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印度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共同边界，历史上就充满纠纷和争议。由于历史原因，印度还与中国的西藏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遗留问题也不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印关系发展态势一度十分喜人，双方领导人还与缅甸领导人一起，共同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亚洲和全世界产生了很大震动。基于这些情况，新中国一直主张妥善处理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两国的边界问题，并为此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但是，印度领导人当时未能很好地把握住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1959年3月，当中国西藏上层反对势力发动的叛乱被中国政府平息后，印度开始干涉中国内政，攻击中国在西藏平叛是“压迫和镇压”，要求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西藏问题，并且还公开支持逃入印度的达赖集团从事反华分裂活动。

　　中国为了稳定两国关系，维护来之不易的良好周边环境，最初对印度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相当克制。但印度政府误以为中国在涉藏问题上有求于它，干涉指责中国政府的调门越来越高，严重破坏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印友好关系的大局。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出如下决议：印度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诚恳希望印度消除这种不正常现象，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向印方提交书面谈话，严正而友好地表示：中国在西藏平叛并进行民主改革完全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中印关系的稳定和改善。他在这篇书面谈话中亲自加写一大段话，情真意切地表达了中方坚持对印友好的善良意愿，其核心内容是：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再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的一时分歧。但是那些话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是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最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表示：“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遗憾的是，印度当时听不进这番肺腑之言。虽然其领导人重申不敌视中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渴望对华友好，攻击中国的文字风暴势头一度减弱，但在领土问题上却步步紧逼，不断挑衅，最终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中印边境战争。

　　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里，从未正式划定过，但有一条传统习惯边界。东段从中国、缅甸、印度交界处延至中国、不丹、印度三国交界处;中段从中国、尼泊尔、印度三国交界处至东南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指中国新疆、西藏同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沿克拉昆仑山脉的接壤地带。印度独立后，一直视中国西藏地区为其势力范围，1950年即向中国境内推进，非法占领传统习惯线以南的中国领土。1954年和1956年，印度继续向中国境内扩张，并在1954年出版的地图中片面修改了两国长期存在的传统习惯线，声称它所划定的中印边界线大多被国际协定所肯定。中方不承认印度无力侵占自己领土造成的既成事实，但最初十分克制，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相互间的争端。因此，1950-1958年间，两国边界基本上还是平静的。

　　1959年3月，印度总理致信中国总理，正式向中方提出了领土要求。印方不仅要中国割让东段9万多平方公里、中段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甚至要求把西段历来由中国管辖的3.3万平方公里也划给印度。当年6月，印度开始更大范围地使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并在8月25日、10月21日两次制造流血冲突。

　　为了防止武装冲突进一步扩大，避免事态升级导致局面失控，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11月7日致信印度总理，建议两国军队沿边界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停止巡逻，脱离接触。尽管这一建议遭到印度方面拒绝，中方仍单方面停止了巡逻，局势出现了短暂缓和。

　　1960年4月，中方邀请印度总理来华谈判遭到婉拒，周恩来总理主动出访，与印度总理进行了六轮会谈。但印度拒不接受中方建议，反而要中方无条件接受其领土要求，会谈无果而终。此后，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在会谈中表现的和解诚意和中国单方面停止边境巡逻作了错误判断，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困难，西南地区防务空虚，是它发动进行的有利时机。于是，从1961年起，印度军队破坏西段实际控制线，进入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据点，中国被迫恢复巡逻。但印军并未收敛，反而继续在东线扩大入侵活动，攻击中国军队，打死打伤数十名中国边防军人。侵入中国新疆和西藏领空的飞机，亦多达300余架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仍在努力争取谈判，仍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所有建议都被印方拒绝。

　　1962年10月5日，印度宣布在其东方军区内建立了新的军团，摆出大打架势。10月12日，印度总理亲自下令，要求把印军非法占领的中方领土上的中国军队“全部清除掉”。印度国防部长还声称，印度要与中国军队打到最后一人、最后一枪。10月17日，印军在东西两段边界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行。20日凌晨，中国军队被迫开始进行自卫反击战，收回了部分领土。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了尊重双方边界实际控制线、各自撤离部队，脱离接触，指派官员谈判的新建议，同时表示愿意就此与印度总理举行会谈，如果印度不便，中国总理可以前往印度。但印度再次拒绝了中方建议，要求中国必须承认1962年9月8日前它所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

　　11月4日，中国总理又一次向印方发出和平倡议。印度却以宣布紧急状态、成立战时内阁、发行战争公债、进行军事动员、全面破坏中印关系作为回应。11月14日至16日，印度军队又一次猛攻中国军队，中方被迫于16日至20日组织了第二次自卫反击，在东段推进到传统习惯线附近，在西段清除了印军设在中国境内的全部据点。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自22日凌晨开始，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另自12月1日起，中国军队从1957年11月7日两国边界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这就是说，在东段，中国军队虽然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境内作战，但仍准备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20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军队也将从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国政府同时也申明，如果印度军队继续进攻和重新越境破坏实际控制线，中国将保留自卫权利，印方要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1963年2月底，中方全部完成军队后撤计划。4月2日宣布释放全部印度战俘3213人。中国军队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此前已经交还印度。

