊朗的1/30。

　　过去30年新建清真寺的资金，有一部分来自阿拉伯国家，有的清真寺还以阿拉伯国家的君主命名。为他国宗教建筑提供资金和接受他国资金在本国建设宗教建筑，绝不是相互尊重，而是意识形态的输出和输入。我们双方都应该反省：这样的做法有持续性吗?

　　与闭关锁国相反的是，如今的中国人已经走遍了全世界，仅在伊斯兰国家长期工作的中国人就超过了百万。这同样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尊重别人，总以为自己有钱好办事儿，“一带一路”倡议能得到很好的呼应么?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工程，我们共同营建的经贸商道也没有什么中心枢纽，绝不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让我们互相尊重，谁也不要试图征服对方，这当然是指意识形态上的征服。

        作者来自社科院西亚非洲所。本文系2017年7月4日作者在第三届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交往会议发言稿，独家为钝角网供稿

　　客观地回顾中国与伊斯兰世界交往的历史，我们既可以发现值得我们双方骄傲的友好合作，可以发现很多值得深刻思考的负面教训。只有汲取经验教训，我们才能更好地、更持久地开展今后的友好交往。

　　历史上的中国一向是开关锁国，也就是说，打开国门，欢迎外国人前来经商，但不允许本国商人出境。因此，在奔走于丝绸之路的商队里，基本没有中国人;航行在印度洋上的数以百计的所谓中国商船上的水手和商人，也基本上是波斯人和阿拉伯人。中国商人的角色只是在官方指定的市场上批发货物。中国对外国客商有足够的尊重，唯独不尊重本国商人，实际上是一种孤立，一种傲慢。

　　商业往来是这样，中国同外部世界的文化交流也是如此。正是由于中国开关锁国的国策和中国社会对外来文化的包容，中国从来不主动向外输出意识形态，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坐等别人前来模仿。而当外来意识形态传入时，中国总是允许其存在和发展。无论是佛教、景教、拜火教、伊斯兰教、天主教和基督教新教，中国都不排斥，都不禁止。

　　当阿拉伯人征服了波斯和中亚以后，中国同西方的陆上贸易环境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公元751年，中国军队和阿拉伯军队在今天的哈萨克斯坦与吉尔吉斯斯坦交界地区的怛罗斯 (Taraz) 爆发了争夺中亚的决战，紧接着就是中国的严重国内战乱，致使中国永远失去了对中亚的控制，丝绸之路随即中断，海上中西商道取而代之。

　　应该承认，西亚和中亚伊斯兰化之后，中国同西方的贸易基本上是侨民身份的西亚穆斯林商人完成的。陆上丝绸之路中断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国南方沿海城市广州是东西方贸易的最主要的港口，直至公元879年他们因抵抗黄巢反叛军队的进驻而被全部杀害，据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说，遇难者有12万之多。这个数字显然是夸大了，但当时的广州侨居穆斯林人口过半的说法是可信的。黄巢叛军彻底摧毁了广州西亚商团，一时使得波斯湾沿岸港口再无中国商船到来，西亚商船也再也不敢驶入珠江，中西贸易一度陷入绝境。广州的衰落促使福建泉州港的快速崛起，宋代的泉州取代广州成为中西海上通道的东部起点。

　　但泉州港依旧控制在西亚穆斯林手中，阿拉伯人蒲寿庚掌控市舶司长达30年，他的兄长蒲寿宬则拥有一支由几百艘战船组成的舰队，负责福建至广东的海防，南宋的海上贸易税收完全仰仗于蒲寿庚家族的经营。中国政府如此高度信任蒲氏家族，但当1276年蒙古军队将南宋王室从杭州追赶至泉州城下时，蒲寿庚兄弟不仅没有打开城门救主，反而将泉州城内几千名南宋官员和王室家族成员屠杀殆尽，并协助蒙古军队将南宋末代皇帝及数万名随从全部消灭在广东水域。

　　蒲寿庚家族是13世纪中西海上贸易的主要组织者，在南宋和元代前期对中西交流贡献极大，可以说是个世界级别的商业大英雄。但在中国人眼里，他是目无中国朝廷的外国侨民首领，是忘恩负义的异族罪人。对于元朝统治者，蒲寿庚家族同样心怀二心，蒙古人不得不将泉州市舶司交付以那兀纳为首的波斯什叶派商团，而那兀纳集团和蒲寿庚家族在元代后期均发动反元叛乱，泉州和莆田等沿海城镇被多次屠城。

　　元代末期，蒙古军队到处镇压汉人的反元起义，唯独在福建，汉人协助蒙古人镇压福建的阿拉伯和波斯武装，泉州的逊尼派和什叶派穆斯林商团都遭到了500年前广州西亚侨民商团同样的下场。

　　广州和泉州的悲剧，值得我们深刻思考。闭关锁国是行不通的，不相互尊重也是行不通的，干涉他国内政更是行不通的。

　　我们都犯过不尊重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的错误：奥斯曼帝国干涉过中国内政，1870年代向侵占大半个新疆的阿古柏政权提供武器和军事教官，但阿古柏政权最终被中国的左宗棠大将军消灭了。1967-1971年间，中国军事支持反叛阿曼王室的“佐法尔解放运动” ，粗暴地干涉了阿曼内政，愚蠢而草率地介入了伊斯兰世界复杂的内部冲突，这是中国必须永久汲取的教训。

　　中国和伊斯兰世界真正做到有持续性的友好交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相互尊重的含义很广，经济交往中，要互惠互利;政治交往中，要平等公正;文化交往中，不搞意识形态输出。

　　我们看到，过去40年，中国的内外政策发生了极大变化。闭关锁国早已成为笑话，但在对外部世界全面开放的同时，我们没有做到对本国文化的必要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和传统价值观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受到蔑视和批判，至今尚未得到应有的修补。伊斯兰教本土化的规则和传统被严重摧毁，14世纪以来始终保持中国建筑风格的清真寺已经越来越少，高耸的宣礼塔已经成了许多村镇和大城市的地标，宁夏的清真寺数量已经达到1949年以前的10倍，几乎与伊朗全国清真寺的数量相等，而这个省的穆斯林人口不及伊朗的1/30。

　　过去30年新建清真寺的资金，有一部分来自阿拉伯国家，有的清真寺还以阿拉伯国家的君主命名。为他国宗教建筑提供资金和接受他国资金在本国建设宗教建筑，绝不是相互尊重，而是意识形态的输出和输入。我们双方都应该反省：这样的做法有持续性吗?

　　与闭关锁国相反的是，如今的中国人已经走遍了全世界，仅在伊斯兰国家长期工作的中国人就超过了百万。这同样是对中国的巨大挑战：如果我们不能做到尊重别人，总以为自己有钱好办事儿，“一带一路”倡议能得到很好的呼应么?

　　“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工程，我们共同营建的经贸商道也没有什么中心枢纽，绝不是罗马帝国时期的“条条大路通罗马”，让我们互相尊重，谁也不要试图征服对方，这当然是指意识形态上的征服。

        作者来自社科院西亚非洲所。本文系2017年7月4日作者在第三届中国与伊斯兰文明交往会议发言稿，独家为钝角网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