　　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从1962年10月20日正式打响，到11月22日中国军队全线停火，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战事发生后，周恩来总理致信25个亚洲国家领导人，同时抄送83国领导人(包括许多与中国尚未建交的国家)，说明中印边境冲突的由来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重申中国谋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决心，并对亚洲各国推动中印直接谈判而不介入纠纷表示欢迎和感谢，同时也希望这些国家继续保持公道，运用其影响，促进中印边界问题合理解决。1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信印度总理，希望印方能与中方一道共同推动局势缓和，指派官员在边界各段进行会晤，商谈停火后相关事宜。由于中方的积极努力和一系列有效措施，中印边界最终实现了停火，两国军队脱离了接触，边境地区的局势逐渐实现了缓和。

　　中印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后，两国外交关系陷入冰冷状态。1961年7月，印度驻华大使离任回国后，印度未再排出新任驻华大使。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亦于同月回国，两国关系实际上讲到了代办级。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出现相互冲击对方大使馆和驱逐外交官等事件，但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大规模冲突未再发生，边境地区局势整体上得到了有效控制。1976年，印度方面主动提议与两国互换大使，得到中方积极响应。当年6月和9月，印度驻华大使和中国驻印大使相继到位。双方开始探索改善关系的可能和时机。

　　中国与印度拥有漫长而复杂的共同边界，历史上就充满纠纷和争议。由于历史原因，印度还与中国的西藏地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历史遗留问题也不少。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印关系发展态势一度十分喜人，双方领导人还与缅甸领导人一起，共同提出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在亚洲和全世界产生了很大震动。基于这些情况，新中国一直主张妥善处理印度和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以及两国的边界问题，并为此做出了多方面的努力。

　　但是，印度领导人当时未能很好地把握住两国关系发展的大方向。1959年3月，当中国西藏上层反对势力发动的叛乱被中国政府平息后，印度开始干涉中国内政，攻击中国在西藏平叛是“压迫和镇压”，要求召开国际会议来解决西藏问题，并且还公开支持逃入印度的达赖集团从事反华分裂活动。

　　中国为了稳定两国关系，维护来之不易的良好周边环境，最初对印度干涉中国内政的行为相当克制。但印度政府误以为中国在涉藏问题上有求于它，干涉指责中国政府的调门越来越高，严重破坏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中印友好关系的大局。1959年4月，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做出如下决议：印度干涉中国内政的言行不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诚恳希望印度消除这种不正常现象，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向印方提交书面谈话，严正而友好地表示：中国在西藏平叛并进行民主改革完全是中国内政，别国无权干涉。

　　毛泽东主席十分重视中印关系的稳定和改善。他在这篇书面谈话中亲自加写一大段话，情真意切地表达了中方坚持对印友好的善良意愿，其核心内容是：印度是中国的友好国家。一千多年来是如此，今后一千年一万年，我们相信也将是如此。中国的主要注意力和斗争方针是在东方，在西太平洋地区，在凶恶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而不在印度。不再东南亚及南亚的一切国家。印度不是我国的敌对者，而是我国的友人。中国不会这样蠢，东方树敌于美国，西方又树敌于印度。我们不能有两个重点，我们不能把友人当敌人，这是我们的国策。几年来，特别是最近三个月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吵架，不过是两国千年万年友好过程中的一个插曲而已，值不得我们两国广大人民和政府当局为此而大惊小怪。那些原则立场，那些是非界限，是一定要说的，不说不能解决目前我们的一时分歧。但是那些话不过是暂时的和局部的，是我们两国之间的一时分歧。最后，毛泽东语重心长地表示：“朋友们，照我们看，你们也是不能有两条战线的，是不是呢?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双方的会合点就是在这里。请你们考虑一下吧。”遗憾的是，印度当时听不进这番肺腑之言。虽然其领导人重申不敌视中国，不干涉中国内政，渴望对华友好，攻击中国的文字风暴势头一度减弱，但在领土问题上却步步紧逼，不断挑衅，最终引发了震惊世界的中印边境战争。

　　中印边界长约2000公里，从未正式划定过，但有一条传统习惯边界。东段从中国、缅甸、印度交界处延至中国、不丹、印度三国交界处;中段从中国、尼泊尔、印度三国交界处至东南端沿喜马拉雅山脉;西段指中国新疆、西藏同印控克什米尔拉达克沿克拉昆仑山脉的接壤地带。印度独立后，一直视中国西藏地区为其势力范围，1950年即向中国境内推进，非法占领传统习惯线以南的中国领土。1954年和1956年，印度继续向中国境内扩张，并在1954年出版的地图中片面修改了两国长期存在的传统习惯线，声称它所划定的中印边界线大多被国际协定所肯定。中方不承认印度无力侵占自己领土造成的既成事实，但最初十分克制，主张通过和平谈判解决相互间的争端。因此，1950-1958年间，两国边界基本上还是平静的。

　　1959年3月，印度总理致信中国总理，正式向中方提出了领土要求。印方不仅要中国割让东段9万多平方公里、中段20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甚至要求把西段历来由中国管辖的3.3万平方公里也划给印度。当年6月，印度开始更大范围地使用武力改变边界现状，并在8月25日、10月21日两次制造流血冲突。

　　为了防止武装冲突进一步扩大，避免事态升级导致局面失控，周恩来总理于1959年11月7日致信印度总理，建议两国军队沿边界实际控制线各自后撤20公里，停止巡逻，脱离接触。尽管这一建议遭到印度方面拒绝，中方仍单方面停止了巡逻，局势出现了短暂缓和。

　　1960年4月，中方邀请印度总理来华谈判遭到婉拒，周恩来总理主动出访，与印度总理进行了六轮会谈。但印度拒不接受中方建议，反而要中方无条件接受其领土要求，会谈无果而终。此后，印度政府对中国政府在会谈中表现的和解诚意和中国单方面停止边境巡逻作了错误判断，认为当时中国经济困难，西南地区防务空虚，是它发动进行的有利时机。于是，从1961年起，印度军队破坏西段实际控制线，进入中国境内建立了43个据点，中国被迫恢复巡逻。但印军并未收敛，反而继续在东线扩大入侵活动，攻击中国军队，打死打伤数十名中国边防军人。侵入中国新疆和西藏领空的飞机，亦多达300余架次。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方仍在努力争取谈判，仍希望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但所有建议都被印方拒绝。

　　1962年10月5日，印度宣布在其东方军区内建立了新的军团，摆出大打架势。10月12日，印度总理亲自下令，要求把印军非法占领的中方领土上的中国军队“全部清除掉”。印度国防部长还声称，印度要与中国军队打到最后一人、最后一枪。10月17日，印军在东西两段边界向中国军队发动了大规模进行。20日凌晨，中国军队被迫开始进行自卫反击战，收回了部分领土。10月24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提出了尊重双方边界实际控制线、各自撤离部队，脱离接触，指派官员谈判的新建议，同时表示愿意就此与印度总理举行会谈，如果印度不便，中国总理可以前往印度。但印度再次拒绝了中方建议，要求中国必须承认1962年9月8日前它所非法侵占的中国领土。

　　11月4日，中国总理又一次向印方发出和平倡议。印度却以宣布紧急状态、成立战时内阁、发行战争公债、进行军事动员、全面破坏中印关系作为回应。11月14日至16日，印度军队又一次猛攻中国军队，中方被迫于16日至20日组织了第二次自卫反击，在东段推进到传统习惯线附近，在西段清除了印军设在中国境内的全部据点。11月21日，中国政府发表声明，宣布自22日凌晨开始，在中印边境全线停火，另自12月1日起，中国军队从1957年11月7日两国边界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这就是说，在东段，中国军队虽然是在传统习惯线以北的中国境内作战，但仍准备撤回到实际控制线即非法的麦克马洪线以北20公里。在中段和西段，中国军队也将从双方实际控制线后撤20公里。中国政府同时也申明，如果印度军队继续进攻和重新越境破坏实际控制线，中国将保留自卫权利，印方要承担由此产生的一切责任。1963年2月底，中方全部完成军队后撤计划。4月2日宣布释放全部印度战俘3213人。中国军队缴获的印军武器、弹药和军用物资此前已经交还印度。

　　中国对印自卫反击战，从1962年10月20日正式打响，到11月22日中国军队全线停火，仅仅用了一个多月时间。战事发生后，周恩来总理致信25个亚洲国家领导人，同时抄送83国领导人(包括许多与中国尚未建交的国家)，说明中印边境冲突的由来和中国政府的原则立场，重申中国谋求和平解决争端的决心，并对亚洲各国推动中印直接谈判而不介入纠纷表示欢迎和感谢，同时也希望这些国家继续保持公道，运用其影响，促进中印边界问题合理解决。11月28日，周恩来总理再次致信印度总理，希望印方能与中方一道共同推动局势缓和，指派官员在边界各段进行会晤，商谈停火后相关事宜。由于中方的积极努力和一系列有效措施，中印边界最终实现了停火，两国军队脱离了接触，边境地区的局势逐渐实现了缓和。

　　中印边境地区发生冲突后，两国外交关系陷入冰冷状态。1961年7月，印度驻华大使离任回国后，印度未再排出新任驻华大使。中国驻印度大使潘自力亦于同月回国，两国关系实际上讲到了代办级。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两国关系进一步恶化，出现相互冲击对方大使馆和驱逐外交官等事件，但双方在边境地区的大规模冲突未再发生，边境地区局势整体上得到了有效控制。1976年，印度方面主动提议与两国互换大使，得到中方积极响应。当年6月和9月，印度驻华大使和中国驻印大使相继到位。双方开始探索改善关系的可能和时机